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型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呈现

王 雅 林

（1.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2.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所，哈尔滨 150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在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千年梦想之后，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更高历史起点上，重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全党要“紧紧围绕这个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形态”。新时代的理论工作者要为贯彻党的战略部署并使之转化为实践动能提供理论和智力服务。

需要提出的一个学术议题是：在新发展阶段，党领导各民族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活动是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历史新场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然动态地呈现为一系列的模式特征，其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总的指导方略，又是总体发展模式，在这个总的模式下不同领域又呈现次级的模式特征，如经济增长模式，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生活模式，等等。这些次级模式特征受总模式的指导和规定，反过来次级模式的运行则又充实着总模式的内涵并使之落地化。在40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中国在各领域创造了许多符合国情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但在形成怎样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模式上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到新发展阶段，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政策是，全面促进消费和实施以内需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政策，这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新变化提出的正确政策举措。但自这一政策举措提出以来，学界时有下面的观点表述。例如提出，参照国际经验表明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是继“生产社会”之后中国必经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通往现代化之路中绕不开的途径”；
新发展阶段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理论”；
把普遍消费能力的提升混同于“消费社会”和提出“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的观点；
等等。

这就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中国新发展阶段实施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政策是否要采取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中国是否可以走出路径依赖，创造新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发展模式？澄清这些问题事关重大理论和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的取向问题。“消费社会”看似是经济成长阶段特征问题，实则是赋予社会以何种存在形式和生活模式问题，关系到这种模式是否能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这一核心问题，因而搞清这一问题自然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了。

西方“消费型社会”（或称“消费社会”“消费者社会”）的产生是20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驱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所经历的一次重大社会转型。早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世界各国必经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说”（后来又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增加为六个阶段），其中“高额大众消费”就是其中必经阶段，并以其作为普世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推广。除此之外，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等人都对消费社会的出现多有论述。

应当说，消费对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利润的增殖，以及在社会关系领域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所承载的重要功能，一直贯穿于从早期资本主义开始的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但把消费作为生产力和资本增殖的核心要素，并以消费来标识新的社会形态，确实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生了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社会转变，并由此引起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的重大转变。比如，直接从事生产的蓝领工人大大减少，从事知识型服务型的白领人口增加；
社会结构发生了纺锤型的变化；
社会消费由精英消费开始向大众消费转变。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个人选择能力也大大增强，等等。一般地说，消费不但是实现社会再生产也是通过需要满足实现人的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和实现方式，因而消费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文明进步方面。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工作重心不得不放在发展生产奠定国民经济基础上，消费长期处于短缺状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地创造发展到现阶段，在客观上也需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满足人们生活的更高和日益扩大的需求。西方消费社会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方面以及具体举措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是中国现阶段实施的经济发展政策同“消费社会”模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第一，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当代体现的是“资本的横暴”和垄断逻辑，“把包括物品、情感、个人隐私、身体、私密关系等等都变成供人消费的商品”，使“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境地”［1］。通过挑动人们消费的欲望建立起了“物支配人”的体制，从而使人处于异化状态。“欲壑难填”的消费文化带来新的痛苦、原子化个人和身份焦虑。从美国的现实看，消费社会也根本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种族平等和消除贫困问题，反而会制造出精神文化心理上的“新穷人”，也不能真正解决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就充分暴露了美国资本至上体制下的社会、种族之间严重的不平等和人权问题的虚伪性。“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美国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资源，依靠透支世界的资源和负债，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资本推动下的大众传媒又无孔不入地“钻进人的内部，在那里倾泻文化商品”，借助现代技术在征服了原料和物质消费品之后，又来征服人类的幻想和心灵。因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才说：“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阶段，这还不是决定性的克服人类的问题和危机的社会，而是引起新的问题和危机的社会”［2］译者序13－14。这些都体现了西方消费社会模式由资本至上逻辑引发的悖论效应和深层结构的不可持续的问题。

