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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蕺山学派与宋明伦理思想发展的转折

    时间:2023-06-10 11:10: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陈睿瑜

    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社会急剧动荡时期,大批先进学者深刻反思传统道德观念,倡导新的价值理念,试图引导社会走出传统理学空谈误国之境,其中以刘宗周(因长期讲学于山阴蕺山,世称蕺山先生)及发扬其说的弟子黄宗羲、陈确、张履祥最为典型。今日学者研究刘蕺山的成果,多侧重于从史学、哲学和文学角度考察,然蕺山的伦理思想实则丰富深刻,罗国杰先生曾给予刘蕺山以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史家之外的伦理学家历史地位,指出其对后世伦理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陈谷嘉先生认为:“严格地说,刘宗周的理学主要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学,在其思想中始终凸显着伦理为本的特色。”[1](234)蕺山之学融贯宋明先儒以心、性为宗的伦理阐微,包含“心”融入理气的道德本源论、以“独”统心性的道德本体论、“慎独”迁善改过的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这些都是对宋明伦理思想修正总结基础上的创新。蕺山及其门人试图打破传统心、性学派纷争,重建道德体系架构,对宋明伦理思想发展中的转折有重要推动作用,对明清之际伦理思潮演变也有过渡承启意义。

    宋明儒学自周敦颐至王阳明,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儒学思想体系,程朱性学、陆王心学皆从宇宙观推演道德缘起,使宇宙本体具有道德本体意义。蕺山浸润于宋明义理世界,承接传统儒学理路,以心学一脉为学说立场,但也有独树一帜的创建。他为了使“王学末流”不再陷入玄虚狂禅,重视“气”和“性”等本论,统合程朱“性体”和陆王“心体”,新创“独体”道德本体,提供了一条“第三系”学理路径。蕺山对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和王守仁五位大儒之学既有宗脉梳理传承也有新解独创。他吸收周敦颐宇宙论立场,阐明从天道贯通人道过程的思想理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作用的过程。他赞同张载的“元气”论和“道不离气”观点,深化了气之无形与万物有形的认识,将“气”与“心性”“性情”相联系,使气兼具“中气”“元气”“气机”等内涵作用,与道、理、心、性等一道纳入本体论范畴考察,然后将“心”融入理气,沟通天和人,使“心”有功夫着力之实处。

    蕺山批判朱熹、王守仁等杂糅佛老思想,将“理气”二分、“心性”支离。首先,蕺山主张理气合一、不可二分,提出“气即理”:

    天地之间,一气而已,非有理而后有气,乃气立而理因之寓也。[2](230)

    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一也。[2](408)

    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千古支离之说可以尽归。[2](410)

    他认为,人与万物都是阴阳二气交感化生而来,天地间的生化是一气之流行,其本源于太极,一气之流行则理自在其中,“心”体、“性”体的至善,是“气”聚集运动的结果,心不可支离、性也不可支离,心性一体。

    其次,蕺山认为“气”是“理”的主宰,“理”依附于“气”。他将“气”与“天”“人”相接推出道德本体,为“心”融入“理气”奠定了形而下基础。他反对宋明儒者有理才有气、气外有理、理先气后的论断,主张有气才有理,且理是气之理。天、地、人皆因气而生,“天”具“有生之德”尽善尽美的道德性,天即心体,浑然至善,“天者,无外之名,盖心体也”[2](409),而万物之中人得精气最全,“人物之中,惟人也得其气之精者最全,故生为万物之灵,而礼乐仁义从此出焉”[3](595)。仁义道德源于气之精、人之灵,由此形成“气—天—人”的自世界本源至道德本体的理路。

    再次,蕺山反对将“心”看作超越性的精神性实体,沿着理气形上形下的理路,将“心”融入理气,提出“心即气”“心即理”,使“心”成为主客观统一的道德本体:“心体浑然至善。以其气而言,谓之虚;
    以其理而言,谓之无。”[2](410)“心”融入理气之中能包罗万象、造化万物,既是天之本也是人之本,“一心也,而在天谓之诚,人之本也;
    在人谓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2](408)。他强调万物统合于心,故有“盈天地间一气”“盈天地间一性”“盈天地间皆道”“盈天地间皆物”等提法。他以心连接气、性、道、物,指出“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2](299)。这样的大统合观点,是之前的宋明儒者没阐述过的。

