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角度分析曹保平电影中的姓名隐喻
时间：2023-06-03 14:40: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昱［山东艺术学院，济南 250300］
姓名作为一种特殊符号，存在于各类电影作品中，它不仅是语言符号，同时也是具有特指意义和功能的标志。加入了创作者主观意识的姓名升华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形态，对于整部电影作品的完成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作为极具“编导一体”特色的导演之一，曹保平对剧作的要求很高，甚至在角色姓名上也极富巧思。在他的电影中，作为特殊符号的姓名元素被巧妙运用，并凝结着多层叙事意义，彰显着创作主旨。本文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曹保平电影中的姓名符号及其隐喻作用。
符号学是一种对符号和符号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人们普遍认为，符号学是由索绪尔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促成的。针对符号表意的过程，索绪尔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入手，将符号分为了两个部分：能指与所指。符号的意义产生于二者的结合，即表意。所谓能指是指由语言的基本单位音素构成，即一组具体的形成系统的语音构成，每个音素只有通过与其他元素的联系才能得以确定和存在，这些元素系统化地相互制约，简单来说就是符号的物质方面，所指就是能指自身所涵盖的意义。在电影中，所指意义便是通过能指直观展现给观众的。1964 年，克里斯蒂安·麦茨的长篇论文《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言语？》的发表，意味着电影符号学的正式问世，由此西方电影理论也进入了现代电影理论时期。麦茨认为电影是一个符号系统，影片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个符号系统创造出来的，于此首次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用于电影的研究中，通过对电影结构形式的分析，进一步深入发掘其外延与内涵。这里的外延是指电影符号的表象意义的转义、延伸，是由电影符号的表象所可能产生的观念、概念，而电影符号的内涵则是电影符号的影像和声音表象所具有的意义。由此可见，电影符号的意义，不仅限于它所再现之物，更是象征性的、隐喻性的表达，这为我们挖掘和解读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导演曹保平的创作过程中，姓名作为承载着特定的隐喻含义的客体，进一步成为象征符号，从而潜移默化地暗合创作者的观点，达到推进情节、暗示主题等作用。影片巧妙地设置姓名符号作为能指，借助独具一格的视听语言和叙述方式，在各不相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赋予了姓名表面含义背后的深刻内涵，使姓名在其电影中成为具有自身独特意义的象征符号。
姓名是人们在日常交往活动中用以区别不同个体，甚至是传递个体的个性信息和身份特征的主要符号。它在社会交际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个体的姓名都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区别，从中又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不同的社会个体、家族传统乃至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姓名作为一个整体是由概念、意义以及音素形式所构成，不同的姓名由不同的形式（能指）和不同的概念意义（所指）来实现。一个由几个字节构成的姓名看似简单，其中却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含义与象征寓意。在曹保平的电影中，貌似漫不经心的姓名符号却有着无处不在的多重隐喻，以此暗含人物的身份符码和个性特征，甚至通过姓名透露出关于他们最终命运归宿的潜在信息，从而潜移默化地推动叙事情节逐步发展，帮助自身完成表达主题思想的意图。以下将对《光荣的愤怒》《烈日灼心》和《狗十三》三部作品中的姓名符号进行分析，更为深刻全面地解读曹保平电影中的深层意义，完成从姓名符号的表意探究直达其隐性内涵的意图。
