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日经济安全政策联动分析

葛建华

内容提要: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背景下，美欧日加紧在双边、三边和多边领域将制定经济安全政策作为大国竞争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通过联动引领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的重塑，提升自身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和影响力。通过梳理美欧日制定相关经济安全法律政策与机制的过程及特点看出，其经济安全政策具有联动性。初期为美国引领、欧日借鉴补充，发展至今欧日以战略自主为由制定出更加“激进”的经济安全政策，反过来或是应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或是具有“原创”性影响美国，但总的趋势是美欧日三方政策日益趋同。与此同时，三方将中国塑造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拉帮结派形成围堵中国的局面。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世纪疫情叠加，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进入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1)参见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0日，第2版。特别是俄乌冲突加剧了这一变化进程。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美欧日三方互相借重。欧日作为美国传统的同盟，尽管在同盟框架内存在着竞争与博弈，但在维护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上存在着共识。三方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名，通过双边和多边形式，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在关键技术、半导体供应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等领域的合作。美欧日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安全政策过程中形成联动，即三方通过建立一定的联系方式进行相互协调与合作响应。当一方政策发生变化进行调整时，即使明知此举违反经济运行逻辑与规律、损害他国经济利益属于非常规经济政策，另外两方也以“维护经济安全”名义随之“起舞”。三方通过互动交流与协作，形成在政策制定、运行机制、合作方式等方面规范化、常态化和动态化的联动，从而推动建立以美欧日为主导的国际地缘经济新秩序。

近两年，强化国家经济安全管控成为西方国家执政的重点。经济安全政策主要指在主权国家之间通过经济手段影响彼此国家安全局势的可能路径与方式。(2)「経済安全保障とは 技術流出防止や輸出管理」、『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6月24日、https://www.nikkei.com.com/article/DGXKZO60712530T20C20A6EA2000[2022-07-20]。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日益将经济安全问题泛化，将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实施领域、审查范围以及“例外规则”不断扩大。(3)参见杨云霞：《当代霸权国家经济安全泛化及中国的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第138—139页。美欧日互相效仿建立起各自的经济安全保障体制，以此为基础，通过建立双边、三边和多边机制，整合资源、磋商互动，将经济安全政策作为大国竞争框架的组成部分，同时将中国塑造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拉帮结派形成围堵中国的局面。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美欧日出于对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竞争能力不断下降的担心与焦虑，为抑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相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安全的名义将其泛化，出台多项涉及经济安全方面的法律。通过考察美欧日经济安全法规出台的背景、时间、节点和密度，三方经济安全政策互相联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双边联动阶段：美国引领、欧日效仿(1991—2017年)

美国经济安全立法起步早、全面而复杂，为欧日相关立法提供了借鉴和标准。本文出于研究的需要，将冷战结束的1991年至美欧日第一次发表针对国际贸易规则相关的联合声明的2017年作为时间节点。冷战结束后，美国将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2017年美国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4)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2022-07-20].，从而使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立法，一直为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提供经验和借鉴。

1.美国引领经济安全立法与实施

第一，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坚持将经济安全战略服从服务于“维护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总体目标，制定多项经济安全法律。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到将美国的经济繁荣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任务，制定了涉及能源、贸易、农业和金融等安全的相关法律或细则，其所制定的经济安全战略主要服务于维护其全球经济霸权。(5)参见陶坚：《美国经济安全政策的目标、原则及实施方式》，《国际资料信息》1997年第12期，第 9 页。尽管美国尚无单独的、明确的经济安全战略，但却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经济安全的法律，如冷战前制定的《外国援助法》《关于制裁泄露国家经济和商业情报者的法令》，冷战结束后制定的《关于外国人兼并和收购、接管的条例》、《经济间谍法》(也称美国联邦商业秘密保护法)、《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其立法重点是审查外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还在国家安全大框架下建立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专门机构，如1993年设立的经济安全保障最高机构“国家经济委员会”。美国还特别注意国家安全与外国投资之间的关系，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国家安全审查。

第二，美国将经济安全实施领域泛外，将“长臂管辖”范围扩展到全球。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美国基于其在全球经济领导及核心技术垄断地位，通过本国法律“长臂管辖”及其在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主导权，将本国理念逐步扩大到国际条约、跨国商业经营、非政府间关系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全球范围。凡是涉及美国利益的事项，美国司法和行政都有管辖权，把经济安全的实施领域泛化，成为美国打压外国企业发展空间的借口。

第三，美国不断扩大经济安全内容。美国经济安全的侧重点是审查制度，包括外国投资审查权以及进出口审查权两大部分，常常成为威胁他国经济或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工具。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由《1974年贸易法》等系列法律共同构成，2007年在《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中设置了宽泛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明确凡是影响美国国防生产、国内就业、军事设施和物质、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世界领先地位或者外国人、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都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均会受到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的约束，特别是对于外资收购具有军民两用敏感技术的外国企业进行限制，强化对外资的规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上升势头，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管理和控制。

2.欧盟及其成员国管制外国直接投资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的诞生。直到2007年象征欧盟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签署前，欧盟都没有将涉及经济安全政策重要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纳入超国家范围，缺乏共同的投资框架。(6)Françoise Nicolas,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7, No.1, 2014, pp.103-125.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控权力一直掌握在各成员国政府手里，各国独立处理外国直接投资，可自由谈判和缔结投资协定。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改变了这一传统作法，外国直接投资原则上由欧盟委员会出面进行谈判双边投资协定，保护欧盟境外外国直接投资，并代表成员国管制入境外国直接投资。(7)参见吴艳、王睿田：《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与欧洲的经济安全》，《宜春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第68页。这一时期，欧盟自身没有在投资领域实施统一规范，其成员国也没有完全放弃经济主权，把投资政策的制定全部让渡到欧盟超国家水平。但欧盟及成员国关注的重点与美国关注重点一致，主要侧重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控。如德国2013年开始制定《对外经济法》《对外经济条例》，加强对外资的安全审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实施细则进行更新。

