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

毛家贵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 556011）

本文所论双语教育，亦称双语教学，指的是民汉双语教育，即“少数民族语+汉语”或“汉语+少数民族语”的教育模式，贵州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包括“苗语+汉语”“侗语+汉语”“布依语+汉语”“彝语+汉语”等等。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贵州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为了帮助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汉语；
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对工作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改革开放以后，双语教育逐渐成为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助力，开始具有了语言扶贫的功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双语教育具有了新的内涵、特征和任务。在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既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集中体现，又是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策支持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民族理论基础，也是我国民族政策中的总政策之一。中国共产党从1921 年成立之初就主张民族平等，并始终坚持、一以贯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宣告了民族压迫制度的终结，中华民族开辟了民族平等的新天地。新中国成立迄今，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很多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保护和发展民族语文，民族语文的传承和发展获得了新生。

1949 年9 月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其第六章“民族政策”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五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釆用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
对不适用此种文字的民族行使职权时，应同时采用该民族的文字。”第十六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釆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1954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实施《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此后，历次修订的宪法都坚持了相同的内容。1956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各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实验推行分工的通知》，确定了各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以及实验推行的具体分工。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1995 年3 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进入21 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持续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民族语文发展。2000 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及文件，都有力地保障了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2002 年7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力推进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正确处理使用少数民族语授课和汉语教学的关系，部署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工作，在民族中小学逐步形成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明确表示“国家对‘双语’教学的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重点扶持”。2020 年9 月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保护开发语言资源。大力推进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民族文字教材管理，提升民族语文教学质量。”

（二）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出台的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对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对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及其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洪玉的硕士论文《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及发展研究》回顾了我国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对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五大民族自治区和四川、吉林两省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发展模式、特征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1］；
谢治菊《西南地区双语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一文对西南地区双语教育实施现状、效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2］；
张海云、尤当周合著的《青海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教学现状调查》一书分析了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探讨了双语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国家认同的促进作用［3］；
佟加·庆夫《新疆民族语文工作60年概览》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语文工作，认为新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地位平等，各民族语言文字在各领域的平等应用得到保障，有力地促进了自治区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4］；
曲晓晓的硕士论文《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认为，双语教育政策实践在促进西藏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理论总结才能持续推动这一伟大社会变革［5］。贵州双语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张和平［6-7］、姬安龙［8］、彭靖［9］、杨菁［10］等人从不同视角梳理了贵州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成绩经验，龙海燕、罗兴贵、吴定川合著的《贵州民族语文工作六十年》更是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 年间贵州省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推动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的工作实践和经验［11］。

以上所列双语教育研究成果仅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部分，对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对民族双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双语教育只有紧跟新时代的发展步伐，才能行稳致远，开创新的局面。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 年来贵州双语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发展状况，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新要求，探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腹地，山川地势复杂，生态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多元，自然风光旖旎，是著名的山地旅游大省，有“多彩贵州”“公园省”等美誉。在17.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3 856 万人民，其中汉族人口2 451 万，少数民族人口1 405 万①据国家统计局官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贵州省民族众多，民族语言资源丰富，在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土家族、满族、回族、白族、蒙古族、羌族等6个少数民族已转用汉语，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仫佬族等11个少数民族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汉语。在11个仍使用自己语言的民族中，仡佬语和仫佬语的使用人数较少，其他9个民族的语言使用人数比例仍然很高。从民族文字方面看，彝族和水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字；
苗族、布依族、侗族、壮族、瑶族使用的是新创拼音文字；
仡佬族、畲族、毛南族、仫佬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借用汉字。［10］181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语文和汉语文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交流工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语文仍然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汉语无法替代的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儿童的母语口语能力呈下降趋势，家庭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放弃民族语的传承，因而开展双语教育是贵州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9］71-72

