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亚洲亡国叙事中的英童想象

田 野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蒙学读本、歌谣、故事，纵观清末的儿童读物，可以发现认识“亚洲”是儿童启蒙中的重要一环。儿童的“字课”中有与“亚洲”相关的字图，“蒙学读本”“教科书”与“白话报”里有与亚洲相关的儿童故事，歌谣里也有与“亚洲”相关的意象。不论是字、歌谣还是故事，当中对亚洲的描述普遍呈现出亚洲面临灭亡的危机局面，而少年英雄拯救亚洲、拯救黄种也成为彼时文学的主题。为何清末常见亚洲亡国故事？儿童的养成、启蒙中为何常伴随着亚洲亡国事例？小说为何要想象儿童拯救亚洲、拯救黄种？这些问题的答案里不仅蕴含着与民族、国家、殖民相关的深刻意味，也与知识分子改良救亡的途径、心理相互关联。何为“英童”？英童是对知识分子理想中儿童的概括，他们是能拯救中国、亚洲的文明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许多英童形象、清末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也有众多亚洲亡国故事。分列来看，这两者均有不少研究成果。关于“英童”，虽未有此种提法，但却有与之含义相近的研究。部分研究从文本内部出发，以儿童视角、儿童形象为依托，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背景、政治启蒙思潮下儿童文学的特征，指出清末救亡保种的思潮中，儿童受到重视，被当作未来之国民，儿童形象也因此多是“拯救国家以瓜分之厄”的少年英雄姿态，带有明显的成人化特征；
①部分研究从外部出发，借用后殖民、民族国家等话语体系来阐释儿童文学与国家、种族、殖民的内在联系。②从清末亚洲亡国书写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大多围绕着一个国家的亡国史书写进行讨论，揭示亚洲亡国史书写与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互动关联。③本文在此基础上，发掘亚洲亡国叙事与儿童启蒙、儿童形象的联系，并从亚洲这个独特视角出发，讨论清末儿童文学活动中的特殊现象：亚洲亡国叙事中的英童想象。

蒙养教育，中国古已有之，先生私塾授课，讲授四书五经。垂髫童子“未尝识字”“即授之以经”[1]“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2]这种蒙养方式缺乏对儿童成长过程的考量，而传统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亦缺乏灵活性、知识性与趣味性。随着西学东渐、知识革新，清末知识分子关注到教育启蒙为变法改良、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一环，进而号召各地开设蒙养学堂，编排出中国近代蒙学读本。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自编的《蒙学课本》(三编)，成为“第一本真正带有近代意味的自编教科书”。[3]1898年，江苏无锡三等公学堂吴眺、丁书宝、俞复、杜嗣程等自编《蒙学读本全书》(七编)，此书1902年经由文明书局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儿童启蒙读物。此外还有上海三等公堂的《字义教科书》(1898)，上海澄衷学堂编录的《字课图说》(1901)等，这些蒙学课本作为新式教科书的代表，开启了识字—文法—篇章的近代儿童培养模式。

“字课”是近代蒙学的第一阶段，所用教科书以字为主，辅之以图，图附说明，再以“反切法”注音，浅显易懂。字的范围包含天气、地理、国家、植物、动物、器物等多个方面。字的释义具有普及知识、启蒙观念和认识世界的作用。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选通行浅近字3 224个，以独特的编辑体例成为清末识字书的代表。而后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国民字课图说》都是以它的体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字课图说》中有不少字与“亚洲”相关，帮助儿童形成了关于“亚洲”的最初认识，是最早的亚洲舆地启蒙。

何为“亚”，[4]31凡次于最者曰亚，今洲名。这是《字课图说》中对“亚”的主要释意，“亚洲”是“亚”的现代含义，该书继而说明了亚洲词源、地理、国家与内外关系。亚细亚本是土耳其地名，后欧人将其地域以东皆称为亚细亚，并以名洲。亚细亚在五洲中为最大，三面环海，西边接欧罗巴洲，以乌拉岭、乌拉河和高加索山为界。《字课图说》将亚洲内部区域国家分为三类：“为国者”有五：大清、日本、高丽、暹罗、波斯；
“自主半自主者”有四：安南、爱乌罕、俾路之、阿拉伯；
印度、缅甸、西比利阿、中亚细亚诸回部皆为“属国”，俄属之布哈尔尚存虚名。其对亚洲国家的分类初具现代意味，即主权国家、半殖民地与殖民地。该书进而指出，亚洲整体处于危局，俄“雄于北”，英“竞于南”，法“据安南”，德国、意大利“觊觎其侧”，[4]31岌岌可危，亚洲国家共同面临来自欧洲的亡国威胁。