3.日本在经济安全立法上效仿美国相关策略

日本效仿美国加强经济安全的政策与体系建设。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就关注和探讨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经济安全保障在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上占据重要位置。(8)参见顾海兵、唐帅、周智高：《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经验与借鉴》，《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60页。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和政策运作，很早就贯穿日本经济发展过程。(9)参见徐梅：《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第52页。日本的经济安全概念具有双向性，既包含用综合手段保护经济安全，又包含运用经济、技术的力量维护日本国家安全。(10)村山裕三「日本の『戦略的不可欠性』を活かせ」、PHP総研、2021年1月20日、https//thinktank.php.co.jp/voice/6586/[2022-07-20]。1982年，日本通产省发表首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用经济手段来应对外部的经济或非经济威胁。(11)参见崔健：《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理论辨析》，《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4期，第103页。2007年，为与美欧同步，日本开始关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修订《外汇法》。同时，日本在安全保障设置、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效仿美国，其战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演变也深受美国影响。2013年，安倍政府出台了日本战后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效仿美国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战略决策机构。自此，经济领域成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领域。(12)『国家安全戦略、多角的に改定 日米安保発効60年』、2020年6月23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0650390S0A620C2PP8000/[2022-07-20]。

欧日在此阶段对于经济安全立法主要集中在机构设置、政策和体系的构建，制定跨境并购的法规和政策，特别是重点关注对外资的管理，分别针对外资准入和退出、外资运营进行立法，侧重于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和管理。这一时期三方联动的主要特点，是从经济安全视角看待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特别是针对军民两用等国防生产和技术被外资控制和支配等问题的立法。

(二)互相联动的确立阶段：美欧日贸易政策的认同和接受(2017—2019年)

2017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仅导致和中国的贸易摩擦升级，而且与日欧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大。这个阶段，美欧日各自不断制造新的经济安全工具作为政治博弈的杠杆，特别是欧日在涉华问题上进一步贴近美国立场，作为应对中国发展、展示西方世界团结的重要方式。2017年12月12日，美欧日在世界贸易组织第11次部长级会议期间发表第一个联合声明，至2019年三方先后发表六份涉及国际经贸规则的联合声明。以此为重要标志，三方加强在涉及经济安全方面针对所谓非市场导向行为、特殊补贴、技术转让等政策的合作力度。

1.美国的技术经济安全立法对欧日产生示范效应与连锁反应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经济安全问题，并扩大“长臂管辖”范围，涵盖民事侵权、金融投资、反垄断、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审查机构级别高、审查范围广，权力被泛化和滥用，经济问题不断被政治化。

技术经济安全问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强调通过巩固技术优势来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将新兴和颠覆性技术作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通过技术出口管制和外资审查等措施防止其优势技术外溢。(13)参见代涛、刘志鹏、甘泉、孟祥翠、张斌：《技术经济安全评估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12期，第1449页。2018年，特朗普签署的《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法》(FIRRMA)，着眼于未来的高科技产业竞争，细化和补充对涉及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审查规定，是外资安全审查的升级版。(14)Office of Investment Security,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Determination and 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a Pilot Program to Review Certain Transactions Involving Foreign Persons and Critical Technologie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8/10/11/2018-22182/determination-and-temporary-provisions-pertaining-to-a-pilot-program-to-review-certain-transactions,[2022-07-16].这一法律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与投资政策日益走向保护主义。此外，2018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首次提出对新兴技术进行管制，同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提出针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14类关键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框架。这些法律体现了美国管理行业和企业更有针对性的特点。(15)参见刘斌、李秋静：《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最近趋势与应对策略》，《国际贸易》2019年第3期，第36页。

2.日欧同步加强对出口管制和外来投资的审查制度的立法

第一，日本政府自2017年以来多次修改《外汇法》，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修订以阻止技术外流。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日本认为国家安全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多次通过修改《外汇法》加强对外资的管制。(16)「経済安全保障とは技術流出防止や輸出管理」、『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6月2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0650390S0A620C2P8000//[2022-07-16]。如2019年提出对武器装备、太空开发、原子能、通信网络安全等涉及高科技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领域重要企业”的外资强化管制的方针，对《外汇法》进行修正，指出外国企业如果要获取涉及日本安全保障领域重要企业的股份，必须进行事先申报。如果外国企业不遵守相关规定进行投资，日本政府最终将令其出售股份。2019年、2020年在原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行业的基础上不断追加受限制的外国直接投资行业范围，将网络安全有关的行业、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加入事前申报的事项。为了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日本急于通过修法来保护和发展其先进技术，致使其在2018年成为首批遵循美国对华为政策的国家之一，禁止华为进入日本的5G网络市场。

第二，欧盟与美日同步加强外资投资审查力度。欧盟面对中美竞争加剧、中国经济持续崛起，以及其全球竞争力相对下滑，引发对自身经济前景和经济安全的焦虑。(17)参见刘兰芬、刘明礼：《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顾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30页。欧盟希望通过加强经济主权立法，加强执法力度。特别是涉及经济安全领域，欧美表现出同步性，效仿美国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和潜在的技术安全方面加强立法。自2017年《美国国家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之后，欧盟紧跟其后认同这一观点。(18)Tobias Gehrke, Redefining the EU-China Economic Partnership: Beyond Reciprocity Lies Strategy, Egmont Security Policy Brief No.104, February 2019.作为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德国，首先在2017年公布来自欧盟以外投资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清单，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9月发布了欧盟境外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的立法建议，授予欧盟委员会和所有欧盟成员国调查外资并购交易的权力。2018年，欧洲议会通过旨在对部分关键领域和行业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新议案。2019年3月19日，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正式通过强化审查力度的《建立外国直接投资监管框架条例》(简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这是欧盟通过的首部外资审查法规，该法规主要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并购，以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泄。(19)参见崔健：《经济安全视角下的日本外资管理政策变化分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第 84 页。

3.欧盟附带非贸易目标的贸易政策得到美日效仿

欧盟在制定技术经济安全标准和贸易政策时，往往附加如环境、气候、人权等其他价值、目标，通过制定环境、数字等领域的竞争性政策和标准提升全球影响力，希望采取规制性力量或是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制裁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影响力。(20)参见葛建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43页。如欧盟在2018年施行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其针对企业设定了全球最严苛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通过牢牢掌握环境和数字领域的主导权，欧盟力图将其附带环境、气候和人权等条件的规则推广为国际规则。

