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整理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功
时间：2023-05-27 21:1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西平
“文献学”一词源于1920 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
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a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年，第3 页。
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基础。做海外汉学研究亦要以文献学为基础。张舜徽先生所讲的中国文献学的范围是中文文献。但至晚明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纳入全球史之中；
晚清之后，更是被拖入以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历史之中。如此一来，来华的传教士、做生意的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的外交官和汉学家留下了大批关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翻译了大批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由此，中国文化开始以西方语言的形态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记载就不仅仅是由中文文献组成。西方中国研究中的文献问题就成为治海外汉学之基础，同样也构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这里我们还未提及中国文化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和影响，这段历史更长，涉及的历史文献更多，它们或以中文形态，或以东亚各国的文字形态存在着，形成东亚文明史的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海外汉学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一个域外汉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域外汉学文献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b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 页。清末民初，除了其他积极因素外，敦煌文献和安阳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的发现是促使中国学术一大飞跃的关键原因。
今日的海外汉学研究亦是如此，如果对汉学家的基础性文献没有掌握，很难将研究推进。这一点不论是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还是当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均是如此。
本期有关海外汉学文献学的几篇文章值得关注。何立波的论文《古希腊罗马文献关于赛里斯方位、民族和蚕丝的记载和误读》，从细读西方文献入手，将“赛里斯”这个概念的所指进行逐一考察，从而厘清了在中文学术中这一概念的确立与校正。李晨光的《西班牙首部中国研究专著〈论葡萄牙人的航行〉及其中国知识来源考》从葡萄牙和西班牙文献入手，对西班牙首部中国研究专著《论葡萄牙人的航行》进行了论述，并对此专著的知识来源进行考证，使我们对西班牙汉学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蔡名哲的《〈西洋药书〉与康熙朝宫廷西洋药物知识刍议》一文，首次从中文文献出发，论述了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 1730）和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 — 1707）的重要汉学文献，而高晞一文对《格体全录》版本的流传考辨采用的正是典型的文献学研究方法。
如果说历史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那么文献学就是从事海外汉学学者的入门之功。不仅早期汉学研究如此，当代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亦是如此。姚磊对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居延汉简整理上的缀合贡献做了认真的文本研究，采取的就是语文学的方法，而雷强的《袁同礼、费正清联署〈中美文化关系备忘录〉初探》也是采取文献学方法，从中使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一直不占上风，究其原因就在材料和语言能力。傅斯年曾说：“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但近百年来，汉学家的研究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文化内核研究，如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 — 1918）对《史记》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开始进入四裔之研究，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知道，汉学是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延伸与发展，它同时涉及中国与国外两个文化学术场域，海外汉学研究的难度要大于单纯的中国文化本体研究和国外文化本体研究，因为它要求研究者要在两个文化场域展开研究，而研究的基础是多语种的历史文献，要求研究者既要熟悉中文历史文献，又要熟悉外文历史文献，要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文献中展开研究。那么，如何展开这样的研究？本期的这几篇论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文献学入手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范例，诸君可以细读，悟出其治学之方法。
清代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南北、有东西，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时远则有训诂，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
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且莫。”翻译、训诂正是海外汉学文献学之内容，一旦掌握了文献学这一治学要旨，“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写于北京游心书屋
2022 年7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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