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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战争”:美国政治极化的文化因素探究

    时间:2023-06-20 09:2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王远杭,唐彦林

    (辽宁大学 国际经济政治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2016年美国时代杂志将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评定为“年度人物”,并附文“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这一事件反映了当下政治高度极化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公认的事实。美国的政治极化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多次高度极化的时期,如内战时期、镀金时代、新政时期、以及民权运动时期。通过对以上四个时期进行分析,可以将造成极化的原因划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是经济问题,以镀金时代和新政时期最为明显;
    第二维度是种族问题,内战和民权运动都是因种族问题而起。[1](P112)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当下美国分裂的政治现状与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认为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战争”正在导致美国社会层面的分裂。美国历史上的“文化战争”从何而来?文化如何与经济和种族因素共同导致极化?当下“文化战争”如何加剧两党政治极化?要把握“文化战争”与政治极化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和更为严谨的回答。

    美国作为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但由于宗教自由和多元主义原则的确立,美国文化也在不断变化。早期的清教徒移民为了将美国打造成基督徒的“山巅之城”,给美国文化打下了深刻的宗教烙印,因此自建国以来虽然新教派层出不穷,但直至19世纪初清教“一统天下”的格局并未改变。此后随着宗教多元主义的发展以及移民的到来,天主教与犹太教逐渐壮大,其过程也必然伴随着与清教文化的冲突,但由于三者都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这一共同点促使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最终化解。在19世纪末,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其中新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一) 进步主义时代

    20世纪美国社会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为了挽救宗教权威一些基督徒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却无意间触发了一场“文化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愈加成熟,犹太——基督教文化开始出现危机。一方面,美国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工作强度较大、福利政策缺位以及财富高度不均的情况下,原本清教提倡的勤劳和节俭等伦理道德逐渐失去公信力;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达尔文进化论、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以及历史主义(Historicism)等思想均对圣经的权威造成侵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都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应对危机。在清教徒中,一些进步主义者试图调和基督教神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从而诞生了一支富有影响力的新教“现代派”。天主教则发起了一场“美国主义运动”(Americanist Movement),旨在将罗马传统中非必要的部分逐步淘汰,将“非美国”的部分去除,从而使天主教移民更快地“美国化”。犹太教同样以帮助信徒适应美国社会为目的,展开了宗教改革运动。[2](P78-82)

    为了使宗教信仰更加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进步主义者难免对部分教义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诠释,这令严格遵守宗教正统的教徒难以接受,因此在改革中正统派与进步派逐渐走向对立。在新教徒中,进步派和现代派的行为在正统派看来无疑是背教的,为了防止这些势力进一步发展,正统派建立了诸多神学院,如慕迪圣经学院。为了抵制改革派对教义的重新解读,正统派也发行了众多期刊以正视听,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1910年出版的“原教旨主义者”(The Fundamentals),此后原教旨主义者成为了正统派的代名词。对于恪守正统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最为不能接受的是改革派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从而否认上帝创世这一基础教义的事实,因此在抵制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问题上原教旨主义者煞费苦心。在20世纪20年代当中,共有37次反进化论案件被提交到州法院。在天主教和犹太教中同样产生了进步派与传统派之间的交锋,天主教的“美国主义运动”受到了罗马教皇的抨击,犹太教正统派对于改革也抱有敌意。[2](P83)

    犹太——基督教文化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分裂成了进步派与保守派,但在三个宗教内部中斗争的结果却并不相同。新教进步派在与原教旨主义者的交锋中获得了胜利,以1925年斯科普斯案为标志,进步派不仅赢得了胜利并且使原教旨主义者们名声扫地,从而使进步派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了新教主流。然而天主教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经过不懈努力教皇终于在40年代将进步主义运动成功“扑灭”,直到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进步派才重新得势。在犹太教中,虽然保守派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犹太教整体是朝着改革派的方向发展。[2](P83-87)

