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与红色文化传播

高凡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颜色”(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2)《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充分利用各种红色文化资源，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和特殊政治优势，也是构建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三红一创，青山保林”(3)“三红一创”指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分别指小说《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小说家喻户晓，《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一大批革命回忆录也风靡一时，在传播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构建政治认同和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红色文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文学史视角，而从党史和新中国史视角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4)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金进：《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1949—1966年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潘盛：《“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历史叙事与公共记忆》，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胡艳琳：《从回忆录到回忆体——试论革命回忆录与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潘盛：《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
胡艳琳：《从革命回忆录到集体记忆的营构——兼论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今天，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大量出版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

革命回忆录是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特殊文体作品，具有传记文学性质，是一种特殊的记叙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回忆录，主要记述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28年间的革命斗争历史(其中也有部分抗美援朝回忆录)。与著名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很多革命回忆录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必读作品。这一时期革命回忆录出版热潮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表现革命斗争历史小说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1)通过革命斗争历史的书写，证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人民政权的合法性；
(2)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思想武器；
(3)教育青少年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做新中国的保卫者、建设者；
(4)塑造一批英雄人物，以作为群众学习、效法的榜样。(5)费振刚：《中国文学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作为革命斗争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与出版，既与上述原因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着其它一些重要的特殊原因。

(一)党和国家构建新的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各类革命图书的出版，把报纸、刊物、书籍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把办报、办刊物、出书籍作为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重要任务。(6)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2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把出版工作作为教育人民的重要手段，强调图书发行“主要地还要看发行的政治效果，就是所发行的图书对于人民群众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7)陈克寒：《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3月21日。。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首先是由于我党对精神产品功能和定位的一贯认知与高度重视，同时也与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可是，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严峻考验和挑战，如何迅速获得广大民众对新生国家的政治认同，在短时间内把全国人民凝聚团结起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全力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新的伟大斗争，是党和国家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牢固构建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不断巩固新政权的同时，积极运用各种意识形态手段，广泛宣传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必然性、先进性与合法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政治符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革命历史教育”(9)胡国胜：《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2012年第1期。。1951年5月30日发布的《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应大量刊登对于党的斗争历史的各种回忆，对于革命烈士、模范党员和党的组织牺牲奋斗为人民谋自由幸福的回忆。(10)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更好地实现主流价值观念对社会的全面普及，文艺和审美艺术的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以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品”(11)万成：《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百年探索：历程、逻辑与展望》，《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根本目的就是有效提升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构建民众对新生国家的政治认同。这样，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承担起了将革命历史经典化的政治功能，以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1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革命回忆录的最大特点与优势就是“三亲”性(亲历、亲见、亲闻)，对读者有着特殊的亲切感和吸引力，这是任何纯粹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都是无法代替的。正是由于这种特殊优势和功能，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构建民众对党和国家热爱与认同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战争年代革命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支持革命斗争、赢得战争胜利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历史写作的目的，就迅速转变为满足新型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构建的现实需要。正是这一新的客观现实需要，直接催生了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

(二)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

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必定有其内在逻辑和成功密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已经成为海内外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个重要热点议题，甚至成为了“世界之问”“世纪之问”和“时代之问”。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之际，对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同样面临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或“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疑问。这种疑问当然并非毫无根据。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蒋介石声称，倚仗国民党的优势，“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13)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然而就在短短三年多之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性巨变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仅让全力援助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内部为“谁弄丢了中国”而吵得不可开交，也让战争初期质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打赢的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大为惊愕，更使无数普通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充满疑问与好奇。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了解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奋斗历程，也就是想知道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千百年来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这种刻骨铭心的“翻身感”，让民众更“显示出对平等、公正等政治价值的渴望以及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认同”(14)王志强：《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民“翻身”与“翻身感”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相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对此充满感激，更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因此，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如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何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强大而又凶恶的中外反动势力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大量出版，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册的发行量，在今天看来的确是难以复制的奇迹。毋庸置疑，这种奇迹仅仅靠国家推动和行政命令是难以顺利实现的，它与广大民众渴望了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成功密码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

