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地名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化信息初探
时间：2023-06-12 17:20: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拓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丽江 674199）
地名是人们赋予特定的地理实体的一种称号，是一种标志，具有区别性特征，但同时，“地名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丽江作为历史上茶马古道中的交通要道，其地形复杂多样，高山峡谷、平原坝子分布其间。同时，长久以来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让丽江成为一座多民族、多文化和谐共存的城市。这些地理环境信息以及多元的历史文化信息都在丽江的山水田园，城市村落中留有痕迹。在社会急速发展的今天，“梳理民族地区地名，挖掘地名背后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可以增强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本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进而为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作出贡献”[2]。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丽江地名的语言表现形式，从而探讨其中所蕴含的语音演变、文化等信息，为进一步研究丽江地名文化，研究丽江文化打下基础。
“地名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体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沉积着生产生活的印记，记录着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风貌。”[3]丽江一直以来为纳西族聚居区，其最早的地名当以纳西语命名为主，然而明清以来通过移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地名的称呼因此也复杂起来，其语言构成也多种多样，可以分为汉语地名和民族语地名两大基本形式，其间还包括民族语地名与汉语地名并存、转换等两种次要形式，下面笔者逐一进行分析。
1.1 汉语地名形式
明清大规模移民进入丽江以后，丽江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清代改土归流以后的命名方式，基本采用的是纯汉语的地名结构。例如大研古镇、黑龙潭、红太阳广场、民主广场、玉河桥等，这种纯汉语地名形式深刻反映了汉文化对丽江地区的渗透与影响，但同时也冲淡了丽江原有的历史特色，特别是近年来新建的一些小区、道路、村寨等，取名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般，例如福慧路、振兴巷、西安街、金色家园、安乐村等，这些地名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能够见到，不利于提升丽江整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当前丽江市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正在规范地名命名，“通过城市名片打造，着力提升地名文化保护水平”[4]，显然，今后丽江地名汉语地名形式将更加谨慎，拥有更多丽江特色。
1.2 民族语地名形式
民族语地名形式是丽江地名中最有特色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丽江民族语地名有白语地名、藏语地名，在傈僳族以及普米族聚居区也有当地民族语的地名，也有一些地名语言已经不可考证，但最多的民族语地名当是纳西语地名。丽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纳西族的聚集地，1961年设丽江纳西族自治县，2003年撤地立市后分设为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世居如此，因此，今地名有许多为纳西语音译或意译过来的，例如，今丽江有许多地名含有“瓦”“坞”“湾”“吾（窝）”等字，如达瓦、吉乐坞、波湾、杜吾等，这些字都是纳西语[uə33]，意为“村寨、聚集地”的音译。此外，还有一些含有“罗”“乐”“落”的地名，例如安乐、岩罗、拉落等，则需要具体分析，藏缅语中表示“山谷”含义词汇都与之语音相近。此外，有的民族语地名形式甚至完全同汉语高度相似，例如康仲村，乍一看完全为汉语构成形式，寓意美好。但此名却是由纳西语[khæ33dæ31khæ33]，意为“沟渠相连的地方”语音演变而来。