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实施全面促进消费的政策，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以资本和利润最大化本身为目的，而是以服务于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和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目的，它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社会政策，扩大和鼓励消费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比如，我党创造了脱贫攻坚使近1亿人口摆脱贫困的历史壮举，并在新发展阶段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使脱贫人口通过提高消费能力进一步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国实施广就业惠民生等一系列政策，包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拉动公共消费，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等等。

另外，中国的扩大内需消费政策，是纳入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之中的举措，消费的提升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能力的扩展。从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全面促进消费”，到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稳定和扩大消费”，再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全面促进消费”，党中央提出的这些“全面促进消费”的经济社会政策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具体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反复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都规定了“全面促进消费”的举措是新发展阶段总体战略和指导思想布局下的一项政策举措，是日益充分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这同消费社会遵循的理念和发展模式根本不同。

第二，消费社会奉行的是“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假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强调人只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部件而存在，只有当他的行为符合经济运行功能的要求时才是现实的，否则就是多余的非现实的。在消费社会发展阶段则把人视为“消费人”，“我买，故我在”是这个社会模式所形塑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把消费夸大为人生目的和成功的标志，通过广告和大数据等多种营销手段鼓励无节制的“买买买”，引导的不是真实的生活需求，而是无限膨胀的欲望，从而去狂热追逐不断花样翻新的消费品，并把拥有的程度、多寡作为衡量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的标准，其结果是“在西方，经济的发展却蕴含着情感的、心理的、道德的、人类存在本身令人惊异的不发展”［2］17。

笔者已多有论述［3］，依据马克思的“生活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现代化发展立足的是“生活人”假说。“生活人”假说就是以人为本的假说，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举措都是遵循满足“现实的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这同消费社会把人视为获利工具的“消费人”完全不同，在中国新时代“消费人”只有纳入“生活人”体系才有意义。

第三，消费社会的文化总体上是“物本”文化，是基于市场垄断本性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需求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消费获得的，因此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不断增强人们的商品市场消费能力，从而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需要都是通过市场消费来实现的，幸福生活的支撑也不完全是通过市场消费形式加以体现的，特别是在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生活意义和价值因素，人与人关系、情感、心理因素日益成为生活幸福的主要因素，正是基于此，人们才说“决定幸福的因素常常免费的”。而消费社会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市场在这方面也是失灵的，欲壑难填的消费欲望文化所带来的痛苦，正是“消费人”的常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让人难以摆脱在精神生活上的“身份焦虑”，结果是幸福追求变成了幸福问题，这正是消费社会带来的难以消除的弊端。

所以必须明确，在新发展阶段，当内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时，是不能以消费社会为模板的。中国发展的价值目标同以资本垄断为取向的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不明确这一点，让消费主义泛滥，其危害后果比西方国家还严重。这一点也被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GDP主义思潮泛滥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证明。我们不排除对西方消费社会某些具体理论和经验的借鉴，但作为整体模式不要指望修修补补就可以搬到中国来，更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命题，其出路是继资本主义对传统封建社会“祛魅”的历史过程之后进行“再祛魅”，走新路，创造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新的社会生活发展模式。

应时代之运，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去探索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社会生活发展模式。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是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模式”是特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关系系统所呈现的相对稳定样式。在中国新发展阶段，它是从新发展理念到社会生活实践行动所呈现的一般方式和必须遵循的方法论原则。那么，我们在否定了“消费社会”作为新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生活发展模式的选项之后，构建一种怎样的新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明模式呢？笔者于2012年提出了“生活型社会”的概念，我们的述论就以此为起点：

我们的社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社会模式，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社会模式能使中国人处于良好的生存状态和可以成为承载中国人通往幸福伊甸园的方舟，从而获得普遍的自由的美好生活。如上所述，在西方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消费社会模式，并不能成为使中国人处于良好生存状态的载体。那么我们应寻找一条什么样的“舟”通向现代化确立的发展目标以圆“中国梦”呢？寻找这样一个“舟”，自然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出发，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和当代社会思想的最高成就。依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个概念：我们所要建构的、与“消费型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可以定名为“生活型社会”。“生活型社会”就是为生活的逻辑所贯穿，通过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精神和生态财富不断满足人的真实生活需要，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生活场域和生活方式的社会［3］。