亚洲与欧洲多国具有从属关系，内部也几经更替。《字课图说》以字释义了每个亚洲国家的历史处境与现代境遇，一方面建立起“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国家观念(包含国家属性、国家关系、亚洲秩序)。它以“臣属”和“入贡”两种关系将亚洲旧国分为“藩属国”与“朝贡国”。“藩属国”有韩、缅、越。韩“世臣于我”；
[4]33“缅”亦“臣属于我”；
安南国名为唐朝所设都护府发展而来，历世“职贡”；
“朝贡国”有暹罗和阿富汗。暹罗“常入贡于我朝”；
[4]34“爱”即阿富汗，亦在“朝贡之列”。[4]35而如今，朝“称自主”，但“大权尽失”“民气不振”，亦无“自全之术也”。[4]33缅甸被英人灭；
越南被法人占领；
暹罗差点被英国侵占，但因暹罗人“励精图治”而免于亡国；
[4]34阿富汗在光绪四年抗英失败，归为受英国保护的国家。这里“保护国”和“朝贡国”关系等同，是否为属国以内政外交自主与否进行判定，中国朝贡观念与西方殖民观念在此对接。旧国新景中，中国知识分子情绪复杂，不仅有昔日荣光作为国民自信的来源，也蕴含着深刻的连带性亡国体验。已亡国的人民成为奴隶，未亡国家也处于危急时刻。回部大国波斯，物产丰富，可近年来北边被俄国觊觎，东边被英国窥视，“岌岌不支矣”。[4]35

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勿谓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5]

“印度灭”“波兰亡”，但我国会“雄东洋”“长欧美”，蒙学课文借他国危亡处境反衬出中国的“国荣”。南洋公堂的《蒙学读本》④中，有一课为《国耻说》，“琉球、越南我属国也，而为所灭”，[6]可见，亚洲旧属国也成为我国国耻的一部分。“国荣”“国耻”的情绪鼓动中隐藏着知识分子对童子的观念启蒙，同洲国家亦变成引导童子体悟的最好案例。另一篇课文《记智度事》，讲述了印度的亡国惨象。英人灭印度后，印度“政虐税重”，此词不便童子理解，于是课文将其拓展为“吃盐”的故事，以童子易于理解的方式传递灭国感知。灭国意味着民众受苦，受苦等同于不能吃盐，“淡食终身”。当然，亡国国家也有反抗的人民，有一位印度壮士者智度，就背着英兵偷偷取盐，不过却不幸被英军发现，关入牢狱。但他即便“身受百刑”“体无完肤”也“坚不承认”，[7]直到其妹纵火焚狱，智度才得以逃脱。这种启蒙方式直观而又形象，循循善诱，适宜童子，既有亡国处境的负向书写，也有抵抗强权的正面启发。

“亡”和“未亡”成为亚洲国家的两种状态，中国以此为“鉴”，规约童子思想、启迪情感。免于被灭的国家，大抵“工商并行”，如日本；
“励精图治”，如暹罗；
地域特殊如土耳其，地跨两洲，“赖欧洲诸国保持”。[4]36英童们要“鉴”日本，也要“鉴”印度。印度是佛教之国，开化得早，如今却被英人蚕食。印度亡，所以佛教不能“鉴”。《蒙学课本》中有一文《浮屠论》，讽喻佛教的生死轮回观，佛教在丧事时诵经使死者得以入天堂，可“佛教未入中国之前，人固有死而复生者，何故竟无一人见彼所谓十王者耶？其不足信明矣”，且“不知死者形既朽灭，魂亦飘散，试问剉烧舂磨，将施于何处耶？”[8]课本里对待耶稣教的态度就与对佛教不同，“土耳其”在亚洲属地，“有西里阿布，为耶稣故里，西人称圣地，盖诸教所自起也”，[4]36耶稣故里在亚洲土耳其也成为一种亚洲荣光。

