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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农和农村的未来——基于美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时间:2023-06-22 17:2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王 进,孙惠夏

    (南开大学 社会学系,天津 300350)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关键含义之一,既是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又是有待达成的重要目标[1]。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也包括农业现代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农业现代化强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变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农业产业,而是扩展到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层面,实现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这一转变建立在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基础之上,目的是实现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确保乡村共享城乡发展成果,防止乡村发展滞后。

    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改善小农户的家庭经营体系。长期以来,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小农户是我国农民的基本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和交往单位[2],小农是农村最大的群体。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从2002年到202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3.66亿人减少到1.77亿人,在全国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从50%下降到23.60%;
    乡村就业人口从4.81亿人减少到2.88亿人,占城乡就业人员的比例从65.67%下降到38.36%;
    2020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3.89%。(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022年3月11日,https://data.stats.gov.cn/search.htm?s=%E5%86%9C%E4%B8%9A。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大量农业从业人员转移到非农产业,由此造成了农村空心化[3]。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小农的未来,学界有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要在保护小农的基础上,按照“保护、组织、带动、提升、富裕”五位一体的思路把小农组织起来,推动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的适应和衔接[4][5][6]。也有学者主张,小农经营是一种效率低下的经营方式,现代农业利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改造小农经济必须使小农经营向现代大规模经营跨越,大规模经营排挤小农经营是必然趋势[7][8][9]。那么,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小农和农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

    作为世界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农业和乡村自19世纪末开始现代化进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农业经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农村的社会建设,美国的乡村都发展程度更高,即乡村现代化水平更高。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同样经历了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空心化。为应对这些问题,也基于对农业主义的坚守和对乡村的同情,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乡村发展的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后果。尽管中美社会形态不同,但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可以带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帮助我们思考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少走弯路,以期更好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虽然美国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社会一直具有农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批政策制定者、社会活动者、科学家等对农业、农民和乡村抱有同情和关怀。这种农业主义一直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浪潮抗争、适应、融合,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一)美国农业主义的缘起

    美国农业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至美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始于托马斯·杰斐逊将土地、农业和公民身份联系起来的愿景:肥沃的土地和农民的美德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将个人的经济利益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可以培养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杰斐逊的农业理想歌颂了土地的丰饶和人民的精湛技艺,认为这是物质丰富、道德坚毅、国家稳定的源泉[10]。在这一理想社会中,自耕农中产阶级是国家最具活力的公民,是土地民主主义的核心,通过他们对城市工业主义的反抗,可以保护国家免于道德沦丧。杰斐逊塑造的农民形象主导了19世纪的乡村生活观念,激发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怀旧情怀,这是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

    在杰斐逊之后,学者们把农民塑造成反市场的形象,强调他们的自给自足和劳动实践,这种生活方式使农民家庭和社区既能够生产,又满足于简朴。农民是土地所有者,与国家有直接的财产利益关联,是最可靠的公民。美国人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以及一系列关于农民和乡村生活的观念之上的。

    (二)工业化之后的新农业主义

    20世纪以来,伴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美国乡村社区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经济挑战。乡村地区的产业从农业、矿业和林业转移到了低技能的制造业,又转移到了服务业。农业部门越来越多地被大型、专业化的农场所主导,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少,从1900年到2000年,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41%下降到2%[11]。同时,乡村地区的人口也越来越少,1900年有超过60%的美国人居住在乡村地区,包括小城镇(人口少于2500人)、开阔的乡村和农场;
    而到2010年,超过80%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地区,仅仅最大的10个大都会地区就占有美国25%以上的人口。

    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衰落,作为一种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态度的传统农业主义就一直在走下坡路。19世纪末,商品化农业生产的风险使许多农民陷入困境,农民发起联盟运动进行抗议,但联盟很快被党派政治吸引和利用,联盟成员组成了民粹党,承诺要回归杰斐逊主义,即人们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们有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身份和对社会的贡献[12]。这标志着一种尖锐的意识形态分裂,进而催生了新农业主义。

