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时间：2023-06-12 08:55: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方世巧，熊静，滕容梅，欧开航，杨昕
（1.南宁师范大学 旅游与文化学院，广西 南宁 530100；
2.广西旅游科学研究所，广西 桂林 541000；
3.南宁师范大学 国家水利风景区发展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100；
4.南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西 南宁 530100）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涵括湖北、广东、湖南、四川、广西、重庆、云南、贵州8个省份[1]，其面积大约540 000平方千米[2]，而喀斯特裸露在外的面积为510 000平方千米[3]，是全球三大喀斯特地貌的集群地[4]，也是奠定我国生态安全布局的主要根基[5]。2019年，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总收入突破14 700亿元，乡村旅游已成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部分。喀斯特地区的生态资源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脆弱、人类活动不合理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引起土地石漠化、水土流失等一连串生态问题，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严重的阻碍作用[1]。促进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对于实现“美丽中国”这一宏伟目标，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崭新的挑战，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要两手抓，为适应人民对生态环境的新需求，应不断向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乡村旅游以乡村性为特点，表现为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绿色、科学的发展方案[6]，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必须以生态文明为基础[7]，树立“绿色发展”观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而指引乡村旅游科学发展。综上所述，乡村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与耦合性，共同推动美丽中国这一伟大事业的建设[7]。
国内外关于旅游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关系研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Ozcan等[8]分析了1995—2018年20个国家的旅游部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Corbau等[9]考虑到环境对旅游业的影响，试图在旅游景区的环境资源所能维持的养护和娱乐用途之间找到平衡；
Katircioglu等[10]选取10个旅游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寻找旅游发展对环境质量的作用，认为旅游大国的旅游业发展对环境质量水平具有改善作用。国内学者通过耦合协调度等数理模型，分析二者的协调互动关系[11]、时空分异演变情况[12]等。而聚焦于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从定性角度来分析[7,13]。梳理现有研究内容可知，少有研究关注到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关系；
其次，其研究范围包含全国、省份、地级市、县域等，而欠缺西南喀斯特地区旅游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研究。
为此，以西南喀斯特地区2010—2019年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测评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其驱动力，探讨其特征和规律，以期推动西南喀斯特地区经济与环境建设。
1.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4-18]，结合实际情况，遵循数据可获取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包括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生态经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制度建设5个维度26个测量指标在内的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关于乡村旅游，现有学者大致从乡村旅游的需求状况、资源基础以及产业效应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考虑到乡村旅游的公共服务也是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西南喀斯特地区各省份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新增公共服务这一维度。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22]，构建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评价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0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1—2020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2020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2019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2018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19—2020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西南喀斯特地区8个省份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各省份政府官方网站。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法
采用熵权法确定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指标权重，运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通过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到分值，具体公式参见文献[23]，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1.2.2 综合评价模型
使用综合评价模型，即权重和指标加权求和的方法，评价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水平，即综合发展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Wj为指标权重，为某省份第i(i=1,2,…,n)年第j(j=1,2,…,m)项标准化处理后以及经过平移所得到的数值。
1.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黄成和吴传清[14]的处理方法，构建可体现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C为耦合度，U1、U2分别为乡村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指数。
为了更好地反映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发展水平及系统间协调水平，引入协调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T为综合协调指数；
D为耦合协调度；
由于两大系统相互作用，且同等重要，故α和β都取值为0.5。
通过“十分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阶段，具体划分见李星明等[15]的研究。
1.2.4 相对发展度模型
为明晰两大系统内部制约条件，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λ为相对发展度。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D值与λ值，划分相对发展类型，具体类型见李星明等[15]的研究。
1.2.5 地理探测器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内部驱动因子X对属性Y即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q为影响力；
k=1,2,…,L为因子X的分层；
N与Nk为整个区域与探测区的样本数；
σ2与代表整个区域与探测区域的Y值方差。
2.1 耦合协调特征分析
2.1.1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公式（1）分别测算得到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1）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由图1可知，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指数呈平稳上升的变化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对美好田园生活越来越向往、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旅游发展步入正轨。从西南喀斯特地区近10年的平均水平来看，四川、湖南、广东3省份处于乡村旅游发展第一梯队，广西、云南、湖北发展次之，贵州与重庆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差。
图1 2010—2019年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指数
西南喀斯特地区各省份中，四川综合发展指数最高，名列前茅。四川是我国“农家乐”的发源地，已有35个乡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作为我国旅游资源大省，其乡村旅游发展规模一直位于全国前列[24]。重庆的综合发展指数在西南喀斯特地区中处于较低水平，原因有二：其一，重庆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域面积小、农村居民占比少，使得其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相较于其他省份存在差距；
