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界定及维度识别

赵丽芳 龙海军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强调实现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作为成长于家乡，也必将受益于家乡的返乡农民，因长期在外打拼，往往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扎实的技术基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相对充裕的资金储备，其在脱贫地区内生可持续发展中必将扮演关键的角色。农民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进而促进我国农村尤其是脱贫地区农村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目前我国农民返乡创业的失败率高达 90%[1]，究其原因：囿于资本与技术方面的限制，农民返乡创业的经营行业多为农业、低端服务业等，这些行业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市场风险大[2]；
或因乡村创业制度环境相对落后，一些惠农创业扶持政策没有真正得到全面落实，很难形成农民创业氛围[3]，使得乡村创业文化包容度较低，创业外部支持不够，创业市场风险大；
又或因返乡创业者人力资本偏低、技术创新不足，返乡创办企业也面临着技术创新风险以及市场开拓、经营管理风险大等问题，使得返乡新创企业经营难以持续[4]。无论农民返乡入乡创业失败的原因如何，归根结底反映了农民返乡创业具有较高的脆弱性，但现有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相关研究零散且缺乏系统性，导致无法全面系统认清农民返乡创业失败率高的原因，也就无法系统性提出提高农民返乡创业质量的对策建议，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陷阱。为此，本文通过系统性的文献梳理，借鉴“脆弱性”“新创弱性”“创业韧性”等相关概念，界定清楚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并从微观、中观及宏观等三个层面识别农民创业脆弱性的维度，从而为深入分析农民返乡脆弱性的缓解机制与对策建议奠定基础。

目前，学术界尚无创业脆弱性的明确界定。回顾已有研究理论，脆弱性理论、新创弱性理论、创业韧性理论可谓与创业脆弱性最为相关的理论。通过对这些相关理论及概念的深入剖析，可科学合理地界定创业脆弱性，进而界定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

（一） 相关理论与概念

1.脆弱性理论

“脆弱性”一词源自于拉丁文（vulnus），意为“可能受伤”[5]。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即通过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产生的潜在影响来判断和预测脆弱群体的危险区域[6]。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脆弱性”的界定展开深入探讨。一部分学者侧重系统暴露于不利影响的结果，将脆弱性定义为系统在遭受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或发生损害的程度[7-8]。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表现特征和产生的原因，认为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9-10]，是包含暴露度、敏感性、适应力、恢复力等概念的集合[11-13]。这一系列相关概念已成为“脆弱性”重要的构成要素，且这些共同术语从多维角度反映了“脆弱性”的内涵。目前，脆弱性的相关研究已从地学、灾害领域延伸至经济管理领域。如文华等[14]将基于“脆弱性”概念提出了“企业脆弱性”，将企业脆弱性看作在一定外部环境条件下，企业有效应对危机、控制危机影响范围和程度，从危机中迅速恢复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但聚焦于创业领域的脆弱性相关概念或核心理论主要是“新创弱性”和“创业韧性”。

2.新创弱性

Stinchcombe[15]在1965年首次提出新创弱性（Liability of Newness）的概念并指出：相对于成熟的组织，创业初期的组织因其新创弱性具有更高的消亡趋势。新创弱性主要是指新创企业在初创阶段所特有的不足、弱势，是一种使企业更倾向于失败的属性[16]。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大都以新创企业合法性问题影响企业成败为关注点来阐述新创弱性的含义。新创弱性被解释为当企业学习新任务的成本过高，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稳定，以及产品质量不佳、缺乏可靠性和正当性时，所表现出来的新创企业的固有劣势[17]。新创弱性也称为“新创企业的先天性劣势”，新创企业的环境特征（主要是行业特征和创业者的相关经验与声誉）驱使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对组织的合法性产生了需求，如果合法性资源低于临界水平，新创企业将走向死亡[18]。

3.创业韧性

“韧性”的概念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学情境，学者们认为它不仅是一种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19]，也是可以开发的过程或动态能力[20]。之后有学者开始研究创业情境下的韧性，Chen[21]正式提出了创业韧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创业者克服失败、寻找可能原因并重新建设企业的过程。部分学者认为创业韧性是个人在面对创业逆境、压力和不确定性状况时有效运作并坚持创业过程的能力[22-23]。龚亮华等[24]则认为创业韧性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对由创业引发的变化、逆境和干扰时能否有效应对和积极调适的能力与过程。综上可知，创业韧性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核心要素：（1）必须是创业引发的变化、逆境和干扰，这是创业韧性产生的前提条件；
（2）当企业处于逆境之中，仍能获得持续性经营能力，甚至实现逆势成长的能力，这是创业韧性的结果体现；
（3）这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二） 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