    最后,蕺山把“理”“气”和“心”引入自创的“独”本体,认为“独”中有气,气在“独”中,可在“独体”之气中求得“理”。同时,离“心”无“独”,离“独”无“心”,“心无存亡,但离独位便是亡”[2](420)。蕺山将“独”由宇宙本体推到道德本体,认为独体纯然至善且兼具形上形下之意,为了避免“良知”流入玄虚,在“独体”中极力充实“气”,以气主宰理,又将“心”融入“理气”,提高到以“独”统之的本体地位。其后,蕺山弟子吸收了先师的理气论,并根据各自理解进行了改造或发扬。

    黄宗羲批评理气二分,体现了他对师说理气论的传承与创新。其一,黄宗羲赋予“气”生生之义,也将“心”融入理气中,强化了理气关系秩序,提出“盈天地间皆心”命题。人与万物皆由“气”化生,但人“心”才是气之最灵处,“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是气以生心,心即气之灵处”[4](544)。他续写蕺山“气”兼具形上形下的内容,提出“理气合一”,将“理”理解为气之条理,“气自有条理”呈现的是气的流行且不失其序状态,本体是气之流行,而气之流行必然是有序的。

    其二,黄宗羲将“心”与“气”相通,赋予“气”统合特色,提出“心即气”“气即理”等观点。

    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
    心即气也。[4](545)

    黄宗羲批评程朱“性即理”,认为理气、心性相互依存,理在气中可见,性体在心体中可见。他认同蕺山“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立场,将“心”融合理气、性情,多层次地统合修正传统儒学。

    其三,黄宗羲以“气”贯通天人,认为气的本来状态是理,理是善的则气是善的,人之气本来也是善的。他还认为,“志”与“气”密不可分。“志即气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岂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气!”[4](546)“志”是“气”之精明处,离开气言志则会陷入虚空。万物在气之流行中生化是仁的体现,气之流行有条理而不横溢即是“道义”,养气即是养心,人因气化得以生,心在气之灵处,人与禽兽的差异在于心是否囿于形气。黄宗羲统合了理气二分的道德本体论,不仅认为“盈天地间皆气”,还将其转化为“盈天地间皆心”,使“心”有哲学和伦理学双层意义。

    陈确不喜理学家言,而重考证方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明理学向清初朴学的转折。首先,陈确继承蕺山“气”生化万物的理解,坚持“以气言性”,认为“人得天地之气以生,故吾之气即天地之气也”[5](545),反对宋明理学家“以理言性”。其次,陈确注重气之德性,认为“气”是浩然之气。他说:“浩然之气,无非道也,无非义也”[5](545),强调“道义”对于“气”的作用,气之所以刚大浩然,是因有其“理”即“道义”的存在,离开道义原则“气”将颓弱不刚。最后,陈确认为“气”具善性,“气无不善,而有不善者,由不能直养而害之也”[5](452),如果浩然之气不存,则是人为不符道义所致。他批评宋儒“气之不善”论,“宋儒以有不善诬情、才,又以诬气,是广为自暴业者开方便之门也”[5](546),痛斥宋儒杂糅佛老空虚,导致人心世道不可救药,“援儒入释,实自宋儒,圣学遂大泯丧,人心世道之祸,从此始不可振救”[5](442)。他在蕺山之学的基础上,提出“素位”之学,强调人应在日用之间知过改过,而非终日无事静坐。

    张履祥发扬了蕺山主敬严谨的理学风格,也认为天地万物因气之交感形成,“天地万物,一气之所感也”[6](734)。人因气得以构成,只是与物的表现不同,“天地与人只是一气,其在天地屈伸往复,其在人身动止语默”[6](1096)。但他不再将“心”融入理气,而是认为宇宙统一于太极,即是统一于“理”。他说:

    天地间,只是一个太极而已。《中庸》言小、大德,大者万物一太极也,小者物物一太极也。万物一太极是理一,一物一太极是分殊。[6](1147)