任何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传播内容及其社会影响，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们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艰难岁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处处洋溢着革命成功的激情，无疑成为在困苦中挣扎的国人最好的精神食粮”(15)王平：《红色经典小说出版热潮的时代密码》，《中国出版》2014年第4期。。显然，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需要和欢迎，是革命回忆录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正如有革命老干部当时所分析的，革命回忆录在青少年中争相传阅，是因为革命前辈的斗争经验、高贵品质是他们效法的榜样。(16)何长工：《写革命回忆录教育青少年》，《中国青年报》1959年1月8日。大型革命回忆录丛刊《红旗飘飘》“编者的话”(即创刊词)也指出：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事迹，当今一代青年并不是很熟悉，“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17)《编者的话》，《红旗飘飘》第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革命回忆录作家王愿坚也明确表达了这种创作动机和情感：“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
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8)王愿坚：《后代》，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71页。

(三)亲历者记录历史、告慰先烈的强烈愿望

革命回忆录的作者往往就是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1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是“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纪录者”(20)郭沫若：《〈三年游击战争〉序言》，《红旗飘飘》第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他们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自己曾经的艰苦岁月和斗争历程。他们积极撰写回忆录的目的，不仅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是总结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告慰逝去的亲人、战友和同志。“很多老同志都说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21)黄涛：《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诞生记》，《百年潮》2007年第7期。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更是一部充分展现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牺牲精神的英雄史诗，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一奋斗历程的革命者，无不对这段艰苦岁月特别是逝去的亲人、战友和同志有着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记忆。作为过来人，他们无疑是幸运的；
但作为幸存者，他们深知共和国的旗帜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他们没有理由，也更不可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战友和同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逝者的深深怀念，促使这些过来人和幸存者记录下他们的革命经历和逝去的人们。《我的一家》和《红岩》的写作，很能说明作者的这种心情。

由陶承口述的《我的一家》，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后被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作者讲述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为革命献身，一家人积极为党工作的感人事迹。书中内容全部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饱含作者与亲人之间的殷殷亲情和对逝者的无尽思念，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我的一家》出版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很快就印行600多万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之一，也直接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帮助老干部整理回忆录的热潮。而由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即《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改编的小说《红岩》更具代表性。正如该书作者之一罗广斌所说：“我们本来不会写小说。可是想起死难烈士的遗言，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22)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从回忆录《烈火中永生》到小说《红岩》，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而小说《红岩》的巨大成功，也正是对红岩烈士的最好告慰。

(四)收集保存党史和革命史资料的学术需求

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革命回忆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是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宝贵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恰逢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30周年。28年的艰苦奋斗和建国短短两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真正“三十而立”，值得隆重纪念。加之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23)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的发表，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次热潮。为了系统收集、保存党史资料，中共中央于1951年7月21日专门发布了《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目的就是广泛征集保存党史资料，开展党史研究，总结革命斗争历史经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2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 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对于革命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人民日报》在鼓励号召老干部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社论中明确指出：“革命回亿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纪实……老干部们亲历过革命，需要及时的记录和保存，是珍贵的历史材料。”(25)本报评论员：《欢迎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5日。作家冯牧也指出：“这些回忆和记述，无论对于广大读者或者是对于全党，都将是一种无比珍贵的、真实而生动的革命史料。”(26)冯牧：《革命回忆录有宽广道路——读〈在毛主席教导下〉有感》，《读书》1959年第7期。郭沫若更充分肯定革命回忆录“当然是一部很好的革命史料，研究近代史的人从这里可以挖出无限丰富的矿藏”(27)郭沫若：《燎原的星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1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整理和出版，同样具有抢救收集保存党史和革命史资料的重要意义。

