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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蒙学的美育思想及其与非遗艺术的创新融合路径

    时间:2023-06-03 14:15: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张 蕊 郭 琳

    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涵养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童蒙养正”即是其中有关儿童教育理念的集中显现。总结其中所蕴含的美育思想,探索其与传统非遗艺术的融合路径,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新时代美育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均有着重要裨益。

    “蒙学”即童蒙之学,所谓“蒙”有开蒙、发蒙、启蒙、训蒙之义。该名称源于《易经》之《蒙》卦,其《象传》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高亨先生认为该卦象征将泉水冲破高山的压盖视作君子的美德,通过山水的对立与统一,寄寓了人的主体价值与精神力量。(参见《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78页)《蒙》卦所主张的“果行育德”的教育理念发轫于商周时期,成熟于汉唐之际,经由宋明时代得以社会化,遂使传统蒙学以德为据的核心价值得以广泛流布。

    《孟子·梁惠王上》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孔孟之道将仁义视作礼乐教育的目标,他们认为由于先天禀赋的差异,造成了君子与庶民在精神涵养上的先后之别,因此要求发挥士人先知先觉的表率作用,通过以庠序为主体的礼乐教化,实现社会风气的去恶扬善。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庠序、辟雍为核心的制度化的教学机构。周公制礼作乐,秉承“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烝民》)的教育理念,《周礼·地官》载“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
    以“六德”“六行”教士子,说明周公所倡导的礼乐教化已细化为“至德”“敏德”“孝德”及“智”“仁”“圣”“义”“忠”“和”的纲目。此后,孔子通过“以仁释礼”,他将主体的道德自觉(仁德)视为礼乐教化的内在本质。孔门后学孟子、荀子在此基础上,将儒家的教育理念围绕“明德诚意”“涵养成性”“教习成人”三个维度展开论证(张俊杰:《“六艺之学”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华夏文化》2018年第2期)。

    行至汉代,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蒙学教育进一步下移,形成了以“书馆”为中心的教育机制。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称:“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唐时期的蒙学多为童蒙识字类的课程,其目的在于为经学取士奠定基础。宋元明清时期,民间的书院逐渐兴起,遂使传统蒙学分化为官私二学并举的局面。《元史·选举志》载,“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不仅形成了以《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千字文》等一类的蒙学书籍,而且朱熹、吕祖谦、王阳明、王应麟等大儒分别撰著蒙学书籍,提升了蒙学书籍的文化品格。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修齐治平”、“忠孝仁义”为内涵的价值理念,逐渐成为百姓日用不知的文化心理,陶铸了传统中国的文化认同意识。

    综上所述,蒙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终始相随,道德培育始终是传统蒙学的核心诉求。但由于传统社会以识字、读经为主要形式的蒙学读物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单调乏味的刻板印象,其实这是由于传统蒙学与科举取士的过渡结合造成的教学模式的退化。《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一生希冀依据“礼乐”复兴周“道”,如果说“据于德”和“依于仁”是礼乐教化的目的的话,那么“游于艺”则是实现礼乐教化的具体途径。结合《泰伯》篇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知,他所提倡的礼乐教化乃是以“艺术”作为具体的实施路径的,具体而言包含“以艺为径”和“以时为序”两个方面。所谓“时序”即是天时,即将尊重天性、顺应自然视为实施教化的前提;
    而“艺径”即是上文所言的寓教于乐的具体形式。《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表记》:“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忠焉。”《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万事永赖,时乃功。”由此可知,夏商时期的中华先民已系统掌握天时一类的时令知识,并将此视为“天道”的象征,“地利”的前提和“人道”的保证。《中庸》所言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对于天行有时、彝伦休序的诉求。

