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观视角下西方哲学与文学问题
时间：2023-05-29 09:50: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于 航
在西方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修辞手法其实是普遍存在于语言文化中的一种艺术，而文学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产生某种精神方面的效果，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思考，通过文字语言的组合产生一种美感。一直以来，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下文学与修辞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天然性的关系。然而另一种思想认为修辞手法其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语言搭建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就不属于知识的范畴，可以说，修辞手法的存在会破坏哲学和真理。但是随着修辞观念的持续性改变，在19世纪末期关于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到20世纪后，随着修辞观念的复兴以及后现代形而上学批判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盛行，传统的修辞观点更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哲学一直屹立于文学之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那么，如何从修辞的视角下来探讨文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变化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从修辞观念变化的角度作为切入点，集中探讨了西方思想界哲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变化历程，同时也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判断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在古希腊，智者柏拉图将修辞作为一种技术与烹饪技术和装饰技术并列呈现，这也说明了修辞与哲理之间毫无关联性。但是，柏拉图却发现，利用修辞手法能够提升诉讼过程中的说服力，可见修辞手法对于创建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帮助。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修辞手法是不依赖于实践而存在的，仅仅是通过模仿而形成的一种表面现象，因此，修辞手法与辩证的哲学之间是对立关系。而苏格拉底认为，修辞和演讲作为一种技艺并不是真正从知识角度出发的技艺，修辞的存在只是为了达到某种记忆而产生的一种劝说技巧。也就是说哲学是一种揭露善恶，通过启迪人们依照本性行善所追求和描述的一种理想生活。而基于修辞术的语言学只是能够让人们产生某种满足和快乐的技巧。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主张修辞必须要服从于哲理，认为理想的修辞方式就是从哲学中得出的智慧然后再反作用于文学知识，通过这样的修辞观念来阐述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而到中世纪之后，修辞就变成了一种学术方面的活动，修辞与语法和逻辑共同构成了中世纪语言学科中的三大类目。这一时期的修辞学不仅仅是用在演说方面，更多的是应用在书信描写方面，而修辞学也更加关注文字本身的风格和特征。到启蒙时代后，又有学者认为真理需要对事物的本身进行成熟的思考后才能得出，而不是需要通过人为的措辞方式和辩论结果得出，也就是说人为的措辞和辩论不能称之为真理。这一时期的学者认为修辞作为一种技术迁移和应用在文字语言的表现手法中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却会迷惑人们的判断。而在诗歌界，人们普遍认为诗歌与修辞手法之间相互联系，是充满欺骗和嘲讽的谎言，与哲学之间相互对立。柏拉图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太认真地将一首诗歌当作真理。在那一时期的学者眼中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人们在普遍获得的真理下形成一种理性且正义的生活方式，而诗歌则是以修辞手法为基础达到一种煽动人们情感的目的。因此，修辞的存在对于理性原则来说是一种违背和挑战，修辞在意识理论方面不真实和不可靠的特性，容易引导人们误入歧途。一方面，这些学者将语言艺术当作哲学和理论的注脚，为当代社会中的思想体系或哲学提供了语言论述方面的帮助，却抹杀了文学独立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学者又将艺术作为了自身理论的替代，使艺术永远蛰伏于普遍性理论之下。也就是说，在远离真理的修辞观念下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在这一阶段文学始终蛰伏于哲学之下。
关于真理与修辞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真理与修辞之间保持着某种联系，修辞应当以哲学知识为基础，并且以社会普遍道德作为根基，建立在真理与语言逻辑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在后来纠正了柏拉图一些极端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将修辞视作了一种劝说方式以及观察的能力，并且对不同的修辞手法进行了区分[1]。亚里士多德将通过演讲进行的劝说分为了三种方式，一种是取决于演讲者本身的人格；
另外一种是取决于听众心态和演讲词中内容的一种修辞手法；
第三种就是演讲过程中的理论道德、情感表达以及逻辑表达这三方面的结合体。事实上演讲过程就是理论道德、情感共鸣以及逻辑表达三位一体的体现。由此，亚里士多德也将修辞与诗歌、政治学、辩证法、逻辑学以及心理学之间相互连接，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与人类所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直接联系了起来。在诗歌学中，亚里士多德专门探讨了不同的诗歌措辞风格，并且提出诗歌中措辞体现出的最佳价值就在于其清晰和条理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专门提供了修辞与演示逻辑和哲学之间的联系，并以哲学理性思维看待了修辞学，将哲学中的不同分支与修辞学之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这一点来看，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观念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的过程其实就是演讲和辩证的过程，因此，修辞学就相当于辩证学，而修辞学还可以通过增加语言的多样性来提升哲学的真理体现价值。
