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生态诗歌的四个发展维度*
时间：2023-06-04 09:1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汪树东，贺潇雨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代生态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于坚、吉狄马加、李少君、华海、雷平阳、沈河、侯良学、哨兵、徐俊国、津渡、张二棍等诗人开拓出了当代生态诗歌最为重要的地理版图，重新打通了中国新诗与大自然之间的康庄大道，为新诗寻获了生态智慧的宝贵指引。当代生态诗歌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较为突出的四个发展维度：一是直面生态危机，展开生态批判；
二是回归地方，呈现地方化的生态理想；
三是接通历史文脉，重铸传统生态智慧；
四是重建民族认同，镀亮少数民族生态智慧。不同的生态诗人会重点突出某一个维度，同时也会融合多种维度。对这四个维度的精准勾勒，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代生态诗歌的整体面貌和核心主旨，也有利于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促进生态文明的文化建设。
1978年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国人都为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而欢呼雀跃，但殊不知，与此同时，华夏大地上的自然灾害、生态危机也层出不穷。大多数当代诗人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地区性生态危机、全球性生态危机都极为敏感，他们为森林遭毁而长歌当哭，为土地沙化而忧心如焚，为江河湖海惨遭污染而怒发冲冠，为垃圾遍地泛滥而愁眉不展，为野生动物夭亡灭绝而椎心泣血，为瘟疫流行而哀伤欲绝。
若干生态诗人喜欢从宏观层面关注生态危机，延续政治抒情诗高亢激昂的调子，批判人们对大自然的伤害，呼唤生态意识的觉醒，较有代表性的有渭水的《挑战》《水的哭泣》和李松涛的《拒绝末日》等长诗。渭水的长诗《挑战》主要写人类生存面临的各方面挑战，尤其是生态危机的挑战，呼唤现代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采伐挖掘 / 挖掘采伐 / 失控的锯齿使树木惊恐 / 恨不得将地心掏个空空 / 天上地下以及表层 / 统统吞受着人类的蹂躏 / 拉美中东石油告急 / 虫害鼠害瘟病勃发 / 水土流失生态失调 / 博帕尔泄毒 / ‘挑战者’爆炸 /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 大地震大水灾大风暴大旱灾 / 接踵而至铺天盖地而来 / 恶性泛滥野性狂乱不羁 / 地球被咬个千疮百孔”[1]。渭水的生态批判锋芒毕露，令人印象深刻。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以其对华夏大地上的土地沙化退化、水污染、森林遭毁、野生动物濒危、人口爆炸等生态问题的全面揭露而震惊世人。此外，江天的《楚人忧天》、商国华的《失衡》等生态诗集也对各种生态危机有所表现，生态视野较为开阔，生态意识鲜明。渭水、李松涛、江天、商国华等诗人在处理这些生态题材时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概念化痕迹过于明显，个人的生命体验尚未有效地注入其中，因此艺术魅力大打折扣。相对而言，更多的生态诗人选择从切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去感受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体会生态环境恶化的致命挑战，抒发自然遭难、人性沦落的生态悲剧感。例如不少诗人对森林的日益消失感到极度忧虑，以笔为旗，摹写惨状，韩作荣的生态长诗《寻找一株大树》反思了华夏大地上森林消失、大树消失的生态困境，雷平阳则在诗歌《二〇〇七年六月，版纳》中写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被伐、改种橡胶林的生态悲剧。
