略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刊刻时间

吴国富

(九江学院 学报编辑部，江西 九江 332000)

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是现存较早而又收录完整的陶集之一。李公焕自称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平无可考。作为较早的陶集，李公焕笺注本的优点是很明显的，亦即收集作品较全、采集评语较全、采用各家批注较多，足以为后世参考。如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曰：“李笺多引各家评论，其中张縯、祁宽、赵泉山诸说，今已不见于他处，弥足珍贵。”[1]邓安生曰：“汇辑旧注作双行小字，随文出注，所辑评语则附各篇之后，开后世集注、集评之风。卷首《总论》又开后世辑录陶渊明诗话之风。由于此本保存了大量旧注旧评，故自汤注本失传后，历来颇受重视，流传最广，影响极大。”[2]所言皆属合理。

邓安生又指出，李氏对陶渊明实未深研，又颇好杂引宋人地志、杂说，故其谬误颇多。如伪作《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四时》《问来使》《归园田居》之六等悉予保留，后二首诗之后尚附录韩子苍、汤汉、《西清诗话》辨伪之语，其余则全无甄别之言。《停云》诗“竞用新好，以招余情”下注云“谓相招以事新朝也”，此实汤注穿凿之语；
《与殷晋安别》注谓殷晋安即殷景仁，乃承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之误；
《赠长沙公》诗注谓大司马指汉高帝时陶舍，殊乖史实；
《酬丁柴桑》诗题下不注丁柴桑其人，乃云“柴桑，浔阳故里”，实属无谓。《移居》诗注“南里”即栗里，《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注又将南里、南村离为二事，又谓移居在遇火后二年，羌无故实。《还旧居》诗注引《南康志》，谓南康近城五里之上京有渊明故居；
《游斜川》诗注引骆庭芝说，谓曾城即落星寺，穿凿比附，如此者甚多。何孟春《陶靖节集·后记》讥评李公焕“不见其能为述作家”，不为无因。此类批评，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够公允。相比现存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3]，李公焕本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保留异文较少，不容易全面考察陶集的流传情况。但就集评集注而言，李公焕本做得相当不错。至于这些评价是否合理，笺注是否准确，则不应当由李公焕独自承担责任。就陶渊明作品而言，李公焕本已经搜罗无遗，即便是伪作也予以采录，足资参考。其中《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即《四八目》)等是否为伪作，后世意见并不统一。北齐阳休之《陶潜集序录》：“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4]可知北齐之时已经认为两者是陶渊明的作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说：“江左名家旧书，其次第最有伦贯，独《四八目》后《八儒》《三墨》二条，似后人妄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圣贤群辅录》云：“《五孝传》及《四八目》实休之所增，萧统旧本无是也。统序称深爱其文，故加搜校，则八卷以外不应更有佚篇，其为晚出伪书，已无疑义。”[5]按《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类似于读书笔记，极少创作成分，更谈不上创作风格，若是后人作伪，是很难被当作陶渊明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因为没有明确的作伪证据，李公焕本收录《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是应当的。

然而，在《笺注陶渊明集》是宋刻本还是元刻本这一点上，历代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并无确论。如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记载元刊本《笺注陶渊明集》有清朝吴焯跋：“此编汇集宋朝群公评注，淳祐中又刻于省署，当时所称玉堂本者。”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首有道光十二年(1832)隅山邵渊耀题识：“此书《总论》中载及苕溪、后村之说，盖成于南宋之末。”郭绍虞认为吴焯“淳祐中又刻于省署”之言“不知其所据”，“使所言果确，则笺注原出宋人所辑，李公焕所集录，不过总论一卷耳”[6]。袁行霈认为：“李公焕的笺注本不仅是元朝所刻，而且编辑的时间恐怕也已到了宋末甚至元初了。所谓‘元翻宋本’的说法是很可怀疑的。”[7]

毫无疑问，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应当成书于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之后。一则李公焕笺注本的前四卷为诗歌，编排次序与汤汉笺注本大体相同，文字上的差异也较少；
二则汤汉笺注本的评语，绝大部分被李公焕采用。

