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知名能源智库运行机制研究*

■黄珂敏 曲建升,3

1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3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兰州 730000

经济发展，能源先行。能源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国际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对能源科技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当前，世界各国采取多元有效的方式，不断调整能源科技发展战略。而能源智库以重大能源战略问题为导向，为能源领域科技创新与发展提供科技管理与战略决策，在能源科技发展中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为应对不断重塑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实现“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1]，国家有必要组织高端人才力量，提高能源智库的建设水平，为我国谋求一个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研究和借鉴世界大国的知名能源智库的建设经验对我国能源智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外学者已对部分顶尖或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环境领域智库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运行机制与影响力，并对我国环境与资源智库的建设建言献策，但是鲜有研究较为全面地囊括能源领域的多家国外智库。本文聚焦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对标分析其运行机制与发展现状，提炼出知名能源智库在科技管理与决策中的主要特征，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提出关于中国特色新型能源智库建设的建议。

随着国际社会对能源环境问题关注的重点不断深化，智库的研究领域逐步由环境安全向能源和资源安全延伸。知名能源智库是专门为国际社会领先的能源与资源政策机构而设立的，在能源开发、生产和分配等问题上提供卓越的创新研究与战略分析，以应对能源环境领域的挑战，提高相关国家的整体生活质量[2]。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2021 年1 月发布的《2020 全球智库报告》，全球有219 家能源与资源政策类智库（energy and resource policy think tanks，以下简称“能源智库”）参评，其排名彰显着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从排名靠前的能源智库可知，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掌握着国际话语权，这与其能源智库的顶尖水平与有效的咨政功能息息相关。此外，据调查，国际能源署、英国石油公司、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也在本国或全球能源咨政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将表1 中的能源智库作为国际知名能源智库，其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属于综合性智库机构，本文仅涉及其对能源政策与战略的研究与部署。这些智库的研究领域反映出能源战略研究涉及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经济学、政治学、外交等多学科领域，呈现综合化发展趋势。下面对国外知名能源智库进行概括介绍与对比分析。

表1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列表Table 1 List of foreign classic energy think tanks

2.1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的发展历程

现代智库起源于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美国智库参与的《银行法》《产业复兴法》等新政的实施[3]，美国开始加大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促进美国现代智库机构的发展，知名综合性智库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就诞生于此背景之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能源与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美国陆续成立新型能源智库以应对国际能源问题。1952 年，美国总统委员会授权成立了未来资源研究所（RFF），其主要负责研究能源应用及其对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影响[4]。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美国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EEPR）与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EIA）相继成立，经过数年历练从美国众多能源智库中脱颖而出。1966 年，为从国民经济的整体角度开展能源研究，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诞生，通过不断向国家及世界提供能源建设方案，逐渐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能源研究所。国际能源署（IEA）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应对石油危机设立的，其提供权威的数据统计分析与政策建议，逐渐成为全球能源对话的核心。作为世界领先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之一，英国石油公司（BP）成立于二十世纪初，掌握着全球能源市场的最新数据，为全球能源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宏观指导。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OIES）与韩国能源经济研究所（KEEI）诞生时间较晚，但前者在2020 年的全球能源智库排名中跃升至榜首，通过产生高质量、独立的智库成果，发布关于生产、消费、市场、政策和能源监管等的全球热点能源问题，已成为享誉世界的自主能源研究智库。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发展时间轴见图1。

图1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发展时间轴Figure 1 Time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lassic energy think tanks

2.2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的运行机制

综合智库作用机制、政策与国际影响力、成果传播途径等运行机制来看，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具有向独立客观化、综合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图2 整体性和系统性地概括了国外知名能源智库的运行机制。智库的运作始于对外部需求的应对，止于利用智库产品与活动服务于外部主体、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外部需求的变化将调动需求驱动机制发挥作用，刺激内部组织的有机调整，通过制度支撑机制产出高质量的多元化能源智库成果，利用价值实现机制传播成果，推动能源智库在本国或全球的能源治理中发挥作用，进而作用于外部环境、影响外部需求，完成能源智库的使命。能源智库与外部环境形成相互影响与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了智库作用机制循环链，推动智库增强其领域、政策、社会与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能源治理与能源科技发展中争夺话语权。

图2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运行机制Figure 2 Operating mechanism of foreign classic energy think tanks