    (二) 后冷战时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将目光转向国内社会,诸如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新左派等一系列运动相继展开,对战前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产生冲击,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再次将美国民众分成两大阵营,最终在20世纪末引发了新一轮的“文化战争”。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又产生了新的变化:第一,在宗教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原本的犹太教、天主教和清教外,来自东方的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美国逐渐流行。第二,东北部和西部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主义者”,这一群体不信奉任何宗教教义,以人文主义(Humanism)作为其主要意识形态。受益于此时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该群体所秉持的人文主义成为了新的道德风尚。第三,60年代美国青年目睹了黑人群体所遭受不公正待遇、越南战争中国家的侵略行为,这些事实严重损害了美国政府在该群体中的合法性,而这一反应甚至蔓延到了美国传统文化层面,掀起了一场“反文化运动”。这些变化无一例外都造成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激烈转向,与传统文化的惯性之间的相互拉扯造成新的分裂。

    不同于进步主义时代以教义解读为界的分裂,20世纪末的“文化战争”更多以道德和价值观作为区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标志,并且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层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宗教势力结束了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把目光转向美国社会后发现美国的危机不仅在于外部的共产主义,更在于内部价值观和道德水准的堕落。

    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堕胎、同性婚姻、多元文化主义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以上问题保守派以普世主义的道德观念与持相对主义道德观念的自由派展开对垒。围绕堕胎权美国民众被划分为了两派,支持堕胎的被称为“重选择”派(pro-choice),反对堕胎的被称为“重生命”派(pro-life)。在众多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看来,堕胎权属于女性隐私权和身体自决权的延伸,是属于女性的“自然权利”。堕胎权的反对者则主要以保守的宗教团体为主,该团体一方面从宗教伦理出发,认为生命始于受孕,[3](P66)因此堕胎无异于谋杀,也是对胎儿生命权的剥夺。另一方面对于堕胎行为的合法化的道德后果表示担忧,因为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人们对于生育行为的责任感,并且导致性行为的泛滥。同性婚姻问题在个人权利和道德伦理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如果将性取向完全视为一种个人隐私或者个人权利的话,个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选择配偶,那是否意味着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将有可能得到认可?这种无限扩张的个人权利无疑对于社会整体是极为有害的。在伦理道德方面,传统的婚姻被认为是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基督教价值观中,家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性婚姻无疑对于基督教伦理是巨大的冲击,导致年轻人关于婚姻观念的混乱,并且随着堕胎行为的合法化,传统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也在衰落,这些道德堕落的事实已经令保守的宗教人士难以忍受。

    如果说堕胎、同性婚姻等问题动摇了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向传统文化本身“开炮”。随着更多的移民来到美国,移民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原本积极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此时却强调自身的移民文化,甚至质疑主流文化的地位。美国人曾经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常见于在服饰上或者物品上出现的美国国旗,然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之下,作为爱国主义标志的国旗却成为了一个麻烦。1998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一场由美国对阵墨西哥的足球赛,大量墨西哥裔打着墨西哥国旗,对美国队球员和球迷进行不断的骚扰,甚至攻击想要举起星条旗的球迷。[4](P5)2015年,一些大学教授发表公开信声称将在校园抵制美国国旗,因为美国国旗代表着种族主义。[5]从对国旗态度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使美国传统文化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任何想要表达爱国主义或者美国主义的言论都有可能被打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为了表达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尊重,教育领域同样为移民提供了文化上的“照顾”,而这些政策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以双语教学为例,这一模式本意是为了帮助英语学习困难的学生,为其开设一段时间的母语课程进行过渡,然而结果却导致移民子女的英语水平迟迟不前,这一点在墨西哥移民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4](P131-141)英语水平的落后一方面导致这些移民后代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进而难以竞争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另外一方面也会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同化过程产生抗拒,从而转而强调自身文化的重要性。[4](P191-202)在高等教育层面,多元文化主义使多元性成为评价学术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1952年出版的《西方世界伟大著作》(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原本作者只有欧美白人男性,而到了1990年版本虽然已经增加了一些女性作者,但仍然都是欧美人,因而遭到了进步派的“炮轰”。[6](P44)为了响应多元文化主义的号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高了非西方思想教授方面的比重,而讲述西方文明的课程因遭遇抵制而被删减,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大学生正变得对西方文化越来越“无知”。[7]在历来重视教育的保守派看来,教育领域的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层面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诸如学术水平降低、只注重意识形态灌输而忽视思想的培养等严重后果,使美国学生正在变得越来越反对美国。

