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红军在贵州的民族政策与启示
时间：2023-06-20 12:0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纪 霞，陈 洁
(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贵州六盘水 553001)
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走向艰苦卓绝的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革命根据地，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正式宣告结束。这场堪称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共历时两年之久，红军足迹遍及中国的十五个省市，行军两万五千里。其中经历的艰难险阻、荆棘载途，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到。长征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移，是一部伟大的革命史诗。贵州是长征路上活动范围最广、发生事件最多、经历时间最长的省份。1934年12月，红军经湖南省通道县转兵向西进入贵州，贵州境内地形复杂、道路险阻，给红军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为了将红军消灭于贵州境内，蒋介石命令王家烈部队猛烈围堵红军，红军在经过的黎平、锦屏、剑河、台拱、镇远等多个县城均受到敌人的攻击，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减少伤亡，避免和敌人正面对抗，红军沿省交界处和山区前进，这为红军实施民族政策提供了便利。1935年1月1日，红军在贵州省安顺市候场村召开了重要的候场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进军遵义的战略。1935年1月15日，红军顺利抵达遵义。在这里召开了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检讨，重新树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摆脱了敌军的堵截，最终横渡乌江，顺利抵达贵阳。红军在贵州境内经历了长达 4 个月零 10 天的时间，不仅洒下了革命种子，而且也实施了积极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民族问题突出，社会矛盾较深
随着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潮，大量汉族人口进入贵州，加上当地的汉人军队，汉族不仅占据人口优势。而且还掌控着贵州社会的政权，大量汉族官僚利用特权欺压少数民族，抢占少数民族的土地等资源，造成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明清时期，少数民族起义反抗汉族统治者的斗争此起彼伏，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军阀统治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军阀的暴力统治加上连年的战乱，少数民族与军阀、地主、土豪的矛盾不断加深。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实施大汉族主义，不承认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和地位，进一步边缘化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国民党还在贵州实行“新生活运动”，通过一系列法令来进行民族同化，让广大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和靠拢，这种尊汉鄙夷的民族狭隘思想伤害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尊心，遭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民族矛盾更加尖锐。陈云同志在长征期间就对此有过描述：“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汉人向来欺辱苗家，故苗汉之间时相械斗”[1]。
(二)少数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发展落后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由于历史原因，贵州一直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尽管随着中国历代移民政策的变化，大量的汉族到贵州定居，汉族人口在贵州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甚至在民国时期，汉族人口已经占到贵州总人口的60%之多。但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贵州少数民族的比重依然非常大。就在当下，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依然接近40%。贵州全省共有民族成份56个，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民族，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等居多。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之前，贵州少数民族生活极其困苦，有的少数民族一年到头买不起食盐，只能用草灰来代替；
部分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原始的土司制和农奴制，封建压迫和剥削严重；
部分少数民族还靠狩猎为生，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呈现一片荒凉、衰败景象。长征文献也记载了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的困苦生活：生活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一贫如洗，十室九空，一点粮食都没有，过着半年糠半年粮的生活，这也说明了当时贵州的民族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红军的重视[2]。
(三)军阀专制残暴的统治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偏远的地理位置限制，贵州社会经济文化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1912年，军阀唐继尧占领贵州，贵州自此进入军阀统治时代。唐继尧之后，贵州又经历了不同的军阀统治，直到1935年王家烈被解除军政大权，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在这长达23年的军阀统治下，贵州人民经历了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各大军阀为了敛财，在贵州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且逐年增加。根据文献记载，贵州军阀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加起来超过150多种[3]。这段时期的贵州人民苦不堪言，生活困顿，甚至连食盐都吃不起。各军阀头子本身就是大地主，军阀利用暴力统治吞并大量土地，在军阀刘显世统治时期，刘氏家族霸占的良田就超过4000 余亩，而广大人民却流离失所。另外，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军阀们普遍实施了铁血政策，打压各种进步力量，造成贵州经济凋敝，人们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
(一)打土豪劣绅
红军进入贵州之后，首先就是进行打土豪劣绅、分田地。尤其是针对那些群众呼声比较高的，平时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坚决进行打击，没收其财产，提高贫苦大众的地位。黎平是红军进入贵州后的第一站，在当时的黎平有很多大地主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占据了大量土地资源，地主每年收的谷子成百上千挑，但是处于底层的广大贫民缺衣少穿，食不果腹，度日艰难。红军进驻黎平县城之后，首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勒令土豪们将剥削的财物、粮食交出来，逃跑的土豪也都抓回来，情节较轻的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民怨极大的进行枪决。例如红军在六盘水缴了曾任国民党区长的大土司安庆吾的枪，处决了两名横征暴敛的稽征员。在茨冲，红军打开两家大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枪毙了作恶多端的税卡师爷尤少安，除了六盘水，红军在黎平县、剑河县、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开展了打土豪活动，红军将没收来的食盐、粮食、衣服等物资分给劳苦大众，很多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困难得到极大的缓解，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戴。在剑河县，一位叫杨爱妹的苗族老奶奶逢人就夸红军好、夸共产党好。红军离开剑河县时，老奶奶一路相送、依依不舍，传为一段佳话[4]。