丰富而详实的历史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除系列革命历史文献和革命期刊的整理出版外，革命回忆录资料也开始整理出版。这些革命回忆录都是老干部、老战士和当事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从数量到质量都前所未有，从而抢救收集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大大丰富了党史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不可否认，由于作者和时代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革命回忆录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有的由于年代久远而导致记忆发生偏差，有的参与整理者因党史知识欠缺而出现差错，还有的对某些历史人物或史实进行不适当地拔高或贬低。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革命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党史专家龚育之指出：“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28)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从这一角度看，每一篇革命回忆录都应当被视为党史和革命史的珍贵史料。当然，这也要求研究者应当认真鉴别与正确运用回忆录，以使这些珍贵资料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历史上即已出现多部革命回忆录。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等党的领导人英勇就义前留下的回忆录，成为我党重要历史文献和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正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夙愿和梦想。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需要新的文化和新的表达。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和恰逢其时，极大满足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因此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一大蔚为壮观的奇迹。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出版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明显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除少数作品外，没有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56年7月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大型征文活动，使“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在五十年代后期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延续到六十年代初”(29)徐矛：《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三十五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然而，1962年9月《红旗飘飘》突然停刊，革命回忆录出版随之陷入低谷。

1.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6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坚定革命信仰、树立革命理想、继承革命传统的教育活动。在这一活动背景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革命回忆录性质的传记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梁星的《刘胡兰小传》(1951年)，高玉宝的《高玉宝》(1951年)，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3年)，《志愿军一日》(1953年)，丁洪、赵寰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柯蓝、赵自的《不死的王孝和》(1955年)等。此外，还有一些刊物的特辑出版，如《解放军文艺》的1951年“纪念‘八一’专辑”、1952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辑”和“中国人民志愿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特辑”等，也刊登了系列革命回忆录。

1953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发出《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向所有参战官兵发起群众性征文活动，并于1956年以“解放军文艺丛书”的名义出版了《志愿军一日》。《志愿军一日》是广大志愿军官兵对某些战争片段的回忆和刻画，作者包括普通战士、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者和后勤工作人员，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场景。

然而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革命回忆录数量还不多，没有形成较大规模。除《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等少数作品外，并没有引起较大社会反响。这时革命回忆录的写作，除《志愿军一日》之外，基本是作者零散、自发行为，传主范围也较为狭窄，内容主要是记录人物为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理想化”即人为拔高倾向。

2. 第二阶段：1956年7月到1962年9月

新中国革命回忆录出版的第一个高潮，是在1956年7月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开始之后。1956年7月1日，《解放军报》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得到全军和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大量革命回忆录随即涌现出来。很多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干部战士积极撰写回忆录，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回忆录写作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传写英雄模范人物，几乎成了当时群体写作的自觉行为。”(30)叶志良：《现代中国传记写作的历史与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这样，革命回忆录写作由零散、自发行为迅速演变为自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创作行为，从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回忆录写作的第一个高潮。

正是为适应这一需要，以刊登革命回忆录为主要内容的《红旗飘飘》丛刊和《星火燎原》丛书相继创刊，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革命回忆录，所反映的内容都是以描写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少年一代学习革命传统的最好读物，也是广大青少年最喜爱的读物，发表的很多文章都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少年一代的集体记忆。

除发表于上述两个丛刊的文章外，这期间也有其它很多革命回忆录出版，《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丛书》等革命回忆录丛书也陆续出版。另外，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此类作品，如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开始出版的《红色风暴》丛书。这次革命回忆录的出版高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全国出版各种回忆录单行本85种，1962年又发行64种。

