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融涉与转型
时间：2023-06-22 10:4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戴潍娜
“女性意识”（views of female）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拒绝承认性别间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认识。然而这一认知在传统性别理论中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窄化，即便是诞生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新兴“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也未能全然逃离斗争逻辑。无论是朱迪丝·菲特利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抗拒性阅读”（the resisting reading），梅泽伊嵌入主体意识的“自由间接性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还是沃霍尔强调叙述策略的“性别化干预”（gendered intervention），都多少陷入了一种对抗式批评模式，将女性主义批评变成一种文本斗争的场域。露西·伊瑞葛来很早意识到女权的呐喊不应该是以男性作为比照而存在的，更多的是在发掘女性生命本质的内在体验，而“绝非根据今日强行推进的阳具模式而加以复制、抄袭，而是要以不同的方式，社会化人跟自然、物质、身体、语言、欲望等的关系”①露西·伊瑞葛来：《此性非一》，李金梅译，第244 页，台北：桂冠图书，2005。。本文所谈论的女性主义批评的转型及后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很大程度上是女人拥有了一套超越性别斗争的认知方式，从对男权文化的单一清算，引领至一种更为超拔的语言和文化的建构。“性别”作为“一个有用范畴的历史分析”（琼·斯科特 Joan W.Scott）的同时，进一步将“性别”媒介化、装置化为文学、艺术和跨文化的方式，进而获得一种抵达历史和现实的理论路径。
早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权先驱们就一直在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建立。但一直以来，这种斗争都偏向于外在话语权的角逐，易于陷入性别倒置的另一种二元权力系统，本质上来说是缺乏想象力的，落入了性别战争的窠臼。及至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之母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迈向女性主义诗学》中第一次正式祭出“女性主义批评学”（Gynocriticism）的概念，提出创造一种新的批评样式来表达女性的独特体验，倡导超越男女二分法的多元化、跨学科的“性别诗学”。这一学说对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影响巨大。事实上，要真正传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需有一套适配的语言和评价体系，去重审父权结构中建构起来的故事版本和文化交互方式；
用恰切的性别语言系统去昭示性别困境如何影响到社会生活；
重新挖掘和定义女性文学传统。
反思这些年女性解放运动的迷失，女性在这场看似节节凯旋的战役中，遗失了女性生命本质的自我。女权主义者们忙于与男人匹敌，争取各项权益，却较少珍视女性所独具的特质。在政治上，女性领导力很多时候是男权政治的适应和延续，女性领导人并没有彰显出一种崭新气质的女性政治；
在文学上，对“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依然粗陋模糊：女性写的文学，或写女性的文学，抑或如乔安娜·拉斯归纳出的若干边缘化女性写作的模式，其中包括“个别化”（isolated）①乔安娜·拉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章艳译，第93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即刻意挑选某一类型女作家或某位作家的类型作品进入文学史、课程、选本以强化刻板印象，借“异常化”为名，排斥异质性书写于文化传统之外。然而，这其中始终缺乏一种真正的野心和分辨：在男性普世价值之外，创造一种更理想和平的女性普世价值。
要开创一套女性普世价值，一种崭新的女性政治，自然要有一套配适的语言系统。缺乏恰切的言辞来伸张女性政治，同样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障碍。恰如伍尔夫所言——“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②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笔记》，黄梅、刘炳善译，第218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乔纳森·卡纳在《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中指出，英语中的man（男人）和women（女人）这两个词语自身就携带着无穷的二元对立——不论从语义、词形还是词源上，二词皆在描绘《圣经》中的女性起源版本：女人由男人的肋骨所造。③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after Structuralism, London and Henleg，1985，p.165.无独有偶，民国女权主义理论家何殷震曾论述过汉字当中“奴”字自“女”字演化繁殖而来，由此可窥女性奴化的历史。从潜意识里，语言已然打上了陈旧的权力痕迹。而那沉默的语言知觉，沉潜在女性特有的生命本质之中——那何尝不是我们在性别战争中遗失的部分？
