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

乔 榛，蔡 荣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突破而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一条现代化之路[1]。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意义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世界的现代化潮流是近代以来各国所遵循的发展逻辑。但是，最终成功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比较少，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成功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很少。这并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作过努力，也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可持续。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也遇到了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难题，如贫富两极分化以及资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等。这些问题表明，现代化道路的可持续性问题是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探索的特殊经历和形成的中国特色，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可持续性特质，成为其更有前途的重要根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2]。正是在坚守这一初心使命的基础上，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2]。

新中国诞生使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即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只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于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发展生产力就是推进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所有国家实现发展的主要路径，它超越了社会制度界限，使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所有国家都选择通过现代化来发展自己。1954年6月，毛泽东针对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3]。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设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3]。应该承认，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实现现代化，都是陌生的课题，既无经验可言，更无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导。因此，新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并不顺利，发生了像“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曲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探索和自我革命的政党。在生产力发展受挫的情况下，我们党探索通过生产关系调整和文化革命的方式来推进生产力发展。“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现在看来有些偏差的方针却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思路。当然，这个思路是难以走通的，我们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我们党仍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拨乱反正，开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新征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这应该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最早的表述，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了推进现代化的底气。自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化成功之路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完全成功的先例。中国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显然展示了开辟现代化新路的勇气。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推进现代化的新路径。不仅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还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按此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解决了温饱，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而且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了全面冲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历新时代从严治党的锻造，党的自我革命找到了新形式。自我革命成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意味着我们党找到了永葆生机的良方，也意味着可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的保障。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借此，我们不仅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且发挥自身优势保持了社会稳定发展，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这两大奇迹之间，构建起一个良性互动的格局，大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大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加快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努力追求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其人口总规模只有10亿人，最大的现代化国家美国也只有3.3亿人。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其规模要超过目前所有现代化国家人口总和。这将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大事件，其背后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和秘密。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首先将改变已有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已有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辟的，是建立在严重不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现代化。在启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占据生产链和价值链的顶部，通过攫取落后国家的财富实现发展，因此形成了一个以世界绝大多数人贫穷为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富裕买单的局面。从历史的视角看，最先崛起的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是人口较少的国家，即使后来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它的人口不到3000万人，但控制的殖民地人口达2亿～3亿人，也就是说，英国的发展和富裕是建立在殖民地落后和贫穷的基础之上。这种格局演变到今天就表现为10亿人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70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中国式现代化将把14亿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是无法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老路，必须寻求新的出路。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能否获得相应的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因为最早抓住了全球化机会才得以开辟，而全球化最早形成的发展空间还比较小，因此，能够走上现代化之路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也很少。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所有国家寻求发展的主要出路，但是能够顺利推进现代化却很艰难。归根结底，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方式所决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这时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推动世界更多国家迈向现代化，因而，只有那些最早捕捉到工业革命先机或获得工业革命红利的国家才顺利迈进现代化道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辉煌期，但在近代以后进入了发展滞后期。其原因是没有抓住工业革命的机会，没有迈进现代化的门槛。然而，生产力发展轨迹虽然在总体上呈不断提高趋势，但又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自近代以来的生产力几次大跃迁，或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也有着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第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到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生产力因此得到巨大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具有的创造了之前人类社会生产力总和的能力，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有同样的经历。然而，如此巨大的生产力进步，依然没有解决世界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题。这其中有生产力容量问题，也有生产力发展方式问题。从生产力容量的角度看，从第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到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主要是由资本主导来推进的，源于资本的本性，一定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国内的发展不平衡，而且也表现在国际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大大地限制了生产力容量的扩张，进而使现代化只在少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实现。不过，在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生产力发展不再是供给量的问题，而且也是需求量的问题。这在理论上表现为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转变；
在实践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需求扩张政策。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资本的主导地位和人口规模的限制，生产力发展依然被一次次危机所打断，不可持续性成为其发展的陷阱。

中国在前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落伍情况下发展滞后的局面，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和成长，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国终于从过去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旁观者变成积极参与者甚至引领者。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显示出巨大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把14亿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而且如此规模的人口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有了重大变化。发展生产力不只是增加供给的问题，而且还是扩大需求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其动力不仅源于供给的快速增长，而且源于需求的积累和扩大。进一步地讲，这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式。当然，在供给和需求互动的发展中，供给具有主导性作用，因为改革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增加供给的物质条件，也使我们形成了增加供给的制度条件。随着供给或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更是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使供给和需求互动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得以持续，必须在需求上做文章。因此，14亿人口便是扩大需求的最大因素。人口是需求的基础，但必须建立在人们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中国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属于低收入国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收入不到200元，属于典型的低收入穷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以及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收入也在持续提高，阶段性地实现了温饱、小康和全面小康，202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和规模巨大的人口，将成为需求最大的基础。这将是突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持续发展陷阱的重要因素，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推进的动力源泉。