昆体良认为，一个完美的辩论者应该在了解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完美的辩论和解说。首先，一个辩论家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道德和品行，也就是说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辩论家。辩论家首先需要学习道德原理，了解社会中一系列关于公证的相关真理，但是辩论家所学习的知识只能从哲学中去寻找。昆体良认为，哲学中拥有的知识是多方多面的，因此，辩论家也应该是具备哲学品质的人，换句话说，哲学也是构成演讲和辩论知识的根基和道德源泉。昆体良这样解说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拯救当代社会下的哲学思想，因为昆体良认为，许多专心于雄辩以及演讲的人们都放弃了对于哲学和真理的追求。除此之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哲学家都选择远离公众和社会进行生活，这在昆体良看来也是一种缺憾，因此，昆体良才认为，未来的雄辩家必须是与社会生活贴近的且具有良好哲学理论基础的雄辩家[2]。
朗吉努斯认为，崇高的哲理不仅带来了美感，同时，还具备了真理的价值。一些具备崇高美感的文章，总是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我们的灵魂。朗吉努斯将文章中崇高的风格确认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分别是伟大的文字概括能力、慷慨激昂的情感、具有逻辑性的修辞手法、高尚的措辞方式以及人的尊严和高雅，这五个方面相互融合才能够构建真正具备崇高价值的文章。在这五个方面中，前两种是属于写作者的天生技能，但后三者就属于可以通过后天学习的技巧性技能。尤其是在修辞方面，朗吉努斯认为，修辞的手法不在于去劝说别人，而是在于能够通过语言的组织方式去引导别人[3]。
与上述观点相互对应，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文学与哲学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社会中的主流思想仍然以哲学作为指导，哲学的存在就在于揭示真理。亚里士多德首先肯定了文学对于哲学的价值，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其实就是在探讨严肃的哲学问题，是人类在哲学理性思考下的产物。而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也大多数认为文学依然会受到哲学的支配。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每一门科学都应该具备自身独立的系统，但另一方面，这些学者仍然将文学归属到了哲学中的理论部分。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人们将修辞手法的诞生归功于真理，认为修辞是在真理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技术。而在此背景下，将文学看成了哲学的一部分，文学也成为了反映哲学并且归属于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4]。
到19世纪，关于真理和修辞以及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著名学者尼采认为，站在西方形而上学真理观念和理性主义语言观念的批判者立场下，修辞本身就是具备一定美学价值的。在尼采看来，哲学家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些哲学家先入为主，将真理当作永恒来探究一系列社会现状和宇宙之谜的绝对规律[5]。但是这些所谓的永恒，只不过一瞬而逝，当许多社会中的哲学家在为这些真理辩护时，这些哲学家也成为了改头换面的辩论者和律师，只是为自己具备先入之见的真理而进行狡辩。尼采将当代的哲学家比喻为律师，表明这些哲学家只是在为具有主观意见的言论进行辩护，这也相当于尼采将哲学家所说的真理和哲学与演说和修辞是为了具备同样本质的话语。而哲学家们所谓的真理，只不过是将世界中的普遍现象根据自己的观点和选择进行了拟人化，并且将之信奉为永恒的理念，从而形成的一种抽象概念。也就是说，所谓的真理就是哲学家个人对于世界进行观察而得到的结果，如果将修辞比作是一种谎言，那么真理最终的本质也是谎言[6]。而尼采关于修辞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也为20世纪新出现的修辞学和真理奠定了基础。20世纪后，新的修辞学中转变了修辞长期以来只作为一种语言工具的固有概念[7]。道格拉斯认为，那种将修辞视为话语中的调料的观念应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修辞普遍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语言传播活动中，修辞能够规范并且组织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由此可见，新的修辞学修辞的概念从传统的政治视角下引入到了一切以语言表达为象征性的交流活动中，这也让修辞学本身的认知性得到了确认。罗伯特指出真理并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固定的，真理的存在需要适应周边的社会环境并且能够被不断创造，而在人类处理各类型事物的过程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修辞学具有认知性。由此可见，在后现代的修辞学理论观念下，真理不再是一种永恒的且绝对的思辨规律，真理是相对的，会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环境的变化不断被创造。这一阶段中的学者认为，对真理的发现和创造是通过主体间性体现出来的[8]。主体间性也就是所谓的交流，而交流中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到修辞手法。在对真理探讨且创造的过程中，现实社会中的各类型事物被赋予了多样性以及弹性空间，而不同的主体对于现实生活的感知和参与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不同的真理以及不同真理的存在方式。因此，哲学的出现以及哲学的研究与修辞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也证明，哲学不再是以知识或永恒的真理探究作为己任，而修辞的功能也不仅仅局限于对于语言的支持和赞同，而是可以用于各类型语言交际的环境中[9]。
如果真理的本身与修辞之间相互联系，那么哲学就不再是既定的和永恒的，哲学也就失去了高于文学艺术的地位和优势，而是能够与文学和艺术之间相互统一[10]。在尼采看来，艺术其实就是以变相的形式讲述着真理，但艺术始终围绕着真理，是一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幻想；
艺术虽然没有哲学那样具备理性，但是艺术可以通过更加感性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认知，正是凭借着艺术的存在，人们才能更加真实地体会生活。而美国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认为修辞是普遍存在于哲学话语中的，一切哲学的推论和演变都离不开修辞。
综上所述，由于真理与哲学、修辞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给予了人们看待哲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新视角。通过修辞观念变化的角度看待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辩证方法进行的一场讨论。但是仅仅凭借理论上的辩证还是无法真正得出在修辞视角下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只有真正地将修辞应用在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中进行实践考察，才能进一步判断在修辞视角下哲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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