在美国的示范效应带动下，欧日这一时期加强对出口管制和外资审查的力度。欧盟更为积极主动地效仿美国经济立法，制定将贸易与其他价值、目标相连的政策，并得到美日的认同和接受，成为三方制定相关规则的依据。

(三)互相联动的发展阶段：同步出台经济安全政策(2019年至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受到干扰，加剧全球供应链的重塑。美欧日在确保关键资源供应、外资审查新制度的立法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特别是在制定技术协同发展计划、对华科技遏制与科技脱钩等方面，企图建立排他性的技术集团阻挠科技的全球化。七国集团成为美欧日经济安全联动的重要平台，三方在强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立法方面形成联动。

1.美欧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立法

第一，美国开创了政府在关键技术领域干预产业政策的先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工业生产对外依赖增强，为防“卡脖子”，美国加强供应链安全的立法。早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就发布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首次提出供应链弹性概念，将供应链安全视为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利益之一。2020年，美国公布了《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防止人工智能、半导体等20个领域的技术外泄和扶植相关产业。拜登政府执政之后，于2021年100天内完成了对半导体、稀土、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等四种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全面审查。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美国2021年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及竞争法》；
2022年通过了《2022年美国创造制造业机会和技术卓越与经济实力法》(又称《美国竞争法》《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等。这些法律以大量不断升级扩大的单边行政措施干预全球市场，设置贸易和技术壁垒，将经济和科技问题泛政治化。其目的是提高美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竞争力，制定产业政策与中国进行竞争。这些法律的出台，一方面对竞争对手进行压制，另一方面为提升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优势的内在需求，开创政府在关键领域干预产业政策的先河，通过立法、补贴等手段使重点产业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

第二，欧盟制定保护关键资源供应、确保经济安全的政策。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委员会敦促成员国建立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通过成员国建立全面筛选系统，防止成员国公司、基础设施或技术被收购或控制。2020年、2021年分别发布《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及其附加条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提供指南。(21)「甘利明が語るどうする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世界経済評論』2021年5·6月号、9頁。2022年，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开启关于外国政府补贴条例谈判，颁布外国补贴“白皮书”。欧盟专门出台《关键原材料行动计划》，以确保经济安全，保证欧盟关键资源供应，包括医疗产品、稀土、微处理器，提出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盟还制定《欧盟芯片法》，运用430亿欧元打造具有弹性的芯片供应链。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外国政府补贴和国际政府采购工具草案，提出欧委会有权处置外国政府补贴，同时推进强迫劳动产品禁令。(22)Legislative Train Schedule European Parliament, “A new EU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Instrument (IPI),” June 23,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balanced-and-progressive-trade-policy-to-harness-globalisation/file-international-procurement-instrument-(ipi)[2022-07-20].此外，欧盟还加强与美国合作，决定设立贸易和技术管理对话机构，以北约峰会为平台就经济安全问题加强磋商。

第三，日本顺承美国的示范效应制定出供应链多元化政策。2020年，日本内阁通过《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提出促进供应链多元化政策,提高抗风险能力，并使之成为日本关注经济安全的重点。日本2020财政年度补充预算提供了2200亿日元的供应链措施补贴，在第三次补充预算中增加了一倍。

其目的是减少对特定涉及国家安全产品和材料的依赖，提出建立稳定的供应链。日本宣布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构建与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同时减少对非同盟之间的供应链依存，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日本强化经济安全立法和机制建设

日本为加强经济安全建设，以安全名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如2019年经产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室”，统筹协调各行业、产业经济安全政策。同年10月，外务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2020年4月在国家安全保障局设立经济班，负责处理经济部门的事务，同时将经济和安全办公室组织起来集中精力起草立法。

自执政以来，岸田政府加快建立确保经济安全的相关法律和机制建设，作为招牌政策加以推进，并在新政府启动后新设经济安保担当相一职，在内阁官房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推进室，设置“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由岸田文雄担任主席。在此基础上，日本首次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增设经济安保条款，写明具体对策。(23)「経済安保推進室 8月1日に発足へ 政府」、『産経新聞』2022年7月23日。2022年5月通过《整体实施经济政策推进确保安全保障法》(简称《经济安保法》)，该法由强化供应链的稳定、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敏感技术的专利保护、官民合作培育支持尖端重要技术的体系等四大支柱构成，规定违反者最高将被处以两年刑期。(24)『経済施策を一体的に講ず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の確保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2022年5月18日、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awid=504AC0000000043_20221117_000000000000000 [2022-07-20]。日本政府认为，美欧之前在制定经济安全政策方面领先于日本，日本通过制定完整的经济安保法反超美欧，通过法治化来完善官民体制，以此加强与美欧的合作。日本在制定安保法律方面参照美欧的一些政策，加强经济安全以抗衡中国，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同时，日本制定专门经济安保法也成为欧洲国家效仿的模板。

3.欧盟迎合美国立场而制定相关经济安全措施

在涉及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的经济安全立法方面，欧盟与美国保持了同步性，但也制定了一些新的法规条例，2021年出台了《规制扭曲欧盟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简称《欧盟外国投资反补贴条例》)等法规政策。欧盟在数字领域密集推出《5G安全工具箱》《欧洲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等战略文件，成为美日效仿的依据。2021年12月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保护联盟及其成员国免受第三国经济胁迫条例》，应和美国在2021年七国峰会提出的针对中国实施所谓“胁迫性经济政策”的立场。在某些领域，欧盟新制定或拟定的针对中国的立法实际上已反超美国，如反胁迫手段、反补贴监管和竞争政策的拟定实施以及追查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补贴，在美国还未出台相关政策之前“抢先”完成条例的制定，从而成为支持美国对华立场的一个工具。

