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新变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王海稳，董文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面对中国的发展，美西方加紧了对中国的舆论战攻势，力图歪曲中国形象，阻滞中国和平发展。从新中国成立，美国对华实施“遏制孤立”政策，美西方针对中国大陆开展所谓“道德讨伐”，利用其广播、报纸等媒体对华进行道义上的批判和道德层面的宣教；
到改革开放后，美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上多次大肆鼓吹“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并利用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入侵，意图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民的认知习惯，实现“和平演变”；
再到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利用数字化媒体极力散布“武汉实验室泄漏论”“压制吹哨人论”等虚假信息，联合其盟友在多方面议题抱团抨击中国，妄图西化、分化中国，策动“颜色革命”；
甚至在新疆、台湾等中国内政事务上，美西方不时通过各种手段、渠道大肆发动对华舆论攻势，攻击中国共产党，旨在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如此种种皆是美西方开展对华舆论战的表现，具有长期性、联动性、隐蔽性的鲜明特征，其实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赤裸裸展现着为了剩余价值的增值和利润最大化，“它就是要按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1]4的资本逻辑和技术霸权。

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肆虐于美苏冷战后，以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为当前美西方新一轮对华舆论战爆发的标志。面对日益突出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国内学界早就有所研究，就此议题的讨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从话语权视角出发，认为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是拥有强大话语资本和霸权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积极运用话语层面权力遏制中国发展、护持其霸权的重要手段[2]，尤其在事实与理性被漠视的后真相政治时代，技术变革的推动促使国际舆论博弈有着更激进的呈现，出现美西方对华批判话语从泛道德化批判到泛政治化批判的转向，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损害[3]。第二类研究从国际传播视角出发，认为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美化自己、丑化中国而进行的对抗性传播，其对中国的抹黑、诽谤和打压服务于国家战略，聚焦特定议题、针对特定群体，具有系统化、长期化倾向[4]。作为国际传播特殊形态的对华舆论战，是美西方和中国各领域的国际矛盾在舆论方面的极端反映，涉及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5]。第三类研究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认为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是大国竞争背后的隐蔽作战方式，呈现信息武器化的突出特征，在意识形态和信息空间领域给中国造成多维度政治压力，严重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6]。西方反华势力通过技术性污化手段进行对华舆论战，凭借智能技术在信息生产、处理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对中国开展舆论攻势，强化对华认知偏见、助推污华反华浪潮，直接威胁国家政治安全[7]。

上述研究，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研究的现状、重点及深度，同时显明国内学者对于美西方肆意操纵国际舆论、针对中国开展污名化攻击的思考：美西方缘何开展对华舆论战？危害何在？如何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8]可以说，国内学界对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研究与讨论，正是出于对中国宣传工作的担忧与发问。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既有研究基于历史演进、运行机制、风险挑战、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尚未能完全揭示其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开展对华舆论攻击的底层逻辑：(1)智媒时代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缘何从辅助性、低烈度走向强烈度、高危险？(2)具备新特点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何以危及我国国家安全？(3)面对新的威胁，中国路在何方？在新一轮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切实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与风险监控，把握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新变化，探求应对策略，提升我国舆论战战斗力恰逢其时。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传播基础设施的演进与变革，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发生转变，从自上而下、集中控制、封闭式的大教堂模式走向自下而上、分布式自组织、开放式的大集市模式，由内容驱动的大众传播模式转向数据驱动的数字传播模式[9]。技术的革新与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重塑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与国际秩序，在底层逻辑上改写对华舆论战的传播范式美西方对华舆论战自此由大众传播舆论战范式转向数字传播舆论战范式，呈现出新特点。

一是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呈现出更加隐蔽化和数字化特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由传统宣传转向计算宣传，由内容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美西方国家更多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对华开展计算宣传，铺开舆论攻势。其一是利用技术先发优势，违法收集我国公民个人信息，针对性设置议题、引导舆论，进行“量身定做”的意识形态攻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长期对中国开展秘密黑客攻击，对中国信息网络实施攻击和数据窃密，并在此基础上大肆投放具备深度伪造技术的社交机器人，指使社交机器人伪装身份，传播针对性虚假信息，制造群体极化。其二是以“数据自由”为借口，制定数据流动规则，培养“舆论代言人”。美西方国家表面上鼓吹数据自由，实际上以此为由制定数据世界规则，掌控数据流量用以培养意见领袖充当舆论代言人，帮助他们以碎片化、日常化的故事来佐证西方社会的优越性。上海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每当疫情出现好转上升趋势，社交媒体上便会出现不同声音，产生舆情波动。不言而喻，这些数据异常的背后就是美西方利用数字技术策划的新型对华舆论攻势。