清末的蒙学读本将亚洲亡国图景作为认识国家、国际关系，养成童子爱国心与国土意识的蒙学资源，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一倾向在1912年以后的教科书中就不复存在。地理连带出对国家、文明、文化、种族的启蒙与思考，“亡国”这一核心叙事呈现出多层面的亚洲构型，成为“英童”成长中的“舆地启蒙”。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然而，清末诗界却一派“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于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提出诗界革命，以再兴诗歌，重建国魂。歌谣之于儿童，“易于上口”[1]而又“感人性情”，[9]适于诵读，也益于教化，利于童子精神养成。知识分子们纷纷“搜欧亚”以“造新声”，儿童歌谣一时间蔚然大观，而“印度”“土耳其”“黄种”等亚洲意象频频出现在诗歌中。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作《爱国歌》《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以启蒙童子，诗中不乏“最大洲”“最大国”等亚洲象征；
张之洞、曾志齐、沈心工、李叔同致力于创作学堂乐歌鼓舞学风，其中也有“日本强”“越与缅”“权利全被他人攘”等亚洲表述；
书局竞相出版儿童唱歌集：上海越社录《最新妇孺唱歌书》(1904)，作新社编《教育必用学生歌》(1904)等，所录歌谣中有诸多作品将“印度灭”“安南亡”作为警醒孩童的事例，以亡国感叹来激发儿童的爱国热情。

国魂是国家存亡之根本，“国失魂乎，非狂则亡”，[10]亚洲国家因“无魂”而亡，才被“戮之”“斩之”。[11]所以中国为避免亡国，“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2]诗歌以其独特的体例“时时熏蒸，时时刺激”，使童子“发生爱国心”[9]铸得国魂。而什么是国魂？中国魂与“亚洲亡国”有何联系？如何塑造国魂？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梁启超最早谈论国魂。他于1899年在《清议报》发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以日本“大和魂”具有武士精神，鼓舞中国国魂。梁启超认为“国魂”是“兵魂”，由“爱国心”与“自爱心”引起。[12]日本有“大和魂”，那吾中国魂是何？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制造国魂的行列，《浙江潮》的《国魂篇》从国魂的发生、定义、陶铸国魂之法等方面，全面讨论了国魂问题。国魂之根本在“统一力”与“爱国心”，[11]铸造国魂的方法为“察世界之大事”“察世界今日之后关于中国者”“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
[13]观欧美，可将国魂分为“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平民魂”，除了“宗教魂”，其他“魂”中国古已有之。这四类国魂分法也出现在其他文章里，但在中国是否具备这一点尚有争议，《国民日日报》有一社说《中国魂》遵循此四类分法，并将“冒险魂”等同于“贸易魂”，但却认为此为其他国家之特色。中国均没有。[14]69《江苏》刊载的《国民新灵魂》将国魂扩展为“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魔鬼魂”。国魂也被看作“国民精神”，[15]或被作为“民族主义”，[14]70它也的确很快被国民性、民族精神所代替。再至“五四”时期，“国魂”与“国粹”相连，在“国粹”的含义里几经周折。不过，如同清末时期的多元讨论一样，那时的“国魂”与后来所说的“国魂”不同，它含混又丰富，起于对周边国家的兴亡镜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言“专务青年教育，唤起国魂”，但对于蒙童而言，与其说“唤醒国魂”，不如说是“铸造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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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铸国魂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为从历史中追寻国魂；
二为鉴周边以融合国魂。国魂既是“民族之魂”，也是“国民之魂”，民族源于文化，国民起于国家。先说“民族之魂”。中国的国魂在哪？“吾登昆仑之山巅溯黄河之流域，求吾神圣祖宗皇帝之遗烈”，[16]“昆仑山”“河流”是儿童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它们作为文明和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种族、民族的源头。知识分子们以此建立起“黄帝”的始祖神话，将童子们称为“黄帝贵胄”“轩辕子孙”，常有这样的诗句：

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17]

芸芸哉！吾种族。黄帝之胄尽神明，寖昌炽遍大陆。[18]

狮兮狮兮，尔乃上帝至爱首出之骄子，供汝东海之上，昆仑之下……数千年历史有文化有武烈之荣光。[19]

