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巩固执政权威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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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国娜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 ，山西 太原 030006）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执好政、掌好权，巩固党的执政权威，是摆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前的一个崭新而又重大的现实课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袖，列宁是亲身参与并直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第一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短短6 年中，列宁结合俄共（布）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党的执政权威进行了科学阐述与实践探索，为我们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与实践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高度重视党的威信建设。他不仅将党的威信界定为道义威信与权力威信，丰富与拓展了党的威信的内涵，同时也指明了执政后的政党应该依靠党的道义威信而不是权力威信以赢得群众的支持，为执政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巩固执政权威、增进政党认同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主张。
道义威信是建立在“革命战士”与“革命群众”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凭借科学的理论指导、服务人民的优良作风、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历经社会考验而在群众中形成的威望与影响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政权，就是因为其道义上的威信——他所倡导的“自由、土地、面包”的政治主张契合了民众的基本诉求、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同样，在获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要想有效维系并巩固其执政地位，仍然必须依赖其道义上的威信。正如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所说：“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1]365一方面，从党内来看，道义威信可以转化为权力威信。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具有共同理想与价值追求，即具有相同“道义”的先进分子聚集在一起的“组织的总和”，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机的整体。而要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党必须把“思想威信变成权力威信”，实行极其严格的铁的纪律，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唯有如此，党才能以统一的意志带领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从政权角度看，权力威信是巩固政权的外在保障。针对来自国际国内反动的资本家和地主富农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破坏活动，列宁曾反复强调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铁的手腕对他们实行无情的镇压。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稳定。综上所述，列宁认为，权力威信与道义威信都是维护政党执政权威的核心要件，是党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的无形政治资产。
道义威信与权力威信都是影响与巩固党的执政权威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俄共（布）执政实践中，列宁多次强调要以道义威信为基础，反对简单依靠暴力迫使民众服从。1919 年，针对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滥用暴力、滥用专政导致农民暴动事件频发的问题，列宁深刻地反思到，以暴力的方式对待农民是不明智的、极其有害的。“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2]1920 年，列宁在《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以暴力方式处理无产阶级群众与非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是毫无用处的，只有依靠组织上和道义上的威信，从精神上影响农民，才能争取农民的认同与支持。同年12 月，列宁在《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暴力的作用对象和作用范围仅限于试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超出这个范围，起作用的则是影响和榜样”[3]77。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是反对依靠暴力与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的。无产阶级执政党要巩固执政权威，就只能靠正确的策略、党的实际能力、党的榜样力量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领导力量，俄共（布）是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治理国家的，是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唯一执政党。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选择。正如列宁所说的，“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3]299。因此，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维护执政权威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原则。但是自十月革命之后，各种弱化、否定、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甚嚣尘上，对此，列宁领导俄共（布）与之进行了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针对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要求改组新政府、组建由所有参加苏维埃政权的政党所构成的“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企图取代俄共（布）在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阴谋行径，列宁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并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对这一问题产生动摇的少数派给予严厉批评，明确指出，任何强迫俄共（布）放弃政权的企图都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1920 年底，针对托洛茨基要求将俄共（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交予工会的错误主张，列宁严正指出：“如果我们说，不是党而是工会自己来提人选和进行管理……这只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3]255-2561920 年，“工人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施略普尼柯夫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向党提交了一个提纲，建议由党和苏维埃抓政治、工会抓经济。对此，列宁从党与非党组织、工人群众的关系出发，斥责了“工人反对派”否定党的领导、维护工人行会利益的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抵制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无产阶级的行会狭隘性，并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以上这些论述充分证明，在坚持俄共（布）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以巩固党的执政权威的问题上，列宁是十分坚决的。
对于如何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列宁也进行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首次提出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1919 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指出，目前在管理俄国方面，俄共（布）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过分关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琐碎事务，而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总的任务”上来。为此，列宁提出了“总的领导”的概念，并就如何实现“总的领导”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规划。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握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以团结和带领人民在革命与建设中维护与实现其根本利益。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执政党首先应认真研究本国国情，制定出符合现实状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战略和策略。第二，“总的领导”意味着必须谨慎地进行思想领导。战略与策略确定之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群众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与水平，使他们相信党的战略与策略的正确性，从而忠于党的事业。之所以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为了克服广大工农群众中存在的资产阶级陋习与传统，帮助他们摆脱错误观点，从而更好地服从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第三，“总的领导”是指党要管好干部。党的干部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具体的执行者。缺乏有能力的干部，党的一切命令和决议都只“不过是肮脏的废纸而已”。因此，列宁明确指出，党必须把挑选和培养优秀的干部作为一切工作的关键。他要求党的有关单位要破除思想禁锢，公开挑选干部，并注重从政治品质、领导能力、知识素养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等几个方面考察干部，以便为党的领导提供组织上的保证。第四，重视监督。为了保证党员干部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战略部署，俄共（布）于1921 年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对监察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与构成作了明确要求：各监察委员会应该由党内最具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的同志组成；
