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的政党：领导与赋能的基层治理迭代——基于石家庄一个老旧社区“红色物业”的调查

吴新叶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
湖北工程学院 政法学院，孝感 432000)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党领导基层治理已经作为一项政治部署正式展开：“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具体到社区治理体制上，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必然要迭代“三驾马车”的权力格局。虽然既有研究对基层治理中党的领导有所关注，而且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社区议题涉猎领域广泛，但关于党如何领导基层治理体系以及如何提升治理能力的探讨依然比较有限。(1)李朔严、王名：《政党统合与基层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2期，第171-180页。以社区治理为例，物业公司是社区矛盾纠纷中“出镜”频繁的主体，大多数研究仅提供了“治标”方案，并未解决冲突反复、矛盾蔓延等问题。(2)上海市徐汇区司法局软法治理课题组：《基层治理中的软法定位与实现——上海四个社区的调查》，《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68-76页。特别是在一些老旧社区，物业公司基于市场赢利考量而不愿入驻，物业管理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转型的特殊产物，老旧社区的安保、环境、卫生等普遍出现了物业需求与供给失衡的现象。(3)宋洋：《老旧社区治理的创新之道及其内在逻辑——以北京市HC社区治理经验为例》，《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1期，第43-50页。老旧社区物业失灵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治理难题，因而引起了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普遍关注。那么，党的全面领导能否解决物业失灵问题？具体而言，社区治理的基层逻辑在党的全面领导背景下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治理框架上有何体现？更进一步，党在社区场域的全面领导应该致力于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改进和提升，对此，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策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从社区微观层面预测基层治理的发展态势或规律，为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变革提供方案。

(一)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社区治理的理论源头在西方，其经历了从“国家无涉”到合作治理的变迁。(4)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44-57、157-158页。二战以后，联合国提出的“社区发展计划”标志着国际性的倡议在各国正式展开，其目标是实现对社区的改造。联合国于1969年发布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将社区治理的重点指向居民的参与，这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力。2000年以后，随着世界银行“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以“多元合作”“多维互动”等为视角的研究渐成主流，国家“重返”社区。比较而言，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基本处于跟跑态势，但近年来的反思性研究成果开始增多，对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作以批判性比较，并提出了颇具中国社区特色的研究议题，比如“合作式治理”(5)闵学勤：《互嵌共生:新场景下社区与物业的合作治理机制探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66-74页。“社区参与式治理”(6)陈剩勇、徐珣：《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62-72、158页。“复合化社区治理”(7)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8页。“基层治理单元”(8)程同顺、魏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00-107页。等概念，显示出学术本土化的特征和学术研究的自觉性。

党的领导是政治科学的重要概念，在话语表达上有引领、统领、统合、引导、率领、治理、控制等意涵。张明军认为，党的领导本质上是权力影响的过程，同通过合法程序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政治过程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关系。(9)张明军：《领导与执政:依法治国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22页。有学者从结构—功能视角探讨政党领导的过程及其击发机制，回答了不同治理角色之间的互动条件与策略选择等问题。(10)唐有财、王天夫：《社区认同、骨干动员和组织赋权：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2期，第73-78页。当然，这种整体性治理思维是有预设的：既然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那么就应该放弃还原论的解构性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5页。在中国政治情境和治理语境下，党的领导是作为整体性治理的姿态出现的，“为人们从事经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性选择”(12)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第96页。。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社区中的政党多从竞争性民主角度展开，讨论选举与合法性问题。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依然存在将意识形态偏好进行简单代入的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强调政治领导是为了达到葛兰西式的意识形态灌输目的。这一观点的悖论之处在于模糊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阶级基础，肢解了葛兰西上层建筑功能的观点。在批判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基础上，葛兰西发现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及其改造社会的功能，号召无产阶级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且要通过建立“同意”联盟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13)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12页。。曾锐生使用“列宁式协商”概念来讨论中国共产党应对快速发展中的社会变迁问题，这种协商机制兼容了权力维系、持续变革、舆论回应、工具理性与民族主义等不同目标。(14)Steve Tsang,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9, 18(62), pp.865-880.这一模型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基层领导方式上具有新意，但也掺杂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主观判断，作者所谓的列宁式协商并不是一个中性概念，更多意义上是“国家—社会”二分法下威权的代名词。在党的领导上，学术界的争鸣间接反映了党的领导是一个复杂性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形成共识的命题。

