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大学的文化自觉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教育在孕育中华文化、促进文明发展、形成中华民族高尚道德情操等进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教育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不仅有其特有的概念体系、表达方式，而且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大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和理念，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文化根基。

1.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大学的文化自觉提出了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崛起，更是文明的复兴，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将产生深刻影响。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还是各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相互隔绝的历史，伴随着西方的航海大发现和世界贸易的拓展，以及殖民侵略的进行，世界历史才真正成为了互相关联的全球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只不过1500年以来的世界是西方统治的世界，英法德等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方面开启了人类文明新时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崛起和新的文明时代的开创是以侵略剥削其他国家民族的资源与人力为基础的，是通过剥夺和压榨其他国家和民族及无限制掠夺自然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西方对全球进行了殖民，输出了包括西方大学模式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种制度与文化。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之路，但斯拉夫文明本质上属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还是西方文明的范畴。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独立，仍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主要是经济崛起，并且是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的发展。1500年以来的世界是西方文明掌握绝对主导权的世界。21世纪中国的全面崛起和强国建设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崛起，也意味着世界文明发展格局的改变，这与日本和 “四小龙”的经济崛起是不同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1500年来世界格局变革的最重大事件，尤其对西方来讲，中国的强国建设改变了600年来西方统治整个世界的格局。这种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发展和GDP的赶超，更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复兴，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要有自觉的意识，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再次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建构还没有形成以中国视角来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习惯，当前就是要在通览总结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能够解释21世纪人类高等教育发展的知识体系。

2.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为大学文化自觉奠定了基石

中国近代以来大学的发展历程既是学习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过程， 也是不断尝试如何以中国固有之文化融入大学理念与制度的过程，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大学的发展之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模仿借鉴西方大学的结果。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诚如蔡元培所言：“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痒，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
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1)蔡元培.大学教育[A].唐钺等.教育大辞书(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到现在也不过1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先后学习日本、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等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制度。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世界第一大国，但是还未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教育理念。所以，有的高教专家认为中国现代大学具有无根性和断裂性的特征。

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不是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延续和发展，但这并不代表和传统文化没有关系，也不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是无根的。清华大学的梅贻琦认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2)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1，1-12．诚如梅贻琦所讲“制度为一事”，“精神又为一事”，大学的制度是学习西方的，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传统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大学的理念到人才培养、学校管理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教育精神。近代以来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也深刻认识到传统教育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运用这种精神塑造中国式的大学，一直探讨如何将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理念与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把传统的孔墨精神，与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教育、美之服务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就是以中国传统精神诠释现代大学之内涵，认同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就是按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目标来进行。但总体而言，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较为成功，但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与教育精神则明显不足。

中国教育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有概念体系、表达方式，而且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这些是我们今天发展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教育实践，在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积累了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源远流长并且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是中国教育的独特优势。例如，重视人格养成的人格观，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伦理观，“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观，知行合一与培养学生的身体力行的知行观，内化育人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的学习观，教师的榜样示范与道德责任的师德观，师生从游与春风化雨的人师观，师法家法与学术传承的师承观，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对教育活动的认知与感受，积淀着中华民族对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中国教育思想的恢宏气象和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华民族最为深沉、最为持久的教育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以中国固有社会文化与教育思想为基础，增强新时代中国教育理论的创新性和主体性，以我们的独特优势为人类教育思想发展和教育变革提供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为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中国特色”这一“灵魂”，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发展路径与体制机制等方面，贯穿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等职能中，也就是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传承中国文化与教育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的根本特征就是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体现自己特色与优势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理念、发展模式与制度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文化自觉意识，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不仅要具备现代大学的外在的“形”，更要具有内在的“根”与“魂”。高等教育发展既要扎根中国现实，更要扎根中国历史和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与智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历史是镜子，不是尺子。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教育精神可以为今天的大学提供精神资源和思想源泉，但无法提供现实的标准尺度。我们今天要吸收传承古代优秀教育思想，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过去与传统，传统文化理念与教育精神需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今天的人才培养所用。

经过100多年的探索，我们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它应该是民族精神与现代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有机结合。任何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都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现代化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传统又深藏于现代之中。既没有与传统完全不相干的现代化，也没有与现代化相分离的传统。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要以中国固有社会文化与教育思想为基础，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源头。