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在西方“消费社会”之外提出了人类生存的新的可能性。对于提出“生活型社会”模式的根据，笔者曾做了以下“四个立足”论证：立足于中国“新型现代化”的性质；
立足于创新阐释的“生活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观和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
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
立足于人类社会从“早发现代化”的“物化社会”向“以人为本”社会观转变的发展趋势［4］。我们提出的这一概念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比如，日本学者岩佐茂针对“资本的逻辑所贯穿”的西方消费社会模式，提出了要建立一种为“生活的逻辑”所贯穿的社会的设想［5］。还有的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人类进入了更加重视身心价值时代的设想。英国学者葛凯在长达25年的时间对中国消费主义思潮进行研究之后也指出，“中国或许需要寻找或创造一种全新的模式”“我期待中国人能再给我一个奇迹”［6］。

归结起来，我们可以用表1说明我们所构建的“生活型社会”同“消费社会”的区别。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方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实现多维发展模式的创新。“生活型社会”概念的提出就是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在新时代将愈加显示其重要的理论建构功能。

表1 消费社会与生活型社会模式构建的性质比较

第一，“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发展实践形态转化提供操作平台。党中央明确表述，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表述提出了“社会供给”和生活需要两个矛盾方的关系问题，其中“生活需要”是主要矛盾中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这种“生活本位”关系的模式化就是“生活型社会”。能够对美好生活需要实施良好供给的社会就是美好社会，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实践又构成美好社会形成的内生动力。为此，“生活型社会”就成为“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双向建构的中介、桥梁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使“供给”和“需要”呈现良性互动生成的相对稳定关系。在新发展阶段，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不但取决于社会供给，也体现为供给的目的和引导着供给。既要通过供给使需要得到满足，同时为了满足新的需要，新的社会产品、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文化又被创造出来，而这又成为新的生活条件，推动着更新需要的产生。这样，供给和需要之间的平衡秩序不断被打破，不断产生新的不平衡。在两者关系中平衡、秩序是相对的，动态、“无序”是绝对的，这就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尽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内生动力。“生活型社会”则成为这种复杂的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模式化平台、准则、机制和工具。

第二，“生活型社会”取代至今仍主导着全球发展思潮的消费社会模式，预示着人类社会将呈现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大化文明形态转型的发展前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如果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采取西方消费社会的模式，那么势必形成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全球资源争夺零和型的现代化，而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达到现代化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以上，这表明以消费和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文明已呈现终结的先兆，即不可持续的消费社会模式走到了尽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让十几亿中国人都富裕起来过上好生活，将是世界的灾难。这一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4亿中国人有权利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他的这一说辞是以美国对生活的价值标准和霸权行为说的事，是霸凌主义的表现，但美国的价值标准并不是我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美国的发展方式也不是中国要遵循的方式。我国的发展无疑要夯实幸福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形成普遍的消费能力，但不是以“物”和欲望的最大化为目的。我国的发展方式也不是要建立在美国消耗那么多资源和能源的基础上的，我们奉行的核心理念是在资源有限和绿色发展条件下如何实现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的最大化，实现“人本”的发展。从“物”的最大化向人的生活幸福、人自身发展最大化转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现和对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超越，这正是笔者提出“生活型社会”概念的意义所在。

第三，“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与践行，将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动力资源。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和主客体“二分”的研究范式，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动能往往只从客体层面、物的层面去寻找，而忽视了人的生命力和内在的生活潜能的发挥。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社会”给出的答案是消费、消费、再消费；
而从“生活型社会”的视野看，人们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美好不美好，在优质的社会生活资源供给条件下，将取决于人自身生命力和生活本身能量的发挥。幸福和美好生活是无穷尽的智慧、艺术、能力和方法的集合，是需要通过学习、体验、感悟及对自我需求的调节、价值和意义的建构获得的。特别要指出，至今我们对主体人的生活潜能还知道甚少，我们需要通过提高认识能力把它不断挖掘出来。“生活型社会”模式的构建及践行，将为挖掘幸福资源开辟新空间。特别是在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不再受到谋生困扰的前提下，主体生活资源的开发和潜能的发挥，将成为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新理念、新发展观。