由上述三个相关理论或概念可以推断，创业脆弱性是一个多维概念，既源自创业情境，也有源自创业企业，更有归因于创业者个体，研究对象涉及情境、企业以及特定群体等有形或无形的客体，具有多层次性。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基于“脆弱性”“新创弱性”“创业韧性”的概念，本文将从微观、中观及宏观三个层次对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进行界定。

首先，从微观创业者层面来看，相较于其他创业群体，返乡创业农民工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其创业知识和技能缺乏、自有资金不足等主观原因，使得创业过程中的风险显得更加凛冽和不可逆转[25]。因此，微观层面的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对由创业引发的变化、扰动和压力时而容易遭受到损害的程度以及个体缺乏应对、适应这些干扰和压力的能力，以至于难以坚持创业过程或采取新方法经营管理企业。

其次，从中观创业企业来看，新创中小企业同时面临着新创弱性和小企业弱性[26]，新创弱性在任何不同的组织中普遍存在，不受创建时间、地理位置和组织类型差异的影响[27]，且小规模的组织具有高死亡率[28]。在农民返乡创业企业新创阶段，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合法性资源推动企业生存发展，这种脆弱性特征会增加创业活动的失败率。因此，中观层面的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是指组织在创业过程中，影响创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缺陷，包括企业的“新创弱性”和发展期后面对多重风险冲击时的快速反应、自我恢复能力缺陷。

最后，从宏观创业生态系统来看，返乡创业活动不仅是个体自身的作用，而是在返乡农民创业者和其他相关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创业生态环境构成的动态网络系统中[29]，以寻求创业活动的能量最大化。而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素质不高，受制于农村创业环境、创业资源等，返乡创业系统构成要素并不完善，也难以经受住风险冲击的现实考量。因此，宏观层面的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主要是指返乡创业者所在创业生态系统对外界强干扰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弱和恢复力低，以至于影响创业活动的资源利用和成功率。

（一） 个体脆弱性维度

创业者的资源禀赋是创业活动中的重要资源，不同的创业者即使面对同样的创业环境，也可能导致创业过程和结果出现显著差异[30]。农民创业者与其他创业主体相比具有其特殊性，由于农民创业者存在资源禀赋的局限性，驾驭市场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受到冲击时易导致创业的失败，这种个体脆弱性是其返乡创业中的一大障碍。“新特质论”系统地评价创业者个人特征、知识经验与创业活动的联系，且在农民创业领域发展迅速并得到了一定的验证[31]。

1.返乡农民创业者原生禀赋不足

返乡创业农民工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原生禀赋不足。文化水平不高，制约了创业农民工的学习能力，其感知和正确理解有关返乡创业的政策和制度、注意事项的能力较差，不利于农民返乡创业者识别与把握创业机会，盲目创业加大了创业失败的风险[32]。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1.1%。在农民初始教育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教育也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只占6.8%[33]。由此可见，农民工普遍的教育程度不高，接受的培训不足，教育和培训是创业者认知积累和沉淀的重要方式之一，这将会直接限制返乡创业过程中的应对、抵御风险能力。

2.返乡农民创业者务工禀赋积累缓慢

返乡创业农民在创业投入上主要依靠以技能水平、工作经验、自有资金等为主的务工禀赋经历，而积累的资金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缓慢，当农民工创业缺乏一个稳妥的支撑，风险抵抗能力相对较差，会降低创业企业的存活率。从农民返乡创业的基础上来看，大部分人选择与自己务工期间从事工作相关的领域，部分农民工通过在外务工掌握了相关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这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率较高，但不少农民工可能仅仅是掌握一定的技术，但缺乏相关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还有一部分返乡创业农民工“随大流”非理性从众，选择了自己毫不熟悉的行业，使得返乡农民工所掌握的技能与创业时的行业选择之间可能存在错位[34]。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中主要接触和积累的技能和人际关系，与其返乡创业大多在专业技能、经营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没有太多的资源互通和内在联系。因此，农民返乡创业存在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自身抗风险能力更为脆弱，更容易导致创业失败。《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33]，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多通过打工来积累财富，但这种方式积累财富的速度较慢。对于返乡创办规模化养殖场、从事规模化农业种植以及在第二、第三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资金缺口仍较大，缺乏后续的支撑。