目前为止的现代化发展历史，总体上是在一个不平衡格局下推进的。这种不平衡有诸多表现，其中，贫富差距是不平衡的一个显著特征。造成这种不平衡局面的根本性原因便是资本主导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自近代开启以来取得成功的只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的现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突破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因素，即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时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现代化的最早形式就是工业化。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近万年的农业文明逐步陷入一种长期停滞的局面，按照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在1000—182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人均收入提高了50%，年平均增长只有0.043%[5]。如何打破这种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便成为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的中心任务。工业化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所选择的一条道路。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进的，有着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趋势性。不过，工业化或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注入了“资本”的基因。资本的逻辑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化，并形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财富越来越向少数资本家集中，贫困则越来越向众多相对过剩人口集中。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取得了生产力一次次进步，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始终无法被打破，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始终难以改变，并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难以持续的重要影响因素。难道贫富两极分化是现代化的一种代价吗？显然不是这样。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这一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论证了建立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借助这一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新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其低级形态是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打破了资本主导分配的逻辑，为广大劳动者平等获得生活资料建立了一种初级的分配制度；
其高级形态是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财富极大丰裕，可以实行按需分配。这种建立在财富丰裕基础上的按需分配就是共同富裕。如果说共产主义从生产力角度看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共同富裕则为共产主义现代化增加了一个重要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不过，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在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俄国建立的。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会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又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并没有达到两者共同发展的目标，呈现出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贫困相矛盾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其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这一矛盾。然而，在做过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一些成就后，还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出现的较为普遍现象是，不仅现代化的目标没能实现，而且共同富裕变成共同贫穷。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也把工业化或现代化作为发展的主要任务，同时也努力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然而，在早期的探索中并没有能够将两大目标同时实现，出现了生产力发展受阻和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正是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开始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经过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在中国诞生了。借助这条现代化新路，不仅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化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贡献，其现代化的目标不仅是把生产力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统一起来，而且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这种互动性的一大特点是，共同富裕不仅是生产力现代化引致的一个结果，而且是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又一动力。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旧有的逻辑。生产力不只是一个生产或供给问题，而且还包括产品的实现及需求的因素。在生产或供给方面，不仅是调动每一个人积极性的问题，而且还是怎样提高人们凝聚力的问题。生产力的这种变革，对生产力发展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逻辑决定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体现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难以满足现代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如上两个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打破资本逻辑下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进路，自然会改变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持续性的困境，并通过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现代化是从追求物质文明开始的，但与精神文明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并需要精神文明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871这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起步时就存在着严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相统一的问题。不过，从文明的多个层次看，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有精神文明的基因，主要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带给资本主义成长的一些精神因素。然而，这种精神文明因素重在释放人的自由和创新。这种精神文明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人类追求共享的精神文明来说却不仅没有得到倡导，而且还受到排斥。

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发展局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突破的方面。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7]。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精神文明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如他所指出的，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特别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7]。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7]。在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十分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形成了一种传统，也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一种基因，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显示其具有的一大特色，而且也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力。物质文明是以物质财富的丰裕为标志，获得物质财富越多，或获取物质财富能力越大，其物质文明程度越高。不断提高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物质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从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或者某个阶段来讲，物质文明进步若不能有精神文明相配合就会出现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随物质文明提高而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感觉上的需求，也就是吃穿住用行变得更好。但这种物质上的满足会呈现严格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如此演变下去，会使由物质文明带来的财富满足变成一种负面效应。人们在生活中发现许多人在变富后发生颓废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正所谓德不配财，与此相反的则是厚德才能载物。因此，物质文明必须与精神文明相结合才能使物质文明得以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要更全面地推进人们的文明水平，而且还要在两者相协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首先包含了一种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发展可以提高精神文明水平；
精神文明提高也可以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保障。但是，这种辩证关系并不是自然演进的，两者达到协调的程度要取决于一些中介因素。其次还体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即在物质文明极低水平，精神文明(实际上是道德水平)必须要有超越物质文明的高度，因为人类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需要更强的集体意识才能生存；
在物质文明达到一定水平，人类的集体生存方式转变为个体生存方式，物质文明具有了独立发展能力，精神文明作用变得弱化，从而形成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协调的发展阶段；
当物质文明不断发展到一种很高的程度，就会遇到一种发展的天花板，必须由精神文明来打破这种约束，使物质文明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或者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阶段。最后表现为精神文明更加突显的特征，即当物质文明达到极高水平并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时，进一步推进物质文明或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就会使精神文明突显出来，而且由精神文明引领物质文明发展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获得更强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要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有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潜力，必须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以获得更加充分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力。