以上我们在批判西方“消费社会”模式的基础上，依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中国应走“生活型社会”的发展路子，并对其理论与实践根据做了论证。“生活型社会”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的提出，是来自对时代之问的回应，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和政策的操作性。就政策实施导向问题提出以下观点：

（一）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划清同“消费社会”模式的界线

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消费政策实施层面往往也会出现某种分不清同“消费社会”区别的情况，需要从发展理念上加以厘清。扩大内需政策实施的核心要义是要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全面的美好生活诉求的目标体系出发，既发挥经济效益，又要溢出“人本”效益。

第一，经济政策实施的主体是“生活人”，“消费人”从属于“生活人”，这应是我们要反复强调的理念。消费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环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但本身不构成落脚点而且也不是全部手段和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将通过日益壮大的公益事业得到满足。另外，在新发展阶段，随着人们通过市场的物质和服务消费能力的增强，水涨船高，作为“生活人”对非市场、非物质的生活需求也日益增长，如对民主、自由、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保、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心理、情感的精神需求，等等。因此，消费的扩大体现为需求能力的扩大，但不等于作为“生活人”全部生活能力的扩大和需求的满足，在政策导向上要搞清“消费能力”和“生活能力”两种能力的区别，并从总体上加以规划，消费不能侵入到“非消费”性质的活动领域，不能把一切生活需要都变成“商品”。

第二，实施扩大消费的经济政策要同社会政策实现内在统一。在新发展阶段，作为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构成的经济运行环节，消费日益成为发展生产力、提高硬实力的重要驱动因素，特别是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消费尤为迫切，但作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消费政策的实施要同“惠民生”、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政策目标相一致，如提高人们的工资收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消除贫富差距过大、促进社会保障、发展。

扩大公共公益事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等。“十四五”发展规划在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同时，就采取了一系列配套的社会政策。比如，着眼于“居民消费仍受制约”人们“惜消”的情势，在“十四五”规划中针对老年群体、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口、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加大了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保措施，缩小社保、医保差距，更好地发挥社保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能，提高低保水平，将成为后续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问题。从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体系来看，扩大消费的经济活动和运行机制只有纳入生活世界的范畴、真正做到“惠民”才有意义。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在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过程中要把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同抑制消费主义同时并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倡导的消费主义是支撑消费型社会的重要思潮。如前所述，消费主义在中国一个时期的泛滥已造成严重危害，相悖于美好生活的目标。但以盈利为追求的不规范的资本市场行为会通过广告等种种营销手段鼓吹消费主义、消耗主义和享乐主义，特别是这种行为往往也会迎合某些政府部门政绩效应、GDP主义的心理偏好，其结果在“好看”的经济增长业绩下带来一系列社会的和精神领域的困扰难题。因此，必须从国家行为层面通过一系列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和政绩评价体系等方式加以改变，不能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增长放在对消费主义的放纵上。

（二）从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体系出发，重新审视与再建构“蛋糕理论”

政治经济学有个著名的“蛋糕”理论，讲的是经济发展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已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GDP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所以为提高全民消费能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还要解决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需扩大经济规模总量，保持GDP相对较高和有质量的增长，同时要通过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分好蛋糕，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前中国还存在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人口过多的口问题。在14亿人口中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只占4亿多，其规模已超过美国总人口，但同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只占人口的35%，还构不成纺锤型人口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教授等在《分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还做了如下具体分析。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有密切联系，因为中国当前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这是中国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一个特殊性［7］。中国农村已经全部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然而中国的乡村目前仍存在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生活脆弱人口、相对贫困人口。按照世界上现代化国家通行的标准，中国农村现阶段还有至少2.2亿人属于相对贫困生活脆弱人口，通过发展解决这部分人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还需付出许多努力，扩大开来说，还要分好经济总量这块大蛋糕。