    德性是宇宙万物的本性,“太极”与“理”同出而异名,太极具有大德、物物具有小德,万事万物呈现“理”之“分殊”状态。他还以“天”规定“理”,认为天道即是理,“理本于天,故曰天理”[6](743),万物生机是理的具体呈现,理是“仁”的且贯通天人,天人如理皆善性。张履祥对“理”的厘定,使理既有万物生生之意,也有人的生存规则之意,理是万物存在的依据,万物又因气而生,理气只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人本具有刚大之气,但人因受“气拘”“习染”“物弊”遮掩阻碍导致人品良莠不齐,“盖气化流行,阴阳杂糅,万有不齐,故人品亦不齐”[6](335)。他更细致地将理气引到人自身,强调“理气一体”用于人日常修养功夫,推动了心学向程朱理学发生转折。

    从理气本源论到心性本体论,宋明儒学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道德本体论体系。心性论是儒家人伦道德的理论基础,蕺山学派也是从“理气是一”推导“心性合一”的。蕺山认为既然理气是一,则心性也是一,“千古心性之统可归于一”[2](285)。他批评宋明儒将心性二分,终使“心与性两病,而吾道始为天下裂”[2](281)。对此,蕺山创新性提出“独体”,“独之外,别无本体;
    慎独之外,别无工夫”[2](300),以其贯穿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区别于传统儒家将“独”作为“独处”“独知”的解释。

    “独”如何统合“心性”?关键在于,蕺山赋予“独”兼具形上形下含义,“独,一也。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心”[2](390)。心与性是一体两面,“独体”既是“心体”也是“性体”;
    心体至善,性体无不善,独体自然粹然至善。蕺山以“独”统心、性,在心学基础上融合朱学,构建起一个“独”本体、“慎独”修养功夫的道德体系,以修正心学促使其趋实。“独”具体是什么呢?蕺山说:

    独是虚位,从性体来看,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即起,吾心独知时。[2](381)

    “独”命之性所藏精处……“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2](258)

    独便是太极,喜怒哀乐便是太极之阳动阴静;
    天地位,万物育,便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化生;
    盈天地间只是一点太和元气流行,而未发之中实为枢纽其间,是为无极而太极。[2](481)

    在蕺山看来,“独”就是“良知”之本心,也是万物之本体。他以“独”统“心性”,在形上言独,独便是太极,是性命至善之处;
    在形下言独,独是“众”的本体,众是独的外用。所以,“独”可以是道德本体和道德判断标准。在蕺山这里,“性”与“心”是道器体用的关系,道体无形无状之性,要通过承载器用之心得以体现。

    宋明儒者不仅将心与性二分,还将“性”分化为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将“心”分为道心与人心。在蕺山看来,大道至简,“人心道心,只是一心;
    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可一”[2](301)。道心人心不可脱离须臾,道心是一种道德本心,人心是仁亦是道心,故道心即仁,“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
    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2](300-301)。心体具有至善的道德属性,道德是“心”作为至善之本体的自然呈现。蕺山把“性”看作道德本体,将其与“心”结合,提出“即心即性”,修正程朱“性即理”命题。他直指:

    古今性学不明,只是将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藏三耳之说。佛氏曰:“性空也。”空与色对,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与白对,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与气对,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于理,几何而胜利之?[2](419)

    蕺山认为,此时儒释道三家所言之性皆玄空虚无,性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心,性体无形无状要通过心体才得以呈现,“性体在心体中看出”[2](381)。“心”是至善之本体,人之性即是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归于人心,“性者,心之性也”[2](280)。蕺山以心著性,否定了阳明学“心为性体”的观点。他强调“心之主”即是“独”,心体即独体,心体洁净精微、纯净至善,无论是“性体”在日用五伦中的彰显,还是“心体”意诚至善的表达,最终都要通过“独体”来完成。