    (一) 极化时期的文化考察

    内战是美国史上第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政治极化,在这次极化中种族和经济维度均出现了分裂,而文化因素却往往被忽视。首先,废奴运动有着很深的宗教根源。贵格会是新教的一个教派,以仁慈和博爱为基本原则,因此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成为了贵格会教徒的重要目标之一,该教派自18世纪起就开始抨击奴隶制,积极帮助逃奴。贵格会教徒主要生活在新贝德福德和楠塔基特岛,这一区域也是南方逃奴逃亡加拿大或东北部的重要港口,当地政府对于逃奴也十分仁慈,贵格会教徒的所在地成为了废奴运动重要的“根据地”。贵格会教徒在新贝德福德和楠塔基特地区建立了捕鲸业,随着捕鲸业的繁荣发展,来到这里的黑人逃奴有许多就业机会,其中一些经济情况良好。随着黑人在捕鲸行业出色的表现,他们甚至可以凭借经验和技术拿到与白人相当的薪资,这又大大激发了黑人群体对于平等的渴望,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废奴运动当中。[8](P119-125)

    19世纪初的宗教大觉醒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宗教界废奴运动的进程,基督徒们怀着狂热的宗教虔诚参与世俗事务,最终引发了南北宗教的分裂。北方教派多是激进的废奴派,而南方以福音派为代表坚定支持奴隶制,随着南北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越来越难以谅解,宗教界开始从《圣经》当中各自寻找奴隶制的原型,为各自的阵营提供“真理”的论据。对于南北方的政治家来说,奴隶制是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问题;
    对于南北方的资本家来说,奴隶制是一个经济或者有关个人财产的问题;
    而对于此刻的基督徒们来说,奴隶制是关乎能否被上帝拯救的问题,是检验信仰是否虔诚的问题,亦是区分正统和异端的问题,因此绝无妥协的余地。1837年南北方的长老派正式分裂,是第一次南北教会大分裂,这一事实表明在南北宗教已经先于南北政治发生了分裂。[9](P111-112)内战实际上也不仅是南北双方在政治和经济发展路线上的决裂,也是一种“文化战争”。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逐渐繁荣,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这一方面体现在镀金时代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伴随着惊人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体现在1929年大萧条时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两个时期也伴随着高度的政治极化,但文化冲突的程度却在逐渐降低。20世纪初,美国因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阶级冲突严重,也间接导致部分宗教信徒试图改变教义,一方面使宗教信条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宗教力量革除社会存在的诸多恶习。到了新政时期美国社会的分裂仅剩下经济维度。

    战后初期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国会两党政治分歧较小,跨党派投票时有发生,整个社会其乐融融之际美国的文化却发生了新的分裂,并且为两党政治极化提供了新的动力。60年代出现的反文化运动是一场十分激进的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主要群体是青年人,他们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严重地阻碍了个性的发展,美国在越南的失利以及黑人民权运动也使这些青年人对政府的道德水准颇为失望。为了表示对于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反判,这些年轻人试图建立新的道德标准,打开了性这一传统道德禁区的“大门”,提出了“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

    反文化运动导致美国青年的性行为逐渐开放,毒品泛滥等,这些问题在保守的中产阶级看来越来越难以忍受。保守派本希望借助联邦政府的干预,但是林登·约翰逊所设立的委员会在历时两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淫秽色情物品的接触并不会导致性犯罪,也不意味着个人道德水平的堕落,反而是一种自由的表达。[10](P97)保守派寻求政治支持的努力遭受打击。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共和党人很快就捕捉到了中产阶级的失落情绪。此后,民主党成为了在道德上坚持相对主义,在文化上强调世俗性的政党,而共和党则重拾进步派所抛弃的传统道德,并坚持美国文化基督教属性。在此后出现的堕胎问题、同性恋问题上,两党依旧固守各自的价值观寸步不让,因此在文化和社会道德问题上两党之间的矛盾持续增大。

    (二) 政治极化的经济—种族—文化叙事

    通过对美国历史上政治极化时期的文化考察可以看出,除了经济和种族维度之外,文化也是引起美国民众以及政治精英分裂的一个重要维度。经济和种族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显性因素,文化则是一种隐性因素,独立的文化维度的冲突不必然导致政治极化,但是当独立的文化维度消失并且逐渐与经济或种族维度相结合时,政治极化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升高。