汤汉字伯纪，号东涧，饶州安仁人，《宋史·儒林传》有他的传记。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卷首题辞曰：“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阳汤汉敬书。”[8]不过，淳祐元年(1241)未必是现存汤汉笺注本的刊刻时间。据赵万里考证，现存汤汉笺注本版心下有刻工蔡庆、邓生、吴清等人的名字，而这几位刻工又曾在咸淳元年刻《周易本义》，故而现存的《陶靖节先生诗注》应当是咸淳元年(1265)前后的重刻本[9]。

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69)与汤汉交往密切，多有唱和之作，且在《后村诗话续集》卷一提到了汤汉笺注陶诗之事：

渊明有《述酒》诗，自注云：“仪狄造，杜康润色之。”而终篇无一字及酒。山谷谓《述酒》一篇盖阙，此篇多不可解。韩子苍因“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以后有感而作。至汤伯纪始反复详考，以为零陵哀诗。又谓渊明归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尝明言之。至此主弑国亡，其痛疾深矣，虽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夫辞之廋也。汤笺出，然后一篇之义明。其间如“峡中纳遗薰”、“朱公练九齿”之句，又《咏贫士》云：“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又云：“昔在黄子廉。”二事未详出处。子廉之名仅见《三国志·黄盖传》，清贫事无所考。伯纪阙疑，以质于余，余亦不能解[10]。

朱复之，字几仲，号湛庐，建安人，开禧元年进士(见《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五)。据《宋史·理宗本纪》，端平二年诏遣朱复之使北谒八陵，相度修奉。朱复之有诗《别汤伯纪》：“停云思何长，伐木梦苦短。……归来玩题墨，寂寂眯双眼。”[11]似指汤汉笺注陶诗之事，其中“停云”即陶渊明的《停云》诗。

南宋偏安以后，许多仁人志士意图恢复中原，一雪靖康之耻，而朱熹、真德秀等大儒推崇陶渊明，也将他染上了南宋的这一时代特征。如朱熹《向芗林文集后序》：“张子房五世相韩，韩亡，不爱万金之产，弟死不葬，为韩报仇。……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尔。”辛弃疾《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12]因此，汤汉笺注陶诗，就特别关注陶渊明在“时代迁革”情况下的“不仕异代之节”乃至于“意图恢复之心”。

据《宋史·汤汉传》，汤汉升任秘书郎之后，上书“极言边事”，提出“扶危救乱”之策，体现了为国担当的情怀。汤汉去世之后不久，南宋灭亡，天下局势被汤汉“不幸言中”，而“时代迁革”“不仕异代”则变成了元代许多士人的无奈选择，故而其笺注陶诗颇有影响。如元代大儒吴澄《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曰：“曾几何时，不肯屈于督邮而去，充此志节，异时讵肯忍耻于二姓哉？观《述酒》《荆轲》等作，殆欲为汉相孔明之事而无其资。”[13]这一阐述与汤汉笺注暗合，虽然两者未必有关。又如，元代何中《知非堂稿》卷四有《题曾子文靖节诗注》：“零陵哀愤从谁语，心不与契安和陶。”[14]这个曾子文的《靖节诗注》，也与汤汉笺注切合。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成书于大德十年(1306)，卷二百三十著录《靖节诗注》四卷，题为“赠端明殿学士番阳汤文清公汉撰”，并全文抄录汤汉的卷首题辞，说汤汉注将《述酒》解释为“晋恭帝哀词”[15]。元代吴师道著《吴礼部诗话》曰：“汤伯纪注陶渊明《述酒》诗，定为廋辞隐语，盖恭帝哀诗。发千古之未发，诸否之韪之，其难解处，亦不敢决，得存疑之意，愚尝有一二管见补之。”“汤公因释《述酒》诗，遂及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泛论，甚简而精。愚读之，偶有所见，附著于后。”且载录汤汉注若干条，如汤注《述酒》：“司马氏出重黎之后，此言晋室南渡，国虽未末，而势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则典午之气数遂尽也。素砾未详。修渚疑指江陵。”“裕始封豫章郡公。‘重华’谓恭帝禅宋也。”汤注《拟古》第二首：“田畴字子泰，北平无终人。”汤注《读山海经》第一首：“扶疏本《太玄》。”[16]又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汤伯纪以陶渊明《述酒》篇为零陵哀诗。”[17]