为保证监督权落到实处，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与同级党委会保持平行关系，并独立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列宁关于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的精辟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提高执政的科学性，进而有效巩固党的执政权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列宁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巩固党的执政权威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建党初期，由于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列宁非常强调党的组织性以及中央机关对地方党组织的权力。针对经济派主张建立“手工业式”的落后的分散的革命组织的观点，列宁明确指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将一切从事零星细小工作的人统一起来，建立起专业的、有严密组织的革命政党。“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4]只有保持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才能调动与激发革命力量，增强统一行动的合力。同时，作为一个专业的有组织的整体，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高度集中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接受并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事实上，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1920 年，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曾指出，“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5]113。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需要“以集中化为前提”，服从党中央的权威，无产阶级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需要自上而下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苏俄面临着恢复与发展经济的重任，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需要全党统一意志、齐心协力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本位主义的束缚，对中央政权产生不信任感，拒绝执行或部分执行中央的决议。对此，列宁指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6]414，要恢复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就必须“实行集中制，放弃纯地方主义的利益”[6]419。与此同时，俄共（布）党内的派别活动日益频繁，某些派别甚至还独立召开会议，公开发表与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对党中央的权威造成威胁。对此，列宁指出，在俄国经济临近崩溃的状况下，全党上下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由反对派挑起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过分奢侈的行为，必须坚决“取缔任何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形式的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正是在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党中央权威的坚决维护下，党才能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上去，为确立并维系党的执政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如何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列宁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第一，坚决维护领袖权威。领袖是一定的社会阶级集团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高职务的领导者。“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7]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想保证革命运动的稳定性与前进性，也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领袖来主持日常工作。只有在党的领袖的引领下，才能实现全党意志的统一，才能引导教育群众置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第二，坚决反对派别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特别是中央高层的团结统一。十月革命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敌人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寄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分裂上，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上。1921 年，由列宁亲自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指出，要立刻解散并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对组织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开除出党。同时，为了保持中央委员会的团结，防止出现任何分裂的可能，列宁建议俄共（布）要适度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把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 人。第三，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社会民主党有一定的组织上的统一，而不服从这个组织的纪律、蔑视这个组织和破坏这个组织的决议的人是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是一个基本规则。”[8]中央作为党的“政治司令部”，其所制定并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既是全党智慧共识的结晶，也是指导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与中心工作的向导与航标。因此，坚决执行党中央决议，既是对党中央权威的有效维护，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具体要求。1919 年3 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9]中央机关作出决议之后，首先应当严格执行，党员如果有异议，则在执行以后向有关党的机关提出申诉。列宁坚决反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非议俄共（布）中央决策的行为，在他看来，非议俄共（布）中央已经通过的决策和指示，又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权威的挑战和蔑视，“是违反纪律的行为，是对有组织的齐心协力的工作的干扰”[10]159。因此，中央委员会应警示有此行为的党员干部，“立即着手工作，最严格地执行俄共中央的路线和指示”[10]159；
同时对于那些不听指挥、恣意妄为的个别党员采取严格的纪律处分，以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与行动。列宁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探索，既有效地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全党齐心协力地开展工作，同时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如何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升党组织的内在凝聚力和领导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和活动主体。党员质量如何，直接关系着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的发挥，关系着党的威信的形成与维系。因此，高度重视党员的质量，是列宁巩固政党权威的一贯主张与做法。早在十月革命前，针对马尔托夫广泛散布党员称号、肆意降低党员标准、削弱党的权威性与严肃性的错误主张，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中先进的、有觉悟的先锋战士，只有那些“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1]238，才能称之为党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党所处的地位、所面临的环境以及所肩负的任务反复强调指出，党的威信与战斗力的高低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无产阶级政党无论何时都不能以降低党员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长。1919 年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中，列宁郑重宣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11]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主持制定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执政后“党内总的任务不是在数量上扩充党的队伍，而是改善它的质量”。正是因为俄共（布）将党员质量作为党和国家建设的“总的任务”“头等重要的任务”，才使得它能够经受住来自国内外严峻形势的考验，巩固并提升了党的威信。
