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蕴含
时间：2023-01-16 14:4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 晨，胡再德
(1.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
2.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
马克思作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而持久地影响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生命灵魂里都渗透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人民性元素。他的生命存在，是与人民融为一体的，而他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即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批判，也鲜明地映现出其人民性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探索，具有人民性的本质内蕴；
马克思相关资本批判的经典文本，饱含着人民性的济世情怀；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发展演进，内隐着人民性的中心主线。然而，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人民性的专门解读和阐释并不多见。为此，本文拟对之予以解析，并力图揭示其新时代中国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以期能够有助于拓展马克思资本批判研究的致思理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他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通过他的诸多相关资本批判的经典文本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反映。这些相关资本批判的经典文本诸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希腊人暴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等，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宽广。对之加以梳理，就会发现，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本体蕴含，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得以具体生动地展现的：
(一)“人类的幸福与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一生，在他的这一崇高理想信念中，即已逻辑地内含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各种人民性的价值元素，充盈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之中。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从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出发，对有神论信仰的认知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经过了由‘葡萄藤与枝蔓’之喻的肯定，到碎裂与反叛的否定，再到深层价值反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历程，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存论视界。”[1]他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从最原初的阶段开始，就已经在生存论意义上具备了人民性特质。例如，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虽然狂热崇拜基督，然而，他原初信仰的炙热的话语里，却遮蔽不住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如果没有“全人类的幸福”这一已浸透于他灵魂深处的人民性的内心信念，那么青年马克思的所谓基督崇拜就只能是缺乏“生命”活力的“躯壳”了。在《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有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宗教作文)》一文中，青年马克思即借托宗教话语的外在表达，显示了一种趋向“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强大内驱力量，这一点不仅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当时之所以崇拜基督但又不同于其他盲目崇信者的个性特质，也是他其后必然要反叛虚幻的有神论，开展现实的资本批判的根本原因。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上位”之“神”不过是“下位”之“人”追求幸福与完美的借托而已，“一旦抽离了基于生存论意义的、追求人类的幸福与自身完美的这样一个前提，就意味着他的宗教有神论原初信仰必然会失去存在的根基而飘浮起来。”[2]事实上，当洞察到当时各种教派的伪善性、虚幻性、欺骗性之后，马克思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宗教有神论信仰，并着力批判、碎裂甚至一度意图去消解它。只是他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宗教的根源不在虚幻的天国而在现实的人间，要消灭宗教不能一味地去消灭其本身，而只能消灭产生宗教的现实根源，因而才把批判的重点从一般性的宗教批判转向了面向现实的深刻的资本批判。可见，历史地考察马克思早期对于宗教有神论信仰的认知，分析其中所呈现的“人类的幸福与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一崇高的理想信念，我们对于马克思何以从笃信基督转向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转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马克思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何以具有人民性，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了。
(二)“人民的现实幸福”：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实践贯彻
马克思通过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由原初的有神论信仰转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建立起了唯物史观。而在马克思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人民的现实幸福，正是马克思开展现实的资本批判、贯彻唯物史观的实践落脚点，是他所要阐扬并践行的人民性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虚幻的宗教之所以必须被抛弃，就是因为它产生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反映，并被异化成为统治现实的人的绝对力量，不断地侵蚀甚至剥夺人民的现实幸福。正是由此，马克思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指出：“神是‘一切善的主宰’和‘一切美好事物之父’这一论断的哲学涵义在于：这不是神的谓语，但善的观念就是神性的东西本身。”[3]他立足于哲学视界，透视人们所顶礼膜拜的作为绝对力量的“神”，深刻地揭示，“神”所集合的“至善至美”的一切，并非笼罩在神性光晕中的彼岸的虚幻的东西，而是人们基于现世的“善的观念”本身。这种现世的善的观念，不应该被异化成为凌驾于现实的人之上，折磨或慰藉现实的人的身心的超世力量。也正是由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指出：“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像，只去寻找非人了。”[4]宗教使人把自己的本质转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偶像，“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资本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资本也将自行消灭。”[5]宗教的本质应在“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所以宗教批判不能不切实际地指望着去消灭它本身，而是要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从实际的生活出发，去消灭以其为偶像的被歪曲了的现实。要“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6]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更能给人民的现实生活带来实际的变革。因为政治具有现实性，异化的政治国家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往往变成了人民生活的“宗教”，因而，历史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到现实世界，消除异化的现实。正是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上，从人民的现实幸福出发，马克思由对神学、对宗教、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政治、对法、对尘世的批判，并充满激情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他特别重视人民的现实幸福的实践贯彻，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充分实现：“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财富。”[7]这就在他当时的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从生存论意义上，肯定了联系政治批判进行宗教批判、开展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对于人民的现实幸福的重要性。
