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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式生态护岸效果综合评价

    时间:2023-05-29 17:55: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徐朝辉,宋 凯,张陆陈,骆少泽,金彬彬

    (1.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6;

    2.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4;

    3.四川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4.四川大学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65)

    河道护岸是城市建设和航运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所谓河道护岸,是指对江河堤岸进行加固修筑,以减轻水流、风浪的侵袭和冲刷破坏。传统的护岸技术[1]主要是将石块和钢筋混凝土大面积覆盖于岸堤土壤之上,常用的传统护岸技术[2]主要有:干砌块石护岸技术、浆砌块石护岸技术、混凝土护岸技术等。其硬质化结构的特点不仅能够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也可以保证河岸边坡的稳定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河水与岸堤之间的连通性,破坏了土壤中生物的生存环境,减弱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对河流生态健康造成极大影响[3-4]。

    为探索既能满足功能性要求,又不减弱河道生态功能的护岸技术,生态护岸技术[5]开始被众多专家所关注。生态护岸技术主要以天然或人工材料为基础,在传统护岸技术所具有的抗冲蚀和稳定性能上,还为河道内外的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达到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目标[6]。传统的护岸工程隔绝了土壤与水体之间的物质交换,对生态环境有不利影响,而生态护岸的通透性较好,可实现水体交换,为水环境保护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做出贡献。重力式护岸以圆筒护岸+T型板结构,可节约材料,降低工程造价。目前对生态护岸技术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各类型护岸技术在江河整治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7-9]。但是对护岸形式的选择多以材料结构形式[10]为主要因素,护岸效果的评价主要考虑造价、清淤和绿化景观等方面[11],对于护岸的水动力条件与生态条件的改善作用研究较少。重力式生态护岸将生态护岸技术与重力式护岸结构相结合。本文拟通过现场原型观测,对比重力式生态护岸与传统护岸的水力特性,分析重力式生态护岸的优化效果,为内河航道重力式生态护岸设计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撑。

    1.1 试验航道选取

    图1 试验航道平面

    试验航道(图1)选取一段重力式生态护岸和常规护岸作为对比,护岸分别位于杭申线杨庙至杨树浜段航道养护工程的上下游。该段航道底高程-2.74 m,设计最低通航水位0.46 m,设计最高通航水位1.96 m。重力式生态护岸长172 m,桩号范围约K68+289~K68+461;
    常规护岸位于重力式生态护岸以西,长37 m,桩号范围约K67+595~K67+632。

    重力式生态护岸采用新型圆筒护岸+T型板结构,如图2所示。圆筒直径1.5 m,与C25钢筋混凝土基础以钢筋深入30 cm连接,圆筒底高程-0.54 m,顶高程2.66 m。为便于交换水体,分别在圆筒-0.24,0.06和0.36 m高程处设置直径0.15 m的透水生态孔,其中-0.24 m和0.36 m高程处各设置3个孔,0.06 m高程处设置2个孔,孔水平间距为0.375 m。圆筒间距3.0 m,圆筒之间用T型板连接,T型板通过迎水侧凸榫与护岸底板相连。常规护岸基于原有护岸改建而成,体型结构如图3 所示。采用浆砌水工混凝土劈离块护面,护面坡度4∶1;
    护岸底高程0.13 m,顶高程也为2.66 m。

    1.2 测点布置

    重力式生态护岸测点布置示意如图4所示。船行波波高共布置4个测点,桩号分别为K68+316.75(圆筒外边缘)、K68+317.62(圆筒与预制T型板左交接处)、K68+319.26(预制T型板凸榫)、K68+320.37(圆筒与预制T型板右交接处)。水位水质观测孔布置2个,分别位于航道内和护岸后,航道内观测孔距离预制T型板2.5 m,护岸后观测孔距离预制T型板3.5 m,观测孔孔径15 cm,底高程为-0.35 m。

    常规护岸测点布置示意如图5所示,船行波波高布置4个测点,为便于对比,4个测点间距与生态护岸一致,其桩号分别为K67+611.81、K67+612.68、K67+614.32、K67+615.43。常规护岸后方布置1个地下水位观测孔,距离护岸3.5 m。

    图2 生态护岸体型结构示意(尺寸单位:cm)

    图3 常规护岸体型结构示意(尺寸单位:cm)

    图4 重力式生态护岸测点布置示意

    图5 常规护岸测点布置示意(尺寸单位:m)

    1.3 试验船舶

    此次观测不指定特定船舶,直接以航道上过往船舶开展研究,真实反映现实通航条件下不同护岸类型对近岸水流特性的影响。对统计的过往船舶进行数据筛选,剔除船舶交汇、离岸距离、船舶航速等相差较大特殊情形,共计184组次。

