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张新科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于1992 年6 月，至今已走过30 年的历程，我本人也亲历了这30 年。时光匆匆，我加入研究会时是30 出头的青年，如今也变成了年过六旬的老人。研究会发展到今天，新人很多，正经历当下，但对研究会过去的情况不大了解，所以我就以“详古略今”的方法，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作一个回顾，同时也缅怀与致敬为研究会创立、发展作出贡献的一大批前辈学者。有不完整或不准确之处，谨请各位批评指正。

1978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经过十年的建设，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与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还很不相称，日本的《史记》研究在某些方面还领先于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引起文史工作者、尤其是陕西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人们思考的课题。

陕西韩城是司马迁的故乡，有一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热爱司马迁、敬仰司马迁，他们首先行动起来。1985 年3 月，韩城市率先成立了司马迁学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司马迁研究的学术机构，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录勋为首任会长。学会立足于司马迁故乡，充分挖掘乡土教材，挖掘司马迁精神，普及《史记》，保护与司马迁有关的文物古迹，给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1987 年5 月15 日至17 日，由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先生发起，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的全国《史记》学术座谈会，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赵光勇、历史系徐兴海与韩城市民盟张天恩三位陕西代表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在总结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
《史记》是中华文化经典，全国文史研究者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为了加强联络，成立了由韩兆琦、施丁、宋嗣廉、吴汝煜、赵光勇、张天恩组成的《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以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联络的临时组织。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987年6 月17 日的《光明日报》上，在社会范围引起很大反响，对于陕西乃至全国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赵光勇、徐兴海、张天恩三位代表从北京回来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落实会议精神，积极筹备在陕西召开全国性的《史记》学术研讨会。当时，陕西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张登第老师也很热心司马迁研究，而且很有外交才能，交往广泛。我1986 年硕士毕业留校，那个时候还不到30 岁。由于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与司马迁《史记》有密切关系，又与赵光勇老师、张登第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所以经常跟随赵老师、张老师以及徐兴海老师一起活动。同时参与筹备会议的还有陕西师大电教中心的许允贤老师、赵光勇老师的弟子高益荣等。1988 年5 月9 日至14 日，由陕西师范大学、韩城市司马迁学会、人文杂志社联合筹办的全国《史记》研究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来自全国20 多个省市的8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在陕西师大和韩城分前后两段举行，韩城方面主要由张天恩负责筹备。当时的陕西各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对这次盛会给予了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据会议纪要，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董继昌，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陈元方，陕西省社联名誉主席郭琦，原陕西博物馆馆长武伯伦，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杜鹏程，全国政协委员范明、史念海，陕西政协常委霍松林，陕西省社联副主席冒君刚，渭南地委顾问白云峰、副书记李希渊、宣传部副部长梁军，韩城市委书记王志伟、副书记刘爱玲、政协主席孙万章、副市长张松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录勋，以及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王国俊，副校长江秀乐、李钟善、赵万怀，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谢振中，前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绵，前陕西师范大学校长陈立人等出席了会议，有些还作了重要讲话，不仅对这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对司马迁研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对与会者以很大的启迪和鼓舞。由于当时的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再加上全体与会者的通力合作，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陕西师大学报》1988 年增刊

大会之后，很快以《陕西师大学报》1988 年增刊的形式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我作为筹备会议的秘书之一，提交了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是与魏耕原老师合作），在会议上与大家交流，并在会后及时整理有关材料，撰写了本次会议的学术综述，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 期上。也是由于这次会议，陕西的司马迁研究引起全国学者的关注，呼吁成立省级司马迁研究会，把陕西建设成全国乃至世界研究《史记》的基地。形势喜人又逼人，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事情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因此，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成立，是适应了国家文化发展的需求，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借了韩兆琦先生首先发起的《史记》会议的东风，借了1988 年陕西举办的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的东风，借了司马迁故乡的东风。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成立。

筹备成立省级学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国家对学会有相关规定外，重要的是要有热心人来做具体的事情。陕西师大《史记》研究室的老师们作为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大家开始忙碌起来。

