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探析

张欢欢，余小波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从物联网到云计算，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从区块链到新基建，从AI虚拟到人机交互，0和1简单的二进制组合演绎的算法逻辑衍生出了现代计算机科学愈来愈多复杂抽象的概念。这些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的源代码可能仅仅是一个字符、一个指令，却凭借“是”与“否”的简单命题，掀起了一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浩浩汤汤的技术革命，打破并重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断汇聚和爆发出新的生产力，继而重新定义乃至引领了这个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当今时代最具活力、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迎面时代挑战，勇担育人使命，探索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是新经济形态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6年，泰普斯科特明确提出“数字经济”一词，并详细论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宣告着工业经济形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步从进行时演化为过去时。近30年来，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概念层出不穷地出现，数据、信息、网络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代名词，这场从计算机领域爆发的技术革命对人类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全面冲击，预示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也预示着数据将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代表新的生产力，成为新经济形态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1.1 数字经济的定义

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是《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给出的解释：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结合上述定义，本文试将数字经济理解为“信息技术赋能数字要素，助推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1.2 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

新旧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磨合、更迭与并存、相生、共融，是历史发展和自然进化的规律。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社会生产力新的载体，信息技术成为时代进步的动力引擎，而“实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则随着文明形态的演进，被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2.1 以数据生产力为主导

数字经济时代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产生经济价值的时代。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土地是农业经济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围绕土地而展开。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生产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半径受土地束缚，凭借体能向土地索取温饱，依靠土地谋生计，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因此禁锢于土地，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当土地能创造的价值终于不足以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时，以蒸汽和电力为代表的机械能的广泛应用，成为工业经济时代到来的显著标志。大机器生产大大解放了人的双手和双脚，人也可以不再受“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节律约束，去追求生存之外更好的生活条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时能源作为推动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极大地促进了工业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计算机信息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后，数据成为支撑数字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互联网构建的经济社会新型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全面覆盖，所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经过智能的整合-筛选-交互-分析-应用，在不同的场域转化为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并产生新的数据。在“数据+算力+算法”定义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力潜藏在这种将“数据转变为信息，信息转变为知识，知识转变为决策”[2]的源源不断地内循环中，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更高水平迈进。

1.2.2 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动力

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从石器、青铜器、铁器到蒸汽机、发电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时代的每一次变迁，无不以技术的进步为前提。新技术应用带来生产工具的革新，从而引起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信息化革命浪潮下，信息技术的进步是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与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工业经济时代的能源不同，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关键生产要素，在广义上并不属于稀缺资源，它是无形的、无穷的、共享的，也是无既定价值的。数据的本质是事实的客观记录和呈现，价值不在数据本身。在互联网、云计算诞生之前，这种客观记录并非不存在，但因其无形、无穷、碎片化，数据之间缺乏发现、对话、互动的有效介质和联结，数据应用的途径和手段有限，其价值难以充分发挥。而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出现，赋予这些无形、无穷、共享、无既定价值的数据以生命，于无形处化有形，从无穷中取优选，在共享上占先机；
信息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进步的生产工具，使这些统计学意义上的符号或概念得以活化为生产力，重塑生产关系，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近年来，我国围绕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纲要，无论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还是加快推进虚拟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

1.2.3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唯物史观强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赋予历史生命，推动时代变迁。人的存在是条件，人的发展是目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而逐步提升、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发展亦如是。农业经济时代，满足了人的生存发展需要；
工业经济时代，延展了人追求生存条件满足之外的物质条件满足的时间和空间；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应当是物质条件满足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和谐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数字社会需要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多地“看见人”、“观照人”、“依靠人”、“服务人”。“看见人”是基本。越是在新技术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越是工具应用广泛的智能时代，越是要看到人的在场，在工具理性主义至上和人的价值存在之间把握一种平衡，在人的智能化和智能的人化之中始终保持人作为主体的思维、判断和觉知，人不是工具，不奴役工具，更不应成为工具的奴隶。“观照人”是关键。数字经济时代，人的发展应是在进一步思考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甚至人与宇宙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中，更清晰地建立起对人本身更全面地认知，深刻体察人的情绪、人的意志、人的需求。“依靠人”是路径。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是数据，而让数据发挥价值、推动技术升级和知识创新的主体是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生产力的是人，数字经济的高阶进化离不开人。简言之，数字社会的智能是人类脑科学加持的人工智能。“服务人”是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安顿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互动和相处。因此，时代的更迭，技术的一切进步，社会的一切发展，终究以更大程度地满足更多人更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为目的。

高等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高质量创新创业人才、为社会进步培养有担当有作为良好公民的重要使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关注的首要问题。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在信息技术主导的数字经济新时代愈发瞬息万变;利益纷争、局部冲突造成的裂缝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余；
全球持续的疫情在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产生剧烈冲击的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数字技术在后疫情时代凸显的治理优势。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促使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方向、目标、任务面临新的转型和挑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潜藏着突破创新和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机遇。总体而言，新时代高等教育呈现出以下4种新发展趋势：更强调高质量发展、更重视均衡发展、更提倡融合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

