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盐运使的人事嬗递研究——以文官迁转为中心

杨 立

(铜陵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清代盐运使，从三品外官大员，但在清代职官研究中所受关注很少，对其人事嬗递的专门探讨则更是空白。①清制，盐运使升迁按察使，而道员、知府升迁盐运使，它实为承接地方中、高层文官迁转之重要官职，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清代山东盐运使管理山东全省及河南商丘等九州县，还包括江南徐州、宿州等六州县盐务，是盐区负责食盐生产、运输及销售等事务的主管官员，也是省内仅次于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司道大员，相关信息见表1。

表1 清代山东盐运使人事信息表 人

资料来源：
1.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清代传记丛刊》(周骏富辑，明文书局，1985年)。4.《清代缙绅录集成》(清华大学编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5.《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来新夏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6.《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7.《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8.《清史稿》(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9.《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中华书局，1980年)。10.《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此外，通过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全文检索系统”对《清实录》中山东盐运使任职信息的检索，利用“档案目录查询系统”对军机处、内阁、硃批奏折中涉及山东盐运使迁调的信息查询。

通过对宣统《山东通志》所列山东盐运使的人事信息的整理，②并订补其中漏载和错讹之处，得出自顺治二年(1645)王显祚首任，至宣统三年(1911)方硕辅去职，有清一代实授山东盐运使107任100人(含未赴任9人)。

清代山东盐运使的任用首先显示出偏向旗人、首崇满洲的特点。100位实任盐运使中，旗籍有30人，其中满洲20人(含蒙古2人)。清室以八旗定鼎中原，理国施政无不倾向旗人，用人向有满汉畛域，此处亦可见。其次，功名出身呈现为正、异途并存，又以正途为主，科甲略占优势的特点。历任山东盐运使的出身，有庶吉士17人，进士24人，举人12人，正途贡、监生6人， 荫生8人，即科甲出身者超过半数，正途出身者达67%，这与清代文官出身的结构特点大体一致。③第三，从盐运使的迁入和迁出官职来看，知府(30人)和道员(49人)是迁入盐运使的主要来源，而盐运使主要升迁官职是按察使(26人)。

仕途迁转是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有多种因素在其间发挥作用。功名对入仕影响较大，但入仕后的迁转并非全看功名，家世、财富、职任作为以及上官赏识等也会对仕途进展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

(1)功名出身与迁转的关系。功名出身与迁转线路、升迁速度及递补实缺均有相当关联。这里以山东盐运使中的翰林(庶吉士)、进士出身者作一比较。

翰林外转线路较进士简捷。庶吉士留馆之编修、检讨可直接外转府、道或改补科、道再外转。而分部进士以主事用，需经员外郎升至郎中才可以俸满截取或京察一等记名以府、道用，或由员外郎、郎中考选科、道再外转。

翰林的迁转速度更快。从入仕至山东盐运使，翰林平均用了19年时间，而分部进士平均用了21.5年。翰林院编修、检讨无缺额限制，庶吉士留馆即补实缺并计资俸，省去了候选补缺时间。如但明伦，嘉庆二十五年(1820)散馆授编修，改科、道，外转府、道，道光十五年(1835)升山东盐运使。[1]第3册，158若为鼎甲，则直接授职，如周开麟，道光三年探花，即授编修，改科、道，外转府、道，道光十六年升山东盐运使。[1]第3册，103-104而进士以主事用，补实缺后才可计俸升转。统计的11位分部进士，补主事缺平均用了10年以上，如卢定勋，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分户部，直到咸丰四年(1854)才补户部陕西司主事，同治三年(1864)升任山东盐运使，从通籍到迁转至盐运使共用了23年时间，补主事缺就耗时13年。[1]第3册，584-585

外用知县，翰林则有遇缺即补之优势。“庶吉士散馆用知县者，例压诸班，目为‘老虎班’。”[2]李梅宾，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雍正二年(1724)，以庶吉士改知县，即补四川剑州知州。[3]而进士补知县缺的平均候选时间是8.1年，④进士以知县即用亦需等若干年方能得缺，如李文耕，嘉庆七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嘉庆十四年补山东邹平知县。[4]若为进士归班铨选，掣用知县，其候缺时间更长，如王定柱，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归班选用知县，直到嘉庆六年才补缺。[1]第23册，663