2.2.1 需求驱动机制：智库核心议题 为应对国际能源形势的新变化，国外知名能源智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逐渐将加快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拥有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等目标作为主要需求。能源智库围绕外部需求开展一系列的相关研究，科技文献的研究主题能够有效地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在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检索知名能源智库的论文产出，由于部分知名智库隶属于高校，不能从所属机构字段精确缩小范围，为了减小误差，本文检索分三大步骤：一是通过所属机构索引检索RFF 与KEEI 的论文，得到2,355条数据；
二是针对无法明确定位的智库，利用所属高校作为机构检索词，参考上一步的学科类别进行学科限定，包括环境科学、能源燃料、气象大气科学、区域研究、环境研究、水资源等，得到41,263 条数据；
三是将去重、机构合并处理后的2,955 篇高被引论文作为数据源导入VOSviewer工具，得到关键词共现情况，如图3 所示。知名能源智库以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经济、政策监管、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技术、碳排放以及环境保护为主要议题。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建设密不可分，形成能源战略研究的有机整体。出现频次最高的议题是气候变化，这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也是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已成为时下全球能源与环境建设的核心议题。知名能源智库在技术赋能能源发展方面领先开展研究应用。例如，BP 在能源互联网领域的研究独树一帜，在智能油田、未来油田等数字化技术实践上卓有成效，引领未来能源业的新态势。目前，元宇宙概念不断渗透进各学科领域，也为能源领域带来了新机遇与挑战。元宇宙这一愿景的实现依赖3D、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可再生新能源则有助于减少元宇宙的碳足迹，双碳目标将赋予互联网能源生态链新的定义与任务。未来能源将不断扩展内涵与应用边界，区块链驱动的新能源经济将加快建立，向着新能源元宇宙迈进。

图3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成果主要议题Figure 3 Main subjects of foreign classic energy think tanks

2.2.2 制度支撑机制：智库内部组织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以完善的资金筹集、人才建设、产品监管与活动组织制度支撑智库研究。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知名能源智库的资金来源呈现多源化趋势，普遍来自政府机关、企业与协会、基金会等，为能源智库的运作提供基础条件支持，如表2 所示。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智库从政府资助的传统集资方式转向由企业、基金会、外国政府、个人或党派捐助[5]。韩国的KEEI 因其隶属于政府，资金来自中央拨款，但该智库正努力从政府控制和中央规划制度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变[6]。在人才建设与交流方面，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拥有交叉学科的顶尖人才，支持跨部门跨学科与跨院系合作，使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促进不同观点之间的思想碰撞。为了提高智库成果的影响力，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实行促进高质量成果产出的灵活式管理机制，美国大部分知名能源智库实行“旋转门”制度：一方面，引进退休官员到能源智库任职，例如，CSIS 邀请已退休的官员到智库参与能源政策的研究；
另一方面，将优秀人才推荐到政府相关部门任职，例如，RFF 的专家被要求在联邦政府任职，包括作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职员、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联邦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等[7]。该机制将知识与权力有效结合，已成为美国智库获得情报与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方式。丰富的活动形式是促进高质量成果产出的另一重要手段。国外知名能源智库严格把控能源报告、政策建议等成果的质量，跟踪能源政策的实施成效，不仅采取学术会议、研讨会等传统学术交流形式开展智库活动，还注重新兴媒体的发展，紧跟时代发展浪潮，采取短视频、直播等交流形式，有效地提高智库活动的多样性与参与度。

2.2.3 价值实现机制：智库影响途径 智库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是衡量智库水平的核心标准。国外知名能源智库通过交叉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其在能源领域发挥知识服务作用，利用多元化的智库成果提高政策影响力，采用多源的新兴传播渠道实现舆论引导、提高社会影响力，通过开放的国际交流与能源研究争夺国际能源治理话语权。能源智库的价值实现过程就是其智库成果发挥作用的过程，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拥有代表性的智库成果（见表3），对本国甚至全球的能源政策制定与能源治理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利用广泛的影响途径实现自身价值，不仅通过研究报告、论文对政策提出建议，还提供大量开源的政策分析数据库与能源工具，众多知名智库将定量化工具的研究与开发作为智库的必备方法之一[12]。例如，兰德公司的多学科在线数据库为研究者进行政策制定提供了大量事实、信息和数据支撑。大部分智库成果均可开放获取，提供了开放的信息资源创造平台，极大限度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透明度、可持续性与协作性，为发现和传播真理、推动开放合作创新、辅助政策制定提供有效保障。此外，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决定了其国际竞争力，知名能源智库均将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智库建设的重要手段。其主要通过与他国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访问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进行国际交流，例如，CEEPR 通过与世界各国政府与行业伙伴的合作[13]，不断提高其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知名能源智库所在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普遍采用多渠道手段传播其学术成果（见表4），拥有较为完善且开放的智库网站与社交媒体的传播体系，重视新兴技术在能源开源情报中的应用。美、英两国的知名能源智库则是智库新兴媒体建设的典范，拥有活跃的社交媒体，特别是CSIS 和兰德公司，其多方社交媒体均具有十万级粉丝量，这些智库通过Twitter 和Youtube等平台传播能源智库观点，有效地提高了其能源成果的宣传能力与影响力。OIES 和EPRG 分别隶属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借助大学社媒的高流量发布能源政策观点。RFF、CSIS、兰德公司和OIES 在其官方网站上开放了播客电台栏目[14-17]，通过每周采访专家关于气候变化、能源生态系统等领域的观点，以播客形式对能源发展态势与政策战略进行社会推广。日、韩两国的智库通常直接与政府对接，从而影响政策决策，较少借助公众或媒体，对外发声的效果明显弱于欧美系智库。