二是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由图文认知战转向算法认知战[10]。大众传播时代，美西方以有组织的体系化传播策略构建媒体传播矩阵，主要借助主流媒体扩散别有用心的图文报道、评论以抨击中国，构建西方话语霸权。而数字传播的崛起则将舆论战与网络战带向高度融合，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呈现出“算法认知战”新形态。主要表现在：第一，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中“大数据、智能算法基础设施、社交媒介平台、传统媒体、意见领袖和普通民众交织在一起，形成扁平化、碎片化、层级化的网状传播模式”[11]，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崛起。舆论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社交机器人、“巨魔部队”、分布式个体等身影越来越多出现在美西方对华的舆论场域之中，成为美西方对华实施舆论攻击的重要载体和受众。第二，算法驱动下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超越了以往单一目的的舆论战，呈现出全面战略性。美西方借助“迷因”化算法“以战略传播思维抢占命名权、阐释权和议程设置权”开展对华舆论攻击，有意识地利用误导性信息影响舆论，进行洗脑式宣传，挤压中国话语的表达空间，以智能污华的新形式达到污名化中国的目的。

三是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由内容轰炸转向精准化情绪信息攻击。数字技术变革深入传播领域，促使后真相时代情绪先行、事实在后的特征愈加显著，精准化情绪信息攻击开始成为美西方对华发动舆论攻势的主要内容。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千篇一律的舆论轰炸式攻击，数字技术的运用为美西方对华进行情绪化信息攻击、开展精准舆论打击披上了一匹“绚丽”的嫁衣。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数字技术、图像技术制造图像化、视频化谣言，将虚假舆论内容以情绪化信息的形式融入美西方对华舆论攻势之中，企图最大限度调动受众情绪，压制受众理性思考，开展以情绪化信息攻击为主的对华舆论攻势。另一方面，美西方通过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传播将对华舆论攻势精准扩展到全时空领域，形成不同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精准化全时全域对华舆论战，为精准化情绪信息攻击提供了可能。

显而易见，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范式转变促使舆论战呈现出新特点，一改以往辅助性、低烈度的地位，第一次拥有了与传统军事战争相媲美的强烈度，对中国发展与国际传播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真正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无疑是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根本改变，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和警惕。

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推动着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范式转变，在各方面再造了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场景和生态，不断搅动国际舆论和战略格局。在数字技术的重塑下，美西方以更加智能化、隐蔽化形式开展对华舆论战，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毋庸置疑，其实质是资本为加速其全球殖民和掠夺的力度和效率，利用数字技术重塑并输出其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背后是美西方无处不在的资本逻辑和技术霸权。就现状而言，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使得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和外交合作实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通过操纵宣传威胁政治安全

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美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开展舆论攻击，妄图实现和平演变。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播媒体的发展，当前美西方以更加隐蔽化、数字化方式操纵舆论，开展对华政治宣传，严重危及我国政治稳定，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构成新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12]。范式转变下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对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削弱公众政治认同，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美西方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中国公众开展点对点的历史虚无主义宣传，意图歪曲历史，削弱公众政治认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第二，推动虚假信息传播，妄图干涉我国内政。内政的实质是国家基于其管辖的领土而行使主权的表现，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后真相时代，美西方试图以情绪化信息攻击为主要武器推动虚假信息传播，通过数字技术与政治机器人等手段编造、散布大量误导性虚假信息，发动对华舆论攻击，干涉我国内政。台湾问题、新疆发展等事务频频出现美西方情绪化舆论攻击的身影，对我国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第三，建造美式信息茧房，消解意识形态治理效度。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美西方国家利用技术先发优势制造带有算法偏见的程序开展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算法“美化”，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智能筛选和屏蔽，建造出以美西方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信息茧房”，悄无声息地开展意识形态侵袭，不断消解我国意识形态的治理效度，制造意识形态危机。

(二)通过制造信心危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经济健康发展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面发挥社会经济舆论的功能，能最大范围地发动全社会人民通过提出肯定或否定意见参加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助力经济健康发展，反之亦然。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拘泥于单一的舆论战作战形态，以全面战略性铺开对华舆论战，企图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舆论战攻势相融合，在经济舆论场域中以战略传播思维抢占命名权、阐释权和议程设置权，开展对华舆论攻击，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一方面，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得即时、广泛、精准宣传成为可能，美西方利用数字媒体大肆在经济舆论场中通过自上而下舆论攻击和自下而上舆论攻击相结合的方式抨击中国，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状况试图扭曲国民认知，打击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制造“非理性萧条”，阻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美西方在经济舆论场上指使“舆论代言人”对中国经济政策进行断章取义，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散布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恶意解读，意图破坏中国政府的经济预期管理，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显而易见，范式转变下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已与贸易战、金融战等形成合力，对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全新挑战。

