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优越性及其时代意蕴

臧秀玲 康 乐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3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6日。。以上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为探索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是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原创性制度设计，在政党与政权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和政党与政党关系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多重超越，深刻回应了政权运行方式、民主实现形式、政党关系模式等重大政治命题，成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功典范。

(一)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权运行方式

从政党与政权的关系视角来看，政党制度意味着政党根据国家法律或者政治传统，执掌、参与或影响政权的活动方式，分配政治资源的规则程序等制度性规范。当今世界政党制度的主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以英、美等国两党制和法、德等国多党制为代表，其内容是执政党或在朝党与反对党或在野党代表资产阶级进行利益关系调整，通过投票竞选机制、策略合作机制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实质是在政党寻求执政合法性过程中根据竞争规则所形成的某种控制妥协和资源分配规则。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权运行方式。中国共产党牢牢占据国家政权结构的核心地位，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被吸纳进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一方面，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掌国家政权，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将其政策和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同时接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别、各群体的民主监督，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国家发展支柱、国家强大精神支柱的共同价值取向”①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轮流执政模式下所谓的在野党或联合执政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依法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执政党和参政党通过明确的职能定位确保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这与只有单独或联合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亦或赢得总统大选才能执掌国家政权的西方政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之一。

(二)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

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视角看，政党作为“‘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的组织机构”②[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向上对接国家权力，向下联结社会力量，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纽带，是社会进入国家政治体系、影响和主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中介。与此对应，政党制度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的政治活动方式，进而对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构建起制度性规范。这一制度性规范在西方政党制度中通过票选民主的形式得以实现。学界普遍认为，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拓展“人民的统治”这一民主实践而发明的选举制度，“在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环境下，选举规则奖励那些能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动员大众选民的政党，这些政党通过在选举中脱颖而出控制政府，围绕这些选举规则，一种政党制度得以发展起来。”③[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西方政党制度按照简单多数原则或者比例代表原则完成民主赋权过程，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然而，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中西方国家由于迥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创造了不同的人民范围和制度安排，形成了不同的民主实现形式。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内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有领导的阶级联合与团结”①林尚立:《复合民主: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形态》，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拥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有效解决了权力归属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民主还要回答人民如何通过制度和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统治这一问题。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个人民主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熊彼特所谓的竞争性选举不是民主的普遍标准，而只是作为民主亚类型的西式民主的标准。”②景跃进:《民主理论的发展:超越与重构》，载《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西方民主标准，实现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既支持人民群众通过选举和投票行使民主权利，又容纳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所联系的部分人民群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和充分沟通协商，创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性规范，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

(三)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模式

竞争－合作关系的不同模式，是考察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中政党与政党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其中，竞争范式是考察西方政党制度规范政党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则，因为政党组织“不仅是利益集团的工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他试图改变其行为模式的政党组织处于竞争状态，例如直接攻击其主张，或者是迫使其服从全国性的计划和纲领”③[美]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尽管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政党为了自身利益有时也需要与其他政党采取合作策略，但受制于各自力量的牵制和抵消，这种联合、合作往往是局部而脆弱的，难以持久巩固，最终导致政局不稳、混乱不堪。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政局长期不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政党之间竞争加剧而缺乏合作”④张春满:《21世纪国外政党政治研究:理论、前沿与情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页。。

从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视角来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还体现在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对抗、博弈的思维定式，创造了与新型政党制度参与、合作、协商等基本精神相契合的新型政党关系模式。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不充分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难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肩负这一使命的无产阶级，也缺乏足够的组织力量，需要团结其他各民主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汇聚强大合力，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历史自觉。其次，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贵和尚中”的文化传统，为新型政党关系的产生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为发展通力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积累了广泛的政治认同。最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始终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筑牢团结和谐的政党关系，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在对政权运行方式、民主实现形式、政党关系模式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同时，也在规范政党与政权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政党与政党关系的功能绩效方面展示出迥异于西方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表现出强化整合能力、提升民主质量、增进稳定团结等显著优越性。