为了寻找这沉默的语言，埃莱娜·西苏、凯洛琳·G.伯克等法国派女性主义领军人物借助解构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等思想，倡导一种将女性身体经验渗透进文本的“阴性书写”(Feminine Writing)④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克利斯蒂娃则力图将符号学理论加以改造，运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场域，从语言符号中颠覆既定的男权秩序⑤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中，也同样不乏这样的追问与探讨。笔者之所以多次论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因为其女性解放斗争的层次更深了一层。诱奸发生之后，作者林奕含不满足于在法律、道德或现实层面“讨个说法”，她讨说法一直讨到了浩浩汤汤的文化源头。“被文学辜负了的”的林奕含，选择跟这套天生有缺陷的文字体系较劲。整部小说可以概括为一个向文学呼救之人，最终被文字辜负的悲剧。到头来，人们发现施暴者都有成立的逻辑和可理解的一面——是我们的文学传统赋予了他们这样的理解;唯有受害者是没理由，没来头的——我们的文字体系中尚无她们的发音。这巨大的缺失，造成了整个社会缺乏对受害者宽容和理解的基础。当她选择以复仇的方式去康复——受害者的反抗，在舆论场中又有了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一个受害者当然也有权力选择丑、脏、恶，因为实在没有比诱奸更丑、更脏、更恶了。林奕含最终选择了用美制裁一切。
所有美学标准和评价体系背后，都有潜藏的政治诉求。文学革命无论有意无意，都脱离不了政治意图。权力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印迹。然而，女性主义应当是天然有别于权力的另一种智慧，如同植物的花朵与传粉者。那是一种广泛的彼此孕育，是美的胜算，而非复制暴力用以实现解放。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道林曾在科学研究中引入了“对生物体的感受”，她超前的方法论，一度被当作谬误被科学界嘲弄、遗忘，直至多年以后才重新被科学证实。她用“女性认知方式”改良现代学术的工具化，创造出一种带有显著女性气质的科学与自然。①Evelyn Fox Keller，“Gender and Science:1990”，引自TheGreat Ideas Today，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90.同样的，女性的话语、声音，乃至符号，也完全可以用以改良现代语言的工具化，从而带来更为和平、包容、开放、柔软、丰饶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以韩国文学界为例，在韩国的米兔运动中，韩语中的一些词语就被要求革新，以减少词语自身所携带的性别偏见。比如，过去韩语中形容丈夫有很多敬语，妻子则没有；
又比如，韩语当中“作家”一词原专指男性，女性非要加上“女作家”才能予以说明，这些深刻的词性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语言中抹去男权烙印，仅仅是语言博弈最初级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语言改造，是去打捞一种沉默的感知和对世界“去工具化”的超前性认识。性别，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持久的一股解放力量，也是学界最普遍的方法论之一，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崭新的语言体系和认知方式。如何创造并聆听性别化的话语、符号与声音，如何拥有恰切的女性主义批评标准，如何研判女性主义作家的文学语言体系，这些都是性别理论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即将迎面而来的革命。