1.3 民族语地名与汉语地名并存形式
这种形式主要指汉语地名和民族语地名的取名原理正好相得益彰，已经没有办法寻找出其地名是由民族语言音译过来还是本来就是汉语命名。例如，九河乡白汉场，这一地区为汉族、纳西族、白族杂居之处。原称呼为白鹤场，其来源可以认为是“出现白鹤的地方”，纳西语地名为[bæ33xɑ55dʐu31]，意为“野鸭栖息的地方”，白语名“白蒿踵”，意为“长着白蒿的谷地”，该地平原开阔，有一片天然湖泊，成片的湿地，至今为候鸟的栖息之地，因此，该地名来源已然不可考证。此外，丽江尚有许多地名，其来源有多种传说，从民族语和汉语的语言习惯以及命名原理来看均可以很好解释，例如，“老君山”，一说从白语音译，白语称为“罗均山”，意为“老虎出没之地”；
另一说为传说老君在此炼丹，因而取名。老君山山顶有火山口，形如熔炉，因此二者均言之有据，也与地理历史等高度吻合，实在难以考求其确切的来源。类似这种从民族语命名分析以及从汉语命名分析均可的地名，笔者认为是民族语与汉语地名并存形式。
1.4 民族语地名向汉语地名转换形式
这种形式主要指原先地名主要是民族语或汉语等单一形式命名，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整个地名完全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进行命名了。例如，现文巷，此地曾经有很多大理人在此经商，故纳西语名为[ʨ æ55lo31ko55]，意为“大理人聚集的地方”，后改为现名，“文革”时期曾经一度改名为“革命巷”。这种地名转换的形式导致原始地名所表达的文化信息消失，尤其需要关注，例如祥和街道的“三家村”，一般认为是由三家人到此垦荒居住，繁衍生息而成；
但实际上此地纳西语名为[ʐə33xə21dzə21dzɿ21]，意为“柳树生长的地方”，后改为现名。我们可以从纳西语的原地名了解丽江古城周边河道变迁的一些痕迹，而今地名却没有了这些信息，因此，在地名认定及其规范的时候，这种转换形式一定需要谨慎。2018年起，丽江政府开展以“注重保存老地名、注重地名命名保持地名稳定性、注重挖掘民间地名文化、注重地名专家队伍建设、注重宣传”[5]为举措的地名保护工作，今后此类改名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地名具有较强的存古性，“地名的起源与人类的语言、生产、社会活动同步”[6]，可以通过丽江地名之间的演变以及纳西语地名音译来探索其中保留着的语音演变痕迹，通过分析丽江地名，可以发现以下几条丽江汉语语音材料。
2.1 入声韵尾的消失
丽江大研古城历史上原名为大叶场，明代洪武年间，木氏土司木得将统治中心由白沙迁移到此处的狮子山下，兴建房屋城池，故取名为大研，“‘大研’之名由元代的‘大叶’而来……作为地名称呼，‘叶’‘研’音相近，故后来通写成‘大研’”[7]。
“叶”在中古《广韵》中为“入声叶韵”，《中原音韵》归入影母车遮韵去声；
“研”字，中古《广韵》有两读，一为平声先韵，一为去声霰韵，霰韵“研”又同“砚”，在《中原音韵》演变为影母先天韵去声。叶与研在《中原音韵》时期转变为主要元音一致，只有韵尾不同的读音相近的两个字，“大叶”改成“大研”显示出了丽江汉语方言中，最迟到明初时期入声韵尾已经消失。
2.2 没有阳声韵
根据钱曾怡的研究[8]，丽江汉语没有任何鼻辅音韵尾，这种现象在目前全国已知方言中独此一例，陈希经过调查认为没有鼻音韵尾是丽江老派汉语方言的特点[9]。那么，丽江汉语方言是自古以来就没有鼻音韵尾，还是先出现了鼻音韵尾，后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后脱落再变成今天这种语音结构的形式，丽江地名可以为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例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置澜沧卫，其名源于永胜西南的澜沧山，该山纳西语名为“那擦”。那，《广韵》为泥母个韵，澜，为来母翰韵；