（一）“熊”意象下的伪善与凶残
电影《光荣的愤怒》讲述了云南黑井村新任村支书叶光荣与恶霸熊家四兄弟斗智斗勇的故事，其中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村霸四兄弟被导演冠以熊姓，这个罕见的姓氏使人对导演的意图了然于心。熊是食肉目熊科动物的通称，在受到威胁或遭遇危险时，暴躁易怒，打斗凶猛。熊的这一特性与霸道蛮横、鱼肉百姓的四兄弟巧妙地形成互文，颇具形象感和象征性。
以“熊”为姓直观刻画出熊家兄弟野蛮霸道的人物形象，又暗示了人性中的伪善与凶残。熊家是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命名，熊在貌似笨拙木讷迟缓的表象背后潜藏着的凶残和贪婪，不露声色地营构了一种心理压力。熊家四兄弟伪善的面具下隐藏着凶残的本质，有恃无恐地利用权势在村中为非作歹。熊老三是熊家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是黑井村的村干部；
熊老大是村中的治保主任；
熊老二是村中的会计；
熊老四是村中盐场的管事。这样，黑井村的管理权力与经济来源都掌握在熊家兄弟四人手中，表面来看他们是村中的致富典型人物，实则暗里操控着黑井村的大小事宜，再加上熊老三与镇上的领导来往密切，熊家兄弟的一举一动更是肆无忌惮。熊老三恶意撤掉了村民狗卵治保主任的头衔，并以强制呛水、恶搞放屁等手段对其当众戏弄、羞辱。熊老四诱奸了村民大旺的媳妇，大旺当场捉奸却敢怒不敢言，怒火中烧，无处发泄。熊老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在村民土瓜的小餐馆里赊账耍赖、恐吓欺辱。黑井村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涛汹涌，熊家兄弟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村民们无力抗衡，苦不堪言。曹保平选择用“熊”来命名兄弟四人的姓氏，其用意远不止步于生动刻画熊家兄弟的凶残与狠毒，更是借此将人性之丑恶展现得尽致淋漓，以期触发观众的深刻思考。
影片借助“熊”姓建立起食肉族群与草根人物的对立。导演摒弃了对村民群像的书写，而是着重刻画了狗卵、大旺、土瓜和水根这四个备受熊家欺凌的典型小人物，从四人的名字中可以联想到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对立。村民们终日苦不堪言，作为村支书的叶光荣看在眼里却苦于没有真正话语权而无可奈何。他一面迎合奉承着熊家，与他们打成一片，一面暗里用“上头指示”的谎言激发村民埋藏已久的怨气，团结大家组成“抓熊小分队”，共同反抗熊家势力。“抓熊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村民们所表现出的懦弱与惶恐，也从侧面反映了熊家四兄弟的欺压之久、迫害之深。影片中有一处细节极为有趣，狗卵在“抓熊计划”中被村支书叶光荣任命为第二路的总指挥，他得意洋洋地带领着一众村民抓获熊老大，却戏剧性地因经受不住一盆狗肉的诱惑反被一举抓获。影片在歌颂叶光荣平民式英雄的同时，在这个名为“狗卵”的小人物身上足见导演的讽刺意味的，他尤爱狗肉，其深层内涵就在于，在这个法制观念还未全面普及的农村，渺小个体长期受邪恶势力的欺压，企图推翻旧势力。
在影片《光荣的愤怒》中，曹保平导演敏锐地直击落后的乡村文明下如治保主任的种种顽疾，巧用“熊”姓这一符号，直言不讳地呈现熊家兄弟的凶残和贪婪，从而深刻探讨了人性之恶与人民生存现状的议题，形成了一种精刻的反思与警醒。
（二）“尾巴”意象下的爱与救赎
电影《烈日灼心》以小说《太阳黑子》为原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独到的改编，相较于小说，电影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在于弃婴“尾巴”的加入。“尾巴”这一符号表现了隐藏在姓名表象下的内在意蕴，寄予着父爱与救赎等寓意，且凝结了导演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层思考。