物种灭绝则是令当代生态诗人忧心的另一个生态危机。牛汉在诗歌《虎啸的回声》中写到广东省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华南虎由于滥伐森林而消失，远遁他乡，结果让那里的森林失魂落魄。韩作荣的诗歌《野生动物园》则反思了现代人对待野生动物的野蛮态度，诗人担忧当虎狼消失、野性消失时，人性也会消失。江天的诗歌《白鳍豚备忘录》和哨兵的诗歌《拒绝人类》都聚焦于长江的白鳍豚灭绝问题。徐俊国在诗歌《自然碑》中甚至想着要在每一座城市的繁华街道为濒临灭绝的华南虎、藏羚羊、大熊猫、白鳍豚、黑颈鹤、僧海豹、夏威夷蜗牛、斯比克鹦鹉立一块纪念碑。至于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更是为雪豹的濒临灭绝而慷慨陈词，希望人们能够幡然悔悟，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
当然，江河湖海的污染更是非常急迫的生态问题，生态诗人也仗义执言，极力陈述。于坚的诗歌《那人站在河岸》写出了河流污染对人类爱情的嘲讽，而长诗《哀滇池》则控诉了云南昆明滇池的水污染，写出了诗人看到故乡生态沦陷时的悲哀和恐惧，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汇合，深刻的生态哲思和丰沛的艺术想象交融，巍然屹立于当代生态诗歌史上，构成标志性的存在。华海的《蓝藻牌湖水》则写到2007年太湖的蓝藻污染事件，以蓝藻自述的口吻呈现了水污染的魔幻色彩。哨兵的长诗《水立方》则呈现了20世纪末期到新世纪初期湖北洪湖的水污染、生态恶化的惨状。雷平阳在长诗《渡口》中写到在云南为了修建水电站，江水被开肠破肚，拦河大坝成为游鱼的坟场。
正是面临着森林被伐、物种灭绝、江河湖海污染、空气污染等生态危机时，越来越多的诗人发现大自然正面临着不可控制的溃败，人的生存面临着丧失立身之基的危险，故乡沦陷，无法返回。例如雷平阳在诗歌《在安边镇，一愣》中就写到云南安边镇矿产开发挖空了整座山，导致缅寺塌陷，佛头掉落，泥石流埋掉学校，当地还毁坏祖坟，修建化工厂，生态的破坏直接导致了乡村伦理失序，乡村生活无以为继。而他的诗歌《在坟地上寻找故乡》则写到故乡已经被冶炼厂占据无处可寻的悲剧。沈苇在诗歌《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中也写到家乡池塘干涸，河道里鱼虾死绝，各种污染工厂纷纷上马，导致村民患了癌症，因此最后连诗人都说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当故乡沦陷，家园不再，生态末日情结就会油然而生。侯良学的诗歌中就充满了浓郁的生态末日情结，例如《坐在另一个星球上遥望地球》《站在地球上鸟瞰宇宙飞船》《要死大家死》《图瓦卢》等；
张二棍在诗歌《二十二世纪》中也表达了一种忧郁的生态末日情结。而如果真有生态末日不期而至，那么所有人都是摧毁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所有人都得背负相应的罪责。在长诗《渡口》中，雷平阳就发现，“难以宽宥的时代 / 所谓罪人，我，你(您)，他(她) / 我们，谁都别想狡辩，都是罪人 / 都是同谋，我们都一意孤行地 / 预支了我们共有的末日”[2]280。这可以看作当代生态诗人在饱受损害的大自然面前代表人类的自我忏悔。
正是直面生态危机、展开犀利的生态批判使得当代生态诗歌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实感、悲剧感、使命感。这构成了当代生态诗歌的精神底色。这使得当代生态诗歌与那些沉湎于自然山水、风花雪月、闲情逸致的山水田园诗歌迥然有别，也与那些只关注人间纷争、善恶人性、冷暖人情的社会诗歌泾渭分明。当代生态诗人勇敢地站出来，为饱受伤害的大自然仗义执言，让人们意识到现代文明对于大自然而言是一种非常残酷乃至黑暗的文明，促使人们意识到现代人必须再次从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傲慢姿态中撤离出来，恢复与自然生命的主体间性。当然，在展开生态批判时，当代生态诗人的立场也是混杂的，从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保护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都有所呈现。
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无疑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世俗化为发展导向的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的根本趋向之一是高度的非地方化，换而言之，现代人越来越集中于城市生活，信奉标准化，崇拜效率，有意抹平文化差异和自然差异，建造出高度缺乏地方感的现代都市，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铁路干线、机场、商场、酒店乃至住宅小区，都是千篇一律的非地方化处所。这种非地方化的生活把人与大自然隔离开了，现代都市人无法感受到自然的脉搏和节奏，也不会从大自然中获得生态认同和愉悦体验，而只想着满足物质欲望，于是聚集成毁灭性的力量泰山压顶般地扑向大自然，导致大自然险象环生，生态危机一触即发。正是面临着这种致命的困境，当代生态诗人除了直接呈现生态危机，展开生态批判之外，他们也致力于逃避非地方化的文化趋向，回归地方，呈现地方化的生态理想。
