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安院士：依靠协同创新谱写中国种业“芯”篇章
时间：2023-06-04 12:05: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刊特约记者 茉莉
在我国，80%的人吃的杂交水稻都是谢华安的“汕优63”。谢华安身上有很多标签：中科院院士、植物遗传育种学家、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他现年81岁，虽年事已高，却依然经常头戴草帽，脚踩泥巴，活跃在田间地头，追梦万里稻香。
谢华安多次跨越育种的“禁区”，倾力让百姓碗盛满中国饭。他多年如一日，关注、关心百姓的饭碗，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又有哪些故事？带着一系列问题，《学会》杂志特约记者面对面对话谢华安院士。
提及水稻育种，谢华安首先强调的是粮食安全问题。“提高粮食安全综合生产能力，既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更要藏粮于库。”他说，粮食安全的基础在种业，种业是农业的“筹码”，但粮食产量再高，也要面对两三年后的陈化问题。陈化导致种质下降，还可能导致生产的粮食不宜食用，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难题。
这是一笔大账，它算出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它甚至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
作为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深知良种创新对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他说：“粮食安全的基础在种业，只有保存好这些种质资源，我们才能进一步地去发掘有利的基因。”
正是因为谢华安积极推动种业创新发展，才让饥荒成为一代人遥远的记忆。
他回忆说，自己是饿着长大的。在家里，母亲已经把水烧开，在外奔走的父亲却还没有找到粮食，这是常有的事。外婆临终前的愿望，就是能喝上一碗稀饭。
这些难以磨灭的童年经历，赋予谢华安质朴的品质和务实的作风，也让他对科学家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密码”有了更深的理解。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思想积淀，使得他在海南开展水稻种植实践与研究时，冒酷暑战高温，不叫一声苦。
彼时，环境艰苦，条件落后，10多个人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挤通铺睡觉，每晚与农机、稻谷、柴油、农药、化肥为伴。吃苦，成了谢华安科研工作的日常。
受苦为了什么？为了“让大家有一碗饭吃”。这是谢华安最朴素的愿望。
“年轻人搞科研，一定要有爱国的精神，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团结协作的精神。”谢华安说，科技人员要做与民生需求匹配、与世界接轨的科研。在此基础上，要勇于创新，做有用的科研。
谢华安谈到了一件事。那是1975年，他率队到海南寻找第一批杂交水稻亲本，看到田间大面积水稻得了稻瘟病。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代的水稻不抗病。此后，他意识明确，沿着抗病的方向搞研究。
“不抗稻瘟病的水稻，在生产上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不辞辛劳，就是要“做有用的科研”。
谢华安还有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科研巧思。“别人搞科研，用的是最好的品种来做测交的亲本。我的创新点在哪里？我用最差的，就是可恢复性差、配合力差的不育系测交。”他想，能跟最差的杂交，还怕跟优质品种配合不好吗？
这就是“勇于创新”。
为努力守护农业的中国“芯”，谢华安院士对种业科研人员提出希望：不仅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雄心壮志，更要有在科研上永攀高峰的创新思想。
在谢华安看来，根据现代种业发展的要求，种业科技攻关的下一步目标，是兼顾丰产性、优质性、抗病性和广适应性四大特点，培养出综合性状优良的超级水稻。
如何理解“超级”二字？谢华安解释道，丰产性要求提高作物在单位面积的产量；
优质性则要求作物档次更高；
提高抗逆性，增强作物抵抗灾害的能力，能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高适应性品种能让农业生产操作更简单。
种了大半辈子水稻，谢华安对水稻的“脾性”摸得很透。他特别提到“汕优63”品种。这是他经过无数次杂交试验，于1981年育成的抗病新品种。经过5年制种技术研究、南方稻区试验、中晚稻区试验后，到目前已累计推广近10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公斤。
“这就是集‘丰产性、优质性、抗病性和广适应性’于一体的水稻品种。”但谢华安并不满足，他期待有更好的品种取代它。
“农民种田不仅要高产、高效，还要品质好、抗性强，尽量减少因为病虫害的发生而影响产量，从而提高收入。”谢华安说，现在早已经不单单关注产量，只有把“四性”综合在一起的“超级品种”，才是生产最需要的品种，也最能赢得农民们的欢心。
谢华安认为，在水稻育种方面，应当具备战略眼光，像培养领军人才一样培育超级品种。“无论是动植物，还是微生物、食用菌，培养单一的优点不难，把‘四性’综合在一个水平上，培养这样的‘领军人才’难度最大，培养出来的才有最高的水平。”
这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运用科技手段，培育此类“超级品种”？
谢华安提出“麻花理论”，即构建学科交叉深度融合的攻关体系。“就像DNA双螺旋构型，似麻花状绕一共同轴心，围绕关键育种目标，加强资金、种源、技术、人才等种业要素聚集，培育育种协同创新生态，高质量推进育种联合攻关。”
“‘明恢63’正是运用‘麻花理论’联合攻关之下诞生的。”谢华安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谢华安就带领团队，选育出抗稻瘟病、强恢复力、高配合力的恢复系“明恢63”。后来的杂交水稻良种“汕优63”，正是以“明恢63”为亲本选育出来的。
“明恢63”的父母本，选用的是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品种IR30和引自圭亚那的圭630。“前者是江西市宜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同志给的，后者是莆田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同志给的。”谢华安谈到，“汕优63”选育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不同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选育优良品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谢华安说，育种已经进入高技术时代。它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性非常强，更需要在跨学科、跨技术的高度上融合创新、合力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让育种更有价值，才更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创新要素快速流动。
“如此，才能将原来单打独斗的科研模式向多学科、多单位协同创新转变，发挥多方的优势和力量，不断地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谢华安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自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建设种业强国”以来，“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屡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才能有良品。建设种业强国，需要各方努力，需要健全创新体系。
谢华安和福建省龙岩市中小学生一起收割稻子，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生动的劳动课
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国家南繁水稻科研育种基地，谢华安院士仔细查看水稻长势情况
“包括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在内，越来越多的地方提出打造中国‘种业硅谷’，福建省也肩负着协同创新、产学融合、产业聚集的重大使命，因此，能够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至为重要。”谢华安直言，育种，太需要财政扶持和政策支持。
谢华安说，种业发展，不同于其他产业，需要更长的时间、耐心和战略定力。“一个育种项目出现后，要确保种业研发经费持续稳定，需要长效稳定的财政支持制度。它的周期跨度很大，如果仅以年为周期开展项目申报、评审，这与育种科研规律相矛盾，一旦出现时断时续的支持力度，必然会影响育种项目的经费来源稳定性和育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一个育种项目，如果周期5年，干3年停2年，这如何是好？这也是我们遇到过的实实在在的情况。”
谢华安抛出这个问题后，是这样自行回答的——
要健全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开展重大技术的联合攻关，完善体制机制是关键。要健全、发挥人才团队引培、财政资金高效使用以及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和优势。公益性育种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需要政府全力提供资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种业企业的实验室之间应建立资源共享和技术互助机制，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放宽相关利益机制配置。
“提到育种工作，无论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基因编辑育种，还是其他育种方式，都是多学科协同攻关的过程。但是，要加快突破性新品种培育，加强产业协同创新合作，必须加强创新生态建设。”谢华安说，体制机制理顺了，培养、吸引、使用、激励科技创新人才的各个环节安排合理了，才能组建起种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任何大的科研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获得科研成果难，更难的是获得成果的同时也获得团结。”谢华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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