    内战是美国政治极化程度最高的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经济—种族—文化三重维度上空前的分裂。种族问题无疑是导致内战最为直接的因素,因为奴隶制的存续关系着美国政治理想中的自由平等理念的真伪。奴隶制的问题自建国时期就引起了南北双方的激烈讨论,立宪时期为了能够达成共识废奴派选择保留奴隶制,并认为奴隶制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会逐渐消亡。然而情况的发展并未如废奴派所愿,棉花贸易的发展使南部出现了一个“棉花王国”,奴隶制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南北方在经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路线,北方希望在扩张的西部领土上发展工业资本,而南方则希望将种植园经济引入西部,最终因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在文化上,一方面是南北方宗教因对黑人不同的态度发生决裂,另一方面南北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于奴隶制完全对立的看法,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宗教的影响。由此可见内战实际上包含着经济—种族—文化三重维度的冲突,在爆发的过程中文化维度逐渐与种族和经济维度相结合,从而加剧了政治极化。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极化无疑是围绕经济维度展开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经历了从改良到破产的过程,但这一时期美国种族关系以及文化冲突并未与经济维度融合,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战争”没有导致极化。如前文所述,美国经济进入20世纪后逐渐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竞争阶段,大企业托拉斯横行,市场投机行为泛滥,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城市沦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此后社会逐渐兴起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理念弊端进行改良的运动,其中就包含宗教势力。值得注意的是,与内战时期不同,宗教势力更多是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改良社会弊端,[11](P529)如进步运动先锋简·亚当斯所创立的赫尔堂。虽然宗教的社会福音运动指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存在弊端,但是并没有提出要改变这一理念的政治主张,仅仅只是无法容忍经济发展带来的反文化、反宗教倾向,[12](P122)因此这一时期文化更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发生分裂,并未与经济维度产生融合,一直持续到罗斯福时期。相比于内战时期,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政治极化更多是只发生在经济维度,因此政治极化的程度相对更低。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民权运动再次使美国社会在种族维度上发生分裂,伴随着民主共和两党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调整,文化逐渐与种族维度结合。二战后新政联盟一直稳定执政,民主党的强势甚至一度使共和党陷入危机,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一格局。美国长久以来缺乏明确的保守主义纲领,共和党面对强势的新政联盟屡屡受挫,以至于作为共和党人的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主张保卫新政遗产,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此时岌岌可危。[13](P63-65)然而随着新政联盟因民权运动的发展而解体,原南部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纲领吸收了新的内涵。共和党最初的保守主义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放任的发展模式,但是面对罗斯福开创的新自由主义也不得不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等。随着原南方民主党人的加入,该群体的种族主义思想被纳入到了保守主义的内涵,为共和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完成自我“净化”后成为了少数族裔以及弱势群体的代表,并且将保护这些人的利益打造成了“政治正确”。因为“政治正确”本质上是为弱势群体而服务的,所以必然对占据支配地位的事物和观念进行重新诠释,在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解读上不承认甚至否认美国文化的基督教属性,这更加引起了保守的宗教势力的反对,原本在种族议题上分裂的两党此时再次将文化纳入极化的范畴。

    (一) 文化倾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合

    政治极化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两党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而美国大众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与对社会议题的立场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6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逐渐形成了自由和保守两大阵营,自由派在文化上更加倾向于世俗文化,在道德问题上持相对主义态度,而保守派则倾向于强调美国文化的基督教属性,因此在道德问题上持普世主义立场。两党在意识形态不断地向两端移动使政治极化的程度不断升高,美国民众被迫在某些议题上选边站队,随着文化议题的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否支持堕胎、LGBTQ群体权利等问题也成为了两党选民进行投票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国民众的文化倾向逐渐与政党认同形成联系,并在两党不断地斗争中逐渐融合。