    船舶平均航速5.0~14.4 km/h,重载船舶航速为6~8 km/h,空载船舶航速为10~12 km/h。船舶离岸距离16.5~50.0 m,因测站位于航道南侧,故航行东北方向(常规护岸向重力式生态护岸)时船舶离岸距离较近,多为25~35 m;
    航行西南方向(重力式生态护岸向常规护岸)时船舶离岸距离较远,多为35~45 m。

    1.4 观测手段

    近岸流速采用LS1206B型旋桨流速仪,测速范围0.05~7.00 m/s;
    船舶离岸距离采用LTI20-20 200LR激光测距仪测量;
    船行波波高采用华控HK-DR04型波高液位传感器,量程0~1 m,准确度0.5%FS,响应时间不大于10 ms;
    船行波波高传感器输出信号采用INV 3062采集系统测量,采样频率200 Hz;
    水体浊度采用HACH 2100Q测量;
    溶解氧及其饱和度、氧化还原电位(ORP)、PH值等采用HQ40D测量;
    水位采用HQ1300F5型投入式液位计测量,量程0~1 m,准确度0.5%FS。主要测量仪器如图6所示。

    2.1 近岸流速

    在限制性航道中,典型的近岸流速过程线如图7所示,由图可知,各流速过程线上均存在一个明显的半正弦的单独波,该单独波起点对应于船艏到达测量断面,终点对应于船艉驶过断面,与水面出现大降幅的过程完全一致,即水面降低是产生岸边回流的直接原因。

    近岸水流观测采用旋桨流速仪测量,其启动流速0.05 m/s,由于航道较宽,近岸水位降幅较小时无法观测到流速值,可观测到重力式生态护岸与常规护岸近岸流速对比共计86组次,其中,重力式生态护岸近岸流速有74组次(占比86%)小于常规护岸,与重力式生态护岸最大波高小于常规护岸的占比基本相当。在试验中,最大近岸流速为0.322 m/s,由某船舶引起,该船西南向航行,离岸距离40.3 m,航速7.5 km/h。重力式生态护岸平均近岸流速0.132 m/s,常规护岸平均流速0.155 m/s,各组次重力式生态护岸近岸流速减幅3.4%~36.7%,平均减幅17.8%。

    2.2 船行波形态

    船行波[12]的产生原理是船舶在行进时,船身的压力对水体的压缩作用形成船行波。被挤压的水体向岸边扩散,形成浪花冲击护岸,因此船行波是破坏护岸的重要因素之一。图8显示典型船舶在行进过程中引起的水面波动。波动过程大致可分为3段:水面平稳段、大波幅段和小波幅段。在船舶到达测点断面之前,水面相对平稳,存在波动是风生波所致;
    在船艏到达测点断面时,水体受船舶顶推局部受阻产生壅水,大部分受挤压绕过船头,流速急剧增大,水面快速下降,水面呈大幅波动;
    随后水面快速回升,待船艉驶过测点断面时,水面基本恢复并由于惯性作用而波动,期间与航行过程不断产生的船行波叠加,形成小幅波动形态。

    图6 主要试验仪器

    注:自航,半载,航速9.2 km/h。

    图8 典型船舶行进过程水面波动

    2.3 最大波幅

    因航道较宽,船行波对近岸水面波动的影响总体较小,小波幅与大小波幅的数值相差较大,且易受风生波、航道余波干扰,故采用最大波幅(最高水位-最低水位)对近岸水流波动进行分析。在试验中,最大近岸波幅为45.8 cm,由某船舶引起,该船重载,东北向航行,离岸距离26.3 m,航速高达13.9 km/h。

    近岸水流波动的影响因素较多,与船舶行驶速度、吃水深度、船舶型号、离岸间距、护岸结构等密切相关。船舶重载和空载时生态护岸近岸最大波幅与航速关系见图9。不论船舶是否载物,越靠近护岸,引起的水面波动越大;
    船舶重载与空载引起的最大波幅集中分布在5~15 cm范围内,这是由于虽然重载船舶的吃水深度大,但是空载船舶的行驶速度约为重载船舶的2倍,波幅受到吃水深度与航行速度的双重影响。此外,对于同为重载或者空载船舶而言,行驶速度的增大会也会影响水面波动的幅度。

    图9 近岸最大波幅与航速关系

    3.1 护岸对波幅影响

    以1号测点为基准,重力式生态护岸和常规护岸其余测点与1号测点的对比见图10。重力式生态护岸各测点中,位于最外缘的1号测点波幅相对最大,其次为位于圆筒与预制T型板右交接处的4号,再次为位于圆筒与预制T型板左交接处的2号,位于凸榫内缘的3号测点最小;
    而常规护岸各测点相差较小,未见显著规律性。由图可见,重力式生态护岸圆筒及凸榫结构对波流有一定的削弱作用。

    为分析重力式生态护岸总体消波效果,对重力式生态护岸与常规护岸各测点最大波幅取平均值进行对比。在184组次中,重力式生态护岸各测点最大波幅平均值有148组次(占比80%)小于常规护岸,进一步证明重力式生态护岸消波的有效性;
    各组次生态护岸最大波高减幅0.9%~28.8%,平均减幅10.7%。