当我们试图去谈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首先还是要回归到女性整体的历史处境。伍尔夫早在她著名的评论文章《妇女和小说》中就探讨过这一话题：“只有当我们考察了平常女人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我们才能揭示那些不寻常的女性作为作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公元前600 多年在某个希腊岛屿上有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在公元1000 年左右我们发现日本有一位宫廷贵妇，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很长很优美的小说。但在戏剧家和诗人无比活跃的16 世纪的英国，妇女却噤口无言。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在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我们看到妇女又开始写作……”②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笔记》，黄梅、刘炳善译，第214-215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接着，她发出了全面质疑和犀利声音：“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和习俗造成了这奇特的间歇性的缄默和发声”③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笔记》，黄梅、刘炳善译，第214-215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在父权主导、父权评判的文学史中，女作家所能得到的角色，往往只是围绕着男人们的蝴蝶与蜜蜂。譬如中国古代的闺怨诗，多是男诗人写的，他们模仿女子的口吻，替代了女人自我表达。除了那些多交际的名流女眷和青楼才女，寻常女子写的诗往往难出闺阁。近现代最早驰骋于女权主义疆场的，也是男性文人。中文世界里的“女权”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900 年《清议报》第38 号《男女交际论》的序言当。随后，金天翮首次在《女界钟》提出了“国民之母”的崭新概念④须藤瑞代：《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转引自王政：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第40 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他“女权启蒙之父”的名号也由此打响。只是，有“女权启蒙之父”，却从未听说过“女权启蒙之母”。民国最知名的女性杂志《女子世界》，则是由知名官学者、藏书家丁祖荫创办。《女子世界》的核心作者也都是柳亚子、蒋维乔等一众男文人。常在上面发表女性解放观点的周作人，时不时化名“萍云女士”“碧萝女士”。说到底，女性的历史就是一部沉默史，一部由男性为她们代言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有意识地去极端压抑女性创造力的历史。在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女性写作都意味着重重危险和阻碍，意味着一种广泛存在的不可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简奥斯汀要时常用她哥哥的名字发表小说。而她格外满意的那部《傲慢与偏见》，最终署名是“一位女士”（A Lady）。
纵观近代以来女性主义的斗争逻辑，其往往是附丽乃至服务于一些所谓的“更大”的斗争。在欧美，女性解放运动与身份政治及某种“政治正确”之间绑定得日益紧密；
中国近代女性解放运动背后的着力点，则通常是瓦解资本主义扩张的基础，抑或服务于民族斗争的需要——这类斗争机制潜移默化被植入到性别理论的基因当中。在《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①刘禾、丽贝卡·卡尔、高彦颐：《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的重要文本》导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3。一文中，作者考察了世纪之交全球各种思潮交融之中女权主体们的历史诉求，提出了男权改革者康有为、梁启超、金天翮及晚清最后的二十年女学的兴旺，多是基于对中西民族矛盾的回击。正是帝国主义对东亚“野蛮人”的贬损和对绅士阶层的道德打压，使得女性解放运动变得迫切且可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彻底的社会革命——归还女性作为创造者的主体身份，真正建立女性文学传统。这无疑是破坏性的，它帮助我们反思这个世界赖以建构和维持的地基，对理所当然长久存在的种种价值观投去质疑，彻底粉碎我们原有的故事版本，或者说，重写历史。而这些，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与近现代女性主义大开大合的宏阔景观不同，随着整体历史境遇的变迁，后现代女性主义呈现出一种更为精密的多元交织场景。在这两年女性主义研究中，女性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身份似乎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凸显，比如“女性主义联盟，情境知识，智识赋权:女性主义解读网络的讨论”（shiau-ting hung）,“女性主义的挣扎：隐形战争中作为武器的写作”（huei-lingChen），“博物馆解说中作为知识生产和故事讲述者的女性长者”（Wan-chen Liu）等研究，都从女性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主体出发，去重新考察历史叙述和记忆。哥德堡大学两位研究者珊娜（Sanna Hellgren）和科维尼（Kvinn Sam）的研究“通过图书馆和档案弥合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鸿沟：以瑞典凯文山姆国家图书馆性别研究为案例”，则进一步试图在女性知识主体和实践主力之间消除误解，建立起联盟关系。事实上，性别理论发展的一大趋势，便是将女性主义的实践动态及时纳入研究讨论的范畴之中，探讨女性主义理论与行动的“多方主体、多种模式、多种经验”，并挖掘其背后的驱动力和隐藏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彼此提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现实介入中被一次次重新定位，刷新。