其二，重庆紧靠四川，四川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对重庆产生“形象遮蔽”，即四川的乡村旅游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不仅未能助推重庆，而且不可置否地弱化了重庆的乡村旅游形象。
（2）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由图2可知，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指数呈现“W”型的波动上升趋向。2011年，西南喀斯特地区注重工业的发展，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13.9%），其中重庆以22.7%、四川以22.3%的增速跃居全国前二；
而在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较少关注到工业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危害，例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等问题。此后，工业污染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各省政府加大工业污染治理力度，使得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实现稳步提升。2017年，人居环境问题不断涌现，环境噪音、生活垃圾等问题走进人们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挑战。2018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更加突出和深化大气、水、土壤三大领域污染治理，大力实施“清水工程”，大力推进“净土”工程，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促使环境改善成效明显。
图2 2010—2019年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指数
基于2010—2019年的数据可知，在西南喀斯特地区各省份中，四川、广东、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第一梯队，发展相对较差的省份是湖南、贵州。四川自然保护区、湿地等生态资源丰富，且近年来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重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使得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而贵州土地石漠化问题、湖南湿地过度开发问题一直是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绊脚石”。
2.1.2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析
由公式（2）～（4）可测算得到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度C值与耦合协调度D值，如图3所示。
图3 2010—2019年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基于图3可发现，研究期内西南喀斯特地区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均大于0.900，2019年的C值甚至达到0.999，接近于耦合“良性共振”状态，表明二者相互作用强。
（1）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分析。由图3可见，研究期内西南喀斯特地区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提升态势，主要包括三个阶段：①2010—2013年，D值介于0.4～0.5之间，属于濒临失调阶段。②2014～2017年，D值介于0.5～0.6之间，属于基本协调阶段。③2018～2019年，D值介于0.6～0.7之间，属于初级协调阶段。总体来看，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两大系统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逐步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由表2可知，四川的耦合协调度表现最好，2010年已迈入初级协调期，并且向更好的耦合协调水平演变，由此可知其未来发展潜力大；
而重庆相较其他省份表现较差，但从整体来看，发展后劲较大，于2018年迈入基本协调的行列。
表2 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2）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为了更好地探讨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拟选取2010年与2019年作为时间节点进行空间呈现。此外，2015年作为连接“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时期，承担着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和编制工作，对研究区域两大系统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新增2015年作为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研究年份。空间呈现如图4所示。
图4 西南喀斯特地区各省份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演化
由图4可知，2010年西南喀斯特地区主要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呈现西北部、东南部较高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中四川已步入初级协调阶段，广东、湖南也实现基本协调；
2015年以基本协调阶段为主，中部低、四周高的空间差异特征逐渐明晰，其中，四川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除湖南和广东两省份仍为基本协调外，云南、广西与湖北也迈入了基本协调阶段；
2019年大致实现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以四周高的空间差异特征向中部递减，四川率先实现中级协调，广西、湖南、广东、贵州、湖北以及云南5个省份皆处于初级协调阶段，重庆也实现基本协调。综上所述，2010—2019年，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四周高、中部低的空间差异特征，且以“U”字型由四周向中部递减。
（3）耦合协调度类型分析。根据公式（5），可得到相对发展指数λ，结合耦合协调度D值，可判别西南喀斯特地区各省份的耦合协调类型，如表3所示。耦合协调度类型可分为三个阶段：①2010—2013年，西南喀斯特地区两大系统高度拮抗，具体表现为乡村旅游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2010—2013年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大部分省份拥有较好的生态资源，但却未能将其转化为乡村旅游资源，并且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较难满足其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落后于生态文明建设。②2014—2017年，虽然大部分省份乡村旅游仍落后于生态文明建设，但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各地区开始重视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由高度拮抗转为低度磨合，例如贵州以特色民族文化构成其乡村旅游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从而同步于生态文明建设。而重庆受四川的影响，其乡村旅游仍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③2018—2019年，除了湖北、广东仍属于两大系统低度磨合类型，重庆也进入低度磨合行列；
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乡村旅游皆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两大系统高度磨合；
四川两大系统保持同步发展，并维持高度协调状态。
表3 西南喀斯特地区各省份乡村旅游—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类型
总体来看，西南喀斯特地区两大系统大致实现同步，并向更好的协调类型发展。随着国家“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号召，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实现了多方位地提升。同时，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生态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得到了较好的提升，两大系统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2.2 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SPSS中的相关性分析探测因子内部对整体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力，选择与耦合协调度相关性强的指标即生态文化中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中的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生态经济中的人均GDP、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污水处理率、制度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需求状况中的国内旅游人次、公共服务中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产业效应中的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资源基础中的A级景区数作为探测因子。根据相关性分析所得相关系数，上述探测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皆为正相关。首先，运用自然断裂点法对各因子进行分级，再根据公式（6）计算得到影响力q值（表4）。