2.1 更强调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发展人的社会性活动，“在关系中诞生、存续和发展，又在关系中反作用于一切作用于它的事物”[3]，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系列发展举措，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为我国教育事业追求更高水平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保障条件，也为高等教育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2020年10月29日，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我国“十四五”期间和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这也为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路径的基本遵循，追求高等教育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质量提升势必要着眼于国家未来一段时期的总体发展战略，立足实际谈发展。“十四五”的关键词是“科技”，不管是数字中国、健康中国建设，发展工业互联网，还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现代经济体系，都必须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展开，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区块链、新基建等信息化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支撑。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融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发展格局，致力于知识创新、技术突破，攻克芯片制造、核心软件开发等“卡脖子”难关，为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地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4]。高等教育的高水平发展必须统筹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回应国家、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2.2 更重视均衡发展

本文所谈论的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用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均衡发展，二是在线教育与传统教学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含义并不是平均，而是指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应对不同培养性质、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培养方式的不同的教育主体进行进一步地区分，让其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力求使高等教育的办学、育人功能充分发挥。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均衡主要表现在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研究型大学是铸造有希望实现“0到1”突破的高地，探寻新路径、建构新模型、提出新概念，在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数字经济时代，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1后面的0是支撑起我们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也是使数字经济发展惠及14亿多中国人的保障。更进一步地，没有制造、没有应用、没有实践，就没有更高水平地创新、改革、突破乃至新的创造的基石。因此，应用型大学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夯实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就必须依赖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的共同发力。在线教育与传统教学的均衡乃至融合，则是数字经济时代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在线教育优势进一步凸显。2020年初，新冠疫情快速蔓延并席卷全球，实体课堂停摆，“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系统不断升级，虚拟的网络代码可以完全不受社会隔离的约束，免于空间时间的限制，全方位、全时段、全学科、全过程地覆盖所有学习内容，且可以及时反馈、智能分析，满足学生多层次、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其次，在线教育功能日益强大。高等教育的受众不仅仅是坐在课堂上“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决定了其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应惠及每一个服务经济发展、助推时代进步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劳动者、建设者。数字经济时代，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互联网+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使更多群体通过在线学习，随时随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教育部2018年推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即是对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

2.3 更提倡融合发展

融合意味着要消解某种差异，打破某种边界。数字经济时代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上。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在教育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断凸显，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2021年“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5]，职业教育改革进程不断加快。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6]，2022年8月，教育部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7]。可见，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已然进入立足新时代、把握新形势、谋划新发展、追求高质量的关键时期。面对2025年我国重点领域技能型人才将缺口约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的现实[8]，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需求，从政策层面的重视到执行层面的落实，探索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多元交互融合的培养机制，不断优化职教学生升学就业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还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通过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调整升级，变革传统人才培养范式[9]。传统意义上边界清晰、标准明确的高等教育学科门类划分形成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社会科技进步对精细化、条块化、专业化知识结构体系的需求，重在强调“分工”和“标准化”，而数字技术催生的信息革命对传统社会生产关系、产业结构的变革，呼唤的是“交互”和“差异”。这就要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要通过整合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学科结构来融入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变革，回应时代召唤。

2.4 高等教育国际化

对外开放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资源、要素在全世界充分涌流的数字经济时代，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可能闭目塞听谈教育，特别是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重要标志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在国际间的交流和学习。知识的沟通对话不囿于国界、种族、语言，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应然地涵盖先进科学、先进思想的共通；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也应包含高等教育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尽管新冠疫情的冲击对国际访学、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际局部地区冲突以及贸易保护、经济封锁的形势亦不容乐观，但唯有通过国际一流、顶尖的大学之间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我们才能看到更多学科的前沿、更宽泛的人类认识边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清醒地自我认知，时代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才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上寻求更大的可能。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将为我们这种跨物理距离的对话交流提供更多支持。其二，是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培植教育自信，办“中国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理念相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稳步建立，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更要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延伸。“走出去”是为了更稳固、更持久、更有生命力地“扎下来”。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对办学、育人有更清晰的定位，更好地办出特色、育出人才，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在国际高等教育话语体系中，出现更多的“中国经验”“中国借鉴”“中国表达”。着眼未来，放眼世界，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题中应有之义[10]。

在新技术突飞猛进、新思潮暗流涌动、新形势复杂多变、新经济形态扑朔迷离的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人才供给方，应当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才支撑的新要求，进一步强化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社会功能，促进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更深层次的互动和衔接，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具备良好品格修养的高素质人才、专业技能本领过硬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敢于担当责任使命的服务型人才。