    《礼记·王制》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说明顺应时序乃是传统礼乐教化的基本前提,更是传统蒙学尊重自然、顺应天性的内在表现。此外,《尚书·尧典》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周礼·大司乐》称:“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这说明礼乐教育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通过诗歌、舞蹈、音乐等综合型的艺术活动加以贯彻,通过寓教于乐(音乐之“乐”,包含乐舞、乐语、乐德)的方式,使得国子的内在品格得以培育。此外,孔子称以“舞雩”明志,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徐干称“艺者,心之使也,仁之声,义之象也。”朱熹指出:“盖理义以养其心,声音以养其耳,采色以养其目,舞蹈降登疾续俯仰以养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其所以养之具,可谓备至而矣。”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传统的蒙学教育并非是枯燥的道德说教。传统蒙学教育是通过乐歌、乐言、乐舞、乐曲多位一体的综合型的艺术活动来实现的,“寓教于乐”正是传统蒙学的内在本质。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响彻时代的号角。在此背景下,传统蒙学美育思想的现代转化必须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找到与现代儿童美育教育理念、方法相结合的具体契合点;
    二是必须依托各地的传统艺术文化,实现蒙学美育教育理念与传统艺术实践的有机统一。

    传统蒙学虽然已经凝练出“游于艺”的教育主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关于儿童认知能力、认知方式的判断,缺少相应的科学分析,因此必须借助现代教育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前沿成果,惟此方可找到“游于艺”的科学依据。前文已述,“游于艺”特指以艺术为主导的游戏活动。众所周知,游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与成年人将游戏视作休闲方式不同,幼儿阶段(3—6岁)的游戏并非单纯地作为休闲、娱乐的定位,而是具有承担认知能力的意涵在其中。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分析,幼儿阶段的孩子在认知能力上处在“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thought),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感知运动的活动乃是相应的概念或直觉的共同来源。(《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他认为婴儿的认识能力始于对外界的感知活动,以及环境在儿童大脑中所形成的“心灵图式”。此后,进入幼儿期(3—6岁),该阶段的孩童主要通过语言、模仿、详细、符号游戏和符号绘画来发展符号化的表征图式。(《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7—37页)概言之,幼儿阶段的认知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例如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现象:发现妈妈的纱巾,儿童就会开始轻歌曼舞(舞蹈艺术);
    拿到树枝,他们就会在沙堆中创作涂鸦(绘画艺术);
    握住陶泥,他们会经过不经意的揉捏,创造出生活经验带来的各类几何图案(建筑艺术);
    他们还会给几个布娃娃取名字,组织和上演着“我演爸爸你演妈妈”的场景(戏剧艺术)。诸如此类的活动在3-6岁儿童身上数不胜数,在这类游戏活动中,儿童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大胆想象,积极地表达着自己的内心感受。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也是他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认为游戏是幼儿内在本质的外部表现,是发展幼儿自主性最好的活动形式。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在幼年时,游戏在儿童身心的发展上比学习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现实生活是游戏内容的源泉,游戏具有社会性的特征。通过游戏活动,儿童逐渐打破了封闭的“自我”,与开放的“世界”产生有机联系,游艺活动为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美感距离”,使其能够在轻松愉悦、安全可控的游戏活动中获得身心愉悦的情绪体验。陈鹤琴先生指出:“游戏从教育方面来说是儿童的优良教师,他从游戏中认识环境,了解物性,他从游戏活动中强健身体,活泼动作,他从游戏中锻炼思想,学习做人。游戏实是儿童的良师。”(《儿童游戏新法》,上海儿童书店,1936年,第36页)可见在游戏活动中,儿童通过感知、探索、联想,实现了对生活经验的抽象,一方面,大量的游戏体验使得他们的手、脑及肢体更加灵活;
    另一方面,通过沉浸式的游戏体验,他们对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可以说,创造性的游艺活动,能够增进孩童对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的感知,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虽然西方现代教育学、认知心理学对于儿童认知能力、认知方式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在相关的儿童艺术教育方面形成了具有相当实践意义的典范,如“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柯达伊音乐教学法”“铃木音乐教学法”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儿童艺术教育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作为生命个体的儿童,一定是属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必然受到所属时代、地域、民族等相应文化的洗礼与影响。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深刻影响着儿童对世界构成的认知方式”,维果斯基认为“所有较高级的认知过程的建立源于与社会的相互接触。通过参与更成熟的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儿童逐渐掌握了这些活动,并以在其文化中有意义的方式思维。”因此,在儿童美育活动的探索中,就不能仅仅以“他山之石”作为唯一的守则,而是应该结合自身的国情、地情,建构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点的儿童美育教学体系。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重视德育对于价值塑造的先导作用,另一方面要结合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艺术,打造相应的儿童美育课程体系。