列宁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提高党员质量对于维护党的执政权威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中就如何提高党员质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严格入党条件，把好入党关。执政党接收新党员，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党需要的是经过严峻考验、拥护共产主义、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分子，而不是别有用心、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为此，俄共（布）在1919 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增设了“党员预备期”一章，并根据党员的出身与经历，规定了不同的预备期。之所以设置预备期，是为了考察预备党员对党的纲领与政策的熟知程度以及党员个人的自身品质。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员的预备期应适当延长，过短的时间只会使预备期流于形式，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此外，为了严把入党关，党章还规定了入党介绍人的要求与责任。作为预备党员的第一责任人，入党介绍人必须以谨慎和严格的态度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与监督，如果轻率介绍，介绍人也要受到相应的党纪处分，甚至开除党籍。第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人数急剧增加。党内的不少党员虽然经受住了国内战争的洗礼和严峻形势的考验，但却没有接受系统的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理论修养不足;部分党员思想混乱、政治动摇，难以抵挡剥削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因此，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与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反复强调，必须把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重要议程。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制定与通过了相应决议，要求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鼓励党员认真学习并进行公开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此后，俄共（布）还大力增加党校，利用党校以及党校刊物等阵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第三，清理与整顿党的队伍。列宁认为，共产党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由于执政的诱惑力很大，它一方面会使部分投机分子改头换面，并趁机混进党内；
另一方面也会使意志薄弱的党员蜕化变质，丧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资格。这两类异质分子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的威望，如果不及时把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不仅会危害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也会造成党自身的瓦解。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5]254。列宁在执政时期领导俄共（布）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清党活动。第一次是1919 年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抵御国内反革命势力与国外武装干涉而进行的，通过动员人民上前线、举行征收党员周活动、党员重新登记等办法，将为了个人目的、利用党员称号的投机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
第二次是1921 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为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而进行的，这次清党共清除21 万人，约占党员总人数的1/4 以上。经过清党，党员的数量虽大为减少，但却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力量和作用、提高了党员的质量。综上所述，列宁关于提高党员质量的思想与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员自身素质、清除党内腐败分子、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提升党的自身威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领导俄共（布）的政治实践中，列宁始终致力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与实践建设，不仅促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与发展，使它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人们认同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巩固、维护党的执政权威提供了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列宁之所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并使之成为巩固党的执政权威的有效工具，首先是由意识形态在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为了巩固执政地位，执政党不仅需要借助监狱等暴力机构，对在根本上与之相对的阶级进行镇压，还需要借助意识形态这一精神力量，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改造人们的思想，为自身的政治实践提供合理性阐释与合法性辩护。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将“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强制要以说服为基础。对于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来说，说服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一种深沉、持久的力量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从而取得潜移默化的效果，是增进民众对执政党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其次是由意识形态的党性所决定的。党性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要求无论是作为载体与工具的宣传机构还是党员个人，都必须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其原因就在于，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滞后性和相对独立性，其在思想上仍然会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威胁并影响着政权建设与党的执政权威的巩固。列宁认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12]。因此，布尔什维克要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保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抨击与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抨击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加强，就意味着人们对执政党的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的增强。正是基于此，列宁将争夺并巩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上升到事关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并明确指出，谁真正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谁就掌握了人民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
为了巩固俄共（布）的执政权威，列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捍卫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革命的运动必须要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完备最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也为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进而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因此，列宁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种种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流派”，列宁主张必须坚决与之开展理论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3]。第二，无产阶级政党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给工人群众。这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思想领导的有效方法。针对经济派崇尚工人运动自发性、降低工人觉悟性等错误主张，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受过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构建哲学、历史、政治与经济等各种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只有从外部进行理论灌输与教育，才能使人们理解、接受与认同党的理论。为此，列宁要求，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要以理论家、宣传家、鼓动者、组织者四重身份，努力融入到一切阶层中去，通过感化和感染等方式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要借助教育手段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应该为政治服务。