    蕺山阐释“心”体时,还将其与“意”和“独”联系起来。他反对将“意”看作“心之所发”的意念之动,而将“意”提升到本体地位,看作“心”之主宰,“意为心之所存,则至静者莫如意。乃阳明子曰‘有善有恶意之动’,何也?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惟微之体也”[2](390)。他以“意为心之所存”和“心最初之机”的重要地位,修正王阳明“有善有恶意之动”命题,指出“心学不明”在于将“意”看得太浅,以想为思、以念为意。他赋予“意”之“惟微之体”的“独体”含义,提出“独,即意也,知独之谓意”[7](380)。蕺山提出独体“即心即性”,强调“即情即性”,认为性之善在气质之中可见,仁义礼智是喜怒哀乐之性的表现。他把“独”作为心中之善、气中之理,“独”与心、意、性、知相依存在,赋予“独”以最高宇宙和道德本体论意义,构建起以“独”为核心,统摄理气、心性、性情的道德本体理论架构。

    蕺山认为,诚心尽心践行道德修养功夫,则至善本体自在其中,针对王阳明“一悟本体,即是工夫”,阳明后学“本体功夫,一悟尽透”[4](91),陶奭龄“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2](507)等重本体的命题,蕺山主张,应由重体认本体转向尽心践行道德功夫,只有“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2](507)。所以,当弟子问蕺山怎样体悟“独”本体时,他更多的是教如何践行“慎独”道德修养功夫,而弟子们阐发“独”之道德本体的形上形下之意时,自然倾向于形下用功之“慎”。

    蕺山提出的一整套“慎独”修养实践功夫,受到黄宗羲、陈确和张履祥的极力推崇。黄宗羲、陈确和张履祥对“独”体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心性一体”不可分。黄宗羲高度赞赏师说,并没有对“独”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陈确认为,“独”即是“本心”是“良知”,“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慎独者,兢兢无失其本心之谓,致良知是也”[5](240),他侧重从“本心”角度对道心、良知、天理等“至善之所统会”的理解。张履祥则认为世人往往深究蕺山“独”体之意,不解其意反而渐入“玄微”,会阻碍功夫实践。他说:

    世人虚伪,正如鬼蜮,先生立教,所以只提“慎独”二字,闻其说者,莫不将“独”字深求,渐渐说入玄微。窃谓“独”字解,即朱子“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处”……吾人,日用功夫,只当实做“慎”之一字。[6](1093)

    为了避免学人执意体悟“独”体,再次陷入心学玄虚窠臼,他提出应按朱熹以“独知之处”释“独”之义,将“慎”功夫贯彻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

    蕺山学派“心性一体”较一致的认识,体现在“气”统合心性层面。黄宗羲主张人之气本善,人心和气质之性都是善的,“气”统合心性和性情,理气、心性、性情皆是一,“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4](526)。陈确批判宋明儒将性支离二分,忽视了气、情与才的善性,在别处寻找性善本体终将堕入佛老之门,“强分个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谓气、情、才皆非本性,皆有不善,另有性善之本体”[5](451)。他以“心性合一”纠正宋明心性二分,其统合内容还包含道、学、情、才等。张履祥也认为心性一体,“愚谓心性一也,尽心则知性,知性则尽心,非有先后”[6](841),强调心性为二是儒学“流于恣肆”的根源。

    蕺山学派对理气、心性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的阐述,充分展示其对宋明儒学的修正与总结特色。蕺山以“独体”统合心体、性体,推动传统心性二元论转向一元结构,对解决当时学派纷争、价值观撕裂,促使学人由空谈心性转向功夫实践有重要引导意义。但蕺山的“独体”思想并未被弟子完整继承,甚至发生分流转向。究其原因,与蕺山解答学生之问常谈功夫之用的教学方法、众人的从学时长和学说背景不同有关联。

    蕺山的道德修养论以“慎独”为宗,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工夫”[2](300),“独”体要通过“慎独”修养功夫得以呈现,“慎独”并非专指独处、独知时之慎,而是要时刻保持人之“本心”“独体”的粹然至善。“慎独”是一种认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道德修养论。蕺山比宋明儒者更注重“慎独”的内涵与修养实践,提出了以“慎独”为核心的一整套道德修养方法。“慎独”作为修养方法,一方面,要求任何情况下都要注重本心,体认独体之荧然,自觉保持高度的道德理性;
    另一方面,要慎用修养功夫迁善改过,达到人与人、人与物的“中和”境界。黄宗羲遵师学旨,对“慎独”从属于“意”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陈确在蕺山的修养功夫基础上,提出“素位”之学,更重视“行”实践于“日用事”。张履祥则认为不必深究“独”意,倾向朱熹的“主敬”,主张“敬义夹持”的道德修养实践。