当代诗人中，较早出现对地方的诗意认同的是牛汉、昌耀和海子。这三位诗人还算不上生态诗人，但是他们的部分诗歌中已经隐约浮现出生态意识。牛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他的《麂子》《半棵树》《车前草》《根》《悼念一棵枫树》等诗歌对当地的动植物有着动人的书写，承认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昌耀在青海边缘藏区中发现了地方的生态特性，例如他的诗歌《莽原》歌唱了回归高原大自然的壮美，《一百头雄牛》则礼赞高原雄牛的悲壮。海子深受乡村生活经验影响，在《活在珍贵的人间》《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重建家园》等诗歌中表现出了再次融入地方、亲近自然生命的生态意识。
于坚是当代生态诗人中真正致力于回归地方、重建地方感的重要开创者。作为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代表，他一边回到日常生活回到凡俗人生，一边回到云南大地回到自然万物。他在诗歌《南高原》中曾写道：“长满金子的土地啊 / 长满糖和盐巴的土地啊 / 长满神话和公主的土地啊 / 风一辈子都穿着绿色的筒裙 / 绣水果白鹭蝴蝶和金黄的蜜蜂 / 月光下大地披着美丽的麂皮 / 南高原的爱情栖息在民歌中 / 年轻的哲学来自大自然深处 / 永恒之美在时间中涅槃”[3]49。于坚相信真正的哲学来自大自然的深处，他主动从云南少数民族那里学习敬畏自然的生态智慧，接受云南大地的生态启示。他的诗歌《作品57号》写云南大地的山峰赋予了他俯视世界的生命高度，《避雨的树》礼赞云南高原上那株亚热带榕树的壮丽生命，《在云南西部荒原上所见的两棵树》赞美那两棵像神子一样美丽的树，《苍山清碧溪》写大理苍山清碧溪的质朴与神秘。于坚漫游在云南大地上，让生命深深地楔入自然万物的幽秘之中，感受其蓬勃生机，告别那种非地方化生活的标准化和模式化。
华海、哑石、沈河等生态诗人更是呈现出鲜明的地方化特色，他们志在回到特定的地方，融入当地的生态循环中，感受大自然的生命节律，获得身心的安顿。华海自从落脚于广东清远之后，积极地融入当地，他在诗歌《把笔搁在笔架山旁》中表达了归隐于笔架山的强烈意愿，而他的组诗《静福山系列》则表达了诗人全身心地融入静福山之后体验到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喜悦。哑石回到四川青城山，认识当地的花草树木，感受季节轮换，组诗《青城诗章》把那种融入地方、融入自然之后的超脱感、愉悦感表达得极为通透，赏心悦目。沈河则回到福建三明郊外，傍着青印溪而居，以《水的位置不能空着》《微风扫过青印溪》《白鹇》《青印溪的秋天》等生态诗歌描绘了诗人对青印溪的细腻感悟与融入自然后的清新洒脱。
雷平阳、哨兵、徐俊国、津渡等诗人再次把当代生态诗歌的地方化倾向演绎得风生水起，尽可能地融入地方，融入大自然，践行惜生护生、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雷平阳的诗集往往都以地方为名，例如《云南记》《出云南记》《基诺山》《山水课》等。他的诗歌也多是创作在漫游于云南高原的旅途中，是他对云南高原万物有灵的生态智慧的诗性表达，也是他对云南大地的诗意命名。他较重要的生态诗歌如《哀牢山行》《二〇〇七年六月，版纳》《怒江记》《三川坝观鹭》《我爱苍山》《双柏县的美学》等多是对云南山水的诗意审视。哨兵则以湖北洪湖为基地，长期浪游于洪湖，多角度多方位观察洪湖的生态状况，追踪了解洪湖的野生动物、植物，耳濡目染，耳鬓厮磨，让身心融入洪湖，与洪湖同呼吸同喜乐。《有关洪湖的野生动物及其他》《洪湖螃蟹的生活史》《水雉》《甲鱼》《鳝鱼》《蓑羽鹤》等诗歌体现了哨兵对洪湖野生动物的亲近和熟稔，《颂词》《湖神》《头枕水鸟叫唤入眠或者醒来》等诗歌表达了哨兵对洪湖的皈依之情，《一个湖边诗人》则表达了哨兵对洪湖的地方认同。徐俊国则返回山东胶东半岛的平度，以《鹅塘村纪事》《燕子歇脚的地方》等诗集表达了对鹅塘村的地方认同。津渡回到浙江杭州湾的沼泽地，四处游走，旅行观鸟，成为野人，感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他的《后河，一次森林旅行》《穿过沼泽地》等生态诗歌都极好地表达了诗人在大自然中的在地姿态。