“尾巴”这一符号使她成为影片故事中人性、道德、伦理的象征，不仅推动着整体叙事的发展进程，且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影片的合理性和可观性。为了使人物讨喜且情节合理，导演匠心独运，巧妙加入了“尾巴”这一符号。从词语的表层解释来看“尾巴”是指某些动物身体末端突出的部分或者事物的残留部分。“尾巴”寓意着一种遗留，一种身份认同的缺失。电影中的小女孩“尾巴”的亲生母亲被辛小丰、杨自道和陈比觉间接害死，三人在案发现场仓皇逃窜之时选择带走并养育这名弃婴，“尾巴”成为一个见不得光的隐形人。影片对于“尾巴”镜头的展示极为少有，并未塑造一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然而“尾巴”这一姓名却贯穿整个故事始终，演化为一种符号化的意象。可见导演并未对“尾巴”进行一系列生动具体的生命性描绘，而仅是将其掌控在一种姓名意象的层面。这一姓名符号下承载着多重所指内涵，它是三人伦理道德与良知的外化，又是复杂人性不断挣扎的矛盾体。此外，就叙事层面来说，“尾巴”作为一种悬疑因素，虽脱离了影片的二元对立结构，却又融入情节关系之内，不断推动着伊谷春与辛小丰三人这场“猫鼠游戏”的旋转回环，同时也编织着复杂的人物情感与人物关系。正是因为“尾巴”的存在，伊谷春在怀疑与信任辛小丰之间来回游走，他一方面不断质疑和反复推断“尾巴”的身世之谜，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解与同情罪犯的感情旋涡，沦为了人情与法理重叠的符号。
“尾巴”包含着父爱与救赎双重内在意蕴，引发着关于人性善与恶、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深层探讨。小女孩“尾巴”完全可以说是这几个罪犯心底最后良知的外化和情感世界的寄托。没有“尾巴”的存在，辛小丰三人完全可以无比轻松地逃之夭夭，然而他们几次欲要一走了之，几次又被孩子困住脚步。毋庸置疑，正是“尾巴”唤醒了他们作为人的伦理道德与价值存在感，这种精神最深层的“生本能”使他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爱与被爱的欣喜、满足。恰如段奕宏的一段台词：“那么十恶不赦的三个人，阴影下还有这么一点光，如果说这三个人是死活人，唯一能让他们眼睛里放光的就是‘尾巴’，那也是人间最单纯的一种爱，就是孩子。”因此他们不顾一切地为了“尾巴”的手术费拼命挣钱，甚至为了给她一个轻松美好的将来不惜放弃生命，坦然伏法接受死亡。死亡早已超脱出其表层含义，成为一种解脱、一种救赎、一种深沉而伟大的爱。“尾巴”这一姓名意象使得三人罪孽深重的形象与这种人道主义的牺牲形成强烈反差，从而对应了影片一直探讨的复杂难辨、善恶纠葛的人性问题，以及由这些处于人性灰色地带的人所引发的关于人情与法理的思考。人是神性与动物性的结合，没有绝对概念的好人与坏人，伊谷春信任也同情着辛小丰，但最后也是他亲手将辛小丰正法，这一切都对应着他的那句“又讲人情，又冷酷无情”。于此导演对于人情与法理关系的答案不言而明：法律是人行为的最低标准，而一个人不管有着再高的道德标准，也依旧不能跨越法律的最低防线。这些真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道德挣扎与法理思考，正是导演所赋予影片的独特张力与思想深度之所在。
影片《烈日灼心》借助“尾巴”这一姓名符号，巧妙地联结了人物内心的道德感和负罪感，成为象征爱与救赎的所指内涵。曹保平保持着一贯对于现实社会的热切关注与冷静审视，深刻剖析着人性的善与恶、罪与罚，给予观众切实的震撼与情感的抚慰。
（三）“爱因斯坦”意象下的镜像映射与成长规训
影片《狗十三》将镜头聚焦于一个十三岁少女的青春成长史，既揭示了成长的残酷暴力本质，又对于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电影片名的英文翻译为“Einstein and Einstein”，表面来看是先后两只同样叫作“爱因斯坦”却性格不同的狗，然而结合《狗十三》的中文名，指的又是狗和十三岁的少女李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宠物狗“爱因斯坦”的所指内涵为李玩，人与狗的命运浑然一体，从而揭示了更深一层的自我“异化”与“规训”的成长内涵。
少女李玩与狗“爱因斯坦”构成典型的镜像映照关系，借狗的命运观照人物自身，从而映射了李玩自我认同的“异化”与妥协。在故事的开始，李玩的父亲强迫她放弃自己喜爱的物理兴趣小组而改为英语，并出于内心的补偿心理送了她一只狗。李玩本能地抗拒这只狗，在她看来这不过是父亲为了弥补自己内心亏欠不安的手段。于符号学的意义上说，这只狗作为“能指”而对应的“所指”内涵是父亲对于李玩爱的替换和补偿，然而对于父母离异、身份缺失的李玩来说，狗所指的替代性补偿显然是不够的。李玩与狗日渐相处，狗对人非常依赖却被人冷落，李玩仿佛透过它看到了自己在家庭中、成长中的相同处境，于是对狗产生了同病相怜的认同感。慢慢地李玩接受了这只狗，与它同吃同睡，亲近无比，并出于自己爱好物理学而给狗起名为“爱因斯坦”，足以可见此时的狗已然超脱其表面能指含义，成为李玩情感投射的特殊对象。她将“爱因斯坦”与自我连同起来，暗喻自我与狗命运的不谋而合。