3. 第三阶段：1962年9月到1966年5月“文革”开始前

1962年9月，正当革命回忆录出版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康生诬陷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为“反党小说”，同时诬陷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一文的作者王超北(化名庞智)是叛徒，说该文是为习仲勋同志树碑立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已经印刷的整整30万册《红旗飘飘》第17集全部销毁，也直接导致《红旗飘飘》被迫停刊，直到1979年6月第17集才复刊。从1964年起，一度非常红火的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在全国图书出版计划中突然消失。尽管之后也有一些革命回忆录出版，如《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6月出版)等，但革命回忆录出版已经逐渐减少。一个明显的例子，1964年马烽完成《刘胡兰传》初稿，中国青年出版社排印出了数百册样本征询意见，修改之后，出版社又打出清样，但直到1978年才正式出版。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分类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66年间，共出版革命回忆录500种左右，发表重要文章2000多篇。(31)冯文彬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1页。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丛书，除《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外，还有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的英雄传》(3集)和《志愿军一日》(4编4册)，以及《解放战争回忆录》(5集)，无论数量与质量都是空前的。这些革命回忆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按照作者划分，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者亲自撰写的个人革命斗争经历的回忆录，如高玉宝的《高玉宝》(1951年)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3年)等；
二是作者本人根据个人经历撰写(或口述)的关于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革命同志的回忆录，如陶承口述的《我的一家》，罗广斌等的《在烈火中永生》和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
三是由专业作家撰写的关于英雄人物的回忆录，如梁星的《刘胡兰小传》(1951年)，丁洪、赵寰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柯蓝、赵自的《不死的王孝和》(1955年)，沈西蒙的《杨根思》(1956年)，肖琦的《罗盛教》(1956年)，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1957年)，张麟、舒扬的《赵一曼》(1957年)，韩希梁的《黄继光》(1957年)，百友、童介眉的《邱少云》(1959年)，石英的《吉鸿昌》(1960年)和杨植霖、乔明甫的《王若飞在狱中》(1961年)等；
四是群众作者创作的短篇回忆录合集，如《志愿军一日》和《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以及《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等文艺期刊发表的文章。

按照传主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革命领袖，如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傅连璋的《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龙飞虎的《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和朱良才的《朱德同志的扁担》等；
二是英雄模范，如《刘胡兰小传》《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不死的王孝和》《杨根思》《罗盛教》《赵一曼》《黄继光》《邱少云》等；
三是英雄母亲和革命家庭，如《英雄母亲夏娘娘》《我的一家》等。

按照内容划分，可以分为五种：一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
二是以武装斗争为内容的回忆录，特别是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革命斗争；
三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回忆录，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等；
四是以地区革命斗争为中心的回忆录，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西、安徽、广西、新疆等地；
五是以革命烈士和其他革命人物为中心的回忆录。

总体来看，这些出自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的革命回忆录，因其特殊的真实性和生动性，特别是作品内容本身的思想教育价值，深受读者主要是青少年的欢迎，从而影响到很多人的一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出自‘群众’之口或笔的革命回忆录，不但极一时之盛，也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与其说是作品的魅力使然，莫如说是其所记叙的革命事迹动人的缘故更为贴切”(32)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22页。。这些革命回忆录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成为当时最大众化的畅销图书，很多革命回忆录成为红色经典中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出版的标志性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出于特殊政治需要而形成的一个传播红色文化的特殊历史现象。这一时期出版的大量革命回忆录中，影响最为广泛和发行量最大的，是《把一切献给党》、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及据此改编的小说《红岩》和《红旗飘飘》丛刊与《星火燎原》丛书。

1. 《把一切献给党》：自传体革命回忆录的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很多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过来人”很少能够真正亲自撰写回忆录，因此很多回忆录是由专业作家完成的。而吴运铎克服重重困难创作的《把一切献给党》，则是最具代表性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自传体回忆录小说，迄今已累计出版10余个版本，印刷超100次，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本，发行逾千万册。

吴运铎是新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把一切献给党》是吴运铎根据自身经历完成的一部革命英雄的自传体回忆录，1953年7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首次出版。从一个出身贫寒的半文盲学徒工，成长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兵工专家，作者吴运铎通过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真实的传奇经历，成功塑造了一位“中国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这本书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更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深沉的热爱。作者亲切、朴实的叙述，使人们强烈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强大感召力，从而产生了令人震撼、甚至是超时代的精神力量，在广大青少年中间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把一切献给党”也成为新中国人民内心最朴素的心声，成为当时鼓舞广大民众无私奉献、建设美好新中国的最具时代号召力的革命口号。