通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其物质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和“扩音器”。第三，为了实现卓有成效的宣传，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公式，即“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理论宣传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增进民众对党的执政权威的思想认同。因此，宣传内容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受教育程度，借助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话语，运用生动案例与典型事例使人民群众听得懂、看得明，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心任务已从“争夺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与此相适应，“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5]308。为此，列宁要求革命胜利后党的报刊要少些政治空谈，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生活，根据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需求及时调整意识形态内容。综上所述，列宁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现实借鉴。
列宁认为，任何一个处在激烈斗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会把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作为获取执政权威的基本前提，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到首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根本任务和巩固执政权威的基本点。列宁之所以要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巩固党的执政权威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俄共（布）执政的特殊历史前提要求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十月革命前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借口俄国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指责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倒退行为，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与错误。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世界历史现实与俄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阐述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对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但列宁在批驳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他们所提出的俄国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高度的观点，并承认这是无可争辩的。正是由于对俄共（布）执政的历史前提有着如此清醒而明确的认知，列宁指出，用革命手段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获得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要想真正地巩固俄共（布）的执政权威，必须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第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了争取农民的认同与支持。工农联盟是俄共（布）执政的支柱与基础，这个联盟不仅是政治军事联盟，同时也是经济联盟。列宁认为，“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
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14]。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争取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只有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才能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党的执政权威。第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了增强国防力量，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国家政权的巩固是俄共（布）执政权威巩固的基础与前提。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处于极不稳定和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热衷于侵略战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他们利用俄国经济落后的机会，勾结国内反革命势力对新生的苏维埃进行进攻，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对此，列宁认识到，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必须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他们，才能在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上维护党的执政权威。列宁强调，“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5]349。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论及到的崭新课题。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具体举措：第一，大力推广与发展科学技术。20 世纪初，电力已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最新生产力的代表。一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利用电气化，这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认为，只有在电气化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才能消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30的著名论断。在列宁的倡导下，苏维埃俄国大力推广与发展科学技术，通过发展电气化，极大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就在于“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只有学会管理，解决好管理经济、管理国家这项主要任务，才能把俄国建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加强科学管理，列宁一方面对当时欧美国家最新的生产管理方法与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资本主义的最新成就“泰罗制”进行有批判的学习与合理的借鉴；
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实施最严格的劳动纪律，“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不偷懒，不盗公肥私，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已成为促进俄国社会生产有序进行的最迫切的口号。第三，实行对外开放，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共产主义在俄国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5]。尽管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维埃俄国是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但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与规范的生产管理制度方面来看，苏维埃俄国则居于落后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与途径、管理国家的经验，是值得苏维埃俄国学习与借鉴的。因此，列宁以革命家的胆识与政治家的务实精神，明确提出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第四，依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继承人类以往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要求正确对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掌握各种知识、技术、经验的专家。列宁认为，吸收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曾经从事过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实际工作者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苏维埃俄国并不能因此而抛弃他们，并以暴力手段来强制他们工作。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大多数工人并不具备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因此，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些专家，既要给予他们高额报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同志式的关怀、共产主义的精神包围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完全折服于苏维埃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综上所述，列宁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与实践探索，极大地提高了苏维埃的经济发展水平、满足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巩固了党的执政权威，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如何提升执政绩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