通过梳理美欧日制定的经济安全保障法律的过程特点看，近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三方在实施出口管制、加大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力度、减少关键产品和原材料依赖、严格管理关键技术出口和经济运行中的“卡脖子”等问题的立法上存在着同步性，呈现出美欧日经济安全政策联动的特点。从初期美国引领、日欧借鉴补充，发展至今日欧以自主战略为由制定一些更加“激进”的经济安全政策，反过来或是应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或是因其“原创”性影响美国，特别是对军民两用技术的重视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方面不断增强，总的趋势是三方立场和政策日趋一致。美欧日在经济安全战略方面的联动态势，为经济安全政策合作的正当性创造共识并打下法律基础，三方通过合作引领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秩序重塑，提升自身在国际经济安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调整变革期，各主要地缘战略力量为寻求战略平衡创造各种联盟。特别是在中国技术领域迅猛发展、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欧日创建了许多联手应对中国的措施。一方面，美国以经济安全名义拉住欧日，为抗衡中国“另起炉灶”，实现与中国部分和选择性脱钩；
另一方面，美欧日通过加强与所谓共同价值观国家合作，保持其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的优势，维护产业竞争力，确保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联动方式：经济安全机制建设

1.在双边层面，美日、美欧和欧日加强合作，推动建立经济安全新机制

美欧日通过双边机制就加强经济安全合作进行了联动。目前合作重点领域为建立供应链伙伴关系，强化共同投资和科研。在美欧日双边合作层面，多以美国为主导、欧日附和。但欧日也试图通过加强双边层面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以抱团取暖方式形成中美博弈的第三方力量，在全球格局演变中抢占有利位置。(25)参见项昊宇：《日欧战略接近，尤须以史为鉴》，《环球时报》2022年5月16日。

第一，美日之间建立“外交+经济”(“2+2”)磋商机制。美日首脑在2022年2月的视频会谈上，就加强经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合作，新设日美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经济版2+2”)达成一致，7月底召开首次会议。(26)外務省「日米経済政策協議委員会(経済版「2+2」)次官級協議の開催(結果)」、2022年5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9355.html[2022-07-20]。这是美日建立的一种从经济安全角度推进的新型合作，由日本的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和美国的国务卿、商务部长参加，就新一代半导体尖端技术的研发、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强化措施，预防在未来遭遇突发事态和灾害时供应链断裂等问题上，建立附加环境和人权条件新标准和新准则。该机制将成为围绕印太地区基建投资、针对第三国投资项目，以及针对中国商讨经济安全的磋商机制，通过建立经济联盟以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即，日美在新的“经济版2+2”框架内加强经济安全的磋商和互动。

第二，美欧建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磋商机制。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强化对欧洲关系作为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2021年美欧双方建立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并将这一机制扩大到印太地区。其目标是协调美欧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政策立场、应对全球技术治理变化以及第三方技术竞争的需求，特别是聚焦技术标准制定和供应链安全。(27)参见许钊颖：《机制化安排难振美欧科技合作》，《世界知识》2021年第17期，第34—35页。美欧希望在此基础上，将更多的所谓价值观相同国家拉入建立新的高层磋商机制。双方强调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涉及经济安全的方面加强合作，针对不同政策领域建立十个工作组，加强在涉及中国议题上的互动，特别将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新一代半导体尖端技术的研发、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强化措施等问题作为合作的优先事项。

第三，欧日峰会由传统经贸关系向政治安全领域延伸。2018年欧日贸易协定生效后，欧日战略加速接近，将彼此定位为“全球伙伴关系”，并于2021年5月的视频峰会上正式建立“欧盟—日本绿色联盟”。截至2022年，欧日已经举办28次定期磋商。(28)外務省「第28回日EU定期首脳協議 共同声明(骨子)」、2022年5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html/[2022-07-16]。俄乌冲突与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成为双方加强互动的契机。双方将经济议题与安全议题并重，强化联合介入印太，谋求与中美在印太地区实现平衡。(29)参见葛建华：《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38页。日欧在涉及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目标是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强化对华科技产业竞争力，双方在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及数字经济合作方面达成协议。(30)外務省「第28回日EU定期首脳協議 共同声明(骨子)」、2022年5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html/[2022-07-16]。

2.组建多种形式的对冲排他性多边磋商机制

第一，美欧日贸易部长会议机制是机制建设的重点。这是三方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2017年至今已经召开八次会议。新冠疫情之前，该机制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应对第三国非市场贸易行为，包括特殊补贴规则、特殊国有企业规则、技术转让和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目前讨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战略性经济问题，包括解决经济胁迫和供应链风险、产业补贴、技术换市场、调整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等问题。三方通过会谈，维护其在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决定权和主导权，继续强化其对传统贸易投资规则的支配地位。

第二，七国集团框架成为美欧日加强制定经济安全政策联动的核心。美国的计划是将美欧日现有的项目拼凑一起，在七国集团机制内加强互动，以议题为导向，制定专项经济安全合作机制。如已通过的“清洁网络计划”“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蓝点网络计划”等合作机制，对冲“一带一路”建设，以“债务陷阱”“强迫劳动”等话语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己有利的国际基建政策标准和话语。七国集团机制日益成为美欧日协调加强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例如，在2020年6月举办的七国峰会上，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禁止其黄金进口等措施，对于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达成一致。在此机制内设立针对具体议题的特别工作组，在附加人权、气候变化、腐败治理和法治条件的基础上，合作推进经济安全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第三，“印太经济框架”机制日益成为美欧日经济安全机制联动的重要补充。印太地区日益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成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撑，通过在数字经济、劳工、环境条款等新规则的制定和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实现与中国有选择性地“脱钩”。(31)参见李向阳：《印太经济框架上马，可能催生两个平行区域供应链》，新浪网，2022年7月6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84012053/645ffc1501901a27[2022-08-02]。以此完成将大西洋和印太地区作为两翼的区域经贸总体布局。(32)参见孙立鹏：《“印太经济框架”对华影响初评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2022年7月29日，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d68c85df-9e98-47dc-8ad4-80c21526bae9[2022-08-02]。在这一框架内，美国设想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经济安全对话机制，通过印太地区的内外协同，将经济安全、人权等问题与供应链重塑挂钩，将欧洲主要盟友伙伴(包括北约)引入这一区域，加快高技术、产业链联盟的建设，最终结果是如果实施顺利有可能导致出现以中国作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和以美国、欧洲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33)参见李向阳：《印太经济框架上马，可能催生两个平行区域供应链》，新浪网，2022年7月6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84012053/645ffc1501901a27[2022-08-02]。随着俄乌冲突带来的深刻影响，出于大国竞争的目的，美国加快了国内外的动员，特别通过搅动俄欧矛盾，借此达到捆绑欧盟的目的。未来，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的欧盟、日本在这一区域的排他性的经济安全互动将会更加频繁。