(二)宣传民族政策
早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朱德总司令就对红军将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大家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传统，团结少数民族人民，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武装。1935年1月，中央红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布告》，布告提出：“主张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地主财富者的压迫。”[5]除了这些政策文件之外，红军还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张贴宣传标语，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了解我们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进而取得少数民族同胞的的支持。不仅如此，红军在行动上做出表率来感化当地的人民群众。红军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具有同等的权利，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这些行为深深了打动了当地的各族人民，有许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仅二、六军团在六盘水盘县期间，就争取和扩大红军战士700余人，给革命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压迫，贵州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济发展乏力，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红军在进入贵州之前，就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制定了一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红军进入贵州后，一方面，宣传党的经济政策，保护少数民族地区脆弱的工商业，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红军以身作则，坚决实施公买公卖的市场行为，红军战士严格尊重纪律，不拿老百姓财物，不哄抬物价，不强买强卖，维护市场公平交易。这些政策既保证了红军长征的物资供给，也赢得了民心，交易市场很快得到恢复，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挑着酒、粉条等物资，到街上和红军进行买卖。红军用的货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而当时贵州境内通用货币是银元，红军战士还特意嘱咐少数民族群众拿着纸币到当地银行换成银元。
(四)发展少数民族革命武装
中央红军在进入贵州之前，就萌生在贵州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的想法。进入贵州之后，在遵义会议上，中央红军正式决定在贵州建立苏区根据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出台文件，提出了在遵义地区建立工农政权的决定，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在壮大红军力量，保证部队休养生息等方面作用显著。四个月的时间，红军在贵州建立了黔北、川滇黔等革命根据地。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红军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在党的政策宣传下，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暴力统治。红军对少数民族成立的革命武装力量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黎平县第一支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的建立就是在红军的帮助下完成的，还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红军的帮助下，彝、藏、回等少数民族武装自卫队相继建立。红军撤离贵州时，大量的少数民族同胞志愿加入红军队伍，跟随红军继续长征，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留下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也坚持在后方继续斗争，对配合解放大军解放贵州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贵州广大地区的民族工作是我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伟大实践，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贵州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并率领工农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进入贵州之后，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对之前的错误做法进行检讨和反思，并重新树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标志着新的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诞生。在贵州期间，我党干部和红军战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贵州多民族状况有深刻了解，采取多种措施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民族关系。经过一系列的改造，贵州少数民族同胞思想得到很大提升，农奴制被彻底废除，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贵州解放之后，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惠民政策的帮助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执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才能紧密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广大少数民族的利益，促进民族大团结。新时期的民族工作依然十分重要，部分西方大国亡我之心不死，打着保护少数民族人权的旗号，公然干涉我国内政，加剧了少数民族地区局势的震荡。部分国外敌对势力明目张胆的支持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分裂活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的民族政策不能发生动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
(二)继续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活动