    首先,蕺山认为慎独的关键是“主静”,“静坐”是慎独入门方法,“于此可悟学问宗旨只是主静也。此处功夫最难下手,姑为学者设方便法,且教之静坐”[2](304)。他把“静存”当作慎独修养功夫的本质和基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
    主静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2](301),强调“静存”之外,别无慎独。为何蕺山要专言静坐之法呢?他认为人在静坐中能觉察到自己妄念的纷扰,从而去除欲望杂念,由静坐自省达到“迁善改过”,明此心之善、学以真知的作用和慎独境界,“静坐是养气工夫,可以变化气质”[2](506)。蕺山认为儒家“静坐”绝非佛老静坐空想悟道之修炼,二者在修养方法和追求目的境界上有根本区别。

    当学生祝渊问蕺山自己静坐时游丝杂念不能尽除怎么办?蕺山说:“邪妄之念自然留不得,若游丝杂念不能一切划除,不妨且与放下,不能除去,只莫增他。”[2](533)如杂念不能尽除,就不要强行与其纠缠而要放下。游丝杂念的生起,归根结底是“名利”诱导所致,好名利之心是由习气所生,所以,人心术要正,静坐时要自省己过,知过而改过,使本心明觉。陈确常与蕺山同静坐,他严格区别了儒释道之静坐,批判理学家的静坐体悟已是禅障,其静坐冥想并没有迁善改过真功夫,“今学者皆空口言性,人人自谓知性,至迁善改过工夫,全不见得力”[5](443)。张履祥辩驳儒释道之别,不主张主“静”,而倾向于朱子居“敬”,把“敬”提到道德修养的主旨地位,“一念放逸而百邪并起,一念戒惧而群私退听,故敬为德之聚”[6](996),认为人心有“敬”,必能聚德而泯灭其私心邪念。

    其次,蕺山认为习性充斥于人日常的生活起居见闻嗜好之中,人无不受“习”的影响。他把“慎习”看作“慎独”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途径。

    人生而有习矣,一语言焉习,一嗜欲焉习,一起居焉习,一酬酢焉习。有习境,因有习闻;
    有习闻,因有习见;
    有习见,因有习心;
    有习心,因有习性。[2](311)

    人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面对“习相远”可能因“习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强调人要“慎”习。只有通过独知、慎习,才能恢复其本性至善,“慎习之功,其必在慎其独乎!”[2](312)所以,要觉察自己行为、习性是否符合道,做到迁善改过明本心至善。黄宗羲也认为性本善,但习有善恶,“性者善也,习有善与恶也,习久不变,然后善恶定也。卒而为君子,卒而为小人,皆所以取其道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8](67)。习的善恶之别源于人内心是否能控制住私欲,若要迁善改过复其性善,就要使其受教化,正其习、养其性、慎其习。陈确也持“慎习”观点,认为气之清浊不分善恶,善恶产生于习,“善恶之分,习使然也,于性何有哉!故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故习不可不慎也”[5](455)。他还以习之善恶区分人的上智下愚,认为习移于善即是性的体现,移于恶则非性。陈确赞成王阳明习性难改但可改的认识,“只是不肯移,非不可移”[5](459),认为人要不断慎独自省,“慎习”改过以至于复性善。张履祥认为因“习相远”,所以世方、家人之习各有不同,成就道德品性的关键在于慎“习”道德功夫,改变学术不正之风唯有学人志于学、慎于习。

    再次,蕺山认为立志正即是性,立志即是体独,即是良知,是学人必备的道德意志和追求。人的志气形成既有先天之性的影响又有后天之习的原因,人的习性成时就立志了,“习与性成而志立”[2](320)。蕺山赞同王阳明“夫学,莫先于立志”[4](43)的观点,强调“立志”是学者从学的前提条件,“学者以立志为第一义,不立志,不可以言学”[2](519),立志是增强人尤其是学人意志的重要手段:

    须知男儿负七尺躯,读圣贤书,被服衣冠,所学何事?不思顶天立地做个人,直欲与蝇头争得,蜗角争能,溷厕之中争臭味,岂不辜负了一副衣冠?反顾面目亦自可怜![2](320)

    立志是改过的前提,“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然后有改过工夫可言”[2](515)。迁善改过是学者“独”功夫,蕺山把立志于仁看作人伦日用中体悟“独”之善的修养功夫。

    黄宗羲认为学人不立志,则意志不坚。他赞同孟子“持其志,无暴其气”的论断,总结宋儒“持志、无暴”观点,阐述学人把握“志”与“气”对修身成仁的重要影响。他说:“‘志,气之帅;
    气,体之充’此言精微,学者宜思之。盖以谓志则在心,而心为有知。有知,则说好亦有节,而所恶不过分……若君子,则学而能正能诚,所以志能帅气,而喜怒不过。”[8](72)学人既要立正志,也要守其志、养其正气,提升道德理性,不纵于习气欲望,自知、自反使自身行为有节。陈确也认为立志是为学第一义,“学者但言虚心,不若先言立志,吾心先立个主意:必为圣人,必不为乡人”[5](427)。学人应立圣贤之志行圣贤之学,身体力行于日用之间,不断迁善改过。张履祥强调人的为学成就与其立志、早立志关系紧密:

    大凡为学,先须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遂者,未有无志而成者也。[6](990)

    立志不早,及时不下得一、二十年抵死工夫,转眼便向四十、五十去,将来光景约略可见。[6](1096)

    学人应立志高远,把握为学盛年强力的光景早立志。而人虽立志,如不结合耕读、讲学,会陷于立志阶段无法精进:“人虽有美志,不可不读书、讲学。”[6](1092)

    最后,蕺山强调了“立志”与“诚意”的关系,认为“意”与“志”皆不离心,但不可混淆。志之“根气”是意为心之所存的下手处,“意者,心之中气;
    志者,心之根气,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静深而有本曰志”[2](343)。如果立志不正则性体不明、意志不坚,应以“诚意”固守人“本心”之善,坚定地践行忠孝节义等道德意志。蕺山指出,“心是已发,意是未发”[2](517),认为“意无起灭”而至善,静坐即是要除妄念而存“意根”精微。蕺山还认为,诚其“意”即“独”即“天”即“良知”,意为指引人心向善向上的主宰,“心所向曰意”[2](343),“慎独”道德修养要通过“诚意”的支撑在“意根”上下功夫至“工夫”圆融,“古人慎独之学,固向意根上讨分晓,然其工夫必用到切实处,见之躬行。”[2](264)蕺山特别强调“诚”的作用,认为修养功夫皆由“诚”入,“一切工夫,总是一诚”[2](460),“为学之要,以诚尽之矣”[2](545),人应以诚待物,在事上磨炼,才能在日用之间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诚与伪,“存诚去伪是第一义,君子、小人只在诚、伪之分”[2](520)。陈确提倡实学,认为“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5](442),注重“切实”功夫。张履祥提倡学人应躬行务实、择善而存。

    综上,蕺山之学虽仍循由宇宙本体到道德本体的传统理路阐发,但它对心性善恶的论证,对王学末流心体“无善无恶”的批评,对当时儒学陷入佛老无以担任挽救晚明学风、世风重任的总结评判,表明宋明儒学发展到晚明已产生重大转折。蕺山学派的心性一元论、性善论,“慎独”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特别是黄宗羲修正心学的同时系统批评传统君臣伦理纲常,开启了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政治伦理思潮。陈确对宋明儒者体悟本体、空谈心性的批判和天理人欲不离的阐释,对宋明人性论转向笃实有积极意义。张履祥的伦理思想对复兴程朱理学、摒弃陆王心学、发展经世致用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蕺山学派在全面总结宋明伦理思想的同时,推动了宋明伦理思想发展的转折,对明清之际从“存天理,灭人欲”到“理欲皆自然”的理欲观,从“圣人君子”到“豪杰之士”的道德人格追求,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从“为政以道”到“立政为民”再到“公天下”政治伦理思想的转向,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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