表4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新媒体建设对比Table 4 Comparison of new media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classic energy think tanks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基本属于综合性智库，研究范围涉及能源与其相关领域的广泛问题，超过半数的智库是以能源与经济交叉方向作为研究重点的。本文从多方面对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展开了广泛研究与分析，提炼出知名能源智库的先进经验。

3.1 紧跟能源趋势，价值导向独立与客观化

为保证智库的社会与国际影响力，国外知名能源智库紧跟能源的发展趋势，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经济、新能源技术等前沿研究，实现能源新经济的裂变与聚合效应。同时，其重视对研究成果质量的把控，将质量控制嵌入从能源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跟踪评估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方面，国外知名能源智库顺应开放科学的浪潮，重视能源数据工具、模型的构建与开放共享，例如，IEEJ 构建的能源数据和建模中心、EIA 提供的开放能源数据与工具等，均为能源数据基础开发、能源计量分析与研究提供了基础保障，以更加合理的科学资源配置促进科学研究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强调能源智库价值导向的独立与客观性[26]。智库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与客观性，唯有足够独立与客观的智库成果，才能对能源格局与挑战做出客观、全面、深层的分析，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这里的“独立性”并非经济上独立，而是知识上的客观与独立。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无不标榜“独立的非营利”的发展理念，将独立与客观性作为智库获得公信力的根本保障，并将其融入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中。例如，RFF 已将“独立”作为五个核心价值观之一[27]，向资助者公开承诺“进行有影响力、公正、独立的研究与政策分析”；
OIES 将自身定位为“世界领先的独立自主能源研究机构”；
EPRG 在战略优势中提及研究的独立性。

3.2 嵌入政治制度，资金渠道广泛与多源化

国外知名能源智库在运作中易受到政治权利的干预与影响，通常采用董事会的管理机制，根据不同的国家政治体系与文化特点，制定符合国情的智库管理制度，也称为政治嵌入式制度，其政治权力深植于政策决策者与其专业顾问之间的交互行为中[28]。九大知名能源智库普遍拥有扁平化的组织框架，打破纵向等级的界限，强化职能部门间的横向交流，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保证智库研究空间与质量。其中，CSIS 充分利用“旋转门”机制，在2021 年上台的拜登政府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均来自CSIS，美国两党轮流执政、选举制、权力配置等制度为该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由于英国和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两国智库受党派的影响较深，即使是具有较强政治倾向的智库，依然严正声明其智库的独立性。英国通过多源的资金渠道来力保智库研究的独立与公正性；
日本则在政府决策前常会以“咨询会”“审议会”等形式展开智库研究论证，如IEEJ 的亚太能源研究中心设立咨询委员会，就高级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和拟议的研究提供专业性意见[29]。韩国因其中央集权体制，智库通常隶属于政府，KEEI 是由政府组建的一家智库机构。

对于能源智库而言，资金筹措方式、能力以及运行方式十分重要，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普遍具有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美国的4 家智库均具有多元化的复合融资能力，包括政府资助、企业外包、基金会捐赠、社会委托、财团支持、会员会费或者别国政府资助。日本与英国的知名能源智库的资金来源以政府或政党为主，此外，OIES 也接受BP、CME集团等企业的资金支持[10]。韩国的KEEI 由于其隶属于政府，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拨款。总体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知名能源智库拥有多源且充足的资金支持，为其政策研究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3.3 汇聚高端人才，国际合作创新与开放化

在国外知名能源智库中，核心研究人员均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通常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能源领域起着“领头羊”与“风向标”的作用。知名智库面向全球招募高级研究人才，通过引进具有顶尖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专家学者，打造人才培养的“蓄水池”。目前，学科发展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能源研究受社会经济影响，又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知名能源智库重视交叉学科的能源问题，将能源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如能源经济、能源政治、能源环境、国际关系等。KEEI 和OIES 的研究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经济、能源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其在开展政策战略研究时，倾向于聚集不同学科背景的领军人才，促使不同学科思想与方法碰撞，从而迸发出新思想、新方法。