在上述背景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也特别偏好汤汉的注解。如汤汉注《停云》“八表成昏，平陆成江”曰：“二句盖寓飚回雾塞，陵谷变迁之意。”注“竞用新好，以招余情”曰：“谓相招以事新朝也。”注《饮酒》“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曰：“此篇言季世出处不齐，士皆以乘时自奋为贤，吾知从黄绮而已，世俗之是非誉毁，非所计也。”注《述酒》曰：“予反覆详考而后知为零陵哀诗也。”注《杂诗》“荣华难久居”一首：“此篇亦感兴亡之意。”注《赠羊长史》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贤圣之迹不可得而见。今九土既一，则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宜当首访，而独多谢于商山之人，何哉？盖南北虽合，而世代将易，但当与绮甪游耳。”这些注解都被李公焕本采入。又李公焕注《岁暮和张常侍》引汤汉卷首题辞曰：“陶公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既不为狙击震动之举，又时无汉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谓‘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读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注《拟古》“种桑长江边”一首引汤汉曰：“业成志树而时代迁革。”注“荣华难久居”一首引汤汉曰：“此篇亦感兴亡之意。”注《咏二疏》引汤汉曰：“二疏取其归，三良与主同死，荆卿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云。”不仅如此，李公焕本还大量吸收其他人的观点以突出陶渊明的“不仕异代”之节。如注《荣木》引赵泉山曰：“遭时不竞，将以振复宗国为己任。”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引赵泉山曰：“此诗大旨庆遇安帝光复大业，不失旧物也。”注《饮酒》“栖栖失群鸟”一首引赵泉山曰：“此诗讥切殷景仁、颜延年辈附丽于宋。”注“清晨闻叩门”一首引赵泉山曰：“时辈多勉靖节以出仕，故作是篇。”注《读史述九章》一首引葛常之曰：“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如此密集地引用前人之语以彰显陶渊明的“不仕异代之节”，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南宋遗民的情调。

从避讳字的情况来看，《陶靖节先生诗注》中“構”“桓”“慎”“殷”“曙”“玄”等宋朝的避讳字皆缺笔，严格遵守宋朝的避讳规定，显系宋人所刻。在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中，“構”“桓”“慎”“殷”“曙”“玄”等宋朝避讳字绝大部分不作缺笔处理，又有少量作缺笔处理。例如，《与殷晋安别》及《闲情赋》的“殷”都不缺笔；
《集圣贤群辅录》的“桓”都不缺笔，但《命子》的“桓”缺笔；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及《鲁二儒》的“贞”缺笔，但《陶征士诔》的“贞”不缺笔；
《集圣贤群辅录》的“朗”不缺笔，《桃花源记》的“朗”字缺笔。由此可见，李公焕本基本上没有遵从宋朝的避讳规定，因而不可能是宋刻本。按元朝刻书仅涉及帝王全名之时需要避讳，其他皆不避，颇为宽松，李公焕本的刻字特点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当吻合，因此足以反映它是元刻本。偶有宋朝避讳字的出现，又反映这些刻工由宋入元的时间不长。一方面，他们不必再遵从宋朝的避讳习惯(刻意遵从反倒有可能存在风险)；
另一方面，在习惯使然的情况下，又刻出了少量的宋朝避讳字。总结起来，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应当刊刻于宋亡以后不久。