(一)强化整合能力

政党产生于社会多元结构导致的利益分化，而政党制度需要整合冲突的力量，明确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规范政治资源的分配规则，从而确保政治权力合法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保障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因此，政党制度运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利益整合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吸纳或消弭利益冲突。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政党与政权关系的规范主要依靠竞选机制来实现，但因各党派之间的恶意竞争和互相攻讦，这一机制实际上将利益冲突合法化、扩大化了。“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上的弱势者，包括某些少数民族，在美国的利益群体政治中没有被充分代表。”①[美]利昂·D·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何文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74页。当前西方政党制度规范利益表达与社会整合的能力大为减弱，党派认同下降，社会阶层分化、政治碎片化现象严重，加剧了社会利益摩擦，引发民众不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使命型、目标驱动型、责任型的政党制度②许忠明:《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4期。，通过规范政权行使方式，在利益表达与整合方面独具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规范各政党主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确立了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权力配置结构，确保国家权力结构顶端的制度性稳定。一方面， “共产主义者在渗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先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也可以算作20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③[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共产党是走在整体前面的先锋党，共产党员都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精英分子。因此，在国家政权中，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在保持自身党派色彩的基础上经过历史演变和力量消长，最终成为拥有广泛社会联系、汇聚多方人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成员来源的广泛性、结构层次的多样性便于优化各种社会资源、平衡各种政治力量、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下，作为主要政治角色的执政党和参政党不仅代表广泛的直接利益，更代表深刻的根本利益;不仅代表短期利益，更代表长期利益;不仅代表界别局部利益，更代表全国各族各界全局利益;不仅代表流动的民意，更代表稳固的民心⑤孙林等:《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载《学习时报》2018年6月18日。，进而强化了政党制度合法化、规范化表达利益与整合社会的能力。

(二)提升民主质量

政治参与是衡量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准，参与的广度涉及参与者的数量问题，即被政策影响所涉及的社会成员实际或可能参与到政治决策所占的比例;参与的深度是指参与的有效性，即参与者是否能够持续、充分、有力地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并产生实际影响。西方政党制度中公民的政治冷漠一直被视为民主政治的顽疾。“美国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冷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投票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幅下降，二是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具体意涵缺乏准确的理解，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兴趣、动机去了解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影响。”①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西方政党制度因人民在投票时被部分唤醒、投票后就进入整体休眠的阶段性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落入徒有其表的程序民主陷阱，因为“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②[意]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卷，冯克利、闫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在场”和社会多元利益差异的协调，及时回应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诉求，实现了对民主手段和民主目标增量赋权的双重超越。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扩大了民主参与范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党群联系机制、参政议政机制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规范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系，既尊重多数人的公共意愿，又听取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获得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具备有效联结社会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拓展了民主参与深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深度参与民主政治的规则程序和完整实践，确保了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之后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成了“从输入式民主(容纳了多少人民的声音)向输出式民主(人民得到了多少利益)的转化”③[意]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冯克利、闫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1页。，切实发展了高质量民主。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民主二元框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二元对立，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五大环节串联起来，确保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内容全面性、过程连续性和时间持久性。

(三)增进安定团结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政党制度通过对体制内政党与政党关系的制度性规范实现其政治稳定功能，凝聚国家发展合力，实现国家建设目标。“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④[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西方政党制度下党派恶意竞争、相互拆台、轮替执政造成的政治认同下降、政权更迭频繁、资源浪费严重、社会动荡激烈等问题，使政府无法做出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决策，进而加速政治分裂甚至社会崩溃，导致政党挟持国家利益，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曾经有能力主导过它。并且毫无疑问，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有能力减弱这些分化。”⑤[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更加平衡更多竞争的政党体系出现，美国体制变成了通往僵局的灵丹妙药。”⑥[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0页。

与西方政党制度近年来的政治内耗、治理僵局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运行机制，以合作式参与、建设性监督为活动方式，实现政治稳定、社会有序、国家富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因长期共存、合作和谐的政党关系展示出维护稳定与增进团结的鲜明制度优势，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一方面，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建立在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能够有效规避政治风险、降低社会运转成本，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国家资源浪费、社会权力分化，满足了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政治权威的迫切需要，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赋予民主党派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职能，为多党合作提供规范化的制度空间，为政治系统的运转提供内生动力，保持政治发展的弹性与活力，促进民主协商与科学决策协同发展，“既实现了‘最大同心圆’的目的，也显著提高了政治决策的效率与质量，构建起‘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的良性互动”①臧秀玲、康乐:《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载《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演进的结果，提供了现代民主政体中的治国理政经验，拓展了世界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空间，发展了更先进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当前那些独立自主探索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