    民主党作为坚定的自由派,自然旗帜鲜明地支持堕胎和同性恋群体权力。在2019年民主党的初选中,所有11位候选人均是“亲选择派”和支持同性恋群体的。[14]一位民主党议员甚至表示:如果你不支持堕胎和LGBTQ,那么你就不是一个民主党人。[15]作为保守派的共和党对以上议题更多持反对态度。根据民调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共和党及其选民中认为堕胎应该合法化的比例稳定在40%以下,相比之下民主党及其选民在这段时间对于堕胎问题的支持率则从63%飙升至80%。[16]在LGBTQ群体当中,56%的跨性别群体认为自己更倾向于民主党,仅有30%更倾向于共和党。[17]2020年大选的投票结果也证明了这一倾向,61%的跨性别者投给了拜登,28%投给了特朗普。[18]除此之外,民主党的支持者在社会议题上比在经济议题上的态度更加自由,更加表明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整体性。[19]因此当下文化战争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左派与右派十分吻合,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更加吸引自由派,共和党的政策更加吸引保守派,这又进一步导致两党的意识形态更具同质性。

    关于堕胎权和跨性别者权利的问题并未随着特朗普下台而结束,积极筹备2024年大选的特朗普在跨性别群体权利问题上仍然寸步不让,有关堕胎权和跨性别群体权利的争议仍然在撕裂美国社会。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这意味着美国宪法将不再支持堕胎权的合法地位,各州可以自行立法限制堕胎行为,随后拜登总统签署行政令保证女性可以前往法律允许的州进行堕胎的权利。“罗伊诉韦德”案的推翻则要“归功”于特朗普。原本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例为5:4,这一比例使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更加趋近于中间立场,然而特朗普任期内史无前例地提名了三位保守派法官,导致最高法院形成了6位保守派与3位自由派的结构,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变得十分保守。“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堕胎权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议题。根据民调数据显示,在2022年3月到8月的时间内,尽管经济仍然最重要的议题,但堕胎权是所有议题当中重要性上升最快的议题,从43%飙升至56%。[20]

    保守的最高法院对于共和党想要推行的政策无疑是重大利好,因此忙于为2024年大选造势的特朗普“乘胜追击”,炮轰女子项目中的跨性别运动员。利亚·托马斯(Lia Thomas)是美国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运动员,2017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自2017年到2020年代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席各项男子游泳比赛。但自2018年起托马斯逐渐改变了性别认同,最终在2020年她认可了自己是一名女性,并且得到了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支持,因此转而参加女子游泳比赛的项目。在此后的比赛当中,托马斯连续打破多项女子游泳项目的比赛记录,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特朗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楔子议题”,在德州的一场集会上特朗普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会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21]届时如果特朗普颁布相关法令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赛,加上极度保守的最高法院的背书,民主党将很难限制特朗普。

    (二) 三重维度的再度结合

    2016年大选“铁锈地带”的投票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作为民主党稳定“票仓”的地区居然被特朗普赢下,该地区白人蓝领阶级的“背叛”反映了两党建制派对该群体的忽视,加上民主党支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更加引起了蓝领白人的认同危机。种族维度的再次分裂,经济结构中以蓝领白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不断缩水,加上社会主流文化对于该群体的边缘化,经济、种族和文化三个维度再次出现结合,使政治极化程度加速升高。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消亡”,其生存处境愈加艰难。1971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比61%,到202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50%,其中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收入水平表现为明显的下滑,[2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制造业的萎缩致使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蓝领失去了优质的就业机会。民主党作为蓝领工人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没能及时注意到这个“失落的阶级”。[23](P23)原本制造业流失的岗位大多数转向了服务业,但服务业因其技术水平要求较低,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就业的稳定性以及就业质量都十分堪忧。与此同时,民主党仍然在不断加大接受移民的力度,这一政策使转向服务业的工人生存处境更加艰难,而奥巴马政府即使面对该群体的极力反对依然坚持修改移民政策。[24](P53)在经济地位下降,政治代表缺失的情况下,白人蓝领不得不通过采取反对移民,甚至白人至上主义的立场来寻找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客。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一直效果平平,更多时间醉心于推动社会议题,而奥巴马当选引起的种族主义反弹又与民主党推动的多元文化主义激烈碰撞,种族议题的分裂引发了新的一场“文化战争”。如前文所述,虽然美国民众对堕胎、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等社会议题的态度呈现出一定的党派性,但是民调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接受了堕胎、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的权利,[25]当下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更多是由多元文化主义引起的,尤其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在教育领域开辟的“新战场”。