3.返乡农民创业者家庭资本禀赋有限

相对于城镇创业群体，农民创业会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家庭依赖性，然而返乡创业农民的家庭所拥有的并能被所有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不足，即家庭资本禀赋有限[35]，缺乏应对资源约束的缓冲能力，对创业活动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很可能导致创业中断或失败。

第一，家庭人力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受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积极投入所取得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创业者的创业能力, 而家庭总体的文化层次影响着创业的想法能否得到家庭成员更好的认可和支持，大部分农民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相对有限，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对创业这类风险性投资活动的选择和投入都谨小慎微。第二，家庭社会资本是以家庭为中心，在社会结构中基于信任、互惠等构建的人际网络，它可以转换成农民创业活动所需要的金钱、情感等资源[36]。家庭社会资本是由于成员之间产生的普遍信任而形成的一种群体资源，而大部分的农民工外出务工，也意味着基本上与家庭成员是分离的，这种基于地域的封闭性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网络会被有所动摇，互惠网络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时效性[37]。尤其，随着如今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外部社会资源获取变得更为容易，返乡农民的外出经历造成了个人声誉、人缘关系及社会评价等家乡所在地的本地社会资源的缺失[38]，创业成功率便也会受到影响。第三，家庭经济资本表征着家庭经济水平和经济能力。返乡农民创业者在创业初期, 由于自身“地位弱势”与企业“新生弱势”的双重约束, 主要依赖于家人、亲戚的扶持和帮助[39]，而大部分农民家庭积蓄有限，在后续工作中资金短绌，抵抗风险能力不足，市场的波动乃至天灾，都会让创业者一下回到原点。

（二） 组织脆弱性维度

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涉农产业快速发展，囿于专业技能不足和惯常思维路径依赖，不少返乡农民工在农业等相关领域开展创业活动，而农业的弱质性和新创企业合法性不足的问题，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技术创新风险以及管理风险，使返乡农民创业企业难以持续发展。

1.新创企业的合法性获取不足

新创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一般存在市场需求不清晰、市场制度不明确以及市场供给不稳定等问题[40]，导致新创企业面临着被认可的程度较低等“合法性”。创业的本质是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创业失败是常态，返乡农民者所持有的弱势等属性导致其缺乏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被组织内部和外部顾客的认同与接纳的合法性障碍，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返乡农民新创企业在治理结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缺失，缺乏组织内部合法性。在创业初期，返乡农民创业企业治理结构不太健全，其决策权也基本上是创业者个人掌控，这种“试错”经验式决策，在现在信息爆炸时代，创业者易被过量的信息所冲击和误导[41]。创业启动之后，农民创业者在管理经验和管理知识上较为缺乏，难以保障企业组织架构和制度建设具备科学性和有效性，存在较大的运营风险，且农民返乡创业通常没有形成成熟的创业团队，一般会倾向雇佣一定数量的亲属和朋友，并将之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这种发轫于家族的用人模式可能会因外来人才的替换，造成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家族矛盾，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42]。另外，农民返乡创业企业技术水平不高，企业技术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自动化程度不高，部分农民工之前可能并非从事农业，在家庭农场的经营过程中面临产前的生产资料配套、产中和产后的生产性服务等各种技术性问题[43]。

第二，返乡农民新创企业品牌建设意识薄弱、平台打造不足，无法建立稳定的顾客群、实现市场最大化、效益最优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缺乏顾客认知合法性。在行为主体方面，一是返乡农民创业者自身品牌培育意识淡薄，也缺少独立打造品牌的能力，二是大部分农业企业品牌运作意识不足，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考虑得更多的是生存问题，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对品牌的认知不够，重生产、轻销售的现象普遍存在，绝大数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品牌运作模式[44]。在生产经营方面，“品牌农业”的产业链延伸较短，而现阶段农产品加工技术较为落后，附加值较低，深加工产品较少，未完全发挥出产品的内在价值，其原因也是“小富即安”的思想阻碍了品牌意识和创新能力。农民返乡创业企业的品牌效应借助电商平台得以实现，企业自建网商平台需要花费巨大的推广费用，仅仅依靠企业自身远远不够，部分地方政府积极尝试，但因网络效应达不到预期，跳出综合性平台的流量垄断能力有限[45]，并且这往往对企业的数据分析、品牌培育等能力要求过高，农村人才和技术短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2.创业行业涉农产业较多