第四，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机制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联动成为机制建设的发展方向。2021年，美欧双方建立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该机制自成立以来就与“四方安全对话”捆绑在一起，主要表现在半导体联盟构建上。2021年9月，“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宣布启动“半导体供应链倡议”，就建造半导体供应链问题进行商讨，提出建立一个强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摸清半导体及其关键部件的供应能力，找出漏洞并加强供应链安全。(34)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2022-07-20].同年9月29日召开的美国—欧盟技术贸易委员会会议，将半导体供应链的重塑作为讨论重点。除了协调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出口管制外，会议同时还商讨重新调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建设。美欧还建立了供应链工作组，就促进供应链韧性和多样化的战略进行合作，绘制半导体供应链体系，通过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增加投资来减少对所谓价值观不同国家的依赖度。美欧日通过上述两个峰会的联动性提升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的力度，将供应链拉回所谓价值观相同国家的体系中。合作的重点是找到供应链的脆弱点和薄弱环节，共同制定措施以帮助发展产业。(35)The White House,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Inaugural Joint Statement,” September 29,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9/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2022-07-20].

第五，建立新的高端科技出口管制跨国运作机制。美欧日探讨建设高科技出口管制新机制，考虑在1996年出台的《瓦森纳协定》基础上，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探讨成立规范尖端技术出口的新框架。新的机制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14个领域尖端技术作为出口限制对象，并定期讨论决定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的产品对象。日本政府对建立瓦森纳机制态度积极，希望加强与美欧在这一机制上的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36)髙山嘉顕「大国間競争時代の半導体サプライチェーン」、2021年10月11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https://jiia.repo.nii.ac.j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detail&item_id=1261&item_no=1&page_id=13&block_id=21/[2022-07-16]。这个机制实施出口管制的对象，将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目前将半导体制造机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的技术包括其内，同时效仿“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模式和运作。

美欧日目前采取最多的方法是通过某个议题将北约、欧盟和“四方安全对话”连接起来，组成一个经济同盟，通过签订一系列经济协定，包括技术标准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组成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全球经济体系。俄乌冲突后，美欧日针对俄罗斯出台的政策加剧这一进程。(37)参见黄仁伟：《美国建立新秩序想孤立俄罗斯 进而孤立中国 注定要失败》，网易网，2022年7月18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IQ8JAJ0519C6BH.html[2022-07-20]。

(二)联动内容：打造联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联动

1.组建尖端技术研发和高标准贸易规则联盟，形成标准制定的联动

新兴技术是提升国力的关键推动因素。当今，以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6G、大数据、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研发活动正在蓬勃发展，高标准贸易新模式和数字经济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俄乌冲突使美欧日认为，这些先进技术服务于军事的国家安全属性超越其合作共享的经济属性，加速全球数字供应链和生态系统的分裂，导致技术标准和研发工作更加封闭。(38)参见朱聪、安佰生：《俄乌冲突加强重构技术标准国际竞争合作》，《中国贸易报》2022年4月19日。在新兴高科技领域国际标准和世界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定方面，美欧日正紧锣密鼓地加强合作。美国在《创新竞争法》中监测竞争对手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进展，以及加强对国际标准化的补贴等措施，与欧盟标准化战略中强化欧盟在全球标准方面领导力的措施进行联动，强化国家力量在制定标准的主导作用。(39)同上。美欧日三方利用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与处于科技领先的所谓价值观相同国家建立定期对话机制，整合已经形成的研发方面的双边和多边联盟，通过联合声明和谅解备忘录等方式形成价值观相同国家技术联盟，占领尖端技术高地，将国际标准合作政治化。

2.打造重要产业链联盟，形成全产业链转迁联动

美欧日一直高度重视全球供应链安全，从战略、政策、法律等多方面进行系统部署，试图组建重要供应链联盟，构建供应链风险应对机制与弹性供应链，形成产业链转迁过程中的“控链”“转链”“阻链”“强链”的联动。(40)参见孙立鹏：《“印太经济框架”对华影响初评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2022年7月29日，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d68c85df-9e98-47dc-8ad4-80c21526bae9[2022-08-02]。目前，美欧日产业链联盟主要集中在半导体领域。早在2011年，美国和欧盟就签署了《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2012年，美国和日本共同发表《美日全球供应链联合声明》。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重视半导体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在2021年6月对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进行审查后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半导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几乎所有军事系统的基础，包括F-35等复杂武器系统以及通信和导航系统。(41)The 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June 2021, p.25.2022年，美国主办的全球供应链弹性部长级会议要求西方半导体企业提供信息，协助美国商务部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是半导体供应链的主导者，日本和欧洲在材料和设备上占有优势，同时将低附加值的制造过程外包到海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些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专业的制造进入半导体行业，生产高质量的半导体。(42)髙山嘉顕「大国間競争時代の半導体サプライチェーン」、2021年10月11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https://jiia.repo.nii.ac.j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detail&item_id=1261&item_no=1&page_id=13&block_id=21/[2022-07-16]。美国针对半导体产业链特点，把日、欧、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最知名生产商聚拢为一个全球供应链，特别是控制全球计算机芯片供应，组建以美企为中心的世界半导体联盟。(43)佐藤雅哉「半導体再興、『後工程』糸口に―イビデンなどTSMC誘う―」、『日本経済新聞』(ウェブ版)2021年6月15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1030Q0Q1A610C2000000/[2022-07-2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欧日一直批评为高科技产业提供补贴是“违反国际规则”，但随着中美对立加剧，三方为强化供应链也采取了类似补贴措施的联动。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称，日本、美国半导体工厂运营十年的费用比中国、韩国等国高20%—40%。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AITA)2021年表示，如果政府不制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规模相当的补贴政策，日本产业难以与别国竞争。(44)「重要物資の供給網構築を財政支援半導体や医薬品政府、投資計画促す企業の新陳代謝を阻害も」、『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1月17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393U0T10C22A1000000/[2022-07-16]。为此，美欧日分别通过不同“芯片法”制定补贴计划。美国国会审议一项为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万美元补贴的法案，创立美国晶圆基金，促进美国私有企业投入半导体制造和研发，其中390亿美元直接用作对新制造设施进行补贴。同年5月，欧盟决定向原材料、电池、氢等六个战略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在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中，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投资7740亿日元用于新一代半导体研发。(45)「政府、半導体生産強化に7740億円計上へ」、『産経新聞』2021年11月21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11120-VG2OB6SWWNJN7MJ6UE4GXLSUPA//[2022-07-16]。美欧日通过财政手段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日趋长期化、常态化。