(2)家世背景对仕途的推进。历朝自有选官用人之法，但家世背景对官员仕途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山东盐运使群体中出自官宦家庭的为数不少，颇有家世门第显赫者，如蒋赐棨祖蒋廷锡、父蒋溥皆为内阁大学士，锡祉祖英和、父奎照均为尚书，魏裔鲁之弟魏裔介、于易简之兄于敏中是内阁大学士，徐德裕祖徐乾学官至刑部尚书，等等。

祖、父的高官显秩可助其子弟以荫生资格入仕。山东盐运使中有8人以任子入官。联英的祖父穆克登额，官至礼部尚书，联英遂以一品荫生入仕为从五品户部员外郎。[1]第3册，325陈景亮之父陈若霖，历任封疆，官至刑部尚书。陈景亮以二品荫生入职为兵部主事。[1]第3册，241二品荫生的入仕起点与进士相当，但比起后者多年的苦读和场屋拼搏，荫生入仕要轻松得多。

祖、父辈有较高的科举功名，既可对子弟言传身教，形成读书入仕的教育养成氛围，又可延请名师指点晚辈举业。周开麒，祖周发春，举人，以内阁中书充补军机章京；
父周之桐，拔贡，外祖父陈步瀛，进士，官至贵州巡抚。家庭环境使得周开麒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母教之严，嘉庆二十四年举于乡，道光三年成进士，廷试一甲三名，授翰林院编修”[5]。司徒照之父司徒修，举人，曾任陕西平利知县，临近的洵阳县拔贡梁上雏教学有方，“司徒修闻其学，延教二子，照、煦俱入词垣”[6]。

官宦家庭的经济实力在官员的入仕及迁转中也可发挥物质推进作用。蒋赐棨和徐德裕两人的祖、父功名仕宦显赫，然二人出身仅为贡、监生。蒋赐棨“贡生捐知府，乾隆二十一年铨授云南楚雄知府”[7]；
徐德裕，监生，以候选州同用，但他捐通判，又加捐即用，不久即掣用云南曲靖府通判。[1]第14册，371通过捐职，他们可取得较高的入仕起点，且节省了候缺时间。

官宦家世不但可为子弟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和仕途上的物质资助，还可传授为官经验，培养他们的办事能力。如李渭“父兆龄,康熙中，官福建闽清知县,以廉能称……(渭)为政持大体,不吝出纳,不轻揭一官,驭吏严而不念旧过”[8]。司徒照在其父于陕西各地任知县时“随侍十余年，稔知秦中人民疾苦”[9]。李渭和司徒照历任地方官，汲取父辈的为官经验使他们在此后的仕途中受益匪浅，两人均官至布政使。

(3)职任有为和上官器重对仕途的影响。官员的仕途发展需要职任有为，宦绩突出，但上官的器重与赏识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纵观百位山东盐运使的履历，他们无论任职京、外，宦绩出色的不少。从考课看，有28人任部院司员时被保荐京察一等，其中锦格、福珠隆阿、陈景亮、桂亮、林述训、黄大鹤两次京察一等，英瑞更是三次京察一等。任职州、县和道、府时，大计卓异的有8人。⑤

宦绩斐然推进了他们的仕途迁转。李文耕“善捕盗,养捕役,终任,盗风屏息。课诸生,亲为指授,勉以为己之学,民呼李教官,又呼为李青天。巡抚琦善特荐之,宣宗夙知其名,即擢泰安知府”[8]卷478。黄大鹤 “调济南府，大鹤率属判决，持平繁狱，为之一清，寻以卓异升兖沂曹济道，未几，擢盐运使”[10]。

各部京察，率有尚书或管部大学士主政，侍郎参与末议而已，非尚书、管部意所属，侍郎不能争也。先内定，然后堂议。堂议之日，七堂或六堂皆南面坐，郎中以下皆堂外立，部胥持吏册，一一呼名入，一见即退出，谓之过堂，过堂既毕，尚书或管部执笔，故踌躇良久，顾诸堂曰“一等与某某，何如？”皆赞曰：“善。”则标名画诺，付部胥缮奏，相揖而散。[11]

外官卓异亦如此，如道光三十年大计，景霖任山东督粮道，山东巡抚以“该员端谨廉明、书生本色，保荐卓异”[1]第29册，5034。

京官之司员、小京官和外官道以下官缺除了吏部铨选外，有相当一部分官缺归部院堂官和直省督抚题补、调补和留补，他们对这些官缺较大的处置权。李梅宾为官所至，多有政绩，任四川剑州知州，“不携家人，暇辄巡行郊野，咨民疾苦，霭若家人。(川陕总督)岳钟琪以清官第一荐升成都同知，未及一年擢宁远知府”[12]。