    新农业主义想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是:农场应该欢迎和接受科学的创新和新的技术吗?怎样才能留住下一代农民?商业农业与家庭生活可以和谐共存吗?美国如何能确保继续保有农民的“馈赠”——独立意识、民主、大量的孩子、稳定的社区生活?如果没有以农业为基础、以生产为基础的家庭,这个国家还能维持下去吗[13]?新农业主义挑战了城市化和物质消费,也质疑了工业化农业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后果[10],力求保持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单位,致力于鼓励和保护美国乡村地区的高生育率,以及作为国家摇篮的乡村地区;
    强调了家庭农场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但新农业主义并不要求回到19世纪,它适应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趋势,是现代美国试图创造“第三条道路”[13]的一次尝试。

    新农业主义出现之后,工业化农业的倡导者开始在其旗帜下推行工业化农业,但也成为一些政党和政客的政治工具。为了使那些实际上可能不会帮助农民维持农业价值、改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的提案合法化,这些政党和政客对家庭农民的道德象征和家庭农业的生活方式含糊地进行呼吁。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农业企业还是农业利益集团,都在利用新农业主义来谋求其私人利益,而这将进一步侵蚀农业理想的文化基础[10]。因此他们呼吁,要关注公共利益,必须真正培育传统的农业理想和价值观。

    (一)美国乡村现代化历程

    1.工业革命后的乡村现代化

    美国并没有一个关于乡村的统一和清晰的概念,对美国乡村的讨论通常关于的是“非大都市地区”,它们位于大都市地区的边界之外,每个城市的居民不超过5万人[14]。自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开始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和工业化席卷了乡村社会,改变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方面,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逐步完善,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农产品的长期保质成为可能,这扩大了农产品的消费市场;
    但同时,农民的自主性遭到破坏,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更多地由生产商决定。生活方面,通过参与市场,农民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这使得他们可以在当地的商店便捷地购买到工业产品,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对城市商品的消费使得农民的文化、品味、价值观越来越与城市趋同,城市文化越来越多地侵入乡村。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后,美国乡村经历了周期性的波动。20世纪的前20年是美国乡村少有的繁荣时期,被称为农业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农业总收入翻了一番,实际农业收入(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总收入)增长了40%。农民把增加的收入投入到社区和家庭的改善方面,他们改善了道路、学校和教堂,聘请了训练有素的牧师和教师,鼓励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即便如此,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还存在巨大差距,这导致农民产生了挫折感、不满情绪以及离开乡村到城市的积极愿望,乡村的年轻人涌向城镇。这一时期州和联邦政府开始对乡村进行干预,最著名的是旨在改造乡村社会,满足乡村人口需求的乡村生活运动。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他认为乡村问题的主要根源是缺乏组织、社会机构的失败和基础设施的不足。为此,乡村生活委员会改革学校和教会,改善道路和邮递系统,为农民提供贷款,通过推广运动传播农业信息。但是,改革学校等努力都遭到了抵制,大多数农民都不希望孩子长途跋涉上学,憎恨城市试图改变他们的企图。改良邮递系统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受到大多数农民的欢迎,这也向农民展示了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从而加速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

    2.一战后的乡村现代化

    一战后农产品价格暴跌,但农民的生活成本并没有下降到与农产品相同的程度,这造成了乡村的困难,因此,乡村试图在经济上追赶上城市的步伐。农场管理专家认为农民的低效率和糟糕的商业行为是乡村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美国的农业和乡村发展尤其重视提升机械化水平,以提高生产效率。从1920年到1930年,农场上的拖拉机数量从246,000台激增到920,000台。但是,这同时造成了中等规模农场的挤压——10年间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45英亩上升到157英亩,50英亩的小农场和175英亩甚至更大面积的农场数量增加了,但是,50~175英亩的中等规模农场面积减少了20.6万英亩[12]。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乡村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以及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吸引力增强,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大大加快。向外迁移导致社区居民更少,学校的学生更少;
    同时,机械化生产改变了邻里相互帮助的传统,再加上人口的减少,乡村社会网络恶化。1929年秋,大萧条席卷了美国,很快在美国乡村引发了负面影响,农民无力控制生产,国内外需求下降,农产品价格下降,1932年的农业总收入只有1929年的40%[12]。