社区层面的党的领导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党领导“三驾马车”的社区体制研究。这涉及社区治理结构与党的领导角色及其定位(15)周义程、周忠丽、葛燕：《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基于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的考量》，《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63-68页。，如有研究关注党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运转及其绩效、制度变迁与组织变革等(16)付建军：《从组织变革到机制创新:居委会减负改革的路径演变与持续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8期，第60-67页。。二是党领导基层治理的研究，其重点解决属地导向下党的领导轴心、党建网络构建、党员“下沉”社区等社区治理中出现的“悬浮化、无根化的困境”。(17)张勇杰：《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第125页。三是党建引领的行动研究，尤其针对社区自治领域的公共事务管理(18)曹海军：《“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行政论坛》，2017年第2期，第74-79页。，研究旨趣涉及行动偏好、互动方式、策略方案和效能改进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西方学术原创特征的社区赋权理论被引介进来，经历了概念移植与应用的碰撞之后，社区治理实践吸收了赋权理论的基本原则。比如，赋权社会组织自治已经成为一项政策并在全国推广了近十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办发〔2013〕22号)指出：“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吴晓林结合社区治理目标匹配理论，提出衡量社区赋权是否成功的最显著要素共有三个：一是社区意识的激活，包括集体价值观、社区共同体愿景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
二是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包括内部资源整合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能力；
三是有效的外部支持网络的建立，主要是建构同政府、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关系。(19)吴晓林、张慧敏：《社区赋权引论》，《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9期，第125-131页。可以认为，社区赋权说已经开始关注社区能力建设与合作治理等多维度的整合问题，显示出针对微观公共生活的解释力。

必须承认，当前中国社区治理依然存在种种亟待破解的难题。国内有研究对社区冲突进行溯源并发现，“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等问题”是关键变量。(20)陈剩勇、徐珣：《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62-67、158页。联系当下中国社区治理的基层逻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是为了解决既有问题，但不是为了替代既有的社区体系，其根本目标是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21)吴新叶、吕培进：《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学术界》，2021年第7期，第83-94页。进一步比照一些老旧社区的治理现状，我们会发现其存在着大量碎片化、弥散化、空白化问题，中国无疑需要一个权威来统合各种主体并实施资源配置。党的政治权威具备这一禀赋优势：一方面，借助政治权威优势，社区行动者能够获得更多资源动员、组织学习与能力成长的机会；
另一方面，党组织的统合优势有助于丰富社区组织间互动的政治机制。

(二)分析框架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社区中的党的领导，旨在解释多重机制如何被有效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之中，并如何成为激励社区参与的动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指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基层治理任务是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

为了能够全面审视党的领导在社区建设中的实践，论文以实施多年的“红色物业”为对象，通过案例过程分析方法来评估党的领导绩效。这一方法同结构嵌入、制度供给、行为动机、行动偏好等角度的既有成果有所不同，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红色物业”的运转过程。从经验来看，早期的“红色物业”多以党建引领的方式扎根于物业公司，通过“组织覆盖”或“工作覆盖”来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在体制上，这种做法解决了物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如党支部在社区党组织或者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参与社区治理；
在外部机制上，实践部门制定了不同的优惠政策，激励“红色物业”的组织领导力建设，形成了政治导向作用。(22)陆璐：《新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创新实践——以武汉市“红色物业”为例》，《理论观察》，2020年第4期，第29-31页。

学术界对于社区层面的赋能研究成果更为丰富，比如精英赋能与组织赋能所形成的共识是“发展兼具政治忠诚和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23)敬乂嘉：《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学海》，2016年第1期，第31页。。也有学者关注二者的融合，如居委会和党组织的授权委托(24)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64-71页。，关注如何“维护基层秩序”和“被动或主动地撬动社会”(25)吴晓林：《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第72-86页。等。在实践中，“红色物业”与党的领导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了互构互洽，但如何在治理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则需要进一步的激发机制来予以激活。