回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近30 年的沉浮，1995 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前夕，东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启了多元化、群体性、跨文化的对话，国内出版界曾经一度出现过大批量同步引进译介性别理论研究专业书籍的热潮，然而这一热潮很快随着大会闭幕而退潮。值得欣喜的是，这两年随着女性议题受到全社会关注，国内也译介了不少女性视角的文学史研究与评论，如《阅读浪漫小说》《现代性的性别》《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等。市面上同时出现了质量数量喜人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居多。《82 年的金智英》《熔炉》《坡道上的家》等因对女性境遇的激烈反思而出圈，这些作品往往伴随着经过改编的同名电影进入大众视野。不少出版机构也有意识地系列出版相关文学经典读物，比如未读的“她系列”中，《傲慢与偏见》《醒来的女性》等女性主义文学经典不断再版。理解了这一代人重讲女性历史的主体诉求，便能理解这一代女性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多元化表征，我们也可从他们个体生命经验史的角度理解历史和时代。在文明交流和文学活动中，女性觉醒话题也同样备受关注。2021 年中欧文学节的主题定位在“女性视角，字里行间”，文学节邀请了47 位全女性嘉宾阵容，这在历年来的大型国际文学交流中非常罕见，可以说从形式上已经打破了性别桎梏，宣召一种女性创造力的集体爆发。法国的女性主义者福克曾提出女性力比多的概念。女性力比多，就是女性的创造力，其与身体性的深不可测的女性力量相关。全球范围内，这一代新锐女作家在写作中普遍有明确而激烈的性别意识，例如伊内丝·巴亚尔（Inès Bayard）的《隐痛》，法文原名是《下体之痛》，直面了女性在被性侵后身体所遭受的难以言传的黑洞般的痛苦；
比利时女作家米赫雅姆·勒罗伊（Myriam Leroy）和克罗地亚女作家莫妮卡·赫尔塞格（Monika Herceg）的作品中同样有大量关于女性身体创伤记忆的极致书写；
来自波兰的乔安娜·巴特（Joanna Bator）则回到波兰下西里西亚，将在公墓听到的一位历史学家讲述的真实惊悚故事写成了她的小说《苦，苦》，其融合了现实与幻想，创伤与乡土记忆，最终发出来女性独特的呐喊；
芬兰诗人内丽·若珊莱宁（Nelli Ruotsalainen）一度以“分娩”“产后”等作为主题创作诗歌，将女性创伤作为自己的写作基点，力图打碎与之相关的耻感，鼓励幸存者永远不要为既定的事实而自责，她强调“我们并非创伤的总和”；
瑞典诗人海伦娜·博贝格（Helena Boberg）和马耳他诗人西蒙娜·印瓜钠兹（Simone Inguanez）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性暴力”与“沉默”；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小说家安娜·施纳布尔（Ana Schnabl）则回归女性自传、自白以及精神分析中的女性叙述传统，同时融合新闻调查的成果，展现出大数据环境下女性面临的新的恶意。中国作家徐小斌则返回童年记忆，认知玄奥的真理，寻找此刻在莫比乌斯环上的位置。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是“凡个人的，皆为政治的”。显然，身处一个日益“性别化”的世界图景，女性创作者较之于前代产生了巨大的性别共识，她们正努力打破代与代之间的创伤循环，并用恰当的性别色彩鲜明的语言，去揭示曾经难以言表的性别困境怎样影响到我们的历史和人生。伴随着女性创作主体的繁盛和性别意识的增强，文学和研究也势必迎接女性意识的普遍觉醒。
肖瓦尔特曾预设：“女性自己构成了一个亚文化框架内的一大集群”①Showalter 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st, Paris: Little,Brown Book Group, 1982, p11, p30.。她进一步解释道：“女性主义批评与其说解决多元化社会里妇女如何平等共享信息，不如称其为一个复杂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体系，其涵盖广泛联系的社会群体和多元变幻的知识背景。女性主义批评同时需要一个辽阔的研究范畴，它并不囿于某一民族、某些流派、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它是一个跨学科，融合了理论和实践的新兴批评研究领域。”②Showalter 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st, Paris: Little,Brown Book Group, 1982, p11, p30.