《司马迁研究》《范明新编史圣司马迁剧选》

借着全国《史记》会议的强劲东风，1988 年陕西师大首先成立了《史记》研究室，主任由中文系张登第老师担任，赵光勇、徐兴海等老师都是骨干。我作为青年教师，参与研究室的有关工作。当时，陕西师大前党委书记、校长李绵，副校长赵万怀、刘谦光，都来自司马迁的故乡，在举办全国《史记》会议时，他们就曾热心支持。现在筹备成立研究会，李绵老校长又再次牵线搭桥，安排筹备组老师拜访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他也是韩城人，曾在韩城任职，对韩城市委、渭南地委也很熟悉。在全国《史记》会议时，他就曾出席会议并讲话（当时是省委副书记）。这次成立研究会，通过他的联络，筹备组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当时主管文教的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原是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是陕西师大中文系系友，所以筹备组又专程拜访他们，商议此事。一方面出于对陕西文化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陕西师大之情谊，他们都很支持成立研究会。筹备组还特别联络了全国政协委员范明将军，他曾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著有文学与演出剧本《司马迁》和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等，影响很大。在全国《史记》研讨会上，他倡导以“史圣”来赞誉司马迁的提议，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响应。当时积极推动此事的还有著名作家杜鹏程，他也是韩城人，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等作品闻名天下。他在全国《史记》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充满着对司马迁的敬仰之情，也对司马迁故乡的《史记》研究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杜鹏程在1991 年10 月因病逝世，没有能够看到研究会的成立。

联络各方人员不久，谁担任会长的事情就要落实了。会长人选，一方面学术上需要有一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还要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经过董继昌、李绵等人反复考虑、衡量，确定请著名史学家、“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先生出任会长。袁先生在学界享有盛誉，时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以下简称“秦俑博物馆”）馆长。在大家的共同邀请下，袁先生答应担任会长。此后，考虑到理事会成员的广泛性，筹备组又联络三秦出版社社长周鹏飞，陕西教育出版社社长赵喜民，陕西电视台台长苟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尹盛平、韩伟，陕西省出版局局长高英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毋致，西北大学著名学者、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彭树智，历史学家黄留珠、周天游等，以及渭南地委、韩城市委等有关单位的同志。当然，从社团管理来说，还少不了陕西省社联、陕西省民政厅的支持。大家都答应从不同方面支持研究会，并且为研究会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筹备组的同志，如张登第、赵光勇、徐兴海等老师为筹备研究会的事情跑了不少路，吃了不少苦。尤其是许多老同志，都是满腔热情，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司马迁研究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无论走到哪里，都强调一点：司马迁是韩城人，是陕西人，是世界文化名人，陕西应该有责任、有担当。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被老师们无私奉献、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尤其是对我以后研究方向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于1992 年6 月24 日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00 多人。代表单位和团体有：陕西省政协、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陕西省教育委员会、陕西省民政厅、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秦俑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三秦出版社、未来出版社、西安晚报社、陕西省历史学会、西安科技国际交流协会、渭南地委、渭南地区政协联络组、渭南地区文联、韩城市委、韩城市人民政府、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等，总计20 余家。

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名誉会长、时任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范明将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文义、省社联常务副主席李振东、西安市顾委会副主任丛一平、著名史学家史念海、老教育家李绵、史学专家彭树智、渭南地委副书记王志伟、韩城市委副书记刘爱玲、陕西师大党委副书记谢振中等20 多人。会议由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张登第主持。大会开始，首先演奏新谱郭沫若“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司马迁颂诗，曲调古雅动人，大家热烈鼓掌。范明将军提议，将此歌定名为《司马迁颂》并作为研究会会歌（曲作者是梁谷先生），大家赞同。一个省级的研究会，能够有自己的会歌，这在全国恐怕也是很少见的。随后，由省民政厅代表宣读注册批文，会长袁仲一致开幕词，陕西师大党委副书记谢振中致欢迎词，名誉会长董继昌、范明发表讲话。来宾致辞的有刘文义、李振东、王志伟、刘爱玲、彭树智、李绵。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通过秘书打电话向大会表示祝贺。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力争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的基地，为陕西争光，为中国争光。大会成立之际，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教授、韩兆琦教授，吉林师范学院院长宋嗣廉教授等发来贺信、贺诗，对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期望陕西在司马迁研究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列。