论文假设政党在场是关键性激发机制，党扮演着桥接社区(基层)治理与物业企业成长的角色。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论文从党的领导与党建赋能两个层面入手，设计了“条件准入—资源下沉—激励与规制”三层次框架模型。其中，研究“条件准入”是为了寻找影响党的领导的关键变量有哪些，考察“资源下沉”则是为了总结链接社区治理诸角色的行动策略，同时以“激励与规制”来探讨维系党领导社区治理动态平衡的激发机制。作为系统治理的行动主体，“红色物业”的成长结果会系统地反馈给党组织，从而为下一轮行动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如此，形成了一个复合党的领导与党建赋能于一体的、相对完整的闭环治理系统(图1)。

“红色物业”始于实践部门的探索。上海、石家庄等地自2017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红色物业”创建工作，以纠正物业公司在市场逐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行动偏差。其中，石家庄市政府的顶层设计更具系统性，将创建“红色物业”和老旧社区改造合并推进，“结合我市‘红色物业’活动的深入开展，对完成整治的老旧社区积极引入‘红色物业’进驻管理”，“加快推进老旧社区‘红色物业’全覆盖，建立健全老旧社区管理服务长效机制”。(26)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总投资60%——改造全程征求居民意愿，将引入“红色物业”进驻管理》,http://www.sjz.gov.cn/col/1577843045360/2020/08/15/1597453672412.html，2020年8月15日。那么，经过几年的实践，“红色物业”是否达到了河北省委省政府所预期的目标？“红色物业”与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否实现了同频共振？

本研究采取单案例的研究方法，针对石家庄X社区进行研究。案例选择的理由有二，一是符合典型性原则。费孝通先生论及典型个案时强调其现实适用性：“研究者通过对典型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2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第13页。罗伯特·斯塔克对个案典型性的要求较为抽象，他所谓的“有界限的系统”(bounded system) 突出了典型案例与其他案例的差异性，但案例的各个结构成分必须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单元。(28)Robert E. Stake,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444.本文选择的石家庄市X社区为老旧社区，改造之初引入了“红色物业”，事件过程完整，能够满足典型性案例的条件要求。二是案例的故事情境是完整而非碎片化的。一般情况下，个案研究情境多追求一个或多个待解决的难题，而且能够在这个完整的个案故事中提供可解的方案。(29)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8-130、207-208页。本研究在对X社区的调研期间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能够对事件进程和关键人物的关键行动进行复原，具备总结一般性结论的条件。

在本案例中，研究对象X社区的房屋建筑以及配套设施老化，物业管理基础很差。在Y物业公司入驻之前，社区主要区域处于无物业服务状态，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社区公共生活质量，居民意见颇多。2017年，石家庄市开展了“红色物业”创建活动，Y物业公司通过政府牵线进入X社区，顺利完成了老旧社区物业管理“大变样”的政治任务。为此，Y物业公司于2020年7月获得石家庄市政府授予的“金牌红色物业”称号，而X社区也因之成为市级“红色物业”的“明星社区”。当前，本案例中的X社区与Y物业企业成功开启了第二轮物业服务周期，“双赢”结果丰富了案例场景。

在研究聚焦上，本文重点考察了Y物业公司进驻老旧社区改造的资质、如何获得“金牌红色物业”荣誉以及在社区治理中的互动等关键节点，目标是探寻“红色基因”发挥作用和实现“双赢”的关键变量。为了提高调研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同时根据政府政策文本、新闻报道等资料，反向验证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辅助甄别和汇总案例信息。

(一)起点：X社区的历史欠账与物业失灵

X社区位于石家庄市核心地带，共三个片区，外加四个“独楼独院”，属于典型的老旧居住区。社区“两委”驻扎在其中一个片区，其始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社区的主要区域。在Y物业公司入驻之前，该社区的物业管理情况较为糟糕。起初，X社区与一家物业公司签署过选聘合同，在社区“两委”所在的主要区域承担安保、公共卫生等基础物业管理工作。由于老旧社区的物业收费相对低廉，因而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并不全面，这导致居民对物业公司的抱怨和投诉不断。无奈彼时的X社区并没有成立业委会，能对物业公司形成牵制作用的只有社区“两委”。然而，同样受老旧社区的条件制约，社区“两委”实际上是“一班人马，两套牌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一肩挑，其组织规模和影响力都不足以对物业公司形成制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业费收缴率一直不足五成，但是原物业公司并无离开X社区的意愿，原因在于其利润来源并不依靠物业费，而是通过冬季供暖收费赚取差价。情势变化发生在2015年，石家庄市将供暖设备的管理权上收，物业公司因之自动退出了X社区。在一个完整的社区治理结构中，业委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各司其职，但X社区中物业公司的缺位不但使社区长期处于治理结构失衡状态，而且还加重了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工作负担和工作责任。