3.打造重要原材料供应联盟，形成供应链重塑联动

美欧日普遍认为，高科技关键原材料和绿色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2月签署第14017号行政令，要求全面审查重要供应链的薄弱环节。美国白宫发布的《构建弹性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及促进广泛增长》评估报告称，美国在关键矿产和原材料方面过度依赖外国资源和所谓“敌对”国家，对其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决定组建历史上首个供应链中断工作组(SCDTF)。(46)The 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June 2021.同时，欧盟发布《战略依赖性和能力》报告，通过贸易数据“盘点”对外依赖情况，指出欧盟对外依赖137种产品，而对中国的依赖达到52%。美欧对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共同依赖，进口关键敏感产品达20种，包括关键原材料、活性药物、永磁体及电子产品等。(47)Europea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trategic Dependencies and capacities,” May 5,2021,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SWD:2021:352:FIN[2022-07-16].2022年2月，日本内阁府出台《世界经济趋势报告》，指出日本特别依赖1133种产品，对华依赖的产品占据一半，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尤为明显，信息技术设备和半导体份额明显较高，涉及各个领域，而对美国的依赖为590种，德国250种。(48)内閣府「世界経済の潮流 2021年 II中国の経済成長と貿易構造の変化」、2022年2月、https://www5.cao.go.jp/j-j/sekai_chouryuu/sa21-02/sa21.html/[2022-07-16]。为此，日本提出打造稳定的供应链应具备几个特点：一是稳健性，即建立一个不受外部冲击影响的系统；
二是冗余性，即制定应对冲击的应急措施；
三是敏捷性，即从冲击中快速恢复的能力，及时掌控供应链信息；
四是灵活性，即具有抗冲击的能力；
五是多样性，保证供应链的多样化。(49)浦田秀次郎『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と経済成長』、「米中覇権競争とインド太平洋地経学」研究会第 4 回定例研究会合での報告、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2021 年 8 月 6日、https://www.jfir.or.jp/studygroup_article/5979/[2022-07-20]。同时，日本希望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发展先进技术要充分考虑经济安全，防止技术外流到海外，以此确保日本在科学技术和产业上的优势。(50)『緊急考慮培育関鍵技術 経済安保担当相』、2021年10月8日、https://www.sankeibiz.jp/macro/news/211008/mca2110081208013-n1.htm[2022-07-20]。

美欧日认为，对任何单独货源地依赖都会难以避免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目前正从经济安全的视角重新调整供应链，特别是打破对中国的依赖，为稀土矿物和锂、钴等高科技产业关键矿物和材料生产进行投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欧日欲打造“稀土联盟”，通过“四方安全对话”联手构建稀土供应链，希望研发出低成本、低放射性废料排放的稀土精炼技术。欧盟与美国出台的立法相呼应，为美国的稀土永磁制造商提供税收抵免。美欧目标是拓展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使用强磁铁产量，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51)参见周城雄：《美欧难结成“稀土联盟”》，《环球时报》2021年1月6日。英国提出将“五眼联盟”与盛产稀土的格陵兰建立关系，确保重要矿产供应，减少对中国依赖。(52)Andy Bounds, “North American Groups Seek to Break China’s Grip on Rare Earths Supply,”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bd6aaf57-0c64-4922-b1d0-6149e7d4b7cc[2022-07-16].美欧日通过选择性脱钩的形式，即在如稀土等关键领域加强整合战略物资的供应链，为实现原材料供应的多元化进行合作。(53)森重彰浩·田中嵩大「日本経済·企業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に向けた提言—ポストコロナの国際情勢変化を踏まえて—」、株式会社三菱総合研究所、2021 年9 月8 日。

4.设立经济安全智库，提供智力支持

在美国，由学术界人士等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向政府提出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科技政策建议。日本政府参考美式智库的运作方式，决定于2023年度设立智库等研究机构和基金，重点在于与经济安全直接相关的半导体、蓄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方面加强研究，并促进与美欧合作，对经济安全领域重要尖端技术相关的国内外开发动向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美欧日之间在七国峰会上就启用经济安全基金达成一致，确定由日本主导建构防止前沿技术外流的机制，严格加强对七国集团成员的重要技术的管理，要求研究人员公开参与国外研究项目和获得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信息。(54)「日本が巨額の基金を設置して先端技術を育成、米欧と協力を強化」、『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6月21日。美欧日三方智库实行信息共享，通过将三方学术界、经济界人士组织起来，联合向政府提出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科技政策建议，加强三方产官学合作机制建设，从而提高在国际社会经济安全议题的设置能力，对中国的经济行为妖魔化，进而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目前，美欧日日益关注大国竞争引发的国家经济和科技政策的安全问题，在制定经济和科技政策时更多从安全角度考虑，通过经济安全政策的联动，构建针对中国的排他性经济技术联盟，加大与中国的竞争力度。