大会通过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董继昌、范明、王巨才任名誉会长，袁仲一任会长，张登第任常务副会长，徐兴海任秘书长。另外，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担任顾问，外省著名学者担任特邀顾问和特邀理事。我和秦俑博物馆的张文立、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李西兴、韩城市民盟的张天恩四人被推举为副秘书长，这一年我33 岁。研究会挂靠陕西师范大学，秘书处就设在学校，具体工作由《史记》研究室负责。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于 1992 年 6 月 24 日正式成立

会议结束后，秘书长徐兴海老师和我根据会议录音，及时整理有关嘉宾发言讲话，张文立、徐卫民负责编辑，研究会的第一期通讯在秦俑博物馆的支持下于同年8 月印刷出版。

研究会成立之后，及时确定了研究会近期的几件大事：一是组织编写“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由会长袁仲一、副会长张登第负责；
二是筹备1995 年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秘书处负责；
三是编纂《史记系列大辞典》，由副会长张登第负责。此外，还有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由副会长赵光勇、理事许允贤老师负责。根据情况，适时启动大型工程《史记汇校汇注汇评》（后定名为《史记研究集成》）。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开始了正常运转。

研究会成立后，为了顺利开展工作，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1992年10 月，会长袁仲一、常务副会长张登第、副会长赵光勇、秘书长徐兴海等负责人赴渭南、韩城拜会地市领导，就司马迁研究会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工作进行交流，特别是关于1993 年在韩城召开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的事情进行了充分沟通、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

同年12 月，研究会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会议，在会长袁仲一的组织下，中心议题是论证《史记汇校汇注汇评》（即后来的《史记研究集成》）的问题，会议安排赵光勇、张文立、李西兴和我拟定详细计划。到了1993 年2 月，研究会在袁会长的支持和组织下，在秦俑博物馆召开关于《史记》“三汇本”的问题讨论会，大家同意暂定书名为《史记研究大成》，赵光勇老师负责完成样稿《司马相如列传》和《太史公自序》的集成工作。5 月，研究会在陕西师大又一次商讨编纂体例问题。

为了及时反映研究会近期工作情况，我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李西兴、张维慎一起编辑研究会第二期通讯。除了研究会工作动态外，这期通讯开始刊登研究会会员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包括陕西历史博物馆7 位同志的论文以及由我翻译的日本学者池田英雄的论文《从著作看日本的史记研究——古今传录1300 年的变迁》，全面介绍日本的《史记》研究历史和现状。这期通讯由陕西历史博物馆负责印刷，赶在第一届年会前面世。

1993 年9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韩城召开，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等国内《史记》研究专家应邀出席。这次会议，韩城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列入“两会一节”（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首届年会、韩城市首届经济技术贸易洽谈会、韩城市司马迁文化艺术节）重大活动予以支持。会议全体代表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史记城研究宣传的倡议书》。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加了韩城市人民政府举行的司马迁铜像揭幕仪式。司马迁铜像位于司马迁广场东侧，体高4.6 米、座高4.1 米。研究会重点项目《司马迁万里行》专题片也同时举行开拍仪式。会议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又一次强调了目前的三大任务：一是《史记》“三汇本”的计划落实，二是“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编写，三是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的拍摄，这些都是在为1995 年的《史记》国际会议作准备。我本人给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是《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会议结束后，徐兴海、张文立、徐卫民和我四人编辑会议通讯，秦俑博物馆支持印刷，于1993 年12 月出刊（三、四期合刊）。这次会议的论文，经过认真筛选、审稿，1994 年9 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主编是副会长何清谷教授，副主编是张文立和我，秦俑博物馆予以大力支持。

《史记》研究室、司马迁研究会的影响逐渐扩大。台湾大学阮芝生教授得知陕西师大有全国唯一的《史记》研究室后，主动与徐兴海老师联系，提出在陕西师大设立《史记》研究奖学金，每年由他个人出资4000 元人民币，鼓励陕西师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1993 年12 月，研究室公布了《史记》研究奖学金的评选办法，评选小组由张登第老师负责，我也是其中一员。1994 年6 月第一次颁奖，李绵、赵万怀、刘谦光以及评选小组成员出席颁奖会，历史系系主任赵世超、中文系副主任尤西林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共15位学生获奖，其中还包括陕西师大夜大的学生。这个奖学金的设立，对于调动陕西师大学生研究《史记》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些获奖的学生后来成为《史记》研究的专家和骨干。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通讯》第一期