随着现代文明的非地方化趋向愈演愈烈，再地方化的趋向同样会日益鲜明。华海、哨兵、沈河、徐俊国、津渡等诗人较为中意一个特定的地方，于坚、雷平阳等诗人漫游的地域更广，而李少君则漫游得更广，他表现出鲜明的多中心的地方经验。他不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与自然谐调，获得特定的情感、记忆和归属感。非常有意味的是，李少君的不少诗歌都是以地名为标题的，例如《南渡江》《某苏南小镇》《玉蟾宫前》《鄱阳湖边》《在纽约》《访美梅村》《黄龙溪之秋》《呀诺达之春》《金华江边有所悟》《敬亭山记》等。这无疑是李少君对地方的浓郁兴趣使然。潘洗尘在诗集《盐碱地》中则表达了返回故乡黑龙江肇源之后，从植物身上获得了更多灵性，从动物身上学习道义和爱，回到土地后获得身心安顿的美好情愫。
当代生态诗歌倾情演绎地方化，精心呵护和描绘特定地方的自然生态，以诗歌的形式反抗了现代文明的非地方化倾向，使得人们有可能再次尊重地方，尊重大自然。这对于中国新诗而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此前的新诗基本上都丧失了地方感，没有回归地方，对地方的自然生态也不闻不问，因此出现了典型的虚浮感。当代生态诗歌对地方感的呈现，使得新诗告别了那种虚浮感，获得了方向明确的坚实感与安稳感。对于生态诗人而言，回归地方，接通地方的生态体验，也是他们抵御现代文明的异化、标准化、模式化的一种有效途径，他们往往都能够在融入当地的自然中获得更为明晰的自我认同和心灵归宿。
当代生态诗歌勃然兴起，蔚成大观，不仅是因为当代诗人对生态危机的及时回应，对非地方化的现代文明的逆向反抗，还因为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本来就有源远流长的山水田园诗歌谱系，更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生态智慧潜移默化。因此，当代生态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积极接通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重铸传统生态智慧，从而创造性地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再造辉煌的诗歌胜景。
于坚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的启发下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中那种万物有灵、天人合一、敬畏自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重要性。他反对现代文明的标准化、模式化，向往大自然的参差多态。他的诗歌《避雨之树》就是对道家生态智慧的绝妙阐释。那株挺立云南高原的亚热带榕树就像万物之母(道)一样，包容万物，庇护万物，滋养万物，又华美绝伦，近于永恒。而他的诗歌《我梦想着看到一只老虎》《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表达了诗人渴望摆脱文化积淀的遮蔽，发现事物本真存在的意愿，也和道家所主张的涤除玄鉴、静观万物皆自得的生态认识论遥相呼应。于坚特别亲近李白、苏轼那种清新飘逸、风流倜傥的风格。
哑石、华海、侯良学三位生态诗人都曾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颇感兴趣，从中汲取创作生态诗歌的精神资源。哑石曾说王维让他心仪于语言在物性和性灵之间的精确，他的生态诗歌《青城诗章》就是对王维辋川诗歌的千古致意。他在四川青城山石屋中暂居，迎接黎明，目送黄昏，感受雷雨，欣赏满月，亲近野苹果树林、杂树林、巨松，与麻鹬、野鸽、雷鸟、琴鸟交谈，试图窥探小动物的眼睛，甚至感知山中矿物的沉默，体验到万物有灵，感受到了自然生命的浑然节奏。在山居生活中，他似乎也接通了和王维、孟浩然等先贤的精神通道。他的《青城诗章》意象密集，曲径通幽，意味深长，弥漫着王维、孟浩然式的闲情雅致，天人合一式的虚静之境随处可见。华海在创作笔架山系列和静福山系列生态组诗时，曾专门研读过王维的辋川诗稿和哑石的《青城诗章》，深为其中的自然哲思和诗意构思折服。他的生态诗歌尤其擅长描绘那种天人合一的优美意境。他的诗歌《隐身》抒发了作者隐身于大自然的渴望，意象优美，极为动人。侯良学也试图向王维学习游历于大自然，参禅悟道，他的诗歌《白云山》《冥想》就有王维绝句式的生态禅意。