(一)经济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抓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开发和制造最先进的技术并取得技术突破，就能生产出最先进的武器并成为全球性大国。(55)Gideon Rachman, Zero-Sum World: Politics, Power and Prosperity after the Crash,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2.由于担心自己会被困在供应链的低附加值领域，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产业升级政策，试图向供应链上游发展。(56)猪俣哲史「グローバル·バリューチェーン―新·南北問題へのまなざし―」、『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5月16日。这就会导致后发国家进入供应链上游的前端时产生竞争，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和打压。为此，美国从经济、技术霸权逻辑出发，不断利用各种手段打压竞争对手，不惜打破原有的结构和平衡，破坏性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欧日通常与美国利用政治力量维护经济霸权的行动保持联动。例如，日本在《增长战略行动计划》中指出，将通过“技术扶植”和“加强经济安全角度，与相关机构和国家进行合作，对包括半导体在内重要先进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经济安全角度确保技术优势”。(57)内閣府『成長戦略実行計画』、2021年6月18日、15頁、https://www.cas.go.jp/jp/seisaku/seicho/pdf/ap2021.pdf/[2022-07-16]。

随着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地缘政治争端加剧了因新冠疫情持续造成的物资短缺，供应问题已经引发了无处不在的紧张和担忧，由此产生的焦虑转移到政治领域。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美欧日越来越把全球化所建立的相互依赖看作是对其强权的威胁，企图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国的所谓的有韧性、多样化的供应网络，这些网络不再是依据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的共同结果，而更多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美欧日设想把世界分割为相互竞争的集团，割裂全球市场，同时希望将经济相互之间的依存重心转移到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各国政府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共同制裁打击、补贴、扶植等方式，加强与少数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三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试图人为推动产业的转移与脱钩。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内，作为传统同盟的美欧一直将跨大西洋合作作为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力量。日本作为七国集团中的唯一亚洲国家，是美欧加强合作的重点，美国已经开始依赖日本的构思能力、对外发声能力和外交能力。从美国的视角看，日本是最容易对话的同盟国。目前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已经超过英国，跃居第一。(58)「中国の軍事的拡張や台湾情勢で意見交換…読売国際会議で佐藤、杉山、興梠氏」、『読売新聞』2021年9月9日、https://www.yomiuri.co.jp/stream/article/18113//[2022-07-16]。而欧日也在维系和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谋求做好“无法依靠美国”的准备(59)菅野干雄「頼れぬ米国、日本の覚悟は ミドルパワーが担う国際秩序」、『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5月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DK275PG0X20C22A4000000//[2022-07-16]。，寻求中等力量强国的团结，与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且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加强合作，试图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极。

(二)俄乌冲突使美欧日日益作为统一的经济安全体系采取行动

俄乌冲突日益使美欧日作为西方一个统一体系在行动，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及其盟国日本采取向俄施压的综合措施来看，无论在行动和时间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欧日追随美国，几乎实施了所有可以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尽管制裁已经使美欧日本身也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并有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拜登政府负责国际经济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达利普·辛格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与七国集团成员进行了密切的协调，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数小时后宣布了早就准备的一揽子制裁措施。俄罗斯四大银行受到“冻结制裁”，冻结了任何触及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并实施出口管制，以削弱俄罗斯经济中的高科技部分。2月26日，美欧日联手禁止任何银行、公司和个人与俄罗斯央行开展业务，并威胁对所有违反规定的个人和公司实施进一步制裁。“9·11”事件以来，美欧日将实施制裁作为刑事司法的替代手段。此次最大限度制裁是将俄罗斯公共和私营部门联系在一起进行制裁，操作方式不像刑事司法，更像战争行为。(60)Benjamin Wallace-Wells, “The Biden Official Who Pierced Putin’s ‘Sanction-Proof’ Economy,” The New Yorker, March 25, 2022,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inquiry/the-biden-official-who-pierced-putins-sanction-proof-economy[2022-07-16].

其中，日本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岸田文雄政府不仅与美欧采取一致行动，冻结了俄罗斯在该国央行储备中的款项，而且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有关谴责俄罗斯决议投票前对亚洲多国做工作，希望它们投出赞成票。(61)杉本康士「日本外交『冷戦型』に転換 戦略的自律から陣営結束重視へ」、『産経新聞』2022年3月6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306-DRKV4IJJYJNRVBNVXO776S3HMI//[2022-07-16]。此前的2月28日，日本财务省、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相关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就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磋商，决定采取与美欧协调一致的做法。尽管最近20年，美国将基础货币作为武器，对伊朗发起经济制裁，但日本一直持谨慎态度，为此伊朗一度将日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日本突然转向的直接原因，是认为美欧已经达成共识，必须与美欧保持一致，最大限度提高制裁力度，给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62)「ドルの『武器化』は両刃の剣 制裁横目に虎視眈々…備える中国の思惑」、『朝日新聞』2022年3月21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3N658FQ2LULFA01F.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2022-07-16]。美欧日已经实现对俄制裁的同步性，用经济方式对俄采取严厉制裁，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成为制裁武器化的工具和国家安全新思维的核心。(63)Brad Glosserman, “The Ukraine War Reflects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Paradigm,” The Japan Times, April 20, 2022,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2/04/20/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ukraine-unusual-war[2022-07-16].

(三)协调对华政策成为美欧日加强经济安全互动的核心内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应对中国挑战和加强欧日伙伴关系的互动与协作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在2021年《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将中国列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在乌克兰局势最为紧张之际发布了“印太战略”，认为中国是唯一拥有颠覆美国主导地位能力的国家，并用意识形态话语将这场面对中国的竞争描绘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战斗，强调与盟国构建“统一威慑力”，进一步深化同盟体系。日本同样认为，作为经济规模第一的美国已无法单独面对位居第二的中国崛起，目前是增强对美欧影响力的良机，可以在日趋明显的“新冷战”结构中谋得自己的地位和价值。(64)柯隆「バイデン政権の対中政策と米中関係の行方―貿易摩擦から価値観対立による新冷戦へ―」、東京財団政策研究所、2021年3月16日，https：//www.tkfd.or.jp/re-search/detail.php?id=3714&utm_source=mailmaga_20210318&utm_medium=email[2022-07-16]。为了保持与美国的一致性，欧盟在对华问题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将中国称为“系统性挑战”。尽管欧盟对美国提出将21世纪中叶的地缘战略形势视为中美两极竞争的观点持谨慎态度，但最终同意在2022年6月北约峰会通过的北约新战略构想中，将中国视为对自身“价值观、安全和利益的挑战”。(65)“Madrid Summit Declaratio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96951.htm[2022-07-16].欧盟认为，对待中国问题上既要基于与中国在全球利益问题上进行合作，同时也要捍卫欧洲的战略主权(保护关键的经济和技术部门)及其价值观和利益，和美日在针对中国的议题方面形成政策联动。