若仅有治绩而无上官赏识，仕途不免艰涩。如名列清代循吏的李渭，“(雍正二年)出为湖南岳州知府,诏许密摺奏事。忤大吏,左迁武昌府同知”[8]。何泽传的仕途经历更能说明上官是否看重对仕途的重要性：

由廪贡入赀刑部为郎，为尚书诸城刘文正公统勋所知，荐堪知府，历知广西太平、平乐府，用卓异，擢分巡山东登莱青道。晋山东都转运使，权按察使。泽传以孤生来京师，无亲知故旧攀援之势，历官内、外，屹然中立，独受知君相，致位监司，人方擬开府建旄，行大用矣。属钦差盐政来巡视，故事，本使逍盐政金帛，取办商人。泽传曰：“我在此不用商人钱，今乃取以悦人邪？”竟无所遗，盐政憾而去，覆旨无好语，会巡抚亦不喜泽传，遂被劾，左迁顺德知府，寻引病归。[13]

在九品十八阶的文官等级中，从三品的盐运使已属中高层级，但它又似 “瓶颈”，进一步则为正三品按察使，大用可待，反之，则会沉浮于司道，升迁无期。清代百位实授山东盐运使中，除11位履历待考外，官至督、抚的有12位，官至布政使的有16位，官至按察使的有7位，内升京职的7位，调任其他盐运使和道员的11位，有2位分别改任总兵和御史，1位降补知府，其余33位盐运使因告病、告老、丁忧、终养、休致、卒于官及革职等事由未迁调。即有一半以上的山东盐运使此后得到了升调，说明此职的上升空间和晋升几率较为可观。

(1)任期、治绩与升迁无必然关联。官员迁擢一般以年劳为差，任期和治绩是官员迁调的常见依据。清代百位实授山东盐运使，除去未赴任9人外，平均任期2.9年，若计入他官署理、护理的时间，其平均任期则更短。实任盐运使中，任期6年及以上者6例，3年至6年者22例，而不足3年者达63例，换言之，有三分之二以上山东盐运使的任期尚未到三载考绩的时间。

任期6年以上的6位盐运使只有1人升迁了官职。任期3年至6年的有12人得到迁调，任期不足3年的有24人获得升迁。值得注意的是，任期1年以下的10人中却有9人升迁了官职。可见，山东盐运使的任期长短与其迁擢之间并未显现出高度的关联，至少在决定其升调的诸多因素中不居主导地位。

治绩卓劣与否与官职升调的关系亦不显著。山东盐运使任内有整顿盐务、恤商惠灶的李兴祖、王廷抡、罗鉁、杨宏俊、吴士功、胡宝琳、阿林保、李渭等人[14]，但也有任内无甚作为，却因收受程仪、节寿等陋规而被革职的文纶、王庭兰、何其兴、陈士枚、沈拱辰、韦德成。[15]

在集体生活中，学习成绩、人际关系、寝室关系、急性应激事件、评优评奖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使其出现心灰意冷、悲观失望、焦躁不安等情绪，家庭对这些事件的态度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情绪走向。

治绩较佳的吴士功、阿林保、李渭等人得到了升迁，但文纶、王庭兰和陈士枚也升迁为按察使，沈拱辰补放长芦盐政，他们是升迁之后才因任内问题被革职。以上诸人职任所为差异较大，各人迁调的原因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但至少可以说明治绩卓劣并不对官员升迁产生太大的影响。

(2)“简在帝心”是外官大员升迁之关键。清制，盐运使升按察使，而外官按察使及以上之布政使、巡抚、总督为开列具题缺，缺出，由吏部或军机处奉旨开列合例人员进呈，以供君主择选，官员是否“简在帝心”是升迁的关键。康熙帝曾言“朕并不认识,亦不知其办事如何,凭何升转? ”[16]

第一，政治距离对君主用人的影响。亲缘和空间的远近形成政治上的亲疏之感，君主更倾向于简用旗籍、京职人员。清代君主用人倾向旗人自不待言。翰林作为君主的文学侍从，君主对他们的品行、能力较为了解。其他部院京职人员亦可通过俸满截取、京察一等，以及办差、修书、大工等事由得到君主召见的机会。获得升调的53位山东盐运使中，旗籍有17人(满洲12人、汉军4人、蒙古1人)，以京职入仕的翰林8人、进士12人、荫生4人、拔贡2人、生员1人，加上以部院笔帖式和小京官入仕的7名旗人。即升调人员中旗籍占了三成以上，而曾任京职的超过六成。