（一）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分期

现有成果中，不少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进行了研究，不同学者的历史分期不一样。姬安龙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的民族语文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起步到中段——50 年代试行情况”；
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到发展——80 年代试行情况”［8］。彭婧、范俊军将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20 世纪50 年代：民族文字创制和扫盲时期”“20世纪80—90年代：扫盲和学校教学并进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校双语教学萎缩时期”“21世纪：恢复与稳步发展时期”［9］。龙海燕、罗兴贵、吴定川将贵州民族语文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开创期（1949 年—1958 年）”“徘徊期（1959 年—1979 年）”“发展期（1980 年—1996 年）”“新时期（1997年—2009年）”［11］。双语教育是贵州民族地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具体表现，因而杨菁对贵州民族语文政策的阶段划分也具有参考价值，其研究成果将贵州民族语文政策分为四个阶段：“学习国家政策阶段（1950年—1980年）”“初步创制阶段（1980年—2000年）”“贵州省政策发展阶段（2000 年—2010 年）”“逐步完善阶段（2010 年以后）”［10］。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考察贵州双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分为五个阶段。

1.蓬勃兴起阶段（1950年—1966年）。即从贵州解放到“文革”前夕。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派遣工作队到贵州进行民族语言普查，了解民族语言资源，并为苗族、侗族、布依族、壮族、瑶族等创制了拼音文字。民族文字创制后，培训教材、扫盲教材、工具书的编译工作迅速开展，民族语文专业学习班、民族语文师资培训班、民族语文干部培训班、民族语文农村扫盲学习班竞相开办，贵州民族地区掀起了学习民族语文的热潮。新创民族文字和彝族传统文字在新中国民族平等政策的支持下，成为民族地区培养干部人才、开展扫盲工作，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助力。

2.曲折发展阶段（1966 年—1978 年）。从“文革”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期贵州的民族语文指导机构被撤销，民族语文出版工作被中断，民族语文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被停止，各地的民族语文学校相继被撤销［11］57-58，双语教育陷入低谷。虽然遭遇挫折，但贵州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依然在曲折中缓慢发展，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民间自发、自觉的语言学习形式，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了解国家政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快速发展阶段（1978 年—1996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批判了过去“左”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重申了党的民族语文政策，重新确立了民族语文是提高各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的最有效的工具。［11］71随着贵州民族语文指导机构重新设立，民族语文出版工作得到恢复，民族院校恢复招生，双语教育迅速得到发展。贵州民族地区相继开设了大量民族语文试点班、民族语文师资培训班，编译了大量民族语文教材和读物，各文种使用民族文字扫盲的试点和人数继续增加，使用民族语文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和学生人数达到历史新高，双语教学成绩斐然。

4.稳步发展阶段（1996 年—2012 年）。1996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先后向国务院呈报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报请审批侗文为正式推行文字的请示》《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报请审批布依文为正式推行文字的请示》《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报请审批苗文为正式推行文字的请示》，标志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特点是继续开展双语教学和师资培训，编译民族语文教材和读物，整理和研究民族古籍，保护和抢救民族语言［11］89。

5.新时代阶段（2012 年至今）。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民族语文成为搭建贵州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坚固桥梁，双语教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科学推行双语教学，不断提高民族语文教学水平，加大对双语学校的支持力度。①《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育厅省民宗委〈贵州省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函〔2015〕213号）。2021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贵州民族地区积极利用民汉双语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少数民族群众，用少数民族群众最熟悉、最亲切的民族语言宣讲党史和党的方针政策，让他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创新了双语教育的内容，拓展了双语教育的形式。

（二）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实施效果

1.有效提升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双语教育实践证明，用民族语文对少数民族进行扫盲、帮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是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贵州民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少数民族群众懂汉语识汉字的极少，双语教育实施以后，至2007年，17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有1 317.92万，其中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口有698.2万，占52.98%；
半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口有111.35万，占8.45%；
不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口有508.37 万（主要是土家族、回族、蒙古族、白族、满族、羌族），占38.57%；
通晓汉语的人口有1 057.65 万，占80.25%［11］1-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双语教育的持续开展，各少数民族通晓汉语的比例在逐年提高。至2021 年，除了偏远民族地区的少量少数民族老人外，贵州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率已接近100%。