李少君和雷平阳在当代生态诗歌中并驾齐驱，颇为接近李白、杜甫的双峰并峙。李少君性情洒脱，爱好漫游，对名山大川、小地方的风景名胜都一样热爱，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他曾说自然是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由此可见他亲近大自然的癖好。他认为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寄希望于教堂来拯救灵魂，而只能把心灵安放在山水之间。他的生态诗歌多是漫游于华夏大地上的即兴产物，像李白一样随心所欲。他的诗歌《敬亭山记》把人和自然的努力相对比，赞美了大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至简大道，最后落脚于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力，通篇自由洒脱，颇有李白诗歌的不羁之风。而他的诗歌《玉蟾宫前》则呈现了自然万物自足自洽的道德秩序，似乎是道家生态智慧具体而微的别一种陈述。雷平阳则性情沉郁，接近底层人民，饱受命运的簸弄，像杜甫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创作生态诗歌，既受到云南当地的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也受到传统儒家那种民胞物与、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的影响。因此他非常关注底层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关注饱受摧残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生态，像杜甫一样表现出博大的悲悯情怀。当然，他也有隐逸于大自然中的冲动，例如诗歌《高速公路》就写到他想在山水间修建房子过自然的乡居生活，在诗歌《春风咒》第二十四节中他还说最大的梦想是做山中的土司可以狂热地信仰太阳和山水。而他的《双柏县的美学》《三川坝观鹭》等诗则表现了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展示出自然万物的内在灵性的道家生态智慧。无论是李少君还是雷平阳，都曾说是自然山水拯救了他们，赋予了他们生态诗歌创作的终极灵感。哨兵、徐俊国、津渡也是竭尽所能地向古典山水田园诗歌汲取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资源，把传统生态智慧转变为诗歌创作的宝贵指引。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生态诗歌虽然接续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但两者毕竟是旨趣有别、风貌各异的。古典山水田园诗表达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多是亲密无间、融合无碍的，而当代生态诗歌则出现于现代人的主体性已然崛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已然破碎、自然已经面临崩坏危机的时代，因此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之间已经不可能出现像古典山水田园诗那样的和谐关系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描绘自然多是写意式的，而当代生态诗歌描绘自然则多是写实的，例如哨兵在诗歌中甚至会极为细致地列举洪湖野生鸟类的种类，至于自然万物的精细状貌在不少生态诗歌中都得到了呈现。
当代生态诗歌的第四个发展维度是重建民族认同，呈现少数民族的生态智慧。相对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多生活在离大自然较近的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的水平逊色于中东部地区，他们亲近森林，膜拜草原，或游走于山区、漠野，与天地日月、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保持着较多的灵性往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普遍具有较为浓郁的生态旨趣，例如鄂伦春和鄂温克人的萨满崇拜、蒙古族人的长生天崇拜、藏传佛教的惜生护生精神、彝族人的自然崇拜等，不一而足。因此，新时期以来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投身于生态诗歌创作，取得了累累硕果，极大扩展了当代生态诗歌的文学版图。