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主要受到气象灾害、病虫灾害和动植物疫病等自然风险的冲击。2000年-2019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平均达到15.79%，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平均达到7.54%和1.769%①，这可以客观地反映出灾害造成的相对损失量及危害程度较大的事实。受气候条件和境外虫源入侵等因素影响，2021年农作物病虫害呈加重发生趋势，发生面积21亿亩次，同比增加14%[46]，对粮食生产构成直接威胁。近年来非洲猪瘟等重大动植物疫情等传统生物威胁多发，创业农民工损失严重，2018-2020年累计发生非洲猪瘟共181起，累计扑杀生猪120.4万头[47]，该病毒已在我国定殖并形成较大污染面，疫情发生风险依旧较高。农业保险是承受农业损失的有力武器，但现实中农业保险赔付额度不高、品种少、办理手续烦琐等[48]，天气指数、价格指数和动物疫病等新型保险均处于多地试点推广阶段，试点区域和承保范围亟需扩展，抵御灾害的能力脆弱，保障范围有限，从而降低了风险损失恢复能力。

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市场风险存在的必然性。多数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产品的销量并不会因为人们的收入提高而上升，一旦需求得到满足，农产品过剩且不易保存，其价格无法得以实现，农民在市场形势较好时投入生产而在产品上市时跌价、滞销的情况数见不鲜，加之农产品在各个环节的不对称性，农民缺乏有效的信息，囿于农民的市场判断能力较弱，返乡农民创业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不少返乡农民选择涉农电商，由于农产品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导致销售的不稳定性，但以小农家庭模式为主的产品缺乏标准化、规格化及编码化使销售受阻[43]。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迅速，其本身具有奢侈品属性，这无形之中加剧了市场风险。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市场的同质化现象、国家大幅提高环保要求及近年疫情冲击下[49]，不少农民经营者不堪重负，也因此蒙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 生态系统脆弱性维度

由于农民工群体自身存在的先天性劣势，且返乡创业意味着农民工需要回到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家乡开展创业活动，所在区域创业资源相对不足、创业制度环境薄弱等问题，在创业过程的外部冲击下，推动创业企业与环境快速互动、适应的能力不足，并且返乡农民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不够完善，要素之间未形成全面的创业支撑网络，脆弱性特征明显。

1.区域创业资源相对不足

农民工返乡创业往往会选择经济基础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的城镇，这里产业聚集较多，专业市场集中，交易费用较低，使其更容易实现其创业目标。但基于资金匮乏和企业涉农特性，农民工创立的企业多设在农村地区或近郊，这些地区的新创企业存在生产和交易价值链资源约束（生产率约束、交易约束）[50]。

生产率约束主要表现为低水平劳动力、原材料供应不足等带来生产投入资源和生产设施资源缺乏问题[51]。一是返乡创业者自身的金融认知水平有限，缺少有效且具操作性的抵押担保方式而难以贷到理想的资金等；
二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够完善，虽然现已形成了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主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但还是未形成服务和发展“三农”问题的统一整体；
三是农村信用制度体系支持乏力，覆盖面有限[52]，由此而造成农民返乡创业者的财务资源不足。

交易约束则包含无法拥有直接的市场通路、市场势力约束和市场安全问题。首先，农村地区较为闭塞，水、电、网、路等基础设施配置不完善，再是物流配送体系的不完善，相较于城市蓬勃发展的物流体系，乡村物流发展速度滞后，其较低质量的信息、交通、物流基础设施无法构建起强大的市场网络[53]，面临着市场进入约束的问题。其次，农民返乡创业以家庭为主要形式的个体农户生产规模小，生产的农产品数量较少，在终端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与小农生产成本之间出现的差值，受到层层中间商的剥削[54]，使得创业企业的市场势力不足。最后，农民缺乏稳定的销售渠道[51]，如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因货源分散而无法被消费市场所知晓，哪怕有足够的需求人群，却因农村创业公共服务平台的销售推广功能薄弱而制约其电商发展。此外，因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不当行为[41]等，导致返乡创业的市场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农民返乡创业者面临农村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劣势，加之难以有效识别和突破限制创业资源与能力的障碍，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应对风险能力较弱，使返乡创业企业无法在适当的环节释放其价值创造的潜力，从而在市场上失去生命活力。