从提出“做大蛋糕”到强调还要“分好蛋糕”是重大理论进步，但从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个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其链条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前提有一个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蛋糕”质量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老百姓分得到的蛋糕是实惠的善品吗？”我们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不但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会向人们提供虚假消费品，而且一些政府部门自身的政绩追求也会产生不良的GDP效应。这就有“做一个好蛋糕”理论链条的前提问题。并不是所有GDP都是良币的、是没有水分和老百姓得实惠的。

还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设“蛋糕做大”了又“分好”了，但到了不同生活者的手中能否转化为良好的和有质量的生活呢？比如，有两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是相同的，但由于生活素质和能力不同，两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将会明显不同。从这个层面又形成了一个如何使人们“吃好用好”蛋糕问题，即主体的“美好生活能力”问题。“美好生活能力”也是新发展阶段必须重视和培育的问题。归结起来，“美好生活”是一个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行动与结构等构成的复杂系统，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审视“蛋糕”理论，应进一步表述为：在确保做有质量的“好蛋糕”的前提下，不但要从社会层面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同时也要在生活者个体层面培育人们的美好生活能力，“吃好用好”蛋糕。

（三）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为狩猎对象

党的发展政策十分明确，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是重要的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要鼓励他们合理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要把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成全社会文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根据国外经验，在消费社会体系内，中产阶层往往成为资本无度的狩猎对象，而中产阶层又往往不能抵抗极其繁多、花样翻新商品施加给他们的影响，成为消费主义、消耗主义的中产阶层。这一风潮也会对中国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产生影响和示范效应，特别是当商家借助数字化狂奔的市场销售手段鼓动不理性消费时，由于消费心理的不成熟性，某些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很可能表现得更加畸形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郭美美事件”。中国在人均GDP还不高的情况下，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奢侈品消费市场。随着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并不完全是否定价值的，需要解决的是被国外媒体评论为“奢侈品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鸦片”的那种情况。所以在中国新发展阶段，需要在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全社会培育正确的生活观和消费观，形成良好的民风民德，同时也要培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能力和反思能力。

（四）“生活型社会”带来治理方式的范式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里程碑的事件是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这一阶段人们生存状况的提升从主导方面说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革命”的成果体现。进入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重心将逐步由“物”的层面深化、转向全面的生活建设层面，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的阶段性进展。从近期看，中国仍需解决以物质为基础的大量民生问题，但从新时代长期发展看，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物”对幸福的效益将呈逐步递减效应，作为个体生活者的精神素质因素将逐步上升。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不但要继续夯实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提高生活者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所有生活层面需要的满足，即不但要实现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要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这就给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治理方式带来新的要求。必须反复强调，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要比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任务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包含着许多我们尚不熟悉和未知的东西，在小康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知识和办法会不够用了，必须要有变革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学习、学习、再学习，日新、日新、再日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新发展阶段也将是进入“新风险社会”阶段，比如持续三年多的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就是突出的例证，处理突发事件经验不足产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新发展阶段领导力将体现在快速纠错能力上。小康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生活的大幅改善，主要体现在现代化建设成就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的获得感上，具有客观增益的特质。而按着生活方式理论，美好生活的实现体现为主客观互动生成的过程。一个个具有自由个性的生活主体在社会资源供给条件下的自我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领导方式遵循的理念上需要由“决定论”“受动论”变成生成论、互构论。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人本思想资源，在今天我们特别要充分挖掘其跨时代价值，但传统文化的缺点是把“民”视为受动的群体，所以对传统“民本”思想既要有所继承发扬，也要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民群体是生活实践主体，是新生活的创造者和最先感知者，因此必须牢记毛泽东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青年干部要拜人民群众为师，甘当小学生，多交基层朋友，去了解真实情况，力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人民群众的生活诉求面前，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和错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五）“生活型社会”的实施要奉行包容性发展方针

我们强调“生活型社会”是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模式，是对消费社会的替代方案，但不等于排除对西方消费社会发展阶段有益经验的吸纳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说”就讲到“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离不开在资本主义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过程中曾在“西化”思潮影响下滋生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今天我们必须重回正确轨道，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互融中为“生活型社会”的构建提供先进文化根基。同时中国实现惠及14亿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奋斗目标，又要同“人类生命共同体”［8］的理念结合起来，实现包容性发展，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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