    3.二战后的乡村现代化

    二战期间,在农民面临高物价和劳动力短缺压力的共同推动下,生产革命开始了。改良作物和动物品种的引进、农场的电力化和以石油为基础的化学品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生产革命对环境、乡村社区和农业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市场部门是生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农业综合企业和食品公司通过向农民出售产品而获利;
    另一方面,农民为大型加工商提供了大量和可靠的商品供应,并依据加工商的需求进行生产,农业越来越被大型加工商塑造。在合同农业下,作为杰斐逊笔下独立公民楷模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按照他们所依赖的买家的意愿行事。在生产革命中,中小农民是输家,特别是在边缘农业地区,中小农民无法与大型加工商竞争,逐渐失去了在当地的磨坊、屠宰场和罐头厂。

    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劳动力需求的显著减少导致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乡村人口急剧下降导致依赖于当地农民的小城镇衰落,同时,加剧了乡村人的孤独,疏离了邻里和亲属群体。此外,由于迁往城市的往往是中产阶级,这导致乡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乡村人口的减少还削弱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农民成为边缘人口和社会群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为城市群体而作出牺牲。

    (二)美国乡村发展政策及后果

    美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市场波动带来经济衰退、大量农村人口外流、农村社区衰落等问题,基于农业主义和对农业神话的信仰,以及为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带给农村社区的问题,美国政府自城市化、工业化之初就出台了一系列乡村发展政策和法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1.罗斯福新政

    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政府发起了一项农业复苏计划。罗斯福本人对农业有着强烈的感情投入,他的复苏计划主要基于限制种植面积和价格支持,旨在提高农民收入。罗斯福政府制定了一些项目,以加强农场财产的安全,补充信贷资源,鼓励合作,并确保农民避免因作物遭受天气灾害而带来损失。虽然政府最初的目标是恢复农业,但新政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却超出了农业经济的范围。它试图重新调整农村的社会结构,使劳动者和佃户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甚至成为土地所有者。该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农产品价格有所上涨,但这也提高了其他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商业农民对弱势群体的剥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困难,但是也为美国未来回归国际市场制造了障碍。同时,农产品价格尽管上涨了,但并没有达到农民和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究其原因,首先是部分农民预期农产品价格上涨,因此私自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
    其次是一些参与项目的农民作弊,移除了低产的土地。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作物贷款计划鼓励了新政者想要限制的一些商品的生产,这是因为贷款利率的下降消除了大宗商品生产的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为了充分利用这种新形势,农民们加大了耕作力度,提高了产量。

    种植面积限制为农民带来的收益分布非常不均衡。首先,并非所有农民都可以参与该项目;
    其次,并非所有参与该项目的农民都能受益,种植烟草和玉米的农民获益了,而种植燕麦和橙子的农民则未能获益;
    第三,只有商业生产者成为受益者,那些自给自足的农民没有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农民越商业化,他们在大多数项目中的处境就越好;
    第四,地区之间的效果也不均衡,一些地区的农民受益大,而南方棉区的佃农却因为项目的运作而受损不少。因此,以商业和商品为基础的项目并不是解决诸如低收入、农村贫困和家庭农场消亡等问题的有效工具。

    2.二战后的农业发展项目

    二战以后,种植面积限制和商品贷款已成为美国农业农村政策的长期固定配置。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政府重组债务,出台了为商业化农业提供资金的项目,以使得农民获得援助,但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恢复农业的政策并非使所有农民得到公平的对待,经营大规模农场的年收益超过50万美元的农民获得了所有收益的15%,而这些农民只占农民总数的2%[12]。