随着能源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能源互联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载体，而能源问题的研究需要全球视野，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持续跟踪国际能源政治、经济与技术发展态势，从两个方面开放国际研究与交流。一方面，成立国际能源研究项目组或机构，以跟踪全球能源发展动态。例如，英国的OIES 于2019 年启动中国能源研究计划，旨在深入了解中国能源政策及其全球能源市场，围绕宏观规划、能源转型、能源短期发展等主题与中国的主要研究人员紧密合作；
美国的RFF 与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合作组建了欧洲经济和环境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on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EIEE），致力于欧洲的能源政策研究；
CSIS 将世界重要战略地区状况作为三大研究领域之一；
IEEJ 设立了中东研究中心和亚太能源研究中心，以跟踪国际能源动向。另一方面，开放国际交流，拓展海外市场。例如，KEEI 定期举办政策论坛、国际能源研讨会和产学研联合会议，以吸收各国能源专家的意见。

3.4 加快技术赋能，成果传播多元与数字化

新的时代背景赋予智库新的要求，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发展，智库不仅是政策制定的外脑，还肩负着传播智库成果、提高社会影响力的重担。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新媒体已然成为智库信息传播的新途径，推动着政策的舆论引导与社会影响力的提高。国外知名能源智库拥有众多的成果传播渠道。一是开放发布政策报告，出版大量的政策研究报告、专著和期刊等，作为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的参考出版物，在正式学术平台发布的智库成果主要受众为领域学者。同时，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培训班向政府和大众传播智库观点。二是在主流媒体上接收采访或发表评论，如RFF 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等官媒发表能源观点，使智库理念得以在全社会甚至全球推广。三是重视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新媒体建设，拥有完善的智库网站与社交媒体的传播体系。以美、英两国的知名能源智库为例，其官网整合了智库专家对各类环境问题的采访与评论，开放播客电台、短视频等新兴栏目，就水资源、清洁能源、能源供需、气候变化、低碳等领域展开讨论，并且重视Facebook、Twitter 等大众社交媒体的建设以壮大自身的媒介阵地，拥有较高的社会与国际影响力。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化，当前世界已进入技术赋能时代，元宇宙技术将赋予能源智库开放的交流与传播环境，有望成为能源建设发展、智库成果传播与机构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媒介。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与生产国，逐渐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全球能源治理规则的执行者向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决策者的转变，但是相较发达国家的能源治理水平，我国的能源智库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对能源问题的研究能力较为薄弱。随着2014 年党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倡议的提出，全国掀起了建设新型智库的浪潮，大批能源智库不断涌现，包括新设立或转型增扩的高端智库，目前我国的智库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是却鲜有具有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能源智库。国内的能源智库主要有3 种类型：一是政府与国企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等；
二是能源行业学会，包括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等；
三是高校与机构能源智库，例如，进入全球能源智库榜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的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石油大学的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等。

总体来看，我国能源智库以官方研究机构为主，其掌握较多的研究资源，但仍存在诸多缺陷。一是能源智库未形成足够规范化的成果质量控制体系，其独立性与客观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交叉学科的融合碰撞匮乏，难以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当前国内能源智库存在学科单一、人才影响力不足等问题，而新思想、新方法往往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高端人才进行思想碰撞而产生。三是能源智库的社会与国际影响力较为薄弱。我国大部分能源智库尚未形成完善的成果传播体系，难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引导。

我国具有先进、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为能源智库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的指示，我国能源智库的建设必须适应国内外智库环境变化，面向能源新问题与新挑战，彰显国情特色。针对我国能源智库建设的现存问题，借鉴国外知名能源智库的先进经验，本文对中国特色新型能源智库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4.1 健全质量控制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质量审查应该嵌入智库成果从产生到实施的全过程，以打通机制性梗阻，实现政策性创新。首先，确保智库成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是质量控制的前提。我国对能源建设的投入以万亿计数，这就亟需保证能源智库所提的决策建议的有效性，其有效性是建立在独立、客观与公正的基础之上。其次，统一高质量智库成果的标准是质量保证的根本。我国应加快统一高质量能源智库成果标准，完善能源智库成果的评价体系。鼓励能源智库根据自身研究定位，制定各智库的质量标准控制方案，成立专门的质量控制委员会，加强对智库质量的监管。同时，鼓励能源智库建立能源数据库、案例库等为决策部门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最后，跟踪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是质量提升的核心，现有能源智库常常以政策的前端建议为主，缺乏对政策实施成果的监测。一方面，我国应鼓励能源智库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以长远的视角全面考虑政策实施可能出现的状况，预测实施结果，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形成系统性的敏捷能源智库方案。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智库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以政府和企业为主，而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是知名能源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我国能源智库应拓宽资金筹集途径，在完善政府拨款机制的基础上，鼓励能源研究基金会的创立与发展，开放企业与个人捐赠通道，鼓励智库增设会员会费筹资方式。例如，新能源企业可以成立新能源基金会，将各企业集齐的资金用于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4.2 构建中式“旋转门”，打造“创新引擎”型能源智库