不论物业服务质量如何，聊胜于无，其还是能够给社区提供或多或少的服务。更为重要的是，物业公司的退出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社区的新旧矛盾渐次爆发，社区濒临失序，居民投诉量大增。比如，社区内违规建筑较多，租客鱼龙混杂，卫生和治安状况堪忧，有居民向电视台投诉；
与此同时，物业公司退出后，社区“两委”不得不承担物业管理的部分职能，因为服务不专业、不及时又引发了新的民怨。在X社区，四个“独楼独院”中居住着为数不少的政府退休官员，他们的监督给社区“两委”造成了更大的压力。由于垃圾长期堆放无人处理，此问题被媒体曝光后，纪委下发了处分决定，社区“两委”成为“背锅侠”。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媒体的曝光，X社区房产价格和交易量也随之下跌，引发社区居民的进一步不满。社区“两委”只好一边安抚居民的情绪，一边寻找新的物业公司。但是，鉴于X社区物业管理的历史欠账，尤其是低廉的收费标准和较低的物业费收缴率，新的物业公司迟迟未能就位。居民的持续不满与社区“两委”的委屈交织在一起，老问题未解，新问题又至，X社区的物业管理似乎走入了死胡同。

(二)转折：“红色物业”的试点与党的领导嵌入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石家庄市深入推进“红色物业”项目期间。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老旧社区改造与“红色物业”相结合的统一部署，X社区完成了老旧社区的初步改造，拆除了困扰居民许久的违章建筑，同时根据就近原则将四个“独楼独院”单元整合到邻近小区进行管理。接下来，“红色物业”的遴选与进驻被提上了日程。

首先，意愿筛查，借船出海。在落实“红色物业”项目之前，区委和街道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宣传和动员，号召有意愿的物业企业参与公开竞聘。意愿筛查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确立“红色物业”资质，结合物业公司的党组织、资产状况、管理能力和发展规划等条件进行择优遴选；
二是对不符合条件但有意愿成为“红色物业”的企业，由上级党组织负责指导公司党建。这相当于是以党组织的“红色”威信为企业做担保。事实上，石家庄市的这一做法并非没有考虑到政治风险，但由于国企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党领导企业管理的经验，经评估，党组织认为其中的风险是可控的。由于组织指导已经对目标物业企业进行了党建嵌入，因此按照“红色物业”标准进行的筛选进展顺利，激活了大批物业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

其次，资源下沉，以公共资源扶持物业公司进驻老旧社区。在石家庄，“红色物业”进驻老旧社区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老旧社区已经完成了改造，满足社区治理的基本条件；
二是物业公司完成改组，具备“红色物业”的资质。但是，对于X社区而言，这两个初始条件都不够“硬”，迫切需要政府等外部机制给予特殊支持。根据市委组织部和市住建局联合下发的“三号文”规定，“红色物业”需“先期为老旧社区提供清扫保洁、绿化养护、秩序维护、设施维修和设备运行等服务，实现小区道路平、地面净、草木绿、路灯亮、管道通、秩序好”(30)石家庄市委组织部、石家庄市住建局：《关于加强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实施方案》(石组字〔2019〕3号)，http://www.sjzwy.com/info/1947-1.htm，2019年1月15日。。作为保障性机制，市政府则配套了资源下沉的激励政策，准予进驻老旧社区的物业公司可以“享受老旧社区管理服务费用过渡性财政补贴政策”(31)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石家庄市老旧小区整治和管理实施方案》(石政规〔2018〕12号)，http://www.sjz.gov.cn/col/1520233915276/2018/08/23/1535019246801.html，2018年8月23日。。由于历史欠账和各种主观因素的制约，再加上Y物业公司也是刚刚完成改组，资质勉强合格，因此物业管理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彻底改观。为此，Y物业向区级政府申请了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项目，主动寻求社区“两委”的支持，共同整治小区公共环境顽疾。脏乱差以及观感不佳现象得以消除，社区的卫生与治安情况大为好转，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对此，街道和区政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为Y公司持续获得更多下沉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以“红色物业”“倒逼”社区体制改革，党的领导与社区治理实现互嵌。2018年，石家庄市颁发了《关于实施“红色堡垒工程”加强和创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石办字〔2018〕19号)，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愿景规划：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意味着所有完成改建的社区都将进入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新进程。对于X社区而言，“红色物业”的进驻标志着“三驾马车”架构得以成型，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治理格局重新运转。因此，从“兼职”物业管理中抽身出来的X社区党组织也终于能够回归社区共治的轨道：一是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进行权力整合，实现“两委”班子交叉任职。此举既能关注上级组织的委托授权事项，又可致力于回应居民诉求。二是指导和监督业委会与“红色物业”的党建工作，既要确保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又要有效延伸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领导链条。三是培育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X社区党组织先后将三个社会组织引入社区，并培育和成立了七个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涉及文娱、体育以及医疗等多个领域，此举为社区事务管理和社区问题解决提供了新机制，同时也分担了社区“两委”的工作负担，党建赋能效应开始显现。总之，Y物业公司的入驻，不但解决了X社区治理的结构失衡问题，而且有效拓展了社区共治新领域，分工与合作的社区治理格局渐入佳境。