(三)透过资本的虚幻世界：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深透于资本的虚幻世界，既客观地分析了宗教有神论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存在的依据，又深刻地揭示了资本拜物教的伪善、虚伪和欺骗本质，体现了他现实的资本批判背后深层的人民性本质和“现世”导向。实际上，马克思对于宗教有神论信仰并未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客观、理性地反思宗教有神论信仰的产生、发展、存续和消亡的必然性，尤其注重从人民性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出发，从辩证认知的哲学高度，对宗教有神论信仰所具有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予以了深层的反顾和认定。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8]在其唯物主义宗教批判的系统中，宗教实际上被看作是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他对宗教的考察，正是落脚于这样一些有生命的现实个人的人民性基点之上的。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宗教的生成，认识到在人类尚未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漫长岁月中，自然界对于人而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9]，人们只能像牲畜一样，服从大自然的权力，对于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而所有的原始宗教，都是在与各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互动发展过程中得以自发衍生、形成的。这些原始宗教源源不绝地凝聚、激发了人类自存自在的原生力，对于人类的不断进化，以致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形成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因而，对远古先民的生存与繁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作用。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原始宗教就是远古先民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
又如，马克思在1881年3月至6月的民族学笔记中，还摘录了约·拉伯克所著《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中的宗教学观点，肯定了约·拉伯克对于文明人类发展过程中宗教有神论信仰的异化状态的分析结论，认识到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等早期人类原始崇拜逐渐演进，转向以权力和威仪为核心的偶像崇拜，因而成了促进文明社会人类生存绵延的异己力量，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观念、生存价值，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生活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作用，因而也是文明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
再如，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探讨宗教的发展，从世界历史进程中，反思宗教的世界性演进，他认同恩格斯对于宗教的历史功能与价值认知，即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宗教看作“骗子手的捏造”，而必须理性地反思宗教现世存在的客观性和价值功能，要看到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处于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之中，都有着向现实世界扩张的发展诉求，有着自身“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10]，在激烈的宗教竞争甚至是宗教战争中，有的部落宗教、民族宗教逐渐衰落，有的适合现世生存环境条件的宗教，则得以生存，并演化为世界宗教。而能够成为世界宗教得以生存下来并影响现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个教派的科仪戒律和经典教义，必须朝向人类普遍的善，能够很好地为人们所接受或者得到人们同情的理解，并且是不妨碍人民现实幸福的实现。
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下，资本异化的拜物教成了现实世界欺骗人、压迫人的工具或自我精神安慰的幻影，展现出来的是其丑恶的一面，而丧失了其向善的一面，更缺乏人民性的内容，因而也就意味着它必定会成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马克思透过资本的虚幻世界，把握资本的“现世”逻辑，认识到了资本异化下拜物教的虚伪、冷酷、唯利是图的本性。资本家贪得无厌地追求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异化为压迫自身的对敌物，由此也推动着资本异化为神秘的拜物教力量。正是立足于人民的立场，马克思向资本主义制度开火，揭露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本质，积极开展面向现实的深刻的资本批判，为全世界无产者呈现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砸碎资本主义旧世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充分彰显了其资本批判人民性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得到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化发展。而马克思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有一个中国化的发展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辩证逻辑，即：一方面，马克思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中人民性的原生基因，通过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拓展，传输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核心价值元素，深刻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体系、方针政策和实践活动，影响到人民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认同、心理情感归属以及伦理关系的现实建构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诸人民性理念，又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传承了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优秀原生基因，丰富了马克思面向现实的资本批判中人民性的时代内容，优化了其呈现形式，使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得以存续，并不断实现时代创新而趋于全新的境界。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语境中，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发展演进，更是从多个层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具体而言：
(一)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聚力效应