    3.2 透水性对比

    为了对比重力式生态护岸与传统护岸的透水性,本研究以航道内水位与岸边地下水位为对比参数,试验时分别测量下雨前、下雨时以及下雨后的河道水位、护岸岸边的地下水位,结果如图11所示。航道内水位在下雨前后的变化范围为1.042~1.131 m;
    重力式生态护岸岸边地下水位为1.036~1.135 m,与航道水位基本一致,表明重力式生态护岸的通透性较好;
    而传统护岸岸边地下水位为-0.037~0.055 m,虽有增加,但是与河道内水位相差巨大,表明透水性能差。

    图10 测点间最大波幅比较

    图11 水位对比

    另外在观测重力式生态护岸岸边地下水位时发现,船舶航行时,重力式生态护岸后水位波动较小,航道内水位大幅波动时,岸边地下水位波动仅2~4 cm;
    航道内水位小幅波动或产生风生波时,岸边地下水位波动小于1 cm。分析认为这主要与透水孔的开孔率及透水孔后片石填心、抛石棱体有关。

    重力式生态护岸作为连接水体与陆地的生态交接带,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控制水土流失、净化水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采用浊度、溶解氧及其饱和度、PH值等参数来评估重力式生态护岸的水质净化效果。本文主要研究水质净化的综合效果,每个工况间隔1 h取水样进行测量,共5组试验数据,以平均值作为样本数据分析。

    浊度是反映水中悬浮物和胶体物导致水体浑浊的指标。晴天和雨天重力式生态护岸前后水样浊度列于表1。航道内水样浊度186~239 NTU,重力式生态护岸后水样浊度37~82 NTU,较之航道内水样浊度下降了65.7~80.1%,表明重力式生态护岸的净化效果非常显著。

    表1 重力式生态护岸前后水样浊度对比

    晴天和雨天重力式生态护岸前后水样pH值列于表2。晴天水样pH值7.62~7.78,雨天水样pH值7.36~7.48,均为弱碱性;
    重力式生态护岸后水样pH值较航道内略高2%左右,重力式生态护岸对水样pH值影响不明显。

    表2 生态护岸前后水样pH值对比

    晴天和雨天重力式生态护岸前后水样溶解氧及其饱和度值列于表3。晴天水样溶解氧3.50~7.56 mg/L、饱和度35.6%~78.7%,雨天水样溶解氧3.11~7.28 mg/L、饱和度31.5%~74.0%,雨天溶解氧略小于晴天,重力式生态护岸对水样溶解氧影响较大,重力式生态护岸后溶解氧较航道内小54%~57%,主要原因:① 因生态护岸后均为回填土,未充分接触空气;
    ② 护岸内外水体交换偏弱。

    航道内水样ORP(氧化还原电位)值-78.4~-62.9,生态护岸后水样ORP值-85.7~-70.1、较航道内高9.3%~11.4%,均呈现还原性,重力式生态护岸对水样ORP值影响较小。

    表3 重力式生态护岸前后水样溶解氧及其饱和度对比

    综上,重力式生态护岸在透水孔后填充了片石填心、抛石棱体,对水质净化效果显著,但减少了护岸内外水体交换导致溶解氧偏低,建议适当增加开孔率,并在重力式生态护岸后选择一些生长旺盛、自我繁殖和更新能力强的植物品种进行种植,可有利于水陆动植物及微生物能与周围环境物质能量交换,增强微生物净化水体功能,使河道水质得到一定改善。

    本文通过现场试验研究,取得结论如下。

    (1) 重力式生态护岸近岸流速有74组次(占比86%)小于常规护岸,各组次重力式生态护岸近岸流速减幅3.4%~36.7%,平均减幅17.8%。

    (2) 重力式生态护岸各测点最大波幅平均值有148组次(占比80%)小于常规护岸,重力式生态护岸圆筒及凸榫结构对波流有一定的削弱作用,最大波高减幅0.9%~28.8%,平均减幅10.7%。

    (3)将下雨前后航道内水位与岸边地下水位对比,两者水位基本一致,表明重力式生态护岸的通透性较好;
    而传统护岸边地下水位较之差距较大,表明未与航道水位连通。

    (4)重力式生态护岸地下水样浊度较之航道内水样浊度下降了65.7%~80.1%,重力式生态护岸的水质净化效果显著;
    PH值较航道内略高2%左右,均为弱碱性,生态护岸对水样PH值影响不明显;
    水样溶解氧较航道内小54%~57%,重力式生态护岸对水样溶解氧影响较大。

    (5)重力式生态护岸适用于乡村等土地使用面积限制较小的航道,相比传统的内河航道护岸能起到有效的生态稳定作用,可绿化和美化环境、满足生态环境要求。生态植物的选择应以生态功能优先,乡土植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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