(三)获授“金牌红色物业”称号：激励与规制并举

“金牌红色物业”是石家庄市委组织部牵头开展的评选项目，旨在选出业界佼佼者，在全市范围内形成监管的样板和社区治理的新标杆。根据市政府“三号文”规定，评选“金牌红色物业”须同时满足“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日常管理、服务质量、社会形象”等五大方面20项指标的要求。凡入选“金牌红色物业”的公司，均可享受政府的专项奖励资金以及多项排他性利好政策。自2019年以来，石家庄市先后开展了四次“金牌红色物业”评选，共有四十九家企业上榜，Y公司是第三批获得者之一。

Y公司成为“金牌红色物业”与X社区的良性互动密不可分。在创建“红色物业”之前，Y物业公司的服务范围仅限于两个小区，其业务范围和利润来源均受到掣肘。尽管政府对接管老旧社区的物业公司给予了财政补贴，但Y物业公司的运营仍然困难重重，企业管理层也出现了分歧。社区党组织主动与企业党组织进行联合“会诊”，评估结果是项目有可持续性，依据有三：一是社区有潜力，拒缴物业费是因为社区硬件设施尚未完成。X社区位于市中心，居民中有不少政府退休老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素质较高且贫困户较少，只要物业服务到位，物业费收缴不会陷入恶性循环。其二，公司党建与社区党建存在一个磨合期，一旦协同治理的合力效应得到体现，不但会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还能获得更多的物业收入。其三，“红色物业”资质是企业无形资产，一旦实现企业管理与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相匹配，服务水平将大为提升，这是一项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此后，Y公司不断扩大与“两委”合作的领域，联合开展了“进楼宇、进家庭”等系列活动。这些努力赢得了居民的好感，一位老住户直接预交了一年的物业费，此举激发了公司强烈的成就感和责任感。这也让Y公司意识到配合“两委”的重要性，社区党组织与Y公司的“红色”属性逐步产生了共振，二者的关系开始升温，合作共治稳步推进。在2020年石家庄市“金牌红色物业”的评比活动中，X社区党组织积极推荐并指导Y公司撰写申报文件。由于X社区党组织与Y“红色物业”协同关系顺畅，且频频亮相于当地媒体的正面报道，X社区成为参观的示范点。随之而来的是社区附加值的跃升：X社区治理有方，环境得以改善，矛盾调节有效，小区的房价也随之上涨。许多居民以此为荣，Y物业公司逐步得到认可，“红色基因”的淬炼成效显著，社区自治组织与物业公司的“双赢”局面开始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石家庄市对“红色物业”的激励并不是单向下达，同时还实施了必要的监管。为确保党建引领持续有效，石家庄市政府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对所有“红色物业”给予充分而公平的政策倾斜。与此同时，街道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一方面量化治理指标，物业公司要接受街道的监督和检查；
另一方面，对社区“两委”、业委会和公司治理的工作机制创新提出要求，以期尽快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而对于态度恶劣、行为不当的物业公司，市委、市政府也制订了相应的惩罚性规制政策予以纠偏。

