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好处

　　摘要：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知识与人员、技术、资金的联系更加紧密，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不断凸显，使得经济的发展愈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的主要部门，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所产生的追求效益、管理、问责的企业文化，也对高等教育固有的理性传统产生了冲击，使高等教育面临一系列的冲突和困境。
　　关键词：全球化；知识经济；高等教育；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3-0020－05
　　收稿日期：2012-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发展中国家的视野”（CIA060074）。
　　作者简介： 刘广宇（1987-），女，北京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全球化是20世纪的热门概念，从根本上讲，这一进程起源于经济领域，是由跨国经济机构推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变革进一步扩散到政治、军事、文化、移民、环保等领域，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效率至上、管理主义、问责制等在大学中的涌现，便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实证。知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教学和科研，以及辅助工作都离不开知识。透过知识的视角进行审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内发生的变革。
　　一、全球化与知识经济
　　全球化和新的信息通讯技术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正在重新塑造着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经济形态，改变他们的运行方式。通讯技术的发展和迅速普及是全球化的基础，它使跨地域的合作成为可能。由于这些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互联网和其他通讯技术对知识型产品的支持，使其在几乎零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了较高的使用价值，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形态上，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这种“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模式定义为“知识经济”[1]。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劳动者需要固定在一块土地上耕种收割才能创造价值；工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资源和工具，资源和物质工具的转移较大程度上受到地域的限制，只能借助有形的运输工具，或是在资源产出地进行工作；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资料，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世界范围进行任意的转移和并行生产，使全球化的实现成为可能。同时，全球化的出现，带动了人才的流动，又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利用，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的出现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德鲁克于1968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提出[2]（P10）。他指出，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经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
　　知识经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经济形式的特征。在知识经济中，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知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地位得到上升；在劳动力结构、分配方式和消费结构方面，专业、技术职位在企业中的比重增加，并且更具工资优势，在日常生活中知识消费的比例上升；企业在管理方式上更加分散、灵活、非标准化，为企业知识的生产提供更加宽松和自由的环境；知识创新成为主要推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与合作[2]（P24-25）。
　　高等教育系统集合了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使其在“知识经济”概念出现以后备受瞩目。在人才培养方面，传统高等教育以传授知识、发展理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思想受到了挑战，而代之以发展学生能力的新观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也受到了经济原则的影响，当知识不再仅是为了提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同时成为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资料，大学本身必然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压力和影响，甚至改变原有的标准和价值观。
　　二、知识合法性的变迁
　　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材料是高深知识[3]，这一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可以分为高深知识和不够高深的知识。柏拉图对知识（knowledge）和意见（opinion）的二分，马克卢普“实用知识、学术知识、闲谈和消遣知识、精神知识和不需要的知识”的分类，都表明知识中只有一部分能够算作“高深知识”，而进入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哪些知识能够得到高等教育的承认，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权力的介入？它会滋生新的权力和组织形式，也会借助现有的权力来获取、巩固和维持自己的合法地位。对理性的追求一直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但不同时期对理性的定义，受到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决定了高等教育中知识合法性的变迁。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理性，指的是真、美或正义，有意识的信仰或认同；另一类是工具理性，指的是借以实现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的目的的方式。相应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态度也有一个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发展的过程。
　　在古希腊时期，教育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只有非奴隶的自由人才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本身就带有阶级的特权。奴隶所从事的职业是体力的、不需要理智的，因此为自由人提供的教育就是要摆脱奴隶的特性，不以实用为导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教育“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道德情操”[4]。教育首先是理性的，理性是过高尚生活所必需的，它反映的是个体不为外部环境影响而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最大限度地促使个体获得心灵的自由，运用理性进行生活也是个人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彼时的自然科学依托哲学话语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哲学的目的不是改造而是认识世界，教育更多是为了探求世界的本源。认识世界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辨，而不是感官的体验。因为感官是不稳定的、多种多样的，而思辨则是永久性的、始终如一的。为此，柏拉图将经验排除在知识之外，职业取向的技能和经验不能被算作高深知识，自然难登高等教育的殿堂。 　　工业革命之后，大学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日趋密切，其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工业化的进程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一定实用知识的专门人才，理性主义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大学不再是单纯地追求智慧与真理的“象牙塔”，高等教育被纳入工业化轨道，转向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实用型人才。在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培养理性的方式、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实用学科、经验性的知识同样可以起到发展理性的作用。甚至在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后，由于从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研究中获得的经验知识，是直接的、第一手的知识，是个体对知识的主动探究，因而往往比思辨知识更具有合法性。经验代替理性，成为推动进步的具有改革性的因素。此时的经验不再指行动和受行动影响的途径，而变成一个理智意义和认知意义的名词[5]。