另外，君主出于酬庸耆旧元老，对其子弟亦常有不次拔擢。蒋赐棨任山东运使一年即超擢正二品侍郎，乾隆帝的上谕说得十分明白：“原任大学士蒋溥，宣力有年，其诸子中现无身列大员之人。伊次子蒋赐棨，由府道擢用山东运使，看来尚堪造就。著加恩补授仓场侍郎。”[17]

第二，君主对官员的能力、才质的观感。清代皇权高度集中，用人之权历来乾纲独断，“各衙门、各旗官员，即笔帖式、骁骑校、护军校等微员,无不由引见补授 ”[18]卷38，431。官员引见时给君主留下印象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能否顺利上任，更关系到此后的仕途发展。从清帝对部分曾任山东盐运使的官员引见评语中似可一窥 “简在帝心”与官员仕途之间的微妙之处。

乾隆四十年，于易简由直隶易州(直隶州)知州升补山东青州知府，按例进京引见，乾隆帝的引见评语是“此任去得”；
乾隆四十一年再次引见，评语“深知者”[1]第2册，197。寥寥几语看得出乾隆帝对于易简的信任，后者一年后即升山东盐运使、山东按察使，四十三年升山东布政使。颜检，乾隆五十八年由礼部郎中外转江西吉安知府，乾隆帝的引见评语为“竟可出息”；
嘉庆四年，颜检由河南布政使调补直隶布政使，嘉庆帝的引见评语是“结实可用之才”“中上”[1]第2册，587。给两位皇帝均留下较好印象的颜检仕途较顺，嘉庆七年升补直隶总督。

引见评语较为一般的仕途也较普通。张钧，正白旗汉军，乾隆四年升云南楚雄知府，乾隆帝引见评语为“人似明白一点，非大器也”[1]第1册，416。丁堦于乾隆五十八年京察一等引见，评语为“似明白”；
嘉庆三年引见，评语为“中平非大器”[1]第2册，420。王检，嘉庆二十四年京察一等引见评语为“中才”[1]第2册，567。上述官员在皇帝眼中为中资之材，仕途也都止于山东盐运使。

一位官员多次被引见，若君主评价却越来越差，其仕途也会跟着走低。正红旗满洲的锦格，乾隆三十三年补授山西雁平道，引见评语为“似可出息”；
三十八年引见，“妥当亦可”；
评语尚可，而乾隆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他于山东盐运使任上两次被引见，其评语变为“中平，不过如此”，“中材，无甚出息”[1]第2册，407，锦格于乾隆五十二年被派往回疆，任和田领队大臣，嘉庆朝以山东兖沂曹道致仕。何泽传的仕途在乾隆帝对他的评语中也可看出端倪。何泽传于乾隆三十五年外用广西平乐府知府，引见时评语为“人似明白，可出息”；
但到了乾隆四十五年引见时，评语则为“只可此等事简妥当而已”；
四十九年引见评语是“中材，无大出息”[1]第2册，264。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何泽传的印象变差了，不久，后者由山东盐运使降补直隶顺德知府。

清帝对官员的评价有时也会在批阅奏折时有所流露。雍正二年九月，在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奏报山东清理盐务积弊的奏折上，雍正帝硃批“知道了。既经会题，听候部议。漆绍文係一能员”[19]。这句话透露了雍正帝对新任山东盐运使漆绍文的肯定，仅隔一年，漆绍文即擢升江苏布政使。漆绍文后任湖南布政使，内迁光禄寺少卿，升光禄寺卿。反观雍正帝对葛斗南的印象明显不佳，雍正五年二月，葛斗南由山东盐运使升任四川按察使，川陕总督岳钟琪按例奏报了葛有痰气等情由，雍正帝硃批“葛斗南非痰迷病症，其人即系如此，天日不省，昏浊气质，因朱轼再三荐举，所以擢用。卿到京后，朕备悉面谕”[20]。葛斗南随即被内调通政使司右通政，不久乞归终养。

第三，君主对官员年龄和健康状况的考察。君主简用大员必然会考虑官员的年纪和身体状况。盐运使所升迁之按察使乃主管一省刑名的要职，其上之布政使亦主管一省民政，督抚更是有疆寄之责，年老体衰则无精力处理繁重政务。