较重要的有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顺琴，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藏族诗人道帷多吉、列美平措、刚杰·索木东，蒙古族诗人斯日古楞、斯琴朝克图，苗族诗人吴凌，布依族诗人张顺琼、陈亮，白族诗人何永飞等，他们均有意倡扬本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直面当前的生态危机，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从而在全球化的同质化浪潮中重建民族身份认同。
吉狄马加堪称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代表，他长期专注于生态诗歌创作，他的《感恩大地》《古里拉达的岩羊》《彝人谈火》《我，雪豹……》等都是当代生态诗歌中的名篇佳作。美国诗人阿马利奥·马杜埃里奥曾说：“在中国的汉族诗人的作品里，我很少看到像吉狄马加那样敬畏和崇拜自然的作品。汉族诗人们普遍‘过分文明化’，对大自然已经敬畏不起来了。”[4]357此言不虚。这和吉狄马加对彝族生态智慧的传承有关。吉狄马加曾说：“我在写作时，一直强调要写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和美好的心灵世界。对太阳、土地、河流、森林、原野、群山等等这些养育了人类原生文化的母体的赞颂，从来就是我诗歌的主题。”[5]383吉狄马加自称自然之子，反复强调自己深受彝族原生文化的影响，而且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具有非常明确的自我认同。他始终坚称自己是大凉山的儿子，是鹰的后代。他深受彝族文化中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他的诗歌《献给1987》写到彝族信奉人死后会轮回超生为其他自然生命，“其实我早已知道，在大凉山 / 一个生命消失的那一刻 / 它就已经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5]296这与生态学发现的能量循环模式不约而同。他的诗歌《彝人谈火》体现了彝族人的火崇拜，《水和生命的发现》则反映了彝族人的水崇拜，《感恩大地》则把彝族人的土地崇拜情结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生态诗歌致力于感应万物的灵魂，《苦荞麦》《古里拉达的岩羊》《我，雪豹……》等诗歌就把种种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描绘得活灵活现。
倮伍拉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代生态诗人之一。他终生生活在大凉山，远离大都市，他的生态诗歌沾染着更多的大凉山泥土和水汽，具有更为典型的地域性、乡土性。倮伍拉且深受彝族人万物有灵论的影响，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呈现了大凉山自然万物灵性交响的热闹场景，例如诗歌《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生长神话的山》《山的怀抱》等。他投身于大凉山的怀抱，就能获得身心的安顿。他在诗歌《安放灵魂的山》中写到灵魂必须安放在大凉山上，“所有的灵魂 / 所有的 / 人的灵魂 / 必须放在山上 // 放在山上 / 灵魂 / 才能安静 / 才能安宁”[6]59。他对大凉山具有高度的地方依恋感，大凉山不但能够安顿他的身心，也能够建构其自我认同。倮伍拉且非常喜欢描绘那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高峰体验，较重要的诗歌有《大自然与我们》《背影》《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等。这种天人合一的高峰体验在大部分汉族诗人那里都已经难得一见，但是对于倮伍拉且而言，它往往是生命的日常，是生命最华美的篇章。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则对韩规文化情有独钟，以生态诗歌的方式倡扬它。他曾说：“我希望用我的诗歌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个民族存在，让人们感受普米族独特的韩规文化。