欧日响应美国提出的经济安全战略，其主要原因是迎合美国对华经济技术脱钩。第一阶段是特朗普开始对华技术制裁，欧日为了指导自己的企业避免遭到美国制裁，在美要求下出台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措施。第二阶段是随着美国对华经济技术脱钩的深入，逐步构建排华产业链、供应链。欧日一方面需要融入美国构建的新经济圈，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遏华考虑，更加主动配合美国的经济遏华战略，打造以“价值观为驱动”的产业链。如日本新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追求“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以此增强日本经济的韧性和活力，这是日本加强经济安全政策的最为真实的写照。战略自主性是指日本旨在减少其对外国供应商的材料和技术的依赖。战略不可或缺性则是通过扩大其在研究、开发、供应关键和尖端技术方面的优势，使自己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这一新战略要求日本减少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同时增加世界对日本在关键技术供应方面的依赖。在此过程中，日本发挥向美欧设置议题并协调美欧分歧的作用。例如，在制定数字经济规则方面，日本在有分歧的美欧之间进行协调，七国集团才达成了共同原则。(66)細川昌彦「新·経済枠組みも対中ぶれさすな」、『産経新聞』2022年3月11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311-AHJUWCSTENLJLOUI3NZ2U44M3E/[2022-07-16]。

同时，欧盟也在对华关系以及“战略自主”和“战略不可或缺性”上与日本形成政策上的联动，在某些方面欧盟制定的涉华措施如反胁迫手段、反补贴监管和竞争政策的拟定实施以及追查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补贴等政策更加“激进”。如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12月发布的反第三国经济胁迫的提案草案提出，欧盟成员国在经济上如遇来自外国的不当施压，欧盟可以立即采取上调关税、禁止投资、停止政府采购等对抗措施，即欧盟版“301条款”。这些法规反而成为美日制定相关政策的“范本”。

(四)中国应对措施的若干思考

针对美欧日大力推动经济安全政策联动，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笔者对此提出若干思考。

1.制定和建立相关经济安全法律与技术经济安全评估机制

美欧日经济安全政策联动的核心是防止尖端科技向不同价值观国家泄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核心技术外泄以及对外依赖带来技术经济安全问题。目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35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实现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强化以战略科技力量引领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开展具有战略性的重大科技攻关，牢固树立自立自强思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的一系列堵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前沿性、颠覆性技术领域抢占制高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要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发展战略的经济、技术安全政策法律，建立技术经济安全评估机制和规则，从保障经济安全的角度，系统评估技术因素的风险以及对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决策支持。

2.构建开放包容的新的国际创新体系

为适应国际秩序的变化与调整，在“一带一路”布局的基础上，创新国际经济新机制、新规则。日本于2021年10月建立“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总部”，将经济安全政策解释为“从经济的角度确保日本的独立、发展和繁荣”，被视为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制定的重要阶段。(67)『「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2020年12月16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2022-07-16]。将经济安全置于国际秩序变化的大背景下去考量，置于确保国家“独立、发展和繁荣”的战略高度，将科技作为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为此，中国要主动求变，针对美欧日“建墙”“脱钩”举动，从开放包容的角度，建设以我为主，掌握战略主动，团结发展中国家人民，将“一带一路”投射到更多的非洲、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一个既不依赖欧美体系、又具有开放包容不排他不封闭的新的国际创新体系。

3.打造官产学研“四位一体”维护经济安全的体系

将政府、生产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四位一体有机结合，发展新型实体经济，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有效途径。日本历来重视官产学研的结合，一些大型企业都设有相当规模的研究团队，并且与相关院校建立常态科研合作机制。在《经济安保法》中多处提到对“官产学研”实体的支持，大力倡导“官产学研”联合、融合。为此，我们也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着眼应对国际秩序的变化与调整，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安全政策法律，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技术升级、产业调整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强大动力。

4.加强全球发展合作的舆论宣传

美国联合欧日正在酝酿和制定针对中国的四大新策略，即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和区域排挤策略。(68)参见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研判与维护策略》，《改革》2022年第4期，第13—14页。美国的逻辑是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时建立新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最多的办法是通过“长臂管辖”，采取各种经济和金融制裁方式维持霸权力量，强行使现有链条断裂无法正常运转，逼迫链条上的企业选取合作对象，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链条。如针对中国的新疆棉问题，通过制造伪政治话题，强行将这个产业链敲断，尽管新疆棉可能在质量、价格、供货的保障程度更具优势，但企业不得不选取新的来源。

合作才是人间正道。(69)参见徐步：《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学习时报》2022年3月1日。中国应加强全球发展合作的舆论宣传，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加快对外战略传播能力建设，针对美欧日加强经济安全合作的主要短板，做好精准舆论宣传说服工作，形成与其进行斗争的话语体系。同时，要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形成具有引导性的对外话语体系。如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中国的发展观和安全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问题，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着眼各国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践行多边主义，妥善应对错综复杂、相互联动的各类全球安全问题与挑战，提倡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充分听取各国的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一家独大，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70)参见吴志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内涵》，《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页。通过真实、立体、全面的对外传播，展示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典范形象，以此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各种灰犀牛风险冲击世界经济安全，暴露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高度脆弱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美欧日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出台以保护尖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安保法律，通过建立壁垒把科技发展置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力图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逆全球化潮流甚嚣。为此，我们需要改变迟滞于综合国力的话语权弱势，积极提供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合纵连横，打破封闭，破解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为国际社会积极建设力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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