(一)提供了现代民主政体中的治国理政经验

政党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着政党行为，使其协调和联动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实现对国家的善治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各国在民主政体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中国经验。

首先，坚持问题导向，改善治理结构。“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页。面对社会转型期集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及其造成的诸多不确定性挑战，国家治理尤其是公共事务的治理已经超越了政党或者政府这样单一行动主体的能力范畴。由政党、政府等权威主体实施的单向垂直、线性管控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诉求，迫切需要转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积极建构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协调性的国家治理公权力主体，实现了政治体系主体力量和社会群体发展势力的调试与均衡，促进国家治理目标、相关公共政策更加贴合社会实际需要、符合民主程序要求，努力维持政局平衡，并且始终接受来自各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以及广大人民的社会监督，推动治理结构向开放包容转型。

其次，坚持协商范式，优化治理方式。协商治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化国家治理方式的原创性发明，是基于协商建国到协商治国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所形成，不仅包含了对民主理想的追求，还体现了政党制度求同存异、包容多元的政治智慧。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国家政治体系向社会、民众延伸的“输送带”“传感器”。依托民主党派完备的组织体系和120多万民主党派成员的履职实践，政治体系充分吸纳、反映、表达民众的意见建议，也为国家协商治理提供组织化、制度化平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页。的制度化实践，实现了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权威主导与多元协商的良性互动，解决了新兴社会力量急切介入政治过程而现有政治体制难以回应多元诉求的强烈冲突，形成了规范政治参与行为、优化政党治理方式的叠加优势。

最后，坚持人民逻辑，提升治理绩效。“国家治理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②张献生:《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作用》，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安排，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约束、政党责任宗旨的履行，牢牢把握住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防范国家治理过程的中断和国家政治决策的失误;通过利益整合、资源整合、意识形态整合等多种整合途径，建构起能够有效运转社会资本、综合配置政治资源的强大体系，增强了政党制度的内外凝聚力，扩大了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力;通过优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样态和互动方式，确保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精准高效，发挥出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系统的最大功效，引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落到实处，从而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③韩秉宸、章念生、张朋辉等:《西方政党政治四大乱象》，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2日。希腊新民主党国际书记斯米尔利斯、左联党国际书记布尔诺斯等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紧密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凝聚共同意志，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奋斗。”④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载《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9日。

(二)拓展了世界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空间

作为国内外政治学者长期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学研究先后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政党制度分类的观点。首先是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迪韦尔热在1951年出版的专著《政党》里提出的三分法，即按照政治体制内稳定执政的政党数量将政党制度分为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随后，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在1976年出版的《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里进一步发展了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他超越了仅以政党数量考察政党制度的方法，建构了以政党数目和意识形态距离为两大变量的分类模式，从而剖析出了以一党制和霸权党制为代表的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以及包含主导党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碎片化多党制和极化多党制在内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两大类型。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提出了以政党数量和力量对比关系为考察标准的五分法。以上观点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共同为世界政党制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纵观全球，当今世界政党制度的主流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但是，政党和政党制度是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产物，政党政治理论研究也应随之发展进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而内生演化、逐步成熟的一种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下政党制度类型区分框架和效能评判标准、拓展世界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空间有着重要价值。

第一，从制度结构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结构性反对和异体性监督原则，拓展了政党政治多维集中的理论研究空间。在西方政党制度叙事话语中，政党往往意味着“部分”，政治体系内的有效监督必须建立在异体监督之上，从而构建合法的结构性反对派力量，强化政党制度的选票竞争与监督制衡机制，具有多维分权的结构特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主体除了中国共产党，还包括八大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等非执政党力量，他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异体监督力量，而是整合社会、实现“整体”利益的建设性监督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参政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在这三支重要参与主体之上形成了复合型结构，具有多维集中特征，开创了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中非执政党力量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先例。