据已有的资料所得40位山东盐运使任职年龄：40岁以下2人，40—49岁9人，50—59岁19人，60—69岁6人，70岁以上3人。40—59岁年龄段构成任职山东盐运使的主体，“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位服官政之年，以七十为致仕之期”[21]，四五十岁左右，年富力强，无论任职资历、社会阅历以及政务经验基本已经具备了担任外官大员的条件。获得升迁的山东盐运使多属于这个年龄段：王懿德，道光二十九年任山东运使，时年51岁，当年升补浙江按察使，至咸丰四年升任闽浙总督，也才56岁。阿林保，42岁时任山东运使，五年后调任两浙盐运使；
嘉庆八年，57岁时升补安徽巡抚。卢定勋，同治四年52岁时任山东运使；
同治六年54岁，升任山东按察使、直隶布政使。陈景亮，41岁时任山东运使，咸丰十年，46岁时升任云南布政使。

官箴较好的李文耕仅官至按察使，应与年龄有关，他于道光六年任山东盐运使，时年63岁，64岁升补湖北按察使；
道光十三年，70岁的李文耕年老休致。另如黄乐之，61岁任山东盐运使，65岁升按察使，两年后以老乞休。

官员体弱多病亦会影响仕途。王定柱，56岁时任山东运使，两年后引见，道光帝的评语为“尚未衰老”[1]第2册，613，于是升其为按察使，但王定柱未赴任即告病。林述训，光绪九年(1883)由山东运使升山东按察使，时年54岁，因“身弱多疾，毫无振作”[22]，光绪十二年开缺回籍。崇福，嘉庆帝“召对时，见其两耳重听，年力就衰。特旨令伊留京改补(御史)”[18]卷188，489。

清代山东盐运使的人事嬗递是探析文官迁转的一个局部样本。首先，山东盐运使群体的旗、汉比重，正途和异途比例统计印证了清廷以满洲为根本，重正途、轻异途等选官政策。其次，文官迁转中的诸多因素中，功名出身对入仕影响较大，尤其是功名等第对入仕官职、迁转路径和速度等均会发挥相当的作用。不过，官员的家世和财富在官职迁转中所起到的推进力也不可忽视。同时，封建人治于文官迁转的各个阶段和环节无处不在，官员考课、治绩、补实缺，以及京、外留补缺之迁调等无不由大僚评定和奏请，而君主掌握最终用人权，“简在帝心”直接关系到官员的职位去留和仕途前景。

盐运使的仕途前景与其在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有相当关联。盐运使名为专司盐课，但其上有盐政统管盐务，实际有职无权，乾隆帝就认为盐运使职轻事简“盐运使所职，并无多办事件，其责任不过稽查钱粮出入，尚不如各道员有刑名地方等事”[23]。

从三品的盐运使在皇帝眼里只是品级稍优的闲职，实际地位尚不如正四品职责较繁的道员。清楚了盐运使在职官体系中的地位，大致可解释山东盐运使为何任期越短，却升迁的越快，任期越长，升迁几率反而越低。作为一个闲散之职，拣循分官员，本有观察造就之意，君主见其已不堪上进，自然久任不迁；
而皇帝择选心里认定可堪造就的官员赴任，任期退其次，此职不过是进一步大用的升迁踏板而已。

注 释：

① 学界目前只在清代盐政和盐业管理方面的著述中提及盐运使：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欧宗祐《中国盐政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吴慧《中国盐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日)佐伯富著，顾南、顾学稼《清代盐政之研究(续)》，《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李凤鸣《清代盐业管理论略》，《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4期；
曹爱生《清代两淮盐官制度》，《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巩立彬《清代长芦盐官制度》(《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陈锋《清代盐运使的职掌与俸银、养廉银及盐务管理经费——清代盐业管理研究之四》，《盐业史研究》2016年第4期)等。上述论著多从清代政书中摘录罗列关于盐运使品秩、职掌等内容，而盐运使的人事嬗递研究尚付阙如。目前关于清代山东盐运使相关研究的只有：纪丽真《明清山东盐业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孙立芳《清代山东盐业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纪丽真《清代山东盐业的管理体系及其盐商组织》(《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2期)，尚无从文官人事制度方面论及山东盐运使的论著。

② 宣统《山东通志》卷51《职官志第四·国朝职官表一》载有142任(含署理和护理)126人任职表(《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山东④》，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29—251页)

③ 王志明对《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31 726位清代文官引见履历进行了统计，科甲出身文官占54.6%，正途出身占61.4%。见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④ 清代进士候选知县时间因朝代、省区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别，此处数据乃王志明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2 417位候选知县的候选时间统计所得，见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第18页。

⑤ 据《清实录》和《清朝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所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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