(四)党建赋能：物业企业的社区互动

国内有研究通过对民营企业党建作用方式与绩效予以考察后发现：由于“党组织引导民营企业投入了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此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水平。(32)何轩、马骏：《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21页。这一发现在Y公司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党建不仅有效矫治了老旧社区的物业失灵问题，而且成功地嵌入到社区治理结构，推动了良性互动的治理进程。

其一，从主动靠拢到渐进适应，Y公司的党建引领自觉性开始显现。在石家庄，“红色物业”项目的实施并不具有强制性，只要物业公司达到政策标准，就可以获得公平准入机会；
唯有中标的、有资质的物业公司才能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石家庄市的政策设计体现出明确的市场导向功能，本案例实践更是证明了企业党建的管理赋能效应。在Y公司刚进入社区之际，企业内部分歧主要集中在管理层对X社区物业前景的悲观预测，也有员工认为在利润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公司党建活动就没必要继续开展下去，主张把精力放到居民身上，否则就是“费力不讨好”。通过党支部开展的组织生活与政治学习，总经理让大家反思以下几个问题：公司的物业服务是否达到了“红色”的标准？公司服务是否对标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公司市场赢利或快速赢利冲动是否符合社区治理规律？在讨论了这些问题后，公司最终达成了“党建还要继续”的共识，Y物业也正视了自己在社区特殊场域中公共管理者角色缺失的问题。统一思想后，“党员标准”“为人民服务”“社区服务”等成为Y公司开展物业管理的导向，行动自觉的势头逐步从党员群体扩大到全公司。

其二，赋能物业企业开展社区协同治理。表面上看，石家庄市赋予了社区党组织监管“红色物业”的权力，但在实际运转中并没有改变固有的社区权力架构。在“红色物业”项目上，石家庄市级的目标设定是为了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如“三号文”规定：“社区治理是一项社会性、综合性系统工程，要有效发挥街道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作用，推动物业企业与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建立协调联动机制，使物业服务与社区治理同频共振。”(33)石家庄市委组织部、石家庄市住建局：《关于加强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实施方案》, http://www.sjzwy.com/info/1947-1.htm，2019年1月15日。Y公司在物业实践中显示出“红色”溢出效应：一方面，党组织学习活动推动了公司治理的思想统一进程，有效整合了公司的组织愿景和社区发展目标。Y公司不但在短期内从接受社区党组织的党务管理指导发展到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党建活动，而且通过党建扭转了公司的颓势，提升了自己在社区的认同度。另一方面，Y公司抽调员工“跨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主动融入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进程。比如，在社区防疫中，物业公司全程配合“两委”安排的应急工作，不但同居民缔结了情感联系新纽带，而且提升了员工的应急管理能力，特别是将防疫中的精细化、网格化治理经验移植到Y公司的预案中，丰富了物业管理的内容体系。

其三，巩固成果，为实现公司未来愿景储备资源。我们在调研中发现，Y物业公司认真完成了石家庄市金牌物业的全部“规定动作”，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继续保持“金字招牌”，又开始主动开拓空间。一方面，招聘具有党建经验的党务工作者，创新“红色物业”工作方式方法；
另一方面，规划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Y公司成长迅速，一度在半年时间内接管了十多家小区的物业，“红色基因”的马太效应开始显现，公司也凭借高质量的物业服务和合格的管理能力实现了利润的稳步增长。

鉴于老旧社区长期未解的物业失灵问题，本案例所在地石家庄市在老旧社区改造时“捆绑”了“红色物业”同步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党组织权威担保和政治领导的导向特征。由于组织得当，此举措非但没有对党在基层的领导产生“对冲”后果，反而巩固了党在物业企业的领导地位。

本案例的X社区具有老旧社区物业失灵的典型特征，物业公司的长期缺位严重延误了社区治理进程，引发居民强烈不满。引入“红色物业”之后，企业党建产生了赋能效应，与社区共治形成了同频共振。其中的推动策略有三：“条件准入”系对“红色物业”资质的要求，既是为了约束物业企业的市场营利滥觞，又是为了给物业企业树立样板和标杆；
“资源下沉”是中国社会治理重心下沉经验的复制与推广(34)吴新叶：《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兼论国家—社会范式的局限及其超越》，《人文杂志》，2020年第1期，第114-122页。，当“红色物业”的权力下沉到社区之时，政府下沉资源进行匹配；
“激励与规制”是结果导向式治理的必然选项，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本文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红色物业”在老旧社区运转中形成了党的政治领导与党建赋能并行的良好态势。