说到普米族的韩规文化，其实它与中国文化总的来说是相通一体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人们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普米族是自称‘木根’(天的子民)的民族，韩规文化讲求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7]韩规教的主旨是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相信万物有灵，特别注重祭天仪式，崇拜山神、龙潭神、树神，具有较为淳朴的生态意识。鲁若迪基的诗歌较充分地体现了普米族韩规文化的生态智慧，例如他的诗歌《斯布炯神山》《女山》描绘普米族人的山神崇拜。在诗歌《果流》中，鲁若迪基则生动地表达了万物有灵的诗意体验。果流是诗人的故乡，那里万物有灵，人神共居，是诗人的情感归宿地。至于他的诗歌《路遇》《时间的惩罚》《马蜂窝》等诗歌则把普米族人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呈现得优美动人。
何永飞是近年来崛起于诗坛的白族诗人，他的诗歌语言凝练，意象特异，风格凌厉，对白族人的生态智慧多有阐发。白族人的原始宗教和本主崇拜较为盛行，喜欢祭祀天神、五谷神、山神、水神、火神，具有较为鲜明的万物有灵论。何永飞在诗歌中对白族人的万物有灵论就有非常生动的描绘，例如诗歌《对神招供》甚至认为石头、河流、枯木、雪山、稻穗、花草、虫鱼、日月等都是神的化身，而人类是有愧于他们的，甚至是有罪的。他的诗歌《万物有灵》则写到万物都在互相转化，都是灵性的一种形式。正是坚信万物有灵，何永飞才会有《给一只蚂蚁下跪》《允许一条河发怒》等奇思妙想又合情合理的好诗。至于他的诗歌《虎王哀歌》则明显是对白族人老虎崇拜情结的一种表达，不过诗人要批判的是现代人砍伐森林、滥捕野生动物导致老虎远走他乡甚至灭绝的生态悲剧。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致力于创作生态诗歌，极大地拓展了生态诗歌的地理版图和文学疆域。他们有意展示本民族的生态智慧，赋予当代生态诗歌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也许在后现代语境中，要恢复他们憧憬的万物有灵论尚需时日，但这毕竟是给克服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基于民族文化的别致思路。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吉狄马加的生态诗歌，文化底蕴深厚，生态整体主义立场鲜明，艺术韵味悠长，堪称当代生态诗歌的力作。当这些少数民族生态诗人以本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加强着自身的民族认同感时，他们其实也在为构建更为宏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努力。
北岛曾说：“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8]61北岛的断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诗歌曾一度远离大地，远离大自然，被现代化浪潮、革命意识形态裹挟而去，丧失了中国诗歌应有的来自大地、来自大自然的泰然自若、悠然自得。但是如果全面考察四十余年来的当代生态诗歌，我们可以说中国诗歌正以另一种积极、勇敢、坚韧的姿态在恢复着与大地母亲、与大自然之间的血肉联系，再次出现了根须旺盛、枝叶壮硕、生机弥漫的种种迹象。当代生态诗歌通过积极的生态批判切中了当今时代最紧迫的生态危机，恢复了当代诗歌的现实感；
通过对地方感的重建、对地方的生态理想的呈现，当代生态诗歌则反抗了现代文明同质化、标准化的异化趋向，为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生态转向把握到了切实的脉搏；
至于重新接通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之后，当代生态诗歌促使中国诗歌回到了本民族的精神正道，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将持续地展示出绝佳的诗意魅力；
而少数民族生态诗人积极加入，则为当代生态诗歌输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血液，拓展了中国诗歌的文学版图。我们可以预言，当代生态诗歌必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必将在生态文明的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