《史记研究集成》编纂简讯

在此期间，赵光勇老师花了很大气力，每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当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工抄写，工作非常辛苦。陕西师大图书馆也积极配合，把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书籍集中放在一个阅览室，便于翻阅查找。图书馆的陈东玉、吴有文老师还专门编写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史记研究著作目录》。当时的卡片纸，是秦俑博物馆资助印制的。赵老师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终于完成了《史记研究集成》中《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的样稿。研究会把《史记研究集成》重大工程的报告和样稿呈送给白清才省长，希望得到陕西省政府的支持。1994 年4 月2 日，白清才省长对报告和样稿作出重要批示。4 月7 日，研究会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史记研究集成》编纂会议，白清才省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集成工作是为中华民族争光、为祖先争光的大事，并对这项重大工程给予厚望。这次会议，标志着《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白清才省长的讲话，由徐兴海秘书长和我一起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刊发在研究会的通讯第五期上。《陕西日报》在4月8日第一版刊发这次会议的信息。4 月14 日，研究会又在秦俑博物馆召开会议，袁仲一主持会议，具体落实白清才省长讲话精神和集成编纂工作，讨论和完善编纂体例。

同年8 月，日本《史记》研究专家藤田胜久来西安参加有关学术会议，这期间应邀到陕西师大与张登第、赵光勇、何清谷、徐兴海、许允贤等老师座谈，我也参加了。通过座谈会可以看出，司马迁研究会在外界愈来愈有影响。

为了进一步宣传司马迁、扩大研究队伍、发挥地方力量，1995 年8 月18 日，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合阳分会成立。这天，我陪常务副会长张登第老师到合阳县，参加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合阳分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合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克明担任会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 年8 月28 日至31 日在陕西师大召开，参加会议的海内外代表共110 余人。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姜信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省教委副主任贺桂梅等领导出席并讲话。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研究会组织出版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11 种，主编是袁仲一、赵喜民、张登第三人。研究会还特别与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由中日双方学者徐兴海、今鹰真、尚永亮担任主编，这是《史记》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文化厅和研究会还在陕西省美术馆举办了大型国际书画展。这次会议是陕西乃至全国《史记》研究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标志着《史记》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已经起步。会议结束后，由我整理材料，撰写会议综述，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4 期上。同时，在秦俑博物馆的支持下，编辑会议论文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主编是袁仲一、张文立和我三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10 月出版。论文集中特别收录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地学者的论文8 篇，显示出国际化的趋势。

1996 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陕西省和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图书项目，项目负责人是袁仲一、赵光勇，出版单位定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周鹏飞和吴秉辉负责编辑出版事宜。

研究会成立短短的几年时间，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我作为研究会中的一员，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史记研究集成》中《秦本纪集成》部分以及由张登第老师任主编、徐兴海老师和我担任副主编的《史记人物故事》（未来出版社1998 年版）的有关撰写任务。我还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实际，撰写了《史记与中国文学》一书，被列入研究会“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之中。此外，我还承担了由张登第老师总负责的《史记系列大辞典》之“学术卷”。中日合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中收录了我的论文《史记研究史概述——兼谈“史记学”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我在参与研究会实际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研究会创立之初，陕西师范大学、秦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教育出版社等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研究会的内部刊物《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通讯》分别由这几个单位承担编辑印刷任务。每次的会议论文集即《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秦俑博物馆予以资助。“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这期间，我多次到秦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加有关会议。会长袁仲一、副会长赵光勇等对研究会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8 年8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年会在渭南师范学院召开，并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渭南分会。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关于史记文学特质的思考》。会议期间，研究会理事会也进行了调整。陕西师大的吕培成老师担任秘书长。张文立、张天恩、张厚墉（陕西中医学院）和我四人担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8 月30 日，会长、秘书长会议在陕西师大召开，这是理事会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继续完成“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和加快进行《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工作。