《把一切献给党》被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话剧、广播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构建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电视连续剧《吴运铎》成为新一轮“红色经典”热潮中的一大亮点。2021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又将《把一切献给党》作为红色经典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推出了建党百年纪念版，一个多月就销售20多万册。尽管已经问世近70年，《把一切献给党》在今天依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深受年轻一代读者的热爱和欢迎。

2. 《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从革命回忆录到畅销小说创作的典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回忆录，不仅有很多被收入中小学课本，而且有很多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从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从《在烈火中永生》到《红岩》的写作，更成为从革命回忆录到畅销小说创作的典范，极大提高了革命回忆录的社会影响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幸存者和见证人，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即开始搜集、寻访渣滓洞集中营大屠杀死难者的资料﹐并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上百次的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这种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讲述，实际已经开始革命回忆录和小说的创作过程。1958年2月，《红旗飘飘》第6集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1959年2月，《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时在《北京晚报》全文转载，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1961年12月，在作者、编辑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33)参见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小说自出版以来共出版3个版次，重印113次，发行量超过12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艺术作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从初稿只有1000多字的回忆片段，到4.7万字的回忆录单行本，再到40万字的小说《红岩》，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经历了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这种蝶变在新中国初期大量革命回忆录作品中绝无仅有，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功改编的典范。因此，有学者指出：《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3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3.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革命回忆录出版发表的主阵地

革命回忆录的出版，离不开业余作者(包括口述人)、专业作家、编辑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除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发行的单行本外，还有大量的短篇革命回忆录的出版。但单行本的出版发行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如从开始搜集资料到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发表，再到小说《红岩》的出版，历经了整整十年时间。对于大量需要及时发表的大量革命回忆录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红旗飘飘》丛刊和《星火燎原》丛书的创刊和出版，及时满足了这一需要，成为发表革命回忆录的主阵地，有力推动了群众性革命回忆录写作的蓬勃兴起。

《红旗飘飘》从1957年5月出版第1集到1962年9月停刊共出版16集，共计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革命历史事件的文章300余篇，每期发行量15万册左右。所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回忆录、传记故事；
二是以革命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回忆录和散文。《红旗飘飘》单是第1集至第6集，就发行了213万册。根据丛刊发表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印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印数更是高达328万册。

1958年开始出版、1959年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书名的《星火燎原》丛书，是为集中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而创办的，体例按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阶段顺序编排。1958年至1963年，《星火燎原》共出8集，用13种文字、8个版本向国内外发行，发行量达710余万册。到1966年“文革”前,《星火燎原》已经编辑10集。全国各地也纷纷翻印出版，其中第3集翻印量高达100万册。外文出版社编辑了7种选编本,翻译成19种不同文字在国外发行。(35)黄涛：《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诞生记》，《百年潮》2007年第7期。尤其是《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一副担架》等36篇文章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影响教育了无数青少年学生。

有学者分析指出：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特别提倡，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以具象手段确立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在民众之中的影响甚至超出“正史”(3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革命回忆录其实就是一种史传体文学作品，是通过弘扬革命者的英雄事迹达到传播红色文化和教育后人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写作，更多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群众性写作运动。“群众写作运动大多有着切实的目的和明确的目标,简言之就是通过集团写作的方式,记载并讴歌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进而扩大影响,凝聚人心,壮大力量,造就自己的政治优势。”(37)丁晓原：《报告文学：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大众写作》，《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是政治形势主导下的‘红色’出版，‘红色阅读’潮流下的英雄叙事”(38)王宏波：《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并被赋予了特殊政治功能和时代要求，从而承担起了传播红色文化、构建新的政治认同和塑造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

(一)深入普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让更多民众了解到缔造新中国的艰苦历程

在传统中国社会，传记文学是普及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广大普通民众来说，传记文学是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革命回忆录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传记体散文作品，其特点是读者面广，可读性强，其中扣人心弦的革命英雄故事，最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因此在传播革命历史方面发挥了非常独特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人宣告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因此，“建国伊始，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是党怎样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39)张柱洪：《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述略》，《历史教学》1989年第10期。。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就是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和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写作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战斗、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虽然某一篇革命回忆录只是记录了某人、某事或某场战役的某个片段，但无数个片段和故事汇聚到一起，从不同角度、各个侧面相互补充、彼此印证，以小见大，就可以像珍珠一样被有机整合串联起来，从微观层面勾勒出一幅中国革命的历史长卷，从而生动揭示和展现出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