1.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教育思想要以时代性为前提

包括传统教育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历史时空是永远转化的，时间之箭终究会逝去，时间之客也必然会来到。时间无时不在逝去，时间也无时不在到来。时代性就是指昨天可以为古代社会所用，今天也可以为当今社会所用，可以和不同时代相适应。立足于现实，就是时代性的必然逻辑和基本要求。时代性一是强调适应，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和教育发展；
二是要求升华，即传统文化和教育理念的精华和优秀成果既可以服务于过去，也可以服务于当今现实。适应是升华的基础，升华是适应的必然结果。例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使命。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立德树人的命题，但强调个体完善到社会的完善，以个体的修齐治平实现国家的安宁与天下的治理，表现出宽阔的天下胸怀和由个体到国家天下的实现路径。《大学》反映的人格本位政治观有三个特征:第一，政治的最终目的既要有国家的富强康乐，更要以全人类为对象，建立一个具有道德秩序的和谐生命共同体，即道德理想主义；
第二，造成一种“心灵秩序”，个人修身具有了超验宗教意义，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肯定；
第三，蕴含了一种对政治社会起缘的历史意识，形成“天理史观”，以绝对的、超验的道德理想去衡量、解释人世的治乱兴衰。“仁”不止是道德的修养，也是精神的转化；
不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不再是世俗的，而是超越的。从儒家来说，道德生命的实现和圣贤人格的成就并非由外铄可得，不是依赖于幸运的奇想，也不是凭借神的外在恩宠。相反，道德修养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内在的渊源，这根源就是天赋的“性”。人人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这是儒家深奥的智慧。教育的目的何为？《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首要的目标是明明德，即养成和完善人格。如何实现 “大学之道”，《大学》提出了八个方面，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中心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以修身为目的，而修身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认为“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个人之修养。”(3)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1，1-12．“亲民”有的理解为亲近民众，与民众融为一体，有的解释为“新民”，即改造民众与社会。近代梁启超曾作《新民说》，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和新精神的“新民”。无论“亲民”还是“新民”，都是要求读书人要以自身的品行去改造和同化民众，净化其心灵，提升其道德水准，使社会“止于至善”。古代的大学之道，由推己及人到与人为善，这些教育理念具有划时代的价值，这对于今天我们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公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教育不是刻板的说教，而是师生从游与春风化雨。但中国近代大学“完全将西洋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4)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9．14．，在移植的过程中，近代教育家对于忽略传统书院之师生交往尤其批评较多。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指出：“近二十年，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焉无存；
大学规程，虽有研究所之目的，而各地方讲授学术之所，多及专门学校而止。即有大学，亦仅为毕业之准备；
至于极深研几之业，未遑及也。”(5)杨东平．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0-11．而书院之精神亦是师生交流，教学相长，教师以义理引导学生。马一浮在《告书院学人书》中称：“书院以义理为宗，当思接续圣贤血脉，既绝禄利之途，亦非要誉之地。若浮慕虚声，不知切己用力，则在难与共学之列。”(6)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0.宋代的程颢、程颐都重视对学生的培育，虽二人风格迥然相异，都深受学生爱戴。程颢和善可亲，学生感到“如坐春风和气中”，程颐则威严刚毅，学生不敢惊动其瞑目静坐，立于门外至雪深尺余，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典故。朱熹对学生和教学充满感情，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病之去体”。近代的梅贻琦提出“大师说”，大师之所以至关重要，不仅因其学识渊博，更因其是学生追摹的目标。“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7)同上，35．在《大学一解》中他提出了师生“从游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冯友兰特别佩服蔡元培“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格修养。冯友兰说：
“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8)同上,46．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难以模仿，也无法弄虚作假，首先是教育者的人格魅力与教育情怀，其次才是学识与智慧。古代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我们今天仍然要认真学习的。

2.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教育思想要以共通性为基础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共通元素”和“中国元素”，也要看到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共通元素”是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理念与现代教育有共通之处，也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理念与世界通用的教育理念有共通之处。所谓“中国元素”是指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理念的精华可以为当今世界吸收借鉴，在世界教育发展中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教育的价值理念。思想与精神的继承，关键是承认传统教育思想中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价值、又有当代意义的内容与形式。弘扬是继承的延续与发展，是把承接下来的传统发扬光大，在教育实践中予以贯彻与实施。例如，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教学理论。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于人性、环境与教育关系的认识，重视“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启发教学”“顺情导性”“身教重于言教”等教育教学方法，闪烁着教育智慧的光芒，既与现代教育思想有共通之处，也可为世界教育发展所借鉴。在人才培养中，中国强调“行”的重要性，行胜于言。商朝贤臣傅说对商王武丁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9)尚书(下)[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成为后世遵行的准则。《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实际上包含了知与行两个方面，学属于知的范畴，习是行的范畴。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孔子突出了行的重要性，认为行重于知，知是前提，行是终端。若没有行，知仍是空的。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以行为主，凡事不应该只停留在语言上面，因为知识是外在的、零碎的，而生活是整体性的。只有每个人把外在的知识，经过自身整合再展现出来，才能达到目的，这一整合过程就是知行统一的过程，也是生命功夫实现的历程。强调行和实践的重要性，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道与术相统一，学术要经世致用，学习要务实求进，教育发展要实事求是。