2000 年9 月，在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东晋桃园召开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120余人。在此次会议上，“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又新出版了6 种，加之1995 年出版的11 种，共计17 种。我作为会议筹备组成员之一，除了会务之外，会后参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主编是徐卫民、吕培成和我三人。我给大会提交的论文是《史记学：21 世纪研究之展望》。会议期间，还为东方芥子（柯文辉）的小说《史圣司马迁》举行了座谈会，我给这部小说撰写的评论《热血铸就司马魂》后来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工作，2001 年4 月，经过反复酝酿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在江南大学（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成立大会。研究会挂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大会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为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张大可教授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人员在理事会中的任职情况是：袁仲一为名誉会长，赵光勇为顾问，我和周鹏飞为副会长，吕培成为副秘书长，徐卫民、李宝生、韦苇、党大恩、马雅琴、张天恩、高巨成、侯海英等12 人为理事。由于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所以在理事会中任职的人员最多。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

2002 年9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师大文学院、咸阳市文物局等单位在咸阳联合举办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80 多人。除了学术交流，还进行了理事会换届，袁仲一为会长，吕培成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我和其他12 位同志担任了副会长。陕西师大的齐效斌老师、曾志华老师等也都热心参与研究会的各种活动，被大家推举进入理事会。

2003 年7 月，《史记研究集成》的第一批成果《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完成，研究会在陕西师大召开总结大会。按照会议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马上进入编校工作，当时出版社安排的责任编辑是吴秉辉副总编。会议还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我作为副会长和《秦本纪集成》的作者参加了总结会，与会者对《史记》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版，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2004 年，渭南师范学院根据海内外学界《史记》研究的现状和学校独特的地理优势，组织人力，创办《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此后，一直坚持，没有中断。

此后一段时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都比较顺利。2005 年是司马迁诞辰2150 周年。5 月28 日，韩城市人民政府、陕西电视台等联合举办大型纪念活动“风追司马”，由陕西电视台以及新浪网向全球现场直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配合纪念活动，陕西电视台采访了安平秋、张大可、韩兆琦先生，也到学校采访了我。我就司马迁生平、思想、《史记》的价值地位、如何普及《史记》、陕西如何打造《史记》文化品牌以及学术界《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等问题谈了个人观点。这篇访谈录，后收录于中国史记研究会主办的《史记论丛》第二集。

同年8 月9 日，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与陕西师大、秦俑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陕西师大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百余人，并出版了论文集。8 月23 日，韩城市政府、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师大等单位又在韩城联合举行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 周年国际会议，160 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一年，陕西的这些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海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进一步加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2006 年1 月，陕西师大在原《史记》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了《史记》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当然，研究中心的工作与研究会的工作是一体化的。2007年8 月、2010 年8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分别在汉中、商洛召开年会，壮大研究队伍，促进学术研究。当然，最主要的事情仍然是《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与出版。计划没有变化快。原计划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了，无法按计划出版。研究会的工作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2010 年8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举行换届大会，袁仲一任名誉会长，吕培成任会长，陕西师大程世和教授任秘书长。我继任副会长。

新的理事会成立后，除了正常的学术年会、编辑论文集外，主要精力用在《史记研究集成》的出版方面。吕培成会长、徐卫民副会长、程世和秘书长等，千方百计寻找出版单位。正在山穷水尽之时，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总编辑张萍伸出援助之手，挑起了《史记研究集成》出版的重担。除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需要重新排版外，最重要的工作是两项：一是补充相关资料，原来资料的下限需要延长，尤其是要补充海外资料；
二是体例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每篇增加一个研究综述。出版社为了加快出版速度，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室，在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其中2013 年1 月的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在2013 年年底迟至2014 年年初，完成《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任务。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马来社长把集成工作作为出版社的头等大事来抓，成功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并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3 年11 月，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院成立。早在1995 年1 月，学校就成立了《史记》研究室，主任是段国超教授。2004 年12 月，在原《史记》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梁建邦教授任所长，凌朝栋教授任副所长。此次又在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史记》研究院，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担任名誉院长，校长丁德科教授任研究院院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凌朝栋教授任常务副院长，我和商务印书馆的丁波担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院的成立，把韩城、渭南、西安连成一条《史记》研究的文化长廊，对于促进陕西的司马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正当《史记研究集成》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2013年11 月26 日，吕培成会长因病突然去世，逝世前他还在为集成的事情日夜操劳，四处奔波，协调各方关系，期望早日完成前辈学者的心愿。吕会长的逝世是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巨大损失，研究会的工作又一次遇到困难。