　　艾略特1869年在哈佛大学推行的选修制使人们承认所有的学科在高等教育学校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6]，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古典人文学科在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思想基础，从而为现代语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在高校课程中占有合法和平等的位置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一改革赋予了学生自由的选择权，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更有利于就业的实用科学。随着大学与工商业的紧密结合，政府和企业的人才引入越来越依赖于大学的培养，他们也乐于为那些实用倾向的课程提供资助。这就有力地改变了传统大学与社会生产严重脱节的情况，使大学在促进科学发展、服务社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在全球化的今天，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高等教育进入市场，工具理性成为主流理性，知识的合法性转向了效用原则。何种知识更有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推进人们对外界或自身的了解，而在于是否更有用、更有效。尤其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效用原则使知识和经济利益产生联系，工具理性成为大学发展的支配逻辑。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习的内容更加强调职业导向，可应用性（applicability）成为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7]。理工类学科因为与企业有更多联系而可以获得更多的经费，高校教师与公司有密切的关系，甚或是公司的研发顾问，而大学实验室则变成产业研发基地的延伸。工具理性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滥觞，自然科学成为现实世界的主导，其他知识必须借助于科学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例如心理学、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这些本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都要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而其他无法量化的学科，例如文学、历史、哲学，他们的成果很难立刻见诸实践，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必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2010年6月23日，教育部宣布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行业企业将深度参与学生培养过程，与高校共同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工科学生需在企业学习一年，“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同时还规定高校对工程类学科专业教师的职务聘任与考核要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专利、产学合作和技术服务为主，优先聘任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教师的晋升也需要有一定年限的企业工作经历①，企业与大学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表明，不仅高等教育中实践取向的学科更占优势，而且在实践学科内部，偏向实践的研究领域也更加得到重视。以计算机科学为例，该领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在1980～1989十年间中，有八次颁给了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而在2000～2009年的十年中，只有三人因为理论研究的突破而获奖。学术奖项一方面建立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上，同时也引领了研究的方向。图灵奖获奖内容的变迁，显示了实践取向的知识正逐渐取代思辨理性的知识而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性即自反性。知识成为一种生产工具，被人们用来规划生活、职业、健康，抑或教育。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twitter、博客等媒介的兴起，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再局限于大学，而可以由任意的个人不受时空限制地完成。知识特权阶层的衰落，使高深知识的边界得以放宽。最有价值的知识不再局限于人文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知识，从而呈现出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
　　三、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
　　如科尔所说，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不固定的、统一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8]历史社会学家杰勒德?德兰迪总结了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六个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大众化与民主化的矛盾、效率与学术的矛盾、管理（management）与领导（leadership）的矛盾、知识与意见的矛盾、科学与技术的矛盾。[9]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大学与外界的冲突日渐加剧；问责制所强调的效率和产出，正与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锤炼与寂寞相违背。
　　在纽曼看来，教学是大学的主要职责，赫钦斯时代的芝加哥大学更是以教学而出名，大学是传播知识而非生产知识的场所。但是在问责制的压力下，高校需要将质量定量化以便于评估。由于教学质量难以量化，研究水平——课题经费的多寡、发表文章的数量——通常作为评定大学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准，从而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最有名望的教授能够为系所带来更多的资助，为此学院或系所提供较少的教学任务作为吸引条件之一。即使是在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中，大部分的教学都不是由研究人员担任，而是由临时的合同教师完成的[10]。教学和研究的分离，一方面引发了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阻碍了研究成果在教学中的传播，大学的主要职责从知识传播逐渐转向了知识生产。
　　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现代性是建立在意见（opinion）和知识二分的基础上，这种区分将与“高深知识”相对的下层文化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而在全球化时代，对基本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划分变得模糊。学生作为消费者，大学只是知识的提供者，对学生需求的谄媚使得大学遭到低等文化的入侵。国内某大学成立“信访专业”以迎合信访的需求，珠宝鉴定在大多数的专科院校中也是颇受欢迎的专业。而至少在上个世纪，这些专业显然都被划作“工匠”一类。结果就是，今日所说的“知识”，已失去了以往神圣、艰深的特点，似乎“意见”也成了知识。尤其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各种信息充斥其中，难辨真伪。过去与精英含义等同的“知识分子”，在专家遍地的今日似乎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知识变得不可信，知识也失去了曾经的权威。 　　对于理工类学科而言，研究机构不仅限于大学，还包括公司和企业。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真理，而是为了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科学被应用于技术，技术被科学驱动，这种传统的、看似完美的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在全球化时代也发生了变革。技术大多不再被耗资宏大的科学研究（big science）所驱动，像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信息和通讯领域，技术吸引着科学的兴趣并改变了专家的定义——不是科学上的理论大师，而是技术上的高级工程师。
　　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弥散，使学术受到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效率成为最重要的主导，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效率与学术的矛盾。事实上，大学与所有其他机构一样，追求高效是其自身的价值之一。而如今的问题在于，效率几乎成了评判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以往学者“十年磨一文，一文留千年”的研究方式在今天显然是难以适应的。与之相伴的是万事皆可量化的思想，用学术成果数量、影响因子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对学术界出版模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那些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新人，为了在相应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发出声音，而出版未成熟的出版物；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也趋于理工科一样的出版模式，强调文章而不是著作，并更加强调“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在一份剑桥大学出版社向剑桥大学理事会递交的报告中指出，出版建议已经从一种更长、更成熟的出版形式转向了短小的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时间要求[11]。
　　对出版的强调还造成了学术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冲突。在学术文化中，生产出来的知识是归学术界共有的，学者通过著书立说发出自己的声音，确立在研究领域内的地位。研究人员需要详细地展示研究的每一个步骤，供同行检验和评审，学术共同体的意见是判断学术成就的唯一标准。而在企业中，依靠对知识或技术的私有控制才能获得利润。新的研究成果需要保密并申请专利，并且其中的知识或技术创新在一段时间内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学术声望和利润追求之间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
　　随着大学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复杂，管理已成为大学中不可缺失的部分。管理主义的价值与学术的价值、学术自治传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大学为了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核心角色，大学的领导人同样也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在过去，大学领导人在塑造民众价值和指引社会方向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赫钦斯、范海斯、蔡元培，他们是大学的管理者，但更是智慧的学者。而当绩效、问责等管理方式应用于大学时，大学的领导者则与企业的CEO没有什么分别。管理者受到评估、资金等各方面的约束，尝试新的观点和方式需要冒更大的风险。规避风险使得大学越来越趋于相似。
　　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遭遇了种种挑战和变革，如同在学术、市场、政府各方力量拉扯下的一叶扁舟，而深陷其中的大学又难以摆脱这些拉扯，只能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找平衡。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需要更加全面系统的观念，更加多样化的参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极高的风险[12]，需要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做出适当的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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