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突出了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人民性理想信念。而这种人民性理想信念，也自然使得马克思现实的资本批判渗透了人民性的价值元素。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际遇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思想观念认知的深层，传承了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优秀原生基因，其丰富的人民性价值元素，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得到了全面的彰显。它使得马克思所为之奋斗的“全人类的幸福”的崇高理想信念，能够落实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功能上。“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11]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构筑、追逐和实现“中国梦”，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就是要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营建坚实的精神基地，促成实现“中国梦”的“同心圆”，催生实现“中国梦”的强大聚力效应，从而努力创造人民健康、美好、幸福的生活；
在“中国梦”的具体目标统领之下，从理想信念上吸纳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价值元素，整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价值元素，将有利于我们真正按照人民至上的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做出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以“中国梦”的理想信念为统领，始终保持与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逻辑一致性，融合了其丰富的人民性价值元素，促成了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聚力效应。
(二)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方向引领
马克思现实的资本批判具有强大的方向引领作用，它的所有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都明确地指向人民这个中心，都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福祉。因而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演进，也显示出明确的人民性方向。这一人民性的方向，“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12]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新时代中国化价值转换，关键也就是要秉持这一人民性的方向，吸取其资本批判的人民性精髓，突破形式的束缚，与时俱进地破解资本逻辑，与现代管理制度、现代传播媒介和丰富的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真正转化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能量和新活力；
就是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现实的资本批判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的内容，促使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人民性元素在中国化进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度融合。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在新时代中国化的价值转换和导向，必须认识到，对于其资本批判中的人民性元素，“都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充实时代内涵”；
[13]实行正本清源，使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等社会实际工作当中来；
要扎根中国文化，在社会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调查研究、联系群众，搜集信教群众心声，并反映到国家政策层面，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共同助推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以有利于人民群众获得更多实际的利益；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14]既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人民群众正常的需求得到保障、习俗得到尊重，在我国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进行中国文化的深层浸润，大力支持学术界按照时代进步要求，对马克思资本批判进行系统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影响”[15]；
就是要辩证看待资本批判的社会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既要调动其积极因素，又要抑制其消极因素。当然，必须消除一个认知误区，即：一谈及发挥资本批判的积极作用，就似乎要把它当作济世良方。这样的认知误区，往往很容易导致对资本批判人为的偏差。实质上，充分发挥资本批判的积极作用，就是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引导人们“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16]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能够体现更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元素。
(三)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世界融通
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新时代中国化价值转换，还存在着一个世界融通的维度。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归结为“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归结为因之而达到的“全人类的幸福”，这就决定了马克思资本批判，必然以全人类的幸福为旨意，基于其人民性而肯定其世界融通。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断演进，也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一种不懈的追求，打破西方资本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建设有效的全球化现代治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承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语境下，提出并十分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把“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至“全人类的幸福”，落实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元素，尤其是蕴藏着诸种伦理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世界融通与互动发展，正是“以人民为中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中国传统的自然观，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将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就有利于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有利于全人类的幸福生存，因而是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平安理念与和平思想，有利于树立世界安全观，促进世界和平，因而是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和平元素。诸如此类的资源，都极具价值意义，在中国各类文化中俯拾即是。只要继承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人民性，把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关联起来，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类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能够使马克思资本批判人民性的境界得到全面的拓展、开新，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实现新时代中国化的世界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