在此情况下，需要有人继续推进研究会的事业。在大家的推举之下，并经省社联和民政厅批准，2015 年2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陕西师大举行学术年会和换届大会，推举我担任会长，陕西师大文学院王晓鹃教授担任秘书长。西北大学出版社的马来社长、张萍总编辑为集成的事情继续努力，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书稿完成后，为了保证书稿质量，2016 年、2018 年召开两次审稿会，邀请北京大学安平秋、杨海峥，南京师大赵生群，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中国社科院彭卫等专家对书稿进行审阅。这两次审稿会，我都参加了。最终，《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任务在2019 年完成。煌煌12 册、560 余万字。从2003 年完稿，到2013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整整10 年时间；
从接手到出版，又是6 年时间，其出版难度可想而知，真所谓好事多磨！如果从1994 年工程正式启动算起，则前后长达25 年，可以说贯穿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整个历程。三代学人，呕心沥血、顽强拼搏，精神可嘉。非常遗憾的是，2019 年8 月6 日，我从西北大学出版社拿回样书，之后住院治疗前后一个月时间，还没有来得及把样书送到赵光勇老师家里，赵老师就在8 月24 日因病去世了，这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赵老师是《史记研究集成》的大功臣，最早提出想法，又最早起草编纂体例，最早拿出样稿，而且把自己积累的大量资料，甚至有些半成品的书稿无私贡献给其他参与集成工作的同志。

新一届理事会成立后，秘书处及时与陕西省民政厅、陕西省社联沟通协商，更换社团的法人代表。我成为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法人代表。2016 年4 月，按照国家对社团的新要求，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党支部，我兼任党支部书记。支部挂靠陕西师大文学院党委。

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2015 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他在讲话中强调，对传统文化要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特别提到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凝结着先人的智慧，对今天的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司马迁研究会来说，指明了发展方向，带来了强大的研究动力。

2015 年10 月,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 周年学术会议在渭南师范学院隆重召开。这是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究的又一次盛会,与会学者百余人，中外学者共同探讨司马迁与《史记》的人文精神，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在学界颇有影响。

2016 年3 月31 日，清明节前夕，韩城市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司马迁活动，我代表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参加。2008 年，我曾参加过清明节祭祀司马迁活动，当时的活动场地还在太史祠里面的小广场。这几年由于景区的扩大，加之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祭祀活动的场地就移到了景区广场，参加活动的人数超过万人，规模宏大，可见司马迁的影响越来越大，热爱司马迁的人越来越多。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围绕陕西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做了许多工作。如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研究会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出版了《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一书，我担任主编，此书被列入“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将被翻译成俄语在海外出版。2016 年12 月，为研究会理事齐效斌教授的长篇小说《郑国的幽灵》召开研讨会。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第一任到期后，我又继任会长。自从我担任会长以来，在大家的支持下，分别在咸阳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西安工业大学、延安大学、韩城市、陕西师大、宝鸡文理学院召开研究会年会，做到了每年一次。研究会还获得了多项荣誉，在省社联和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先后荣获“2014—2015 年度重大学术科普活动组织奖”“2016 年度社会组织考核优秀单位”“2016—2017 年度先进社会组织”“2017 年度社会组织工作考核优秀单位”，王长顺教授带领的团队被评为陕西省三秦创新团队，赵望秦、凌朝栋教授分别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年度先进社科工作者称号。2020 年10 月，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韩城市委市政府等单位主办、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等单位协办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暨研讨会在韩城举行，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史记研究集成》总主编徐晔出席并讲话，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以及文史学界的专家对集成予以高度评价，《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对会议进行了宣传报道。我代表研究会，也是作者之一，参加了研讨会，并在会议闭幕式上进行会议总结。会议详情和代表发言刊发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办的《三秦智库》2020 年秋冬季合刊上。时隔一个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年会再次在韩城召开，会议得到韩城市委宣传部、司马迁与《史记》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这次会议上，马来、梁建邦、薛引生、高益荣、王长顺、凌朝栋、秦忠明和我被聘为陕西文化产业（韩城）投资有限公司文化顾问。