擦，《广韵》为清母曷韵，“沧”为清母唐韵。“那”与“澜”，“擦”与“沧”之间主要元音一致，韵尾不同，结合上条入声韵尾的演变分析，可以认识到，明初时期，丽江的汉语应当就已经缺乏阳声韵。例如，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木公所题“天雨流芳”牌坊，“天雨流芳”为纳西语[the33ɣɯ33ly21fɑ33]，意为“读书去吧”的音译，汉语与纳西语美美与共，以“芳”对音[fɑ33]，显然也是由于没有鼻音韵尾从而出现的对音形式。另外，古城纳西语名[ŋgu31be33]，其来源尚无定论，但其汉译写作“贾奔”“巩本”“巩奔”等多种形式，这种对音也是由于没有阳声韵而形成的。结合这些材料来看，笔者有理由认为丽江的老派汉语至少在明初就已经没有了鼻音韵尾，所有的阳声韵均读作阴声韵。明代正是丽江老派汉语方言形成到成为主要交际语言的时候，因此，笔者认为，丽江汉语方言从诞生开始就是没有鼻音韵尾，阳声韵均读作相应的阴声韵。
2.3 见组细音未能全部转变为舌面音
玉龙自治县大具乡最初的地名纳西语叫[ŋdɑ33gv33]，《丽江府志略》中记为 “大匮”，改土归流后改为“大具”，显然是因为“具”字与“郭”、“匮”等字音相近的缘故[10]。而另外一些地名，如普取坞[phv55ʨhy31uə33]，羊见[i55ʨ æ31]等似乎有证明了见组细音已经分化出了舌面音。结合《木氏宦谱》以及乾隆《丽江府志略》中的纳汉对音[11-12]，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丽江汉语在明代中期开始见系字就已经开始分化，到清代中期基本已经分化完成，但个别字音依然保存着古音读法，实际上，直至今天，“街”“角”等字，丽江汉语依然读作见母字。
地名是保存在历史文化中的地理空间符号，换句话说，地名也“承载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13]。从丽江地名，可以看到当时地理环境的留存痕迹，历史印象等文化信息。下面，笔者将逐一进行分析。
3.1 环境变迁
“地名是提供民族文化、历史生产生活及环境生态变迁的重要组成线索之一”，我们可以从丽江地名看出环境变迁的蛛丝马迹[14]。例如，阿丹阁，纳西语名[ɑ55dæ33kho31]，意为“狐狸多的地方”，或说是“蝗虫多的地方”，显然，以前这个地方应是农田。今大研街道七一社区，商铺林立，纳西语名为[ʨi55pɑ33uə33]，意为“多蛙的地方。”此处位于玉河下游，以前是一片洼地，时常可以听到蛙声，从而得到这个名称。古城兴仁街中段，纳西语名[mu31ko55kho31]，意为“下面巷子的菜地”，显然以前这个地方主要是专门为古城服务种菜的地方，不是古城的核心地带。另外，束河有村落，纳西语名为[o31dæ33kho55]，意为沼泽地；
大东古都塘，纳西语名[kv33tv33thæ31]，意为“陷熊之地”；
束河边的一座山，纳西语名[tshə55me33ʥy31]，意为“鸟类栖息的山”。另外还有“野古[i33gv31]”，意为“山驴出没的地方”；
“创古[tʂhuɑ55gv31]”，意为“有鹿的地方”等。
譬如此类地名，古城周边非常多，例如“智纳[tʂʅ55nɑ31]”，意为“黑色的土地”；
“腊日光[lɑ33dʐʅ33kv33]”，意为“老虎豹子的栖息地”等。从以上这些地名来看，丽江在以前当是一个树木繁茂，丛林众多的地方，除今天的古城一部分外，其余都是农田荒野。城市的发展改变了原来的地形地貌，丽江地名却能反映出原来地理环境的印迹。
3.2 历史记忆
丽江地名还能反映出历史的记忆。“元跨革囊”是丽江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直至今天，丽江地名中还保存着许多跟这一事件有关的信息。例如，永宁附近有开基桥，意为“开创基业”，当年蒙古军从四川过永宁河时修筑此桥；
宁蒗有纳哈瓦村[nɑ55xɑ33uɑ55]，为摩梭话（纳西语东部方言）音译，意为“第一个摩梭村”，相传为蒙古人到的第一个摩梭聚居村，随后摩梭首领和平归附，蒙古人在此设立官府，命名为“永宁”，取“永远安宁”之意。今永胜最早被占领，因此取名为“北胜”，意为“从北而来，首次取胜”；
牛赕内附，取名为“顺州”；
巨甸改为“巨津”，意为大渡口，为当年蒙古军渡河之处。丽江古城中有“营盘罗”，为当年蒙古军驻扎之地；
阿溢灿[ɑ33i31tshæ55]，以为“蒙古军驻扎的村落”；
还有开元村，也因蒙古军队驻扎地而命名等等。1996年“2·3”地震也是丽江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时刻，一些新的地名命名也透露出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例如“西安街道”最早主要以重建搬迁户为主建立新城区，位于古城的西部，取“西部安宁”之意，新兴巷，玉兴巷、裕康巷等均为地震后新建，以祈福命名为主，表达了当时人民重建家园的信念与决心。
