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的业镜与东岳庙探赜
时间：2023-05-28 10:40: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一峰 牛英彬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的业镜(图1①)早年安放在江津东岳庙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岳庙被损毁，1952年西南博物院在江津东岳庙征集此镜，五十年代曾陈列于原重庆博物馆(今三峡博物馆前身)前大坪坝上，江津博物馆建成后借展至今。
图1 三峡博物馆江津东岳庙业镜正面、侧面、背面照(从左至右)
根据《重庆市志·文物志》[1]记录，业镜为青铜材质，直径1.33米，厚3厘米，镜下有石质枕状镜架，高5—15厘米。业镜镜面和镜背有多处损伤，锈蚀严重，郑利平等[2]于2000年对其进行了修复与保护。根据学者对业镜的观察，镜面平整光洁，镜背边缘饰两圈突出弦纹，没有发现明显的合范线，应采用翻砂工艺制造，镜背多重同心圆痕迹应为铸造后打磨加工的痕迹。镜背有楷书阴刻铭文共17列468字，每列13—35字，字径2—4厘米，根据《重庆市志·文物志》的记载与我们的实地考察，现将铭文记录如下②：
萬曆三十八年內，建脩東嶽廟，有十王殿中業鏡未造。值本縣奉革古錢，為首羅文綺，傅興禮、楊大成、耿譽、羅文綉、胡濟然、龐変、黎聸、鄭廷澄、鐘淳、李金紫、龐祐、卞孔儒、周思尭、姚文明、李發、劉之良、廖一選、夏禹祚、徐謙、王可仕、李正綱、黎芳治、卞喜率眾叩化通邑，不用錢文鑄鏡，各出工匠，日用柴炭銀三錢，詎冀鑄造不成，經今數年，民心大愜(慪)，有“月燭會”首黃萼、戴春鳳、韓啓宗等率眾鑄造不成。緣此，龎祐、李金紫、卞孔儒、鐘淳、李正綱、徐讓、李發男、李春先仍出銀錢，請將完鏡。錢糧難敷，又同僧叩化喜男信女，各施錢文，以輳日用柴炭之資，複造三次方已。周圍施錢信民，開列於後：鄭朝陽、羅元吉、彭正、寵鄭遇春、龐□□、祝元翠、胡自高、範廷宗、謝興起、陳應鳳、漆扁、林鐘法、王啓林、黎敦、黎芳曉、夏應登(奎)、程魁、詹啓法、施伏、王應富、陸文仕、殷文騰、廖上選、鄒堂、王玄鐵、蘇伏田、徐選可、熊已發、向起登、蘇鳳拔、蘇伏元、□□、羅秀、杜為□、丁□連、周□龍、成方、潘自責，本殿僧人海朝、惠法，黎門蘇氏、王氏、戴氏，曹門李氏，翟門許氏，住持僧惠啓、惠元、惠地、寂誠、寂訓。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吉旦造建，向啟攀書，□□□篆。
鑄匠管澤民、戴啟鳳、楊尚貴、黃□(陳貴裏)。
阅读铭文可知：第一，业镜出现的时间晚于东岳庙，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建修东岳庙时十王殿中业镜尚未铸成，最后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四月二十六日完成，时间长达十年。第二，铸镜工艺复杂，过程艰难，耗资巨大，前后经历三批人主持，最后一次铸造时用了三次才成功。铸造的出资人主要有“月烛会”会首、普通信众、东岳庙的主持与普通僧侣，钟淳、李金紫、庞祐、卞孔儒和徐谦等人参与两次铸镜出资。第三，万历三十八年时，“月烛会”会首建镜亭，或为业镜最初安置的地方，但这与铭文首列所写“有十王殿中业镜未造”不一致。
江津东岳庙业镜铭文提到这面镜子位于“镜亭”中，与其他宗教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业镜位于十王殿中不同。十王殿是唐代及以后佛教地狱观中审判亡者的地方，业镜出现在第五阎罗王殿中，主要功能是映射亡者生前功过。姜守诚[3]和王晶波[4]认为唐代地狱观念的盛行固化了业镜的功能与使用，随着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进一步加深，此说法沿用并影响至明清。和姜守诚、王晶波论文中所提业镜使用相比，江津东岳庙业镜其实用性应该更强。学者们推测其功能应是信众照镜时依据镜影所现清晰度来判断其善恶轻重，影像清楚者善多恶少，模糊者恶多善少。这种根据影像来分辨善恶程度的行为在隋时就已经流行，《法苑珠林·敬佛篇》记载了一面业镜，称“石影像”，隋大业时期京城僧人、道士和信众常去瞻观，每人所见不同：“一睹之间，或定或变，虽善恶交现，而善相繁焉。故来祈者，咸前发愿，往作何形，来生何处，依言而现。信为幽途之业镜者也。”[5]