再如，我国一直重视师德师风，强调教师要以自己的言行给学生和社会做出榜样，这对于当今教师教育和教师职业规范都有价值。所谓师德，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是调节教师自己身与心、教师与学生、教师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时代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和概括。中国古代重视教育，重视教师，特别是重视教师的师德。《礼记·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教师是用具体事例教导并用它说明各种道德的人。从汉代开始，随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实施，对于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西汉初年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智如泉源，行可以为仪表者，人之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弼者，人友也。”这就对教师提出了高要求，要求教师智慧如同泉水之源头，道德行为可堪为表率、榜样。杨雄在《法学·言行篇》中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指出教师是世人的模范，也成为今日中国师范教育的源头。晋代袁宏在《汉纪·郭泰传》说“经师易获，人师难得。欲以素丝之质，附近朱蓝。”教师要成为通经学而立身可为人师的人，由此开启了“经师人表”的师德传统。如何实现教师作为“人师”的榜样示范作用，一是教师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勤奋学习，求得精通知识，并且孜孜不倦教育学生。二是热爱教育，关心学生。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三是以身作则，改过迁善。教师应该是知识与正义的化身，但教师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会有过失，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对于这一点有清醒认识，对于教师“知过而改”都有强调。孔子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提倡“闻过则喜”“见善则迁”的精神。王夫之则认为“以身作则”的教师十分重要，“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
谨教有术，正道而渐摩之益”。

3.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教育思想要以发展性为准则

源头并不等于活水，源头如何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活水，需要在深刻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创造发展都是以发展为准则，要结合时代和时事对传统教育理念进行转化创新，从深厚的中国教育传统中汲取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将传统话语转化为用来说事情、讲道理、想问题的话语，中国当代教育思想才会生机盎然。创造性转化是汲取传统优秀教育理念，进行挖掘和阐释，赋予其时代价值，赋予其新的教育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激发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是按照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内涵加以拓展、完善，与现代高等教育要求相协调和适应，使之能够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传统教育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不能理解为使传统教育理念向现代高等教育靠拢，无保留地向现代妥协，也不能理解为把传统教育理念直接照搬到现代大学中，而是要注重传统教育理念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发挥其价值引导功能，匡正现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些弊端，并为“中国特色”注入新的生命力，让传统教育理念在当代高等教育中焕发新生机。

只有学术争鸣，才能百花齐放，促进学术繁荣。也只有学术传承与学派发展，才有学术积淀，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学无长师，但学术有传承，师生关系并不等于师承关系，中国古代讲究师法家法与学术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儒墨道法等各学派中，也是派中有派，如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形成了汉代经学的学风，重“师承”与“师法”“家法”。《汉书·胡母生传》中“惟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指嬴公能传其师胡母生的《公羊春秋》，严守师法。汉代某一经师被立为博士，他的经说便成为了一家之言，其学生必须遵守，成为“家法”。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此师法之严格，虽有利于学术传承，但不利于学术争鸣。在师法传统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南人约简，得其英华；
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0)儒林列传(上)[A].北史[C].北京：中华书局，1974.2709.的不同学风。到了宋明时期，有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辩论与讲会之风盛行，促进了学术发展。1167年，朱熹应岳麓书院张栻之邀请，赴书院讲学两月有余，史称“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指出会讲的历史意义：“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岳麓矣，地以人为重也。”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进行公开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氏兄弟主张“发明本心”，“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1181年，朱熹又请陆九渊赴白鹿洞书院讲学。辩论与问难促进了学术争鸣，提升了学术研究之深度。而师法家法之遗风也助于学术传承与学派形成，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亦有意义与价值。这些学术传承的传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学派的形成，但是师法家法也导致了学阀门派的不良风气，需要进行创新转化，才能为今天高等教育所用。因此，对于传统教育思想要继承弘扬、借鉴变通、创造转化，而不能只是继承而已。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传统，根据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其融入到现代教育中。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建立既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有光辉成就，也有曲折探索，从历史经验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只有树立办学自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办学模式、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也只有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高等教育风采，贡献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丰富世界高等教育的路径与选择，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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