第二，从关系范式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分时竞合定式，拓展了政党政治全时竞合的理论研究空间。竞合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政党理论中研究政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西方国家的政党关系是分时竞合关系的典型代表。各个政党之间在选举过程中是以竞争关系为主，选举结束之后就会寻求建立政党间的合作关系。”①张春满:《21世纪国外政党政治研究:理论、前沿与情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同样以选举为节点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可以发现，不管是在选举之前的寻求执政合法性阶段还是选举之后的治国理政阶段，政党之间的竞合关系保持基本不变状态。执政党与参政党始终以团结合作为主线，各参政党之间在合作的同时，在吸纳和发展各党派成员、履职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以激励自身建设更好地服务和巩固多党合作以及优化国家治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传统政党关系作出重大创新，“构建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高度一体化执政共同体”②龚少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进而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转化为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彰显了全时竞合特征，以“合”为主，以“竞”为辅，“竞”服务于“合”。

第三，从组织基础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离心衰败态势，拓展了政党政治向心凝聚的理论研究空间。政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是政党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曾断言西方国家“政党体制一直经受着一种缓慢的、现在又加速的分崩离析过程”③[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P.亨廷顿、[日]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马殿军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因西方政党不同程度地陷于组织衰弱、功能退化、认同下降等困境，西方政党制度越来越难以发挥整合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强化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增强政党制度主体协同互动能力，密切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联系、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的联系，健全和发扬民主，进而借助政党组织的外部效应、党群联系机制推动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最大程度弥合社会张力，增强了制度抗压性和稳定性，展示出强大的向心凝聚特征，这是以离心衰败为趋势的西方政党制度所不可望其项背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生长”出来的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样态，以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显著的治理效能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制度话语霸权，在走向世界政党政治舞台的过程中，初步解决了“失语”问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探索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路径。新时代，我们必须“立足于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厚的文化根基、坚定的现实依据和深远的世界价值，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④臧秀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与提升路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增强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世界政党政治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反思和价值启示。

(三)发展了更先进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政治成果，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之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大阶段，并在其各自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奴隶社会政治文明、封建社会政治文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四种形态。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与文明更替都是客观自然的历史现象，推动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完成了从封建社会政治文明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转型。资产阶级按照自身意愿创造出来的世界被称为“旧社会”，“旧社会”里到处充斥着“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以人民的名义却没有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指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列宁也深刻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③《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价值同构、互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只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无法掩饰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追求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本质。无可否认，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克服封建社会政治文明弊端的基础上，创造了与此前相比更加先进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带动了世界民主化浪潮，但也因其“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等实质性理念被悉数剔除，民主被简单化为人民通过平等投票选出代表来行使权力而酿成民主劣质化的苦果，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悖论和实践难题，难以逃脱被更先进的文明形态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代替的命运。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最具革命性和组织性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承担起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使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探索出一条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再创立社会主义政权，最后主导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文明发展之路，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承担起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发展民主的政治轴心功能。在这个高于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里，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产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从实践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实质就是寻求正确的和有效的中国政党制度，以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型过程中的首要关切，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我国历史发展、政治进步的原动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主体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自觉履行使命、有效开展行动，充当起整合社会、表达利益和塑造政治共同体的主导角色，将几乎丧失自我凝聚与自我整合能力的社会重新运转起来，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观念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所追求的人类解放、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等目标要求与先贤传统政治智慧中“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民主思想，“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以及“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包容思想高度契合，筑牢中华民族根基、赓续中国文化血脉，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话语表达，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先进的执政理念、和谐的文化基因以及灵活的决策思维。基于“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起一个能够调整新兴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政党体系，通过政党力量的统领、政治制度的革新完成超大主权国家建构和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双重任务，满足了后发国家对民主与效率的双重追求，具有广泛的启示意义。为建设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实现新发展阶段“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国家权力第一次同最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基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强势书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主优势，积极回应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价值，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真理力量，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显著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之路，其创造性、优越性和时代意蕴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伟大事业中日益凸显。未来，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丰富理论内涵、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制度体系，促使这一政党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焕发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同时，需要坚定制度自信、加强交流互鉴，通过构建政党制度效能评价标准、创新政党制度话语表达方式、塑造新型政党制度文明形象，改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话语权较量中“西强我弱”的处境，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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