    如果说堕胎和同性恋的合法化代表着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道德的堕落,多元文化主义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WASP)不再是主流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更是对WASP文化的直接攻击,在众多领域引起了两党之间的新一场“恶战”。批判性种族理论认为,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尤其是一些被称为“色盲”的法律和政策实际上是在保持种族不平等,“白人至上”论是美国历史、法律和制度的基础,因此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支持者们强调在教育领域聚焦美国有色人种的经历,反对将少数族裔排除或者边缘化的叙事方式。

    2020年乔治·佛洛依德的死点燃了非裔美国人的愤怒,“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在美国多地爆发,批判性种族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影响,[26](P39)也正因如此遭到了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保守派的反击。弗洛伊德事件后,批判性种族理论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反种族主义者的诉求也越来越激进。非裔美国人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甚至要求拆除一些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的雕像或纪念碑,这一举动意味着他们不仅关注美国社会的现状,还将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尤其是少数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叙事问题,这对希望维持白人优势地位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弗洛伊德事件后,非裔美国人在政治、法律方面积累的不满情绪有所释放,但这样的不满情绪并未完全消除,而是朝着文化领域蔓延。反种族主义者强调影视作品的种族多样性标准,如不满足就会面临种族主义的指控和抵制,一些西方经典文学著作因此也遭到种族主义的指控,例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27]

    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正义,但也导致保守白人群体的恐惧和愤怒,这样的情绪为共和党所捕捉并转化为政治极化的新“燃料”。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白人群体就一直存在一种失落情绪。民权运动的发展使白人群体无法再享受从前相对于少数族裔的绝对优越地位,蓝领白人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与移民劳工的激烈竞争,全球化迅速发展又引发了蓝领工作机会的锐减,愤怒和不满情绪逐渐演变为了身份焦虑,他们认为政策使少数族裔收益的同时忽视了蓝领白人的处境,奥巴马任期这种情绪尤为明显。[28](P137-156)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这一心理的把握,而如今批判性种族主义理论也成为了特朗普挑动白人群体“神经”的议题,通过将其定义为反美的、具有分裂性的思想引起底层白人的恐惧从而使其支持共和党。

    虽然批判性种族理论属于教育领域的分歧,但是随着美国社会人口比例的变化,其影响已经超出教育领域,成为了政党斗争的新领域。2020年特朗普叫停了在联邦雇员培训中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并进一步表示公立学校也应该停止教授该理论。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上任伊始便在联邦政府内恢复该培训,可见在该议题上双方的立场差距极大。[29]截至2022年9月,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田纳西州已经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16个州有处于司法程序中的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相关法案。[30]

    共和党之所以在批判性种族理论上大做文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动员“基本盘”内的选民。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大选、2018年的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大选,共和党的支持者中65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3%、52%和52%,[31]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这一“基本盘”的年龄组成暗示着共和党面临的危机,即随着这些人年龄逐渐增长和死亡,共和党的“基本盘”会逐渐萎缩,因此批判性种族理论成为了共和党鼓动大龄白人投票的重要议题。目前一些共和党成员在这一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最令人瞩目的便是弗吉尼亚州的新州长格林·杨金(Glenn Youngkin),在竞选时便打出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牌,并且上任第一天立即行动,同样以反批判性种族理论而成功胜选的还有佛罗里达州的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德克萨斯州的格雷格·艾伯特(Greg Abbott)。[32]随着两党斗争的进一步升级,批判性种族主义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合法性问题将有可能成为1925年斯克普斯案的“翻版”,并且将在随后的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大选当中成为两党吸引选民的重要议题之一。

    通过对美国政治极化历史的梳理以及其中文化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是政治极化的一个隐性因素。不同于经济、种族维度,单纯的“文化战争”并不一定加剧政治极化,只有文化因素与种族或者经济维度向结合时,文化才会成为加剧政治极化的原因之一。根据不同维度之间的结合程度,可以判断政治极化程度的高低。镀金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时期在经济维度上发生了较大的分裂,然而种族和文化维度并没有与其深度结合,因此相比于在三重维度上均发生了分裂的内战时期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极化程度相对较低。以经济—种族—文化三重维度考察当下的美国社会,可以观察到美国社会在这三个维度上再次发生分裂,因此政治极化的程度将继续保持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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