3.1 培养具备良好品格修养的高素质人才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良好的品格修养即为“德”。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应处理好4种关系：与自我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技术的关系。首先是与自我的关系。“如何理解自己、与自己相处，关系着一个人生命意义的获得感和存在感。”[11]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存在属性、人的本体价值不断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各类电子产品普及泛化的时代，如何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即对“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做什么”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对人的目的与价值充分认识，在虚拟数字空间中具备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在现实生活空间中保持积极的社会参与能力，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12]。其次是与社会的关系。数字化时代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不与人见面也能生活得很好的时代，语音传输、视频通话、一切个人生活，几乎都可以通过终端的交互解决。但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需要与这个社会发生实质的互动，建立具象的联系，培植对社会的善意、对他人的关怀，以此找到人之为人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情感只能从具体的人与实体社会的往来中习得。再次是与自然的关系。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技术共舞所带来的一切进步、一切突破、一切成就都值得赞颂，而大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付出的惨痛代价历史同样不会忘记。一次海啸可以在旦夕之间摧毁一座城市，一次地震可以瞬间让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一种甚至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可以蔓延全球让世界经济发展停滞。在新经济形态建构的数字文明时代，我们必须时刻对自然法则、对客观规律保持尊重和敬畏。最后是与技术的关系。在技术革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数字社会，走在科技前沿、技术前沿的开拓者，在对技术发展保持好奇、保持敏锐、保持热忱的同时，要始终坚持“人”的根本导向和“人” 的本位意识。赋予数字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是赋予数字时代的“人”更高的素质，数字技术赋能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更高素质的“人”参与数字作为知识产品主流形态的公共建设。

3.2 培养专业本领过硬的复合型人才

在数据要素作为生产力主导的新经济形态下，未来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竞争将进一步演变为数据资源获取能力的竞争，以及把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生产力和数据发展能力的竞争。为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新发展格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必须走出传统的历史惯性，重新审视和反思传统的教学和育人方式、知识结构体系、人才培养逻辑，以变化、动态、多元、全面的观念和基准，致力于培养专业本领过硬的复合型人才。所谓复合型人才，一是具备充分的数字社会适应能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经济“新图景”中，能够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催生出的大量新业态，在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云生活等新的工作模式、生活模式中游刃有余，充分具备胜任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并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与价值。二是具备专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发展以多学科的知识交叉、多领域的技术融合、多维度的理念和实践创新为典型特征，在大数据产业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中，专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可以进一步推动虚拟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通过超越性的突破和沉淀性的收获，为正处于两次人口红利转变和数字化浪潮深入发展历史交汇期的中国经济，创造数字经济新优势[13]，引领数字时代各个领域和行业的创新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学习借鉴向创新发展转变的历史节点，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不断深化，决定性、民生性逐渐凸显[14]，基于以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高等教育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宽广的视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度。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断“打破边界”的过程。这里的“边界”除了指学科的边界，同样包括教育资源、教学场所的边界。2017年，教育部适时提出强调学科实用性、交叉性与综合性的“新工科”计划，强调不同学科之间需要进一步地从“孤立静止”走向“问题导向”和“开放包容”[15]，正是对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创新人才培养的积极探索。包括2019年应用型职业本科的提出与实践，都是在数字经济社会职业结构不断发展变化，技能型、复合型人才需求不断扩大的时代语境下，对不断增强职业教育之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性所做的有益尝试。打破教育资源、教学场所的边界则是指聚焦数字技术前沿问题和关键领域，打破学校和课堂的“围墙”，进一步加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融合力度、深度和广度，通过“核心课+方向课+综合课”课程建设，形成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规划价值链的共创、共建、共享[16]，探索一种学、研、训、创、产高度融合的新型教育模式，共育时代新人。

3.3 培养敢于担当责任使命的服务型人才

多元化、全球化、互联化的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需要探索未来教育发展和数字经济社会的互动机制。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7.8%，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已进入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17]，这也标志着全社会整体的知识结构进一步优化、学历水平进一步提升。大学培养的人，是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科素养、知识能力的提升，还包括大学教育对个体人格的塑造和价值观的培植。敢于担当责任使命的服务型人才从宏观而言，表现为在新发展阶段“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勇于担当；
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
表现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
表现为推动“十四五”时期国家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为；
表现为应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助推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让更多人在数字化浪潮中享受发展红利的躬身实践；
更表现为对“两个百年”目标愿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将实现的矢志信念。从微观来说，表现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理性、积极的公民，在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建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中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而不是成为社会问题的破坏性参与者[18]；
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更务实地工作，并从每一份工作的责任和坚持中收获成就与喜悦；
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自我与社会的价值统一中寻找到生命的安顿与获得、人生的意义与归属。这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经济文化发展到任何阶段，任何种族、民族、国度都不可能改变的教育的本质。但培养什么样的人依照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主流意识形态而异；
如何培养人受制于技术、环境等客观条件。在数字建构的更宽广的时代和视野面前，我们的目之所及既非真相，也非终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如此教育自己。米兰·昆德拉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的最后一幕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走吧。

往哪儿走？

往前走。

哪里是前？”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笑话，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而教育的发展可能始终要秉持这样一种态度：对科技的进步永远保持敬畏，对时代的发展永远保持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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