从元代开始，丽江进入了木氏土司的统治时代，历代土司都服从于中央政权，以“诚信报国”为己任。修建“玉音楼”，“玉”谐音为“御”，主要为迎接圣旨，保存中央的旨意、诰命之用；
将进入丽江古城的桥梁改名为迎恩桥，充分透露了历史上木氏作为边疆土司的心声。木氏土司对外服从中央，对内积极发展经济，推进商贸，丽江古城手工业一时兴盛，各民族、各行业的工匠云集，成了“茶马古道”上的商业重镇，这些历史上商业、手工业发达的情形在丽江地名中有充分的反映。例如，古城金星巷，纳西语称为[ɚ33ty33dʐʅ33ʂʅ55lo31]，意为“打铜新街”；
新华社区有“补期瓷[bu31ʨhi33tshɿ31]”，意为“卖猪的巷子”；
七一社区有“施敢堆[ʂʅ33kæ31dy31]”，意为“屠户的聚集地”；
新义社区有“皑期瓷[æ33ʨhi31tshɿ31]”，意为“卖鸡的巷子”；
“芝满[dʐʅ33mæ33]”，意为“集市之尾”，另外，周边地区有“榨油村”“瓦窑村”“铁匠村”等。还有“勒旧坞[le55ʨə55uə33]”，纳西语意为“煮茶之地”，旧时为马帮逗留之地；
“古路坞[ɡv33lv55uə33]”，意为“牧马村”，以茶马古道时期此地作为放牧马匹休息而名；
“古空美[ɡv33khu33me33]”，意为“大渡口”，以马帮在此渡过金沙江为名，此处以前有溜索。以上这些地名，可以看到旧时茶马古道给丽江带来了商业及手工业的繁荣。
在木氏土司统治时期，丽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木氏采用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积极聘请各民族的医生、手工业者到丽江，给予其土地，让其安家立业。一时，纳西族、汉族、白族、普米族、傣族、回族、傈僳族、彝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纷纷迁居丽江，使丽江真正成为民族和谐共处之地，各民族居住地在丽江地名中也有众多反映。
例如：鸣音村[bɑ33yi33uə33]，意为“摆夷人居住的地方”；
螳螂坝[ə55tho33le33]，以当地主要为彝族堂琅人居住地为名；
本地湾村[bə33dy31uə33]，意为“普米族居住的村子”；
冷布灿[le33bv33tshæ55]，意为“白族人居住的村子”；
古恣奔[gv33dzɿ31be33]，意为藏族人的村子等。这些以居住地主体民族命名的丽江地名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丽江旧时和谐的民族关系，直至今天，丽江依然是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典范。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朝政府在北胜、永宁、蒗蕖三地改土归流，设置澜沧卫，清康熙三十七年升为永北府，清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彻底改土归流。在这段时间，以军屯为主的移民大量进入丽江地区，今丽江地名中出现的大量以“官”“伍”“营”为名的村庄。例如，永胜地区有满官、梁官、金官，杨伍、马伍、小营、过营等，这种取名方式正是这种政府大规模屯田的反映。丽江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大兴，各种带有传统道德色彩的名字纷纷兴起，一些原来纳西语的地名纷纷改成汉名。例如，丽江古城一带历史上曾设立义和、义顺、义正、义尚等“四义”区域，后出现了双善街、兴文街、文明巷、文治巷、文华巷、忠义巷、光义巷、新义巷等儒学色彩非常浓厚的名字，这些名字一方面凸出反映了流官政府振兴文教、移风易俗的心理，但另一方面也带来原住居民语言地名的失忆，原来的历史意蕴消失[15]。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分析，认识到丽江地名从语言上来看，包括汉语地名和民族语地名两种基本形式，以及民族语地名和汉语地名并存、相互转换等两种次要形式。丽江地名反映了丽江汉语入声韵尾消失，没有阳声韵，见组细音未全部转变为舌面音等三条语音材料。也能从丽江地名发现当时丽江地理形势的痕迹，发现忽必烈革囊渡江带来的历史遗留，明清时期丽江商业、手工业繁荣、民族和谐共处，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兴盛等诸多历史文化信息，这些信息为之后进一步研究丽江文化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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