由表4可知，生态经济、生态文化、产业效应、制度建设、公共服务都是影响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生态文化的影响最大。2010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生态文化、产业效应是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的至关重要因素。2015年，公共服务以0.933的q值上升至第一位，说明公共服务对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的作用提升，而乡村旅游需求状况的q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2019年，各因素的影响力和排名发生较大变化：生态文化以0.968的q值重回第一位，乡村旅游需求状况上升至第二位；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乡村旅游资源基础、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对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的作用明显下降。各探测因子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其影响机制如下：
表4 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影响力q值
（1）文化作用力。发展生态文化是促进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基础且长期性的工作。三个时间截面下，生态文化的q值均大于0.9，表明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受生态文化即绿色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显著。
（2）经济驱动力。通过资金高效利用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减少生态资源消耗，进而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推动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实现二者协调发展。
（3）产业集聚力。乡村旅游是推进产业融合的典型产业业态，能够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形成产业集聚力，并且完善农村布局，提升农村生态承载力。此外，西南喀斯特地区响应国家号召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经济等，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4）政府推动力。政策调控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环保政策的出台对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青山绿水为乡村旅游的开发不断提供关键资源，同时实施生态文明战略能够促进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虽然制度建设的影响力减弱，但依然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表明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5）公共服务支撑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撑，并且能够加快农村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生态修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统筹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生活污水治理力度，优化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旅游景观建设，由此推进两者协调发展。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生态、经济、社会等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随着对新发展理念和系统论认识的深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作为有效的评估和研究手段，用于研究地区总体平衡发展程度。西南喀斯特地区整体面积约为540 000平方千米，承载1亿多人口，其生态治理将对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西南喀斯特地貌类型多样给我国的旅游业带来了生机，特别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对改善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治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基于此背景，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特征和相互作用机理，对促进该地区乡村旅游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研究中发现的普遍特征、规律和机理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研究表明，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总体呈“U”型由四周向中部逐渐降低的空间差异特征，这跟Williamson[25]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倒“U”型理论较为吻合，该理论指出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发展由均衡—不均衡—均衡趋势变化，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均衡、不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是区域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西南喀斯特地区涉及8个省份，面积大且人口众多，既有内陆省份，又有沿海省份，各省份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不一样，因此不仅体现在各省份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有可能体现在各省份内部的发展中，但囿于调研数据，没有进一步分析西南喀斯特地区地级市层面的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特征，未来可就这方面展开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比较，以期更科学合理地评价两大系统发展水平以及发现其普遍性规律和区域性特征。
针对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结果与黄燕玲等[16]和舒小林等[26]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乡村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是较为复杂的，两个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涉及的要素更为复杂和多样性，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因此要深度解析区域系统之间的关系，单一学科或单一方法显得无能为力，急需通过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耦合、多方法组合等综合交叉研究手段，推动耦合协调迎接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以西南喀斯特地区8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首先，通过熵权法分别测算了2010—2019年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
其次，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分析了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
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测度了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得出下列结论：（1）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虽发展基础较差、省际差异大，但发展速度较快，提升后劲与提升空间较大。就提升动力而言，四川、湖南、广东3个省份是推动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稳步提升的主要力量；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相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具有稳定性，增速幅度不大，但省际发展水平差距呈缩小趋势，省份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乡村旅游系统，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初步形成良性竞争局面。（2）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两大系统相互作用强，其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基本协调—初级协调”的跨越，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四川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领先且后期增速较快的特点，重庆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呈现了增长趋势。就空间分布而言，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四周高、中部低，且以“U”型由四周向中部逐渐降低的空间差异特征。（3）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实现同步，并向更好的协调类型发展。由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资源禀赋条件较好，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导致研究前期除四川、湖南大致属于同步发展类型，其余省份都属于乡村旅游滞后型，说明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需要肩负加速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以及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4）结合地理探测器和理论基础，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是受文化作用力、经济驱动力、产业聚集力以及公共服务支撑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生态文化的影响最大。
————水溶蚀岩石的奇观家教世界(2019年4期)2019-02-26多星座GNSS/INS 紧耦合方法中国惯性技术学报(2015年1期)2015-12-19基于CFD/CSD耦合的叶轮机叶片失速颤振计算航空学报(2015年4期)2015-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