(三)通过破坏国家形象冲击外交合作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性质、实力、地位和影响的总体外在呈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打造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13]。然而，就当代中国而言，在美西方舆论战新攻势下，中国国家形象严重受损，我们在国际上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4]，这些情况无疑对我国开展外交合作造成不小挑战。一方面，美西方以情绪化信息为主要武器进行持续不间断的抹黑攻击，包括在新疆人权、疫情防控等方面散布虚假信息，开展精准化、全时空对华舆论战，打压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降低国际民众的对华认同。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近年来德、日、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对中国的负面评论大幅度增加，已处于近十几年峰值。另一方面，以美西方利用其国际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从多维度刻意伪造、宣传中国在对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导致的负面影响，渲染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操纵受众的认知与印象，形成既定的美式看法，为中国外交合作埋下了极大的心理隐患。毫无疑问，这些来自美西方的舆论攻势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开展外交合作及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危机。

回顾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由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对华舆论攻势呈现绵延不断的发展态势，具备长期性、联动性、隐蔽性的特点。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新一轮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舆论战实现了由辅助性手段向主要手段的转变，由低烈度向高危险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是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同样折射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复杂考验中熠熠生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无奈与无力。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霸权主义无法凭借单一的军事、经济等手段遏制中国时，美西方对华舆论战正逐渐成为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遮羞布”。亟需看清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霸权本质，既准确把握住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长期性趋势与数字化走向，又清晰洞察美西方对华舆论战背后的虚弱性与资本本性，切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握好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范式转变，以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视野做好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防范化解工作，着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舆论战斗争中的根本指导地位

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究根到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其根源深深扎在意识形态领域，具备强烈的意识形态阶级性特征。面对数据驱动下统筹化、精准化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攻势，务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舆论战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15]，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以强烈的斗争精神应对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一是要始终把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就被别人占领。“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16]面对日益激烈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要努力将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始终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姿态应对美西方对华舆论攻势。二是要统筹协调重点领域资源，积极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整合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外交、军事、媒体等各方面资源，“以我为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实践为基础”[17]，建设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话语体系。借助不同于西方话语霸权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努力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故事，以超越舆论场的大国担当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以强烈的斗争精神防范化解好来自美西方的舆论攻势。

(二)完善以防御为导向的国内舆论监管体系

规范舆论场域秩序，完善以防御为导向的国内舆论监管体系是积极化解美西方对华舆论攻势的重要保障。现如今美西方以更加隐蔽化、数字化的方式开展全时空对华舆论战，国内舆论场域中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其内容良莠不齐，不断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对当前复杂的美西方舆论攻势，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管，就必须搭建技术规制与法律监管相结合的舆论监管防御体系，营造健康、平稳的舆论生态环境。首先，要加强技术规制。有效的技术规制对于净化舆论空间、实现舆论监管起着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18]。要重点关注舆论管控关键技术研发及运用，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前沿科技在舆情监控、预测中的关键作用，搭建好智能信息预警系统、智能舆情应急机制，构筑数字化、动态化的舆论监管防御机制。其次，要加强法治建设，为规范舆论空间秩序提供法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无疑为舆论监管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但面对新形势下的舆论攻击，立法部门仍需提高立法效率，不断加强针对性法理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执法部门必须严格执法，依据法律法规纠察治偏，惩处违法传播行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主动建构国际战略传播体系

中国古代“和为贵”的认知体系和现代和平发展的时代愿景，导致以往我国在面对美西方对华舆论攻击中总是以防御为主，避免发生剧烈冲突。现如今数据驱动下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从低烈度转向高危险，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铺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9]面对新特点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亟需转变思路主动出击，通过驾驭数字技术拓宽传播渠道，用中国话语塑造中国形象，积极建构中国国际战略传播体系。首先，要积极引导“技术向善”，驾驭数字技术构筑主流媒体智能传播平台。“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20]要坚持给数字技术安装好“方向盘”，推动数字技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构建智能化、多元化、立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平台，不断拓宽主流媒体国际发声渠道，“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21]，通过开展多渠道、多维度的官方宣传，传递中国声音，打造中国形象。其次，要主动出击，建立中国自身的舆论议题与框架。一方面要避开舆论战中美西方固有的优势区域，利用数字传播的优势针对美西方各领域“痛点”“弱点”给予聚焦打击，反制美西方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国际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22]，要学会从人民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打造一批“李子柒”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IP，以此为切口用中国话语、人民声音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好中国形象，着力把握国际舆论战议题设置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23]智媒时代，面对数字技术驱动下风险挑战愈加突出的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准确把握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的数字化特性与资本霸权本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传播体系，防范化解好美西方对华舆论战带来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风险挑战，打好国际舆论战，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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