随着时代的变化，网络、微信等现代科技日益发达，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及时建立公众号，建立会员群，以各种方式联络各地会员，及时发布重要消息和学术成果，同时发动更多的文史爱好者加入研究会。陕西师大和渭南师院都建立了不同特色的《史记》研究数据库，渭南师院还创办了中国史记研究网站。另外，研究会成员积极参与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并与之建立长期联系。

2021 年12 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年会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理事会决定筹备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30 年纪念大会，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宜蓬勇挑重担，承办这次纪念大会。为了筹备会议，在陕西师大文学院的支持下，集中出版新一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的6 本论文集。研究会成员也积极撰写各种论文，出版不同层次的著作，以新的成果迎接纪念大会的召开。

回顾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30 年的经历，我有几点体会，也是我作为第三任会长的期望，与大家共勉。

第一，研究会的发展，理事会起重要作用。这是研究会运转的核心，尤其是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是关键，要根据形势发展和现实状况，制定研究会的发展规划，谋划研究会的未来，作好顶层设计，发动和组织全体会员，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各项活动。

第二，研究会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各个单位的支持。30 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韩城市委市政府、渭南市委市政府、秦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师大、西北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以不同方式给予研究会大力支持和帮助，使研究会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遇到困难时，有关单位勇于承担任务，给了研究会前进的动力。

第三，研究会的发展，青年是骨干。近年来，研究会吸纳了许多青年才俊，尤其是大专院校的硕士和博士，他们有思想、有干劲，使研究会充满了活力。研究会既出成果，也出人才。同样，年轻人可以在这个组织里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向前辈学者学习，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品格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都会有收获的。我的30 年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第四，研究会的发展，需要每个人的无私奉献。研究会是一个学术团体，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酬金，研究会的前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的研究会，尤其是理事会成员，为研究会的事业到处奔波，许多时候不仅要花时间，还要自掏腰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和出版方面，许多同志付出了艰辛劳动，甚至于把毕生精力用在研究会的核心工作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我们的研究会才有今天的成绩。

第五，研究会的发展，需要团结各方人员。《史记》是百科全书，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因此，我们研究的范围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地理学、民族学、军事学、经济学、天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医学等领域，这是很特殊的。研究会的会员来自于高校、文博、出版、影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这是一个大家庭。另外，还要与全国及海外的学者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当然，研究会要发展，学术研究是关键。司马迁是伟大的，《史记》是伟大的，我们要拿出无愧于司马迁和《史记》的成果，才和我们的研究会名称相匹配。因此，我们要发扬司马迁的创新精神、不屈精神，潜心钻研，建立“史记学”，使《史记》和《史记》研究走向世界。

三十而立。30 年，我们的研究会也成熟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史记》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地域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世界性。2017 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对研究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好的机遇。陕西学者宣传和研究司马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责无旁贷，使命重大。我们一定要拿出丰硕的成果，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我们的风采。

在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创立发展过程中，许多同志先后逝世，既有从事研究会组织工作的同志，也有辛勤耕耘、研究《史记》、宣传《史记》、承担研究会各项任务的同志，如董继昌、范明、杜鹏程、赵喜民、冯庄、冯光波、张天恩、高巨成、王重九、李培坤等，仅陕西师大就有李绵、史念海、霍松林、张登第、赵光勇、何清谷、何世华、李剑平、吕培成等，还有研究会的特邀顾问、全国著名学者刘乃和、宋嗣廉、季镇淮、施丁等。在纪念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30 周年之际，我们一方面缅怀他们为研究会作出的功绩；
另一方面也要下定决心，把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优良传统继承下去，把他们所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

特别说明：这篇文章仅是我个人对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有关活动的记述，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尤其是在我接任会长之前的攻坚克难阶段，由于担任文学院副院长、院长职务，事务较多，参与研究会的活动相对少了一些，因而那几年的事情就略写了，其他同志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补写有关事项，尤其是徐卫民、程世和二位副会长和秘书长，期望予以补正。大家共同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回顾30 年的历史，最终形成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完整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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