在能源智库建设方面，我国应为“交叉学科思想碰撞”创造条件，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努力汇聚高素质的能源领域交叉学科人才，构建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从而形成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构建开放、融合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创新智库，打造高端智库驱动型的能源产业创新孵化平台，加快能源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进一步发挥新型能源智库的“创新引擎”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人才引进。我国应加大对人才引进的资金投入，合理提高人才待遇，针对不同学术影响力的智库人才制定不同的待遇标准，开放国门，努力吸引全球能源情报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二是人才流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4 月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阐明人才流动需要打破体制的界限，实现人才在政府、企业与智库间的有序流动。我国不应照搬美式“旋转门”机制，而要结合自身国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例如，建立政学两界人才的周期性轮换机制，聘请退休的政府高官或企业高管到相关的环境智库任职，在与环境战略政策关联性较大的政府部门设置“旋转门”试点，鼓励智库专家到基层或机关单位挂职锻炼，整合产学研资源，促进政府、智库与企业间人才流动的良性循环，推动智库知识流动的螺旋式上升。三是人才培养。对于高校与机构类的能源智库来说，其人才培养机制较为成熟，拥有硕博学位授予点，但是如何将智库类人才培养与一般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区分尚需进一步探讨，建议争取通过挂职锻炼、项目培养等方式推进学术型人才向智库型人才转型。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下，智库情报人才应提高数据分析与挖掘的技术水平。培养单位可通过增设大数据课程系统性地培养更多综合性情报技术人才。其他类型的能源智库鲜有针对人才培养的战略部署，受机构体制的限制，该类智库可以与其他拥有学位点的能源类知名高校联合培养，整合多方资源和优势，不断储备智库型人才。

4.3 丰富成果传播途径，新兴技术嵌入能源情报工作全流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策过程力求科学性与民主性，这就需要智库重视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充分考虑民意，以保障公众话语权，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特别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能源领域，应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构建社会与能源智库交流的桥梁，将5G、云计算等技术有机嵌入能源智库情报工作的全链条中，拓展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提高公众对能源智库成果的认知水平，增强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在情报研究前端，创建全球能源及相关领域决策的开放沉浸式创新社区，多渠道开放公众参与，创造国内能源领域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加强与国际顶尖能源智库的交流合作，举办能源发展论坛、能源峰会等重大活动，促进能源智库成果的学术交流与传播；
在情报研究中端，重视开源技术在能源情报处理与决策过程的应用，实现能源数据与技术工具的开放获取，并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高开源情报的获取与处理能力，高效优化能源智库情报工作；
在情报研究后端，顺应新兴媒体的发展趋势，完善能源智库的开放网站建设，打造自身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品牌。例如，在官网上及时更新可公开的智库产品，整合并发布智库成员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观点，创建智库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高流量新媒体账号，有针对性地传播能源智库成果。目前，短视频已成为新媒体中的潜力股，在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也让“知识普惠”的愿景逐渐得以实现，利用视听形式可以更生动且有效地向公众传播智库成果。未来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不断进步，能源智库情报研究与成果传播的途径也将迭代改进，逐渐实现共享性、实时性、交互性和创新性的能源智库元宇宙。

4.4 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争夺国际能源话语权

新形势下，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逐渐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在新兴的能源领域更是如此。首先，新时代的能源治理不仅局限于石油安全，还覆盖天然气、电力、环境等多个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回归能源的商品属性，包括逐步放开原油进口、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等措施，因此，我国能源智库应综合发展能源治理与能源经济等多项议题，提高智库的多元化能源研究与技术研发水平，为其在国际能源领域中发声奠定实力基础。其次，我国应当加强与全球或区域层面的国际能源智库合作，利用国际性、专业性与多边机制来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的新秩序，例如，我国能源智库可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的能源物联网，以提升全球能源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最后，能源智库应加强对全球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能源市场行为模式与策略的调整，我国能源智库应充分结合自身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角色定位，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再调整与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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