    此外,种植面积限制计划不仅没有提升乡村社会底层人们的地位,反而固化了乡村已严重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之所以产生如此意料之外的后果,与市场的运行规律密切相关。作为看不见的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支配性的作用,虽然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市场的运行,但市场中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驱使下产生的个体行为,会重塑市场的结构,使政策偏离预设的结果。

    (三)美国乡村的多元发展

    1.农业生产转型

    城市化和工业化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和趋势。农民通过参与市场获得收入,可以购买工业产品,获得更好的生活,为后代带来受教育机会;
    而城乡差距使农民产生对城市的向往,农村人口外流,这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减轻了农业要求规模化经营的负担。20世纪美国农业发展的趋势是50亩以下的小农场和175亩以上的大农场增加,50~175亩的中等规模农场减少、逐渐被挤出乡村。虽然整体来看,农场数量减少,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规模化、机械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经济都有积极影响。

    20世纪以来,伴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乡村社区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经济挑战。乡村地区的产业从农业、矿业和林业转移到了低技能的制造业,又转移到了服务业。农业部门越来越被大型、专业化的农场所主导,雇佣的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少。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人口估计显示,只有4600万人居住在非大都市地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4%,创历史新低[13]。同时,只有7%的农村人口是农民,其余大部分从事与农业无关的职业。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农业一直是相对边缘的产业的地区,传统农业实际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重新造林的土地、圣诞树农场、被列入保护区计划的土地、高尔夫球场和其他非农业用地。

    在中西部、大平原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大多数土地仍然是农场,但农业制度已经与1945年大不相同。2012年,美国大约有210万个农场,其中57%是周末农场或业余农场,每年的销售额不到1万美元,这些“小农”收入的80%~90%都是非农收入,包括社会保障金、养老金或有偿劳动等。非农工作是当今农民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大多数农民更准确地说应称为办事员、教师、护士或卡车司机,他们从事农业,但不是农民。目前,美国约有7万名专门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他们的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美元,赚取了所有农场收入的48%[12]。这些农民是生产革命的赢家,他们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新工具,经营大规模农场,并主导了美国的食物和纤维生产。

    2.多元发展道路

    与过去相比,农村地区对农业的直接依赖明显减少了。一些地区吸引了试图逃避城市劳动力和土地高成本的制造商;
    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由于气候温和、有湖有山,发展成为城市度假者和退休人员的娱乐中心。但是,并不是每个社区都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或便利设施,有些乡村的传统农村经济虽然遭到侵蚀,但它们仍然依赖农业或采矿业,这些乡村的就业机会就很少,人口也在逐渐减少[14]。此外,即使成功转型为旅游区的农村地区,仍然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与旅游业有关的就业机会往往是不稳定而低薪的,并且缺乏晋升机会和福利。由于城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开采和利用,经常会有大量的收入从当地流失,这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削。

    在吸纳了退休人口的社区,年老的外来人口通常会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这也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涨。不过,由于许多外来人口都是退休的专业人员,他们通常会为地方政府提供免费的技术援助。他们的志愿工作增强了当地机构的能力,但也可能把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强加给当地人。

    此外,监狱、屠宰场、饲养场、垃圾填埋场以及危险和有毒废物处理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农村地区。尽管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污染问题,导致农村居民选择离开。一些小城镇的监狱人口在人口普查中被计算为当地居民,这夸大了当地人口数目,扰乱了为州和联邦政府重新划分、重新分配以及税收支出提供的统计基础。但事实上,监狱会赶走或排挤其他类型的地方产业的发展[15]。

