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路径的微观考察——《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历史观的演进逻辑》评介
时间：2023-01-16 10:5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吕梁山， 梁书豪
(辽宁大学 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起源问题上，国内学界总体上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中，既包括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又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1]。这种观点长期为学界所公认，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尽管这种论断具有其总体上的合理性，但它“突出了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忽视其思想生成的特殊性、具体性和个别性”[2]262。查阅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时期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从《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无论是赞同还是批判，无不打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印迹,这说明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还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学术著作，在我国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中，青年黑格尔派却“整体缺场”，造成马克思唯物史观在理论来源上模糊不清。因此，系统考察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思想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可以使我们在明确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探索其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的深刻影响的同时，更清晰地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青年黑格尔派及之前的历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明确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以往历史观的真理本性。
叔贵峰教授撰写的著作《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历史观的演进逻辑》围绕这一论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毫无疑问，对于深入厘清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和发展线索，具有学术探索性价值。该书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时期著作的深度耕犁，对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梳理，提出并论证了“青年黑格尔派不仅在事实上对马克思产生过真实而确切的影响，而且由于它的理论地位是处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中介环节”[2]264的论断。通读此书不难发现，作者以其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把握，使此书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的视域下，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该书的论题虽然是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历史观的演进逻辑，但作者并未单纯局限于就题论题式的狭隘分析，而是采取宏观考察和微观探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这一论题放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观发展的总体视域下，把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放在逻辑上依次递进的历史观发展上考察，即西方近代知性启蒙主义历史观和德国古典哲学理性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西方具有知识论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历史观起始于近代启蒙主义的历史观，这些历史观中虽然包含着近代科学的知性特征和局限，但却成了走向德国古典哲学唯心史观不可缺少的必然‘环节’”[2]1。列宁在阐述唯物史观与之前的历史理论的本质区别时强调：“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发展程度看作这种关系的根源。”[3]作者的这种写作思路，在开创性地揭示西方哲学历史观发展全貌的同时，也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之前，以往的哲学家在社会历史观上所呈现的唯心主义特质和发展线索，进而揭示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二，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历史观演进的系统探讨，对其历史观的理论性质作出准确定位。作者系统地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历史观的发展进程，指出其建立的根基是“理性”。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中的主观先验理性限于人的主体之中；
谢林虽然突破了主观的先验界限，将历史观提升到包含自然和人类的世界历史，但并没有将“绝对”和自然与人类社会在“内容”上达到逻辑环节过渡的内在统一，只是具有了思辨的“形式”，而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
只有黑格尔哲学打破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让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要统摄于绝对理念之下，只有合乎绝对理念的“内容”的存在才有现实性。可见，德国古典哲学历史观由先验主观唯心论向思辨理性唯心论的发展演变逻辑，由黑格尔完成了从知性思维方式向理性思维方式的变革，实现了思辨历史观与本体论和逻辑学之间的统一，推进了思辨唯心史观由“历史知识”向“历史真理”的变革。作者这一论断的揭示建立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经典文本把握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深厚素养。正因为如此，亦可以感受到作者受到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影响，纵观此书，无论是思路上还是表述方式上都深深打上了黑格尔哲学的烙印。
第三，作为全书论题的落脚点，同时亦是该书的又一显著特点，作者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具有首创性的论断。作者在考察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直接影响过程中，对这一学派代表人物在宗教批判中形成的历史观及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作逐一分析和批判。“具体来说，大卫·施特劳斯将基督教的宗教史还原到犹太民族的历史时空之中，拉开了由宗教历史向人类历史还原和回归的理论序幕；
布鲁诺·鲍威尔在用‘自我意识’批判宗教的同时，也确立起了以‘自我意识’为内在动力和根据的思辨唯心史观；
费尔巴哈试图用人自身本质的秘密来说明基督教的秘密，并将基督教的历史还原为人类‘类本质’不断充实自身的历史过程；