明清时期在石窟寺造像和宣教的宝卷中常出现地狱审判以及业镜的内容，其原因或为三教合流和民间信仰杂糅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同宗教的相似元素互通，业镜、十王等佛教地狱观的元素便由此融入进道教东岳庙中。明清时期石窟寺造像数量远不及唐宋，但其增添了许多其他信仰的元素。如安岳三仙洞摩崖造像，不仅供奉三教尊神(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还有菩萨、四大元帅、九司三省、十八罗汉等。此处有地狱十王造像，第五殿造像案下为冥吏让亡者照业镜并进行惩罚的场景。
明清宝卷中也有关于业镜和审判的内容，如康熙本《地藏王菩萨执掌幽冥宝卷》、光绪本《地藏宝卷(甲种)》、旧抄本《地藏宝卷(乙种)》、旧抄本《十王宝卷》、旧抄本《地狱宝卷》等。这些宝卷、宝钞在描述第五殿时多提到业镜映照亡者的善恶，如《地藏宝卷(甲种)》：“五殿阎罗铁面君/日查阳间夜治阴……业镜台前来照出/果然不错半毫分/”[6]610《地藏宝卷(乙种)》：“五殿阎王劝善人/一生巧记害好人/业镜台前都照出/零削碎刮罪不清/”[6]634一些宝卷中第五殿用来映照亡者的媒介由业镜变成了望乡台，如《玉历至宝钞》：“本殿外有望乡台……良善之人/此台不登/功遏两平/已发往生/惟有罪鬼望眼睁睁/登台四顾/珠泪交融/”[6]73-74《十王卷》：“阎罗王/有叫唤/大狱一座……观望乡/台一座/四十九丈/恶男女/立台上/痛苦难言/有恶鬼/指着他/一一来看/”[6]5
关于业镜所在的东岳庙，江津县志乾隆、嘉庆、光绪和民国本均有描绘。乾隆本、嘉庆本、民国本县志的《艺文志》记录了夏珙撰写的《重修东岳庙碑记》，根据此记并结合造镜记能够解读出江津东岳庙重要的几次修缮情况，现摘录如下：
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夫举其所当举，则举之为当，而不可听其废矣，况于崇祀之大者乎。邑之有东岳庙，旧在城内南隅，明成化间，以其地隘□湿，且浅陋不堪，移而建于西关郊外，去城里许。势处几水之左右肩，为邑上游。邑多山，冈陵重叠，而此独宽坦舒徐，江水环绕，民居稠密，烟火相接，势亦雄街，为邑巨观。乱后，室庐俱废，祠余多柱，岿然如灵光殿，荆棘与禾黍相杂，而城社萧条之状尽露。于下如人之裸袒无衣，独冠其首，成何形状。郡侯三韩陈公，以从龙世胄，数典大籓，来守渝东，巡省所及，每就邑之上游，辄为憩息。嗟叹不置，其心目中已具有作用矣。丙戌春，舟自锦江还署，维舟其下，诏父老子弟问民疾苦，凡御灾捍患，及修复废坠，一一举行于此，尤属意焉。询之邑宰张公，公以山右名家为邑，召父抚字有加。清静宁一，事所当为，不惜劳瘁，盖其心亦与陈侯抚字之念为一。至于补筑创建。有益于地方生民，尤其所不忌也。于是不谋于众，捐俸若干，给里民某董其事，坏者补之，缺者修之，务期牢密。不期月而柯宇俨然若新，有振衣挈领之势，而城郭有所依庇，江水绕曲，如环其流，不单鼎山之势不孤，钟镛与弦诵相接，铃铎和机杵交鸣，可以追维昔盛而谋后兴矣。仁人谋事，剏于此而益于彼，其图维远而用意深，不于此可见哉。且于艰难结据中首建府城、学宫、大成殿、明伦堂，制甚严，凡俎豆龠舞，无不毕备。聚郡邑子弟而教习之，进退出入焕然改观，其所剏举必从要处，不徒漫然兴作也。里中逸叟夏珙，敬识而记之[7]577-578。
根据碑记，东岳庙原在城南内，始建时间不明，明代成化年间因其地理环境差并且十分简陋，故移建至西关郊外，也就是现在县志所载之处。根据业镜铭文可知，万历三十八年时东岳庙有一次修缮工作，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708年)业镜铸好后放置在十王殿中。此后就到夏珙所记丙戍春的修缮工作，根据乾隆《江津县志》卷十《贡士》记载，夏珙为康熙年间的贡士[7]501，该丙戌年应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此次修缮是由县令张树侯为首捐俸培修的。