2.形成了成熟的双语教育类型和有效的教学经验。经过70 年的探索和实践，掌握了双语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贵州省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有社会扫盲、学前教育、双语双文②该类型主要在苗、侗、布依、彝等4个民族进行，由于各民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本民族文字的内部结构及其语言规律的不同，经过实践，分别从一年级、二年级或三年级起开设民族语文课，以达到民、汉语文“双丰收”的教学目的。参见张和平《贵州省双语文教学概况》，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人才培训等几种类型。根据贵州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以及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遵循儿童的认知规律，遵循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尊重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探索出注音释义法、直接对比法、环境熏陶法、兴趣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双语教学方法。［7］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苗族、侗族聚居地区的学校用黔东方言苗文和侗文开展双语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民族地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升学率、及格率、巩固率都明显提升。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毕节市也因地制宜，探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双语教育发展模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1］64-65

3.推动民族语文编译出版工作取得丰富的成果。教育活动离不开教材，70 年的双语教育实践，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贵州省民委系统组织专家编写了大量民族语文教材。扫盲教材如《苗文（川黔滇）·农民识字课本》①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出版。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苗文（黔东）·农民识字课本》②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出版。《苗语课本（黔东方言）》③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湖南省国营芷江县印刷厂1983年印刷；
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由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译的同名教材。《苗文课本（湘西方言）》④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编，贵州省出版局印刷服务公司1982年印刷。《苗文课本（川黔滇方言）》⑤鲜松奎、王文武、陶发贵编，贵州省印刷服务公司1982年印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苗语课本（滇东北方言）》⑥杨忠德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布依文·农民识字课本》⑦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出版。《彝文识字课本》⑧贵州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这些教材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发展，也助力贵州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小学民汉系列教材如《六年制小学苗汉课本（试用）·语文》⑨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六年制小学侗汉课本（试用）·语文》⑩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六年制小学布依汉课本（试用）·语文》⑪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出版。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小学彝汉课本·语文》⑫贵州省民委民族文字书籍编译组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苗汉语文》⑬贵州省民族文字教材编译委员会编写，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汉侗语文》⑭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贵州省小学双语教材编译委员会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出版。《布依汉语文》⑮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年出版。《彝汉语文》⑯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等，以民汉双语对照的方式编排，有利于学生通过民族文字理解汉文，助力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000年贵州民族学院组织教师编写了《大学苗语课本》《大学布依文课本》《侗语阅读材料》［11］96，民族语文大学教材编写取得了突破。民族双语教育还推动了民间文学读物和科技读物编译工作的开展，如《苗族诗词选（黔东南方言）》⑰杨通河编，贵州省台江县印刷厂1983年印刷。《玩山歌》⑱龙玉成编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布依族酒歌》⑲赵焜、吴启禄等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脱贫攻坚‘双培’行动”双语读物》⑳贵州民族出版社2020年出版。等等。此外，民族语文工具书的编写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如《苗汉简明词典》《侗汉简明词典》《布依汉简明词典》等工具书的编写和出版，对民族文字的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4.促进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贵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矿区，国家公布的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共有99项159处，其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占80%以上。省级、州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传心授的特点，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传承载体，如苗族古歌、苗族贾理、刻道、仰阿莎、侗族大歌、水书习俗、彝族撮泰吉、彝族山歌、布依族八音坐唱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社会历史文化、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成绩显著，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尤其是非遗传承人队伍的不懈努力，民族双语教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和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先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持续推进双语教育工作，保护和传承民族语文，是保护和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

5.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帮助苗族、侗族、布依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发展双语教育，利用民族语言文字开展扫盲工作，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语教育成为宣传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手段，是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从民族地区走向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双语教育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民族地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助力。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黔东南及时组织民族语文专家翻译十九大报告，深入苗乡侗寨以少数民族群众最熟悉的语言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不足之处

1.对双语教育能否促进学生发展的认识存在误区。语言的传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肩负主要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很多少数民族家长和学校教师认为开展民汉双语教育，会减少学生学习汉语课程的时间，从而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因而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更重视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很多少数民族父母为了追求“普通话发音的纯正”，甚至放弃对孩子进行民族语言的传授。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双语学生拥有更高效的学习思维能力，从整个教育过程来看，双语学生在语言能力提高、认知能力发展和功能任务执行等方面明显优于单语学生，在语言理解、社会交际、文化适应、思维发散等方面都拥有优势。［13］