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现代方式，是建筑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体现为人们的一种劳动过程。马克思曾就人们的劳动过程有过一个经典性分析，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207-208如此，生产力也被称为人们现实的劳动能力，一方面体现为劳动本身；
另一方面包含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生产资料。人或劳动者是这种关系中最为积极的因素，生产资料尤其是劳动对象则是这种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因素。提高生产力也就是发挥人或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劳动对象的物质变化，创造出可以满足人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产品。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过程，总体上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经历了以劳动资料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多个阶段，在近代取得了一种全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实现了劳动资料的革命性飞跃，把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带到工业时代。这个过程被认为是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是推动生产力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进程。然而，现代化并没有改变生产力所包含的基本关系，即由人或劳动者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基于科技革命的人的劳动能力快速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一个矛盾。

在资本主义发展500多年历史中，由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始终把如何获得更多剩余价值或利润作为其主要目的。因此，自然在资本的视野中只是实现资本目的的手段。在这样的逻辑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扩大人的主导作用，而把自然看作是人作用的对象，去努力开发、无尽地获取。虽然也有对自然因过度开发而遭受破坏的担忧，甚至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在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根本地改变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将彻底改变这种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关系转变为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作此改变，不仅有我们的制度根据，而且也有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在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取代了资本至上，也有了改变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基础。其背后的依据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来的集体意识有更大可能去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因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更可能成为一种长远利益，必须有一种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关系来实现。只要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确立一种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观，那么就有可能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长远利益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贯彻到人与自然关系重塑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想体现人民至上，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增进人民福祉，进而要求重塑人与自然关系，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如此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中找到可持续发展新的空间。

从理念的角度讲，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是人类反思自己行为后容易取得共识的理念。但是，人类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时期，由于处理不好人们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关系，很自然地导入以人为中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轨道。要改变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必须找到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中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这需要借助的新的发展方式便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方式与传统发展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主要是绿色发展要实现一种有约束的发展，即保持人与自然长期共生约束下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可持续性。因为绿色发展解决了对自然无度开发带来的灾难性问题，在保持自然稳定状态的前提下开辟了一种发展的新天地。

绿色发展开辟出发展的新空间，该空间是在节约和创新两个因素主导下形成的。绿色发展强调节约，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底线策略。人类社会不管怎样发展，都无法摆脱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无法改变人要从自然获得物质资源的基本事实。在这样的关系中，要开辟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个必要的选择便是遵从节约优先原则。节约意味着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绿色发展推动创新，是在保持人与自然稳定关系下开辟更大发展空间的最高策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们坚信一个道理：要想获得更多满足自身需求的物质财富必须以更多地向自然索取为代价。然而，当技术的天花板被突破后，这样的局面就有可能被改变。如目前生产的动力最终多来源于化石能源，而过多的化石能源使用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进而增加温室效应，引发气候变化问题。如果用无碳的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那么不仅可以获得无尽的能源，而且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能源结构转化可以打破受自然环境阈值限制的生产力发展天花板，从而开辟一个全新并无尽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可持续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下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要解决生态伦理问题，而且要在这种关系中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自己的特色，就是要在创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基础上的广阔发展空间，进而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1]。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原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现代化的起点，算起来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马克思曾就此划分过一个界限，他指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6]17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以及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资本的基础之上。这两个过程都是充满血腥的，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经历了“羊吃人”的时代；
殖民掠夺的资本积累让殖民地有过一段种族灭绝的经历。也许这可以被赋予一种时代性的解释，但这样的时代绝不能被重复，也不可能被重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现代化进程限制了想加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数量。这也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的国家很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截至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

如何在和平发展中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一条需要去努力探索的道路。然而，要走通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主要原因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遵循着被资本所主导的逻辑。表面看来，在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过去的殖民战争不会重演了，但是，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和平下的主要形态。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关系依然是现代世界格局的主流。如何打破这种不平衡局面？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要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基因支撑，也因为我们在和平中找到了一种持续发展的机制。进入现代社会，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因为靠掠夺的发展方式行不通了。中国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但最终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其背后有着对世界格局认识的支持，也即世界处于和平发展的时代。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以补齐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最大短板。正是对和平发展环境的坚定信念，我国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围绕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一中心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实践证明，我们对世界发展主题的认识是正确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十几亿人的积极性，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合力推动中国经济这条航船行稳致远，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由此也证明，在当今的发展条件下，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建立一种有效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的制度，就可以获得一种持续发展的动力。正式基于这样的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因为我们坚信，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各有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其他特色发挥其功能的总体环境。没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国式现代化很难持续，中国经济也很难持续。这其中的原因是，要将14亿人口整体推进现代化，绝不能在一个封闭的国内环境下实现。历史潮流使全球化无法回头，可能有曲折，但最终的趋势无法改变，因为人类走向未来必须有世界合力来支撑。和平发展是世界进步的唯一出路，但复杂的世界关系和难以协调的利益博弈，总会产生一些逆和平发展的事件。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不懈地努力。中国作为一个爱好世界和平的国家，具有推动世界和平的愿望。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形成了推动世界走向和平的重要力量。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来自自身的要求，也有基于自身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的重要基点上将开辟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也将开辟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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