    纵观美国100多年来的乡村发展,尽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如周期波动、贫富分化、人口外流等问题,但无论是农业经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乡村建设,都发展程度更高,即现代化水平更高。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问题,美国同样有对农业神话和农业主义的坚守,基于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案,如补贴政策、种植面积限制政策、价格控制政策、推广服务、贷款计划等,以稳定市场和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民的收入,也进行了学校和教会改革,以提高乡村的吸引力,但政策往往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原本希望调整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政策固化甚至加重了乡村的社会分化。通过梳理美国100多年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结合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乡村发展道路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结构都是二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和乡村任何一方的发展需要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城乡并非必然对立。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我国建国前长期积贫积弱,建国后必须通过偏向效率更高的城市的政策以实现赶超式发展有关,而偏向城市的发展确实为我国带来了奇迹般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在有条件促进农村发展之后,农村如何发展一直面临道路选择的问题。不管是对维持小农的呼吁,还是去小农的倡导,都存在忽视了城乡是一个整体的事实的问题。

    农村和城市共存于社会中,它们共同构成的城乡结构满足社会运作所需的功能,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不应把农村、农业和农民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应该从农村和城市、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民和市民的整体角度去看待乡村问题和乡村发展。尽管长期偏向城市的政策和不同产业生产效率的差异,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落后于非农社区,但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并不是靠倾向农村的政策或仅仅关注农村的政策就能实现的,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的道路应该在城乡整体结构的视角下去选择。农村和城市向来应该是一个整体,不管是发展城市还是发展农村,基本的价值取向都是通过社会的发展改善人的生活品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哪条发展道路能带给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生活,就应该选择哪条,而不应该区分到底是农村发展还是城市发展,到底是维持现有的农村还是摒弃它。

    (二)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做好衔接和过渡

    由于我国大国小农的传统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仍不够高的现实,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构,以及小农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16]的现状仍然会继续维持。为提升小农发展现代农业能力,促进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既有贴息、奖补、补偿等补贴型的政策,也有鼓励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的发展型产业政策。这些政策适应当前小农仍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现实,但是同时要思考并及早规划小农的未来。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未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中指出,今后在现居住地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将达到半数以上,打算在现居住地继续居住5 年及以上的占比为56%,且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趋势愈加明显,人口的流动整体上趋于稳定化、家庭化,定居意愿普遍增强,定居能力日趋分化[17]。当前的小农主要是老年人以及没有能力和动力离开农村和土地的农民。数十年后当这批小农离世,通过务工、升学等途径离开农村的农民不愿意再回到农村,那么将无人经营小规模的土地。因此,在维持现有小农帮扶政策稳定的同时,要做好政策衔接和过渡,提前为未来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做好准备。

    (三)提升农村社区的吸引力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不管是市民还是农民,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优于农村的经济、公共设施、福利水平必然吸引有能力的农民进入城市,并且实现永久居留。农村空心化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需要理性看待。要清醒地认识到,小农的消亡、农业人口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不能一味沉浸在对乡村生活的怀念中;
    过多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反倒增加土地资源的压力,阻碍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方式的实现,增加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难度。因此,一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无论对农村还是城市都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真正应该警惕的问题不是农村空心化,而是农业空心化。

    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因此相较于吸引人才回到农村,需要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吸引人才回到农业。目前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和农业,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的机会和资源远低于城市。农业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小农经营方式导致的,综观美国的农业经营,机械化、大农场的生产效率可以远高于小农经营;
    而城乡之间机会和资源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的。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的方式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利润率,增强农业产业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提供从事其他行业或在城市中社会的人同等的机会和资源,让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在效率、资源分配方面是同等的。

    (四)帮助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会进一步提升,更多的农村变成城市,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农业人口尤其值得被关注。尽管流入大城市的农民居留意愿和居留能力有限,但流入小城镇以及小城市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居留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在小城镇和小城市实现永久迁移。因此,要提升城市,包括大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人口的能力,制定更加包容的制度,为流入城市的新市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融入机制,保障他们和原市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参与机会、社会福利水平,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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