因此当“爱因斯坦”丢失后，李玩发了疯般不顾一切地四处找狗，与其说她在找狗，不如说她是在歇斯底里寻找丢失的自我。主体一生将经历多次镜像认同，成长则是一次次不断在“认同—误认”之间的螺旋式切换，而认同必然带来主体的异化。家里人甚至包括表姐都以“爱的名义”强迫李玩接纳并不是“爱因斯坦”的另一只狗，李玩拒不接受并激烈反抗，对此父亲却以近乎家暴的方式粗鲁地促使其接受，李玩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撕裂与否认，无奈接受了第二只“爱因斯坦”，最终这只“爱因斯坦”又因为吓哭了李玩的弟弟而被父亲送到了狗肉馆。对于李玩而言，成长是一点点扼杀掉理想的“自我”，一次次残酷地印证自己的“认同”都是“误认”。从疯狂找狗到无动于衷、从歇斯底里到顺从听话，李玩一步步在社会规则和男权话语体系下完成了身份建构，并在“自我异化”中逐渐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正如拉康所说：“主体以与自我有别的形象为中心，通过只能回归他者的形式，在自我疏离的道路上接受终生背负的想象性的自我。”这是李玩个人成长的悲剧，更是千千万万青少年普遍成长的悲剧。
“爱因斯坦”作为全片的一个线索，铺垫故事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李玩经历了丢狗、疯狂找狗到最终吃下狗肉，狗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能指表象，而是暗合着李玩在成人世界和世俗规则中被规训的过程。因此，规训有着多重而复杂的意义，它不仅仅意味着限制、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所谓的积极力量。正如父亲不顾李玩的个人意愿，在老师的支持和劝说下强行改掉她的兴趣小组；
全家人硬逼着李玩接受一只并不是“爱因斯坦”的狗，又不顾她的反对送走第二只狗；
张哥与父亲的饭局上李玩坦然吃下狗肉，并喝下了代表着成人世界的酒。李玩在“冷”“热”暴力交替的过程中逐渐沉默，其自我主体性在目光的聚焦与监视下渐渐萎缩直至消弭。她不仅是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等场所的被规训者，更是这些场所的所指内涵下传统家庭秩序、现代教育体系，以及社会话语制度的被规训者。这样的规训以中国式“爱的教育”的包装来传递，促使李玩成为家里人满意的既懂事听话又左右逢源的“大人”。而后来李玩英语取得不错成绩时向父亲报喜，甚至她再次看到“爱因斯坦”时的无动于衷，也恰恰证明她已经全然接受了这样的规训。影片中对于规训主题的表达并未局限于主人公李玩一人，在“爱因斯坦”、表姐、弟弟，甚至父亲身上无一不体现了被规训的命运。两只有着同样名字的“爱因斯坦”的性格和命运迥乎不同，第一只温顺听话、没有自我，寻求人类的爱抚和关注，完全接受了人类的规训，第二只却爱憎分明、毫不妥协，面对弟弟与父亲的拳打脚踢也依旧狂吠，也正是因为李玩看到它仿佛看到了挣扎困苦的自己，才选择接受第二只“爱因斯坦”；
表姐更像是一个被规训而不自知的孩子，最终她面对家里人而迟疑、失语，甚至选择成为指鹿为马行为的帮凶，都表明了她早已在成长过程中被潜移默化地规训；
父亲看似掌握着强势的权力话语权，实际上也没有逃脱被规训的命运，他一面运用暴力与爱抚对李玩进行着规训，一面也耳提面命地在家中接受爷爷、在外面接受上司的规训。在影片的最后，李玩沉默注视着在溜冰场学溜冰的弟弟而若有所思，实际就是在暗示弟弟终将重复自己所经历的成长规训之路，并最终形成与自己相似的身份建构。
影片《狗十三》巧妙地从两只“爱因斯坦”入手，折射出狗与狗之间、人与狗之间的镜像映照关系，以及一个普通女孩无声而残酷的主体性消弭和成长规训过程，从而引发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与拷问。
综上所述，在曹保平的电影中，符号化的姓名不仅完成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叙事情节发展的使命，而且又承载着多重所指内涵和文化寓意，巧妙暗合导演的创作主旨，对于影片的完整表达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曹保平的电影一贯秉承着好看、多义的特征，聚焦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顽疾以及极致状态下普通人的执着与坚守，延续着其对于人性细腻、精准又独到的解释，具有触及现实的独特意义与自成一派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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