民国本《江津县志》卷首舆图中区详细绘制了东岳庙的位置，并在卷四之二《附寺观》记载了东岳庙的位置，在县西距城一里，且特地提到“有大铜镜一详”。这本县志不仅记录了重修记，还于其后增添了邑人王名符、王家驹、万熙纯游览后写的诗：
邑人王明符题诗《次壁间韵》：“凌云层阁喜登临，一带平江映远林。山障入窗青极目，涛声振响快闲心。高楼有榻禅居静，近市无喧野趣深。夜月芦花知更好，芒鞋草笠漫相寻。”
王家驹诗：“十年不到上方游，此日登临景色幽。隔岸好山峰叠出，夕阳古渡涨横流。巍峨阁耸灵光旧，斑驳碑残碧藓稠。那得消除麈底事，时来高阁对闲鸥。”
万熙纯诗：“君不见江城西北水之涯，中有古庙藏烟霞。空庭树百尺，奇特倚云斜。回栏曲槛相交加，鬼神睁睁怒目而张牙。如牛如马如龙蛇，欲飞欲走欲攫拏。我疑生入阎罗殿，毛发耸立眼摇花。外有一高楼，趋登蕞上头。古佛支颐麈满座，烟云排闼凉生秋。老僧见我游兴狂，导我看镜临中堂。为言此物能照轮回真色相，至今污浊无光芒。噫嘻此说不必真，岂心尽无因便欲。磨向长江千丈水，端照人间怙恶人。”[8]
三人诗词中写道，东岳庙内有一高楼，能够远眺江岸，庙内布局曲折，其中塑造有各类狰狞的鬼神像。万熙纯诗云“老僧见我游兴狂，导我看镜临中堂”，提到业镜置于“中堂”，与铭文中所言置于十王殿有区别，或为后代在修缮、重建等过程中将业镜移动至别处。又可从“为言此物能照轮回真色相，至今污浊无光芒”知此时业镜污损锈蚀严重，无法再照出人的影像，但是庙内僧人知道其用处并以此劝诫游客。此时业镜不具有实用性功能，而是作为一种宗教物品对外展示，但仍旧有着劝诫、警示的作用。
对于东岳庙近代的情况，民国县志记载“而香火极盛”，核心原因是人们对鬼神的畏惧。江津东岳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于今具体位置不明，根据民国江津地图并结合今江津老城地图，能大致推算出东岳庙在今江津滨江宜苑小区一带。
各朝代各样式的小型日用铜镜十分常见，但是如此大体积且主要为宗教用途的铜镜十分少见，江津的业镜在现存明清铜器中也是精品的存在。这面铜镜的收藏、保护与展陈的历程体现了建国以来文物保护与展示的历程。
我国民众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认识和敬畏促成了宗教在精神上给信众营造出美好的天堂世界与恐怖的地狱世界。业镜本为地狱审判中第五殿阎罗王映照亡者生前善恶业力的媒介，本文所述业镜以大型实物作为宗教器物于东岳庙镜亭进行展示，其实用功能更强，目的是为了让信众通过映照影像产生畏惧心理，达到劝诫、警示和宣教的作用。在锈蚀后，业镜的实用性和空间性减弱，但是同样是处于“中堂”的重要地位，由宗教从业者以讲解的形式进行劝诫、警示和宣教，义理性不变。这类宗教行为实质是利用信众对鬼神的恐惧、对死亡的未知和亲情进行宣教，一定程度上对信众的行为起到了警示、劝诫和规范的作用，也能从信众的行为上看出信众信仰的功利性。
正统的东岳庙会配置东岳大帝与七十六司，如北京东岳庙(此庙为正一教在华北最大的道观，仅在中轴线碑林广场四周表现了七十六司，没有设置十王殿等)。现存大部分东岳庙设置较为复杂，在东岳庙中设置类似十王殿的还有重庆合川东岳庙(始建于明代，现仅存遗迹，文献记载有十殿，具体形制不明)、重庆铜梁安居古镇东岳庙(始建于明代，保存较好，两廊有十殿，近代修培)、山西蒲县东岳庙(始建最迟至元，保存较好，有七十六司、独立地狱与十王殿)等，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宗教信仰的杂糅，相似的宗教元素存在互通或是借用的可能性。
通过对江津东岳庙和业镜的研究，反映出明清佛教地狱观念对普通民众影响长远，在三教合流和信仰杂糅的背景下与其他信仰中对死后世界的表现相融合，给研究明清时期的宗教思想与社会风俗提供了重要线索。
注 释：
①本文作者摄于江津博物馆。
②铭文根据《重庆市志·文物志》记录和句读为底本，加以笔者自己的比对，现将抄录铭文中涉及的相关符号进行说明：(1)“羅元吉”为笔者补充《文物志》记录缺；
(2)“吳應宿”为根据实物模糊笔画推测文字；
(3)“黃兼(寅)”为笔者考察认为与《文物志》记录有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