施蒂纳反对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哲学中一切被抽象化了的‘精神实体’，将宗教的历史进一步还原为现实个体‘自我’的生成史。”[2]2通过逐一的分析，梳理出其中蕴含的逻辑线索，揭示出“青年黑格尔派是连接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和‘中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得以确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思想环节和理论前提”[2]1这一论断。该论断对于学界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来源的探讨，具有启发性。作者强调，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是在其宗教批判运动中形成了以各种“精神实体”为根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马克思正是发现了他们的宗教批判无法真正地触及人类异化的现实根源，他们的历史观也无法让人类真正地实现现实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才由早期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追随者逐步地转向了与他们公开的决裂。“批判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催生’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自我形成和最终确立。”[2]2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也就成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得以确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思想环节和理论前提”[2]1。
阅读此书，从黑格尔历史观到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再到马克思历史观的最终创立，“现实性”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同时也是理解黑格尔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与马克思历史观之间内在关系的关键词。黑格尔思辨哲学打破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让哲学依据思辨理性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界，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要统摄于绝对理念之下，只有合乎绝对理念的“内容”，它的存在才有现实性。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是统摄一切的，它本身并无历史，也无时间，是一个纯粹的“超验”之在。绝对理念只有进入到自然和人类社会之中，才能在历史的时空中获得其真理的现实性，社会才能成为现实的东西。因此，绝对理念的现实化要求一切存在都要符合它才会获得自身的现实性，人类社会中一切的存在都是“理念”和“精神”的产物。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基于绝对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另外，在历史观中，黑格尔也将宗教精神与日耳曼国家结合起来，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视为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的宗教批判只是理论上和认识上的，非但没有将批判指向现实中的宗教存在，反而起到了为现实宗教辩护的理论作用。青年黑格尔派正是不满意于黑格尔在宗教上采取的暧昧态度，他们试图将理性对宗教的批判再次在思辨的道路上引向深入。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宗教批判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思辨理解之中，而要引入到现实的宗教领域，并与当时的普鲁士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这必然要求他们要将黑格尔的宗教批判原则由绝对理念推进到现实的基督教的教义和教史中，从而将宗教批判引向现实领域。青年黑格尔派正是沿着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撕开黑格尔哲学保守性的外衣，将历史性的批判原则推进到宗教存在的现实领域。而当时的普鲁士“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是宗教统治一切，宗教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对现实宗教的批判自然会发展为对包含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在内的一切社会现实的批判。由此可见，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批判中对“现实”的关照，使马克思深受鼓舞和启发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然而，同样是由于对“现实”认识上的根本分歧，使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从而走上创立唯物史观之路。书中对青年黑格尔派几位核心代表人物的宗教批判思想作了一一分析，针对性地揭露其宗教批判所指向的“现实”，并非真正的社会现实。施特劳斯将耶稣还原为历史中的人在宗教批判上具有重要的价值，用历史主义否定了耶稣身上的神性，并进而将其还原为历史中的人，实际上是否定了现实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他的“现实批判”是根植于思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坚守着思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2]132；
鲍威尔要用理性的“自我意识”来铲除和消灭宗教，但他的自我意识仍然是创造和主宰一切存在的绝对力量，“只不过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一个‘变种’和翻版”[2]150；
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原为“人本身”，建构了以“感性实体”为出发点的“人本学”，将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但是，费尔巴哈仍将哲学和批判宗教的根基归结为“类本质”，个人本质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集合，排除掉了个体身上的独特性、个体性，这再次远离了现实，“又回到了再次的‘抽象’”[2]168；
施蒂纳用个体“自我”重新诠释了人类历史，揭露了黑格尔以来的思辨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历史观的虚构性，推动了历史观由抽象的“精神史”向现实的个体“自我史”的转向。施蒂纳对思辨哲学抽象性质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类”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都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坚决反对施蒂纳的个体“自我”是现实性的唯一载体的思想，“‘个体需要’在本质上仍是主体的感受、欲望和利益的满足，这还让‘现实性’停留在主观之中”[2]186，而这些“主观需求”的满足完全要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产的实践活动，从而“实践”才是真正的“现实性”，人、精神、类、个体自我、宗教、社会制度等及其一切社会存在都要从“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沿袭着黑格尔对待人类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以宗教批判为主题，沿着从“绝对精神”向人自身的逻辑不断推进其唯心史观的理论建构：从基督教的宗教史观向以普遍性精神为根据的唯心史观，再从普遍性精神的唯心史观向以人类自身本质为根据的历史观转向，最后归结为以“自我”为“现实基础”的唯心史观。作者通过梳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揭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因为，正如作者通过论证所得出的结论，“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系统批判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正是在历史的根据、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分期、历史的目的以及历史的研究方法上彻底地否定了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历史观的唯心性、虚构性以及人类解放的非现实性，出于批判和回应的理论需要，马克思从正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这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演进的全貌便清晰地呈现出来”[2]234。
总之，该书作者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在理论来源上的“微观”视域考察，在给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来龙去脉的总体线索基础上，澄清了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产生的“真实而确切的影响”[2]264。这是一部切实深化和推进马克思唯物史观来源探讨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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