进而论之，可以确定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成书于陈仁子的《文选补遗》之前。陈仁子，字同俌，茶陵人，咸淳十年(1275)漕试第一，宋亡不仕，营别墅于东山，教授后进，大德七年建东山书院(又称古迂书院)，以著书刻书为事，著有《牧莱脞语》及《文选补遗》等著作。《文选补遗》初由元朝大德年间古迂书院刊刻，此本今已不存。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刊本，目录后有“茶陵东山书院刊行”牌记，卷端首行为“文选补遗卷次”，以下为“茶陵陈仁子辑诵，门人谭绍烈纂类”两行。嘉靖刊本的明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有大德六年茶陵古迂陈仁子同俌识，大德三年谭绍烈序，大德五年安成罗平翁序、庐陵赵文序[18]。

陈仁子《文选补遗》四十卷，选入的陶诗极多，还包括四篇文章。卷三十三收入《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卷三十六收入陶诗38题，卷三十八收入《读史述九章》，卷三十九收入《祭程氏妹文》《祭仲弟文》(即《祭从弟敬远文》)。这些入选的诗文均有题注、夹注，它们与李公焕的笺注重合度极高，唯李公焕引用他人评语，绝大多数作为尾注，而《文选补遗》则统一作为题注，编排位置有所不同而已。

第一种情况是《文选补遗》的陶诗题注与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尾注全部相同、夹注也全部相同。这类诗文占多数，有《时运》《赠长沙公族祖》《酬丁柴桑》《劝农》《归鸟》《形影神》《九日闲居》《乞食》《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移居二首》《和刘柴桑》《赠羊长史》《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责子》《咏荆轲》；
又有《饮酒》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其十六、其十八、其十九以及《答庞参军》(四言、五言)。此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李公焕本引用“鹤林曰”，《文选补遗》作“吴泳曰”(吴泳著有《鹤林集》)，文字相同。《咏贫士七首》，《文选补遗》选入后六首，有夹注六条，与李公焕本全部相同。《文选补遗》选入四篇文章即《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其笺注亦与李公焕本相同。

第二种情况是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题注、夹注多于《文选补遗》，但除了多出部分之外，其他题注、夹注内容全部相同，这类诗歌有《停云》《荣木》《命子》《归园田居》《游斜川序》以及《饮酒》其六、其九、其十一、其二十，《拟古九首》以及《杂诗》的前八首。例如，两者《命子》诗的十六条夹注皆同，而李公焕本则多出了“张縯曰”“又曰”“赵泉山曰”三条尾注。

第三种情况是《文选补遗》的题注或夹注相当于李公焕本的“简化版”。如《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皆讲礼校书》，李公焕注“从我颍水滨”引《春秋》云：“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又尾注引泉山曰：“按靖节不事觐谒，惟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舍是无他适。续之自社主远公顺寂之后，虽隐居庐山，而州将每相招引，颇从之游，世号‘通隐’。是以诗中引箕颍之事微讥之。”《文选补遗》将这两条合为一条，删除了部分文字：“许由居箕山之下，颍水之滨。续之自社主远公顺寂之后，虽隐居庐山，而州将每相招引，颇从之游，世号通隐，故引箕颍之事微讥之。”另外，《文选补遗》注“校书亦已勤”曰：“江州刺史檀韶苦请庐山周续之出州，与学生祖企、谢景夷三人在城北讲礼，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于马肆。”这一条出自萧统《陶渊明传》，李公焕本没有引用。

陈仁子的《文选补遗》，除采集各家评语之外，也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评语，均以“愚曰”标识之，其中针对陶渊明诗文的“愚曰”有十几条，如《停云》的题注：“愚曰：渊明四言所以不可及者，全不犯古诗句，虽间有一二，不多见，他人作未免犯古句，又殊不类。”《形影神》的夹注：“愚曰：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遗爱，人胡为不自竭于为善乎？谓酒能消忧，比之此更为劣尔。观渊明此语，便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孟子‘修身俟命’之意，与无见于道、留连光景、以酒自遣者异矣。”[19]但在李公焕本汇集的众多评语中，没有一条是陈仁子的，反映李公焕在笺注时并未见到陈仁子的《文选补遗》。