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具渗透力的三大思潮之一，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一样强力介入到社会变革和科际整合之中，深度改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呼应着巴特、德里达、福柯、拉康、德勒兹等一系列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嵌入并改造着翻译研究、大众文化批判、后殖民研究、新媒体技术批评等诸多学术动向。女性主义几乎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所共享的一种知识结构和研究路径，其开辟了诸多新兴领域和方法，无疑促成了大量的学科间和学科外的越界与融合。比如2020 年底出版，2021 年引发关注的《欧陆哲学女性主义》（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就巧妙借用“欧陆”哲学传统的分析方法，来综合处理当今世界中的女性主义议题，其中涵盖女性主义对于多种理论流派、不同媒介形式，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穿透和贡献，也包括对黑格尔、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欧陆主流人物的女性主义阐释，以及对精神分析、现象学、解构主义、系谱学和批判性理论的女性主义应用。③Edward N. Zalta (ed.),Hansen, Jennifer; Huseyinzadegan，Dilek; McAuliffe, Jana; Shorter-Bourhanou, Jameliah Inga; Kimoto, B. Tamsin; Islekel, Ege Selin; Draz, Marie; Brown, Erika,“Continental Femin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of Philosophy，2020 .在诸多不同维度的映射之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着谦卑而坦诚的反抗。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学科边界就开始变得日益模糊，“跨文化”已然成为了文化艺术研究的常态。按照詹姆逊的观点，“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④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第420-42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城市中各式各样的亚文化群体，他们都可能成为女性主义写作和批评的观照社群。英国文化理论家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对“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的研究，补充修正了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一直偏重于男性亚文化的弊病。她尖锐地指出，“在传统亚文化民族志研究，大众文化历史、个人记事和新闻调查等领域，她们都是缺席的”①安吉拉·默克罗比：《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张岩冰译，第1 页，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在东亚，“亚文化”已然是年轻一代当中相当有活力的部分，正在引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形态。身处群体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亚文化社群正日趋演变为原子化个体之间的一种亲密链接。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充满悖论的“后现代解放方式”，也同样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兴领地。比如网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展现了性别倒置后的荒诞，其本意是对男权赤裸裸的讽刺，我们亦可同时推导出简单粗暴的性别战争的不可行、不可取。将男性群体作为战争对象，同时对男性个体产生爱恋，这种分裂必定会生产出大量冒牌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绝大部分男性群体（他们是男权制度的隐性受害者），原本是这场战争中最值得被争取的盟友。
乔纳森·卡纳指出，“不能把性别看作男女身体的一种本质属性,而是看做与特定的男性文化观念和女性文化观念相联系的一整套姿态、体态、立场、变形和情感”②罗宾·R.沃霍尔：《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第23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在阅读和数据环境不断“女性化”的进程中,建构一种新型语言和文化才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蓬勃未来。二次元的来袭在文化上表现为明显的“去中心化”——这个中心，当然也包括男权中心。“亚文化”正以多姿多致的二次元呈现，不断辐射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Z 世代人群，正在迅速抛弃三维世界真实的触感、体验，随之蒸发掉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亲密链接。文化和社会都面临着巨大的撕裂危机。同一片星空下，有钻入坚实地堡末日求生的生存狂，有醉心二度创作的同人圈，亦有高技术低生活的赛博朋克、乌托邦式的蒸汽朋克，SCP 基金会，等等。亚文化早已悄悄潜入城市的潜意识。更友好地跨越各种界限，显然是女性主义的擅长。
文学的边界在不断地膨胀和虚化，女性主义文学的言语场“不可逆展开和侵入性饱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和作者、文本及其文化母体的互动中完成融涉，并于融涉之中争取 “多元的平等”。伴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时间感、节奏，以及生活方式的巨变，文学也日益奇袭到各种新的媒介形式当中。作为一种承载着最古老抒情和最坚固人性的表达，文学向来不仅描述世界，也不断地挑逗世界、冒犯世界，去超越生存的现实世界，超越此刻主流文化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当人性和我们自身的节奏、世界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时，当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必然与前代大为不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会以什么样的舞步去适应一个新世界的图景？性别理论与网络文化、亚文化群体发生怎样的互动？在互动中如何弥合撕裂的意识，又如何反过头来引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变迁与转型？这是目前国内外学界着力不足的区块，也是这一代女性主义写作和批评令人期待的明天。
肖瓦尔特在《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总结性论述道：“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
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质上是心理分析式的，它强调压抑；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文本式的，它强调表达。然而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③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9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反观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需要结合到中国当下的特有语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固然是一种彰显差异、持续不断暴露社会问题的解构力量，同时也应该是一种向往性别和谐、走向跨性别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力量”④陶佳洁、汪正龙：《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顾与反思》，《文艺争鸣》2019 年第1 期。。中国当代女性创作研究主体，需在“性别化”的融媒介互文中探索性别理论的自我更新，以弥合大数据时代下的性别对立及群体撕裂，同时完成对“她者”历史的抵达。当格林布拉特等文化学者致力于将单数的“历史”(History)，转化为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
与之对应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不断在“他”的历史中添加进“她”的声音，“她”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