党的领导改变了物业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水平。党建赋能不但转化为物业公司主动靠拢社区公共事务的自觉行动，而且在与居民的互动中提升了社区认同度。理论上，物业失灵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原则过度张扬的结果，表现为市场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老旧社区物业失灵大多归因于物业公司难以获取预期利润甚至出现亏损。在经验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地在不同社区做了具有探索意义的尝试，例如，通过业主大会更换新的物业公司(35)朱喜群：《社区冲突视阈下城市社区多元治理中的权力博弈——以苏州市D社区更换物业公司为考察个案》，《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第49-60、155页。，或者干脆实行业主自管(36)张金娟：《物业管理模式的演变》，《城市问题》，2019年第2期，第4-11页。。在石家庄市，罢免物业公司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寻找合适的新物业并不容易。X社区更加窘迫，在被原物业公司“炒鱿鱼”后，也尝试过实行业主自管，部分业主组成了自己的物业管理队伍，但由于缺乏管理能力而最终放弃。“无人能管”使X社区物业长期处于空转状态，只能由社区“两委”“兼职”管理。

Y公司的治理迭代得益于“红色物业”的属性，党的领导与赋能成功克服了老旧社区物业失灵问题，缓解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政府对“红色物业”的指导思想、政策方针以及考核标准等进行立体化设计，向物业公司传达相关精神，引导“红色物业”的创建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能力建设和资源供给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尊重了物业企业追求利润的市场规律。在本案例中，Y公司之所以愿意拥抱“红色物业”政策，甚至在公司发展低迷(物业费收缴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企业党建，是因为对“老旧社区管理服务费的过渡性财政补贴政策”充满信心。当Y公司获得“金牌红色物业”称号之后，各种激励与资源机会累进迸发，大力推动了物业企业转型。总之，石家庄市的“红色物业”实践并没有出现党组织“干预”企业经营的现象，反而丰富了物业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了企业绩效。

其二，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是有效的，连带推动了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

在X社区实践中，“红色物业”的公司治理迭代衍生出社区治理的共振效应。在本案例的经验中，“红色物业”并没有替代社区固有的权力格局，反倒填补了社区治理“三驾马车”的历史缺位难题。2017年，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37)《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6月13日，第1版。。这可以认为是“红色物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制度依据，但如何实施则需要地方和基层的制度创新。

在社区，制度创新的政治目标是确保党组织在“红色物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扮演政治引领的角色。在X社区，党组织负有领导Y企业党建的政治责任，但二者并不是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因而在社区治理中形成了合作式共治格局。此外，本案例中的社区精英(主要是“红色物业”总经理、社区“两委”领导)在日常治理中互动频繁，而连接机制正是党的领导。同样的结果也发生在社区居民身上，当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不断的正面新闻和房价的上涨，使居民对“红色企业”产生新的认同，居民对物业管理的满意度大为提高。当然，居民更容易将这种成绩归功于社区党组织，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社区党组织与物业企业“共享”了居民的认同。此结果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例证，基层党组织是执行力的关键变量和能动性机制。(38)方雷、黄硕明：《中国共产党执行力的作用机理与优化进路》，《理论探讨》，2021年第2期，第120-126页。

其三，党建赋能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进程，为基层治理迭代提供了借鉴。

在本案例中，X社区居民早期的“急难愁盼”问题就是物业缺位。理性来看，物业管理的缺位原因在于物业公司的逐利性冲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在安排资源下沉工作时以“捆绑”的工作方式推动了党建全覆盖。实践证明，“红色物业”在老旧社区达到了预期目标，不但建构了社区治理体系新格局，而且激活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对于社区共治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唐亚林等人在上海周家渡的社区再造调查时发现，低度的社区参与需要适度引领，而“找回居民”则是治本之策。(39)唐亚林、钱坤：《“找回居民”：专家介入与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再造》，《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第84-96页。石家庄市“红色物业”的阶段性目标是填补物业“缺位”的治理窘境，化解社区治理的结构性矛盾，而衍生效应则是激活了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对社区党组织的政治认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复制和推广的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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