    仅以陕西省的国家级非遗艺术为例,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八百里秦川孕育了底蕴深厚、精彩纷呈的非遗美术。截止2020年,已有30余项民间美术入选了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了泥塑、面塑、木刻、石刻、刺绣、布染、剪纸、绘画等多种形态。传统非遗艺术在艺术审美上具有“实践美”“生态美”“乡土美”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张俊杰、屈健:《非遗美术与西部美育的协同创新 ——以关中地区的国家级非遗美术为中心》,《美术研究》2021年第5期)如何实现传统艺术向儿童美育课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新时代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围绕非遗艺术的艺术形式、美感特征、游艺方式展开分组协同攻关,经过3年左右的探索。目前形成了具有如下特色的教学体系:

    (一)以德为据:坚守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前文已述,德化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在蒙学方面形成了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等为特色的蒙学读物,凝练成了“中和位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教育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读物亦夹带了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不符合今日价值理念的封建伦常思想,对此我们需要加以申辨和剔除。陈鹤琴先生指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陈先生强调中国儿童教育不能将人视作工具性、抽象性的人,而是必须注意个人所从属的社会性、民族性、现代性等相关问题。

    因此,“据徳”即是课程实践的起点,幼儿园非遗艺术美育课程的实践并不是要培养非遗艺术技艺的传承人,而是培养具有中国审美,走中国道路,兼具世界眼光,向往美好生活的未来建设者。传统蒙学读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教育经验的总结,不仅帮助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建构起了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念,而且对于行为规范、涵养道德提供了诸多学理阐释和实践经验。美育教育目标的制定、内容的选择、价值取向都不能脱离“以徳为据”的核心精神文化诉求,所以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重新审视传统蒙学读本中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内容,吸取传统蒙学教育理念的精华,以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二)以时为序:遵循自然节律的教育内容。

    以时为序就是将四季的自然轮转,作为儿童美育活动体系的导引。儿童的学习其实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周围环境活动的过程,是其主动探索周围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物质世界的过程,课程安排以时间为线索,根据季节的交替,气候环境、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设置适宜的内容。孩子通过亲身体验,去模仿、感知、探究,“在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

    近年来我们通过以“在自然中自然的成长”的理念开展美育教育探索,即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开展了系列的儿童美育课程探索。众所周知,“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反映了地球时空运动,寒暑季节的变化。我们跟随节气时序,设计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大板块的艺术主题,通过美术、音乐、诗歌、戏剧等艺术活动,使孩子们感知斗转星移间的时空变化,体验传统文化的特色魅力,形成了对于气候变迁、饮食服食、农谚歌谣、民俗礼仪、诗歌词赋直接的美感记忆。

    (三) 以艺为径:开拓具有传统特色的儿童游艺活动

    以艺为径,就是要依托传统的非遗艺术及其他经典的艺术作品,设计符合儿童认知能力的课程案例。对此,我们主要将“五大领域”(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课程模块作为前提,通过将陕西非遗艺术门类的细化(如美术类、音乐类、戏曲类、工艺类等)、艺术要素的提取(色彩、材料、操作流程、表现方式等),由此实现“五大领域”课程与陕西非遗艺术的有机结合。再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以时序流转为导引、以认知目标为依据,渐进式地生成具有陕西地域特色的美育主题,逐渐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特色的美育课程体系。在集体教学活动、区域活动、生活活动、户外活动、游戏活动等活动中充分让儿童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感知与体验非遗艺术,内化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支持、帮助、鼓励、激发儿童用艺术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非遗艺术、对传统文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从而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总之,以艺术教育为切入点,就是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尊重儿童的亲身体验和感知,支持儿童的创作与表现,鼓励儿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具有中国文化烙印的审美能力。

    新时代美育教育的号角已经吹响,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体系必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因此“以德为据”、“以时为序”和“以艺为径”符合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特征的儿童美育的基本要求。我们相信,通过对上述课程案例的持续推进,一定能够丰富相关的儿童美育成果,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既定目标,为中华美育的现代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区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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