综合起来，《文选补遗》大部分陶诗陶文的笺注与李公焕本重合率极高，又有相当一部分笺注比李公焕本简单，这一情况足以反映两者存在文献上的渊源关系，表明《文选补遗》的陶渊明诗文笺注来自李公焕本，大多数属于原文照抄，一部分则系摘取李公焕本而成，与此同时也加上了自己的少量评语。这就可以说明李公焕本出现在《文选补遗》刊刻之前，亦即大德三年以前。综合起来，认为李公焕本出现在南宋灭亡以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刘履《风雅翼》卷五注《九日闲居》也引用了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的观点：“时运倾，李公焕谓指易代之事。”[20]刘履，字坦之，上虞人，著有《补注选诗》八卷，《补注续编》六卷，通称《风雅翼》，卒于洪武十二年(1379)(见《光绪上虞县志》)。

郭绍虞《陶集考辨》称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有数本，其所经见者有吴焯绣谷亭旧藏本、吴县潘景郑所藏《天禄琳琅书目》载录本、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印本、《四部丛刊》本(与潘氏所藏同出一本)。按北京图书馆今藏元刻本二种。又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称据所藏元翻宋本翻刻，卷首与附录同陶澍所见颇有不同。

国家图书馆藏的元刻本，原书版框高15.7厘米，宽11.4厘米。印章颇多，卷九有王履吉印，书末有嘉庆丁丑孙原湘题识：“此书为南宋元刻本，固可珍重。上有王履吉雅宜山人印，后有李竹懒日华亲款，是在明时已郑重矣。”王履吉(1494-1533)为文征明之友，见《文征明集》卷三十一《王履吉墓志铭》。又有明代华亭人陆树声藏书之印，陆树声为嘉靖二十年进士。卷一末尾有题：“乙巳夏(韵)峰逸叟王曰俞读宋椠佳本，宜善藏之。”王曰俞，常熟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后归乡，事见《常昭合志》。又有清代爱日精庐主人张金吾、清代常熟人张蓉镜等印章。目录之前有道光壬辰隅山邵润耀跋，称“其字句较今本多有异同”，“则正求古者所宜究心焉”。从这些情况来看，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应该是较为可信的元刊本，即便是明代翻刻本，也应当出现在明朝前期，到嘉靖年间已经颇为藏书家所珍重，与清朝流行的版本不可同日而语。

《四库全书》将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编入，所据底本实际上是后来的翻刻本，对原本有不少改动。例如，《总论》部分收录两宋时人对陶渊明的评论，类似于诗话汇编，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不按年代排序，而是将朱熹等大儒的评价前置，将诗人和一般文人的评价后置，体现了明显的崇儒倾向，与注释中重点阐发陶渊明儒家思想的做法一致。四库本则改为按时代排序，看不出这一点了。四库本删除了元刻本的葛常之曰“东坡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条，又补充了陈后山曰“右丞、苏州皆学陶，正得其自在”，朱晦庵曰“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又曰“韦苏州诗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陆象山曰“诗自黄初而降”、又曰“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魏鹤山曰“世之辩证陶氏者”六条。元刻本为十卷，四库本分为八卷，两者在诗歌的编排顺序上基本一致，但在文章部分则很不相同。四库本卷五为“杂文”，收录《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晋故西征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读史述九章》五篇文章，与元刻本卷五相同。卷六为“赋”，收录《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两篇，与元刻本卷六相同。元刻本卷七为《天子孝传赞》《诸侯孝传赞》《卿大夫孝传赞》《士孝传赞》《庶人孝传赞》《扇上画赞》，四库本卷七则为“赞”“疏”，收录《扇上画赞》《与子俨等疏》两篇，其他五种传赞均被删除。元刻本卷八为“疏祭文”，收入《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四库本卷八则为“祭文”，即《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元刻本卷九为《集圣贤群辅录上》，卷十为《集圣贤群辅录下》《八儒》《三墨》《靖节征士诔》《传》，卷末又有《北齐杨休之序录》《宋朝宋丞相私记》《书靖节先生集后》，四库本则一并删除，所以只有八卷。总之，《四库全书》中的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只能算是一种删改本，并非完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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