2.对双语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认识不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把民族语言保护好、传承好，民族文化才得以赓续。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法宝”之一，很多非物质文化资源相继被开发和利用，为少数民族群众带来巨大的直接收益。民族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虽然也可以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收益，比如使用苗语演唱的苗族古歌、苗族飞歌，使用侗语演唱的侗族大歌等，但是这些语言文化多掌握在中老年人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不会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语言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民族语言的“失传”将会使民族文化失去载体，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3.对双语教育改革创新的力度不够。从70 年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党和国家制定了系列政策文件、法律法规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双语教育，但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发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创新的力度不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双语教育的模式、内容有所调整，然而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应时而变，以至于曾经繁荣过，也一度中断过。双语教育必须坚持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围绕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总结实践经验，遵循教育规律，改革教育机制，创新教学模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融入和服务时代发展。

4.双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无文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后，贵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掀起了一股学习民族语文的热潮，培养了一批双语教学师资。然而，贵州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工作环境艰苦，工资待遇较低，双语教师难以安心就业。受择业观念的影响，很多掌握民族语文的少数民族群众不愿投身教育事业，双语教学点招不到合适的教师，临时代课的双语教师偏多，由于编制和待遇等问题，代课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主动性易受影响，导致双语师资队伍极不稳定。1996 年，贵州省苗文、侗文、布依文论证验收工作结束，由于种种原因，双语教学开始萎缩，“农村民族语文扫盲点基本中断，学校双语教学班的规模和数量也急剧缩减”［9］，大量双语教师转任其他课程教师。近年来，在贵州省民宗委、省教育厅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苗汉、侗汉、布依汉、彝汉双语师资培训班不断举办，但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善，双语师资力量仍然不足。

（一）坚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党和国家制定了系列民族政策、法律法规，保障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双语教育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推动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各级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大力支持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切实把“民汉兼通”作为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语言文字管理体制，各县（市）语委负责统筹语言文字工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健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上下联动、协调有效的责任机制。调动各类资源和力量，凝聚做好双语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不断改革创新，构建双语教育的长效机制。

（二）正确处理民族语文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系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推进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民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系，民族地区传承民族语文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辅相成，不存在任何矛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母语”，民族语文是中华语言文化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好民族语文，有利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对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为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实施的双语和谐环境建设示范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加强新时代民族语文教材和读物的编译工作

20 世纪80—90 年代，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院）、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等部门编译了系列民汉语文教材，在民族地区学校使用和推广，深受少数民族群众和师生的欢迎，为推动双语教育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党的教育方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民族语文教材应贯彻新时代的新精神，落实新时代的新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汉兼通”为目标，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持久、强大的凝聚力，体现民族性、本土性和科学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总体要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组织专家做好新时代民族语文教材和读物的编译工作。

（四）针对民族地区出台双语人才培养政策

继续在高等院校开办民汉双语预科班和双语民族班，对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且通过少数民族语言考试的考生，适当降分录取；
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资格认证和等级考试制度，对从事民族语言编译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进行资格认证，为通过民族语言等级考试的考生颁发等级证书，资格认证的结果和等级证书可作为职称评聘的条件；
在企事业单位设置双语人才岗位，民族语言是该民族自治地方的通用语言之一，民族地区的很多群众依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设置双语人才岗位符合民族地区实际工作需要；
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训工作，建立一支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双语师资队伍，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政治素养和专业水平。

（五）加强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传承工作

组织专家学者摸清贵州民族语言资源现状，绘制出民族语言保护地理分布图，抢救濒危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和传承现有民族语言资源。加大宣传力度，使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深入人心，让少数民族群众充分认识到自己母语的文化价值，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以民族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发挥民族语言的资源优势，挖掘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开发民族语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充分挖掘、开发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发动群众自觉保护和传承好民族语言资源。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民族平等政策的推动下，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宪法的承认和保护，贵州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双语教育在助力扫盲工作、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双语教育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国家政策、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进入新时代，双语教育成为民族地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的有效途径。

70年的双语教育实践，有效提升了贵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形成了成熟的双语教育类型和有效的教学经验，推动贵州民族语文教材的编译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促进贵州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也注意到，双语教育还存在很多不足，依然任重道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坚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民族语文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系，积极实施双语和谐环境建设示范工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推动贵州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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