革命回忆录正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对缔造新中国这段艰苦奋斗历程的生动再现，就是通过大众书写的方式建构关于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作者都是这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他们的文字比史书自然多了一些生动鲜活的细节和带有个性色彩的真情实感”(40)董保存：《不朽的红色经典——读〈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求是》2012年第2期。，就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打动人。正因为如此，革命回忆录的出版，极大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革命斗争历史的渴望和需求，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缔造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在传播革命历史的同时，发挥了积极的历史教育功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星火燎原》等一批革命回忆录出版，对青年一代的革命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41)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二)大力弘扬了革命烈士、革命领袖与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42)习近平：《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选树典型与弘扬榜样和英雄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英雄和榜样的精神引领作用，“党的百年历史，实质也是一部榜样文化史”(43)刘伟等：《百年回眸：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回忆录写作，就是一个塑造英雄、弘扬革命精神的过程，就是“为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塑造出英雄人物的形象，从而激励人们去战斗”(44)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革命回忆录中所塑造的战斗英雄、革命领袖和英雄母亲等形象，无不成为当时人们竞相模仿、学习、崇拜的榜样和偶像。

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据有关部门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的28年间，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这些革命烈士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更需要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4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中国革命道路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红色江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的，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中，塑造最多的就是战斗英雄，同时也有很多革命领袖、革命前辈和英雄母亲的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在广大民众面前树立起了人民英雄的群体形象，有力弘扬了革命烈士、革命领袖与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革命回忆录“之所以能常读常新，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46)董保存：《不朽的红色经典——读〈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求是》2012年第2期。，因此“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教材”和“人们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革命思想品质的最为有力的活生生的典型和榜样”(47)冯牧：《革命回忆录有宽广道路——读〈在毛主席教导下有感〉》，《读书》1959年第7期。。

(三)广泛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好、新中国好和社会主义好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真正的英雄。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政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灌输”。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就是顺应时代要求承担起向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功能，具有构建新的政治认同和培育时代新人的双重使命。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由衷热爱和高度认同，并将这一情感和认同落实到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是时代赋予革命回忆录的特殊历史使命。

正是基于这一使命和需要，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繁荣的文学主题之一(另两种主题是农村题材和工业题材)。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出版，全面地“向民众传递‘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历史认知理念”(48)郭剑敏：《共和国初期红色叙事的意义旨归》，《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广泛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好、新中国好和社会主义好的价值理念。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革命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在烈火中永生》《我的一家》等作品都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这些作品对培养青少年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热爱社会主义，起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鼓舞了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49)《革命英雄形象鼓舞青少年奋发向上》，《中国青年报》1960年8月4日。一名40年内9次搬家都没有舍得清理《红旗飘飘》的读者深情说道：“我从中畅饮信念的甘泉，缅怀千百万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崇拜浴血奋战戎马沙场为民族立下战功的将军们，敬佩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今又领导人民迈进改革开放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50)赵亚山：《〈红旗飘飘〉在我家》，《人民日报》2001年6月26日。可以说，这名读者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无数革命回忆录受益者的共同心声，而这也正是革命回忆录对培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所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好证明。

正是由于牢固树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高度政治认同，和对社会主义美好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中国人民极大地焕发出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成为一个火红的革命年代，更成为一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艰苦创业的英雄时代。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5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在传播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和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在新的赶考路上，革命回忆录所弘扬倡导的革命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仍不过时，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需要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同时，包括革命回忆录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仍然是当代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史”宣传教育的宝贵资源和优秀教材。新时代，在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依然要充分发挥革命回忆录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让革命回忆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发挥新的更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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