2.创业制度环境薄弱

“规制-规范-认知”是创业活动的关键制度情境，能够帮助创业者以及所创立的组织获取合法性、克服新创脆弱性和企业创业成长[55]。农民返乡创业为生存型创业，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其制度环境[56]。

农民返乡创业的创业环境并不乐观，相应的政策在制定及执行上尚有缺失。许多地方政府难以结合自身具体落实创业政策，无法形成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内容[57]；
政府机构经办程序复杂、时间长、效率低成为不少地方的诟病，严重阻碍返乡创业活动的正常开展[58]；
在政策落实上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税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执行不到位，没有缓解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59]。同时，关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利益、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零散，缺少稳定的管理体系。如部分地方引进的大企业可以进入工业园区，并实施配套的优惠政策和服务，但对农民返乡创业创办的小规模企业是无法进入的，而城市在解决困难群众就业创业上，却可以得到相应的优惠政策。农民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弱势群体，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存在着公平创业权利无法得到实现的法制困境。在返乡的浪潮中，返乡创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案件占很大比例，且高时间和经济成本的法律纠纷限制了农民合法诉讼申请，涉及返乡农民创业的法律救济制度还不够健全，其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60]。

规范环境是农民返乡创业者自身和利益相关者对于农民返乡创业活动的文化认同及其价值取向[61]，具体包含民众对企业创造价值、农民返乡创业者受到公众尊重的程度及创新创业氛围的浓厚程度。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不仅在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方面发展滞后，而且在创新意识、创业氛围等方面也远远落后。受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影响，目前一些返乡农民工思维守旧，并存在自卑感心理，导致其不敢创业，把创业“门槛”想得过高，难以实现农民返乡创业行为的常态化。此外，一方面由于返乡农民工身处互不融合且相互冲突的城乡社会之中，使得返乡农民创业者处在“边缘化”，身份认同度也不高[59]。另一方面由于创业文化底蕴不足，获取外部支持不够，导致市场风险增大。

认知环境反映的是行为者的认知结构和社会知识，影响着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能力[62]，包含创办企业的先前经验、快速识别商业机会及资源整合能力。而农民工自身实力欠缺，基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层次、多主题的培训供给体系不足，大部分人没接受过创业技能或技术培训，自身创业素质极其有限，之前在城市务工多处于基层，所积累的管理知识和技能不足，制度生态中的认知环境相对滞后。乡村地区正式制度禀赋欠缺，导致农民返乡创业企业无法适应和利用重要的运营资源，创业项目经营持续性和稳定不强，创业风险应对能力弱。此外，返乡农民的创业保障没有跟上，进一步弱化了创业的损失恢复能力，扩大了创业风险带来的冲击，使返乡农民创业成功率在低位徘徊。

当前农民创业的主体主要集中在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因返乡农民工为创业主体和以发展较为滞后的农村为创业地点的差异，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高，而现有研究缺乏对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探讨，且学术界尚无创业脆弱性的明确界定，只有深入探讨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生成，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缓解脆弱性的核心。基于“企业脆弱性”“创业韧性”“新创脆弱性”等国内外相关理论成果，结合创业者个人特质、农民创业行业、返乡创业生态环境等，本文从个体脆弱性、组织脆弱性、生态脆弱性等三个维度界定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并从微观、中观及宏观等三个层面识别和分析了农民创业脆弱性的维度（如图1所示）。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农民返乡创业质量的基础性问题做出探索性回答，为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深入研究提供方向。

图1是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及维度分析框架，为进一步深入分析农民返乡脆弱性的缓解机制与对策建议奠定了基础。但基于当前创业脆弱性研究缺乏的现实，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研究还有很多主题值得进一步释疑。首先，应不断丰富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和构成维度，并设计相应合适的量表。结合不同的创业情境和创业者特质，开发适用于不同情境下的农民创业脆弱性量表，如可以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农民返乡创业者（创业成功者、创业失败者、再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形成初始量表，再通过数据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分其结构。其次，可以对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着重分析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从而丰富和延伸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内涵。最后，农民返乡创业的高失败率或易脆弱性的普遍性意味着其生成原因研究更加重要，未来可以在采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诱发农民返乡创业脆弱性的关键成因，挖掘脆弱性的形成机理，解读农民返乡创业“为什么”“如何”以及“怎么样”产生高脆弱性，有助于发现创业企业失败率高的根源和降低其产生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 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200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绝收面积数据来源于2001—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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