政治宣传是党的政治工作的法宝，也是党和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丁.米格代尔曾指出：“农民政治运动的起始点是对外界的信任：农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许诺，只承认立竿见影的好处。”[6]而要增加农民的信任就要依靠宣传手段。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曾不止一次的强调：我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我们的打仗就没有意义。因此，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宣传教育。红军刚进入贵州时，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对红军有着强烈的敌意，经常出现抵触、躲避甚至放冷枪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全体红军指战员利用打土豪、分财产及各种集会向各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大力宣传，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放下戒心，了解我们党的执政纲领，了解红军代表谁的利益，让党的民族政策为民所知。针对少数民族同胞文化素质低的现状，红军指战员采取贴标语、喊口号、编顺口溜、演话剧等群众接受的形式来进行宣传。除此之外，红军战士也用实际行动来向少数民族同胞证明了红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就连对手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宣传攻势的强大，《云南国民报》曾刊载这样的一段话“赤匪的宣传，不能说不努力吧。看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白的、红的、兰的……字画，涂满了每处墙壁，而且大的传单、小的宣言差不多到处都是”[7]。
新时代，贵州的民族工作要继续发扬长征时期的优良传统，做好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工作。党员干部要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积极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活动，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充分了解和支持党的民族政策。具体方法可以采取贴标语、广播站、文化站、上门宣传等传统手段，也可以利用网络直播、微视频、app网站、微信平台等新媒介，让党的民族政策渗透到少数民族的每个角落和每位少数民族同胞，铸牢新时代民族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神聚力。
(三)创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理念
长期以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处于封闭状态，阻断了本地民众和外界的交流。少数民族同胞在地主、军阀以及国民党的统治下，习惯了被压迫和欺压，思想传统、守旧，安于现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作为世袭封建领主，高高在上，生活奢靡。而大量少数民族人民则是土司的奴隶，世代受到压迫和剥削，正是这些历史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封闭落后，与现代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相差甚远。红军进入贵州之后，废除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宣传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思想上的极大震撼。经济的发展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是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经济，社会经济得到明显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依然比较薄弱，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除了历史因素和地理原因之外，少数民族地区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贵州少数民族经济要持续发展就需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转变思维方式，提升开拓创新的意识。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过度依赖第一产业，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同时鼓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相对突出的产业，充分利用民族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旅融合及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融合产业，打造少数民族综合创意产业园，从而探索出一条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四)从帮扶转向乡村振兴，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
长征时期，红军积极开展民族帮扶工作，将少数民族同胞当作亲人来看待。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业耕种方式比较传统。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是每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劳动力，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对耕牛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了防止红军战士宰杀耕牛，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感情。红军在进入贵州伊始，就颁发命令，强调；
“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8]可见，红军一直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红军打土豪没收的财物也分给少数民族同胞。仅在六盘水盘县，红军将没收的100多家财主的不义之财，分给很多贫苦人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问题。据长征文献记载，一位叫张良胜的苗族同胞曾经卖给红军一头猪，当时红军给了他20块大洋，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和关心。新时期，我们应该继续铭记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的鱼水之情，加大对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小康应该是一个民族都不少，一个人都不能掉队[9]。习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走访和调研，了解我们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搞好经济生产。经过多年的努力，贵州作为最贫困的省份率先实现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现阶段开启了全面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要求民族帮扶工作的开展要紧扣当今民族工作的主题，各级政府应该像当年红军一样，始终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贵州贫困地区的实际出发，做好持续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以国家振兴乡村战略为指导，结合贵州地域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贵州省情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振兴中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她的每一寸土地。当年，红军长征路上，少数民族同胞与共产党鱼水情深、荣辱与共，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争取个人自由和国家解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华民族进入了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同胞将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长征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共同富裕书写新时代贵州民族进步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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