黄帝神话融合了中国血统论与西方种族优劣观，并以类似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观念表述中国与亚洲。黄帝不仅是中国人的始祖，也是黄种人的祖先。中国人是黄帝血统中最为正统的一脉，作为黄帝的嫡长子，理应承担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在“白种日兴黄种危”[20]的境遇里，代表亚洲在“天演界上竞生存”。[21]童子们是黄帝后裔、黄种的正统血脉，因此“天赋良能”，天演论和命定论的观念在此也相互交织。在古代中国的制度里，伴随“嫡长子继承制”的是“分封制”。皇帝的嫡子继承了中心区域的政权与土地，并将周边地域分与其他“庶子”，以此逻辑，周边国家是中国“父亲”的“庶子”。面临亡国处境时，“安南觅来哭阿爸”，[22]儿童诗歌中形象的比喻、热烈的语言鼓舞着童子们“毋自弃”“尽天职”，拯救黄种。

“民族之魂”也取自亚洲周边国家。清末有关“国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冒险魂”“武士魂”和“宗教魂”，且指向明显，“冒险魂”以西方为参照，“武士魂”以日本为代表，“宗教魂”与印度对应。一派知识分子溯源传统，以证中国曾有“冒险魂”和“武士魂”，另一派主张学习并发扬二者。“宗教魂”这一方面并无争议，以往未有，之后也不提倡，“佛经耶约能救世？宗教神权今半废。”[23]吸取周边文化融于中心，是中国民族文化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文化之族名”。中国人一直以来认同的也是“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24]

“国民之魂”从国家起。清末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实体国家，自先秦以来，王朝历代更迭，一直承袭着一种文化(天下)秩序，只要“王朝代表了天下的秩序”，便具有“正统性”，[25]大清和其他朝代并无差别。“国民之魂”一方面从历史中寻找认同传统的文化秩序，另一方面萌生了亚洲“大国民”的意识，李叔同的《祖国歌》是学堂乐歌的代表，广为传唱。“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26]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周边”，“国民之魂”都来源于抽象层面，并非实体的国家或政权。

“醒”“警”“爱国”“合群”“出军”是清末儿童诗歌的主题。从历史中寻找并唤醒国魂，从周边国家“警”“鉴”国魂，知识分子以此养成儿童的“爱国心”“冒险精神”与“合群意识”。此举使清末儿童诗歌不仅有统一之精神，也容纳了历史、民族的风土与特性。

故事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又一形式，启蒙读物中常见亚洲亡国故事，在清末影响较大的几种白话报刊、儿童刊物中均可察见，《绍兴白话报》连载了《亡国话》，讲述安南亡国的故事；
《童子世界》连载了《印度灭亡史》；
《杭州白话报》《京话报》连载独头山人的《波兰国的故事》；
《启蒙画报》《蒙学报》等刊物也辅以插图讲述亚洲国家的风俗及亡国故事。在亡国故事里，“波兰”与“印度”是常提到的国家。“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
“波兰”在“欧洲”，等同于“中国”在“亚洲”。“印度”“波兰”与中国情状相仿，面积、文明、历史地位也与中国相当，比之朝越缅等国，更具借鉴意义。

亡国大抵因为民不知有国，或国之专政不取民意。亡国故事里，印度是前者，波兰为后者。《童子世界》所载《印度灭亡史》，讲述了印度灭亡的故事。印度以前也是一个大的文明国，现在是英国人的奴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国人没有自立的心”“指望外国人保护他帮助他”，他们“全不想想国是谁的国，为什么要把那主权双手捧着送与那不同种族的人呢？”[27]故事以与孩童对话的方式展开，娓娓讲述灭国因由，以激起童子的国家意识、承担国家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养成他们自主自立的国民心态。在关注本国事务外，文本中也常提到关注同洲国家的处境形势。《印度灭亡史》的开篇即有此意：“我们是中国的童子，考究中国的事情，是我们应该的，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地球上的国是多得很，即如立国在亚西亚洲的，也有几国。”[28]言语之中意在引导童子成为亚洲大国民。

波兰国的民众与印度国不同，他们有群体意识，懂联合抗敌，波兰的百姓“你联我，我联你”，“再拿出无数金银宝物，结识那一班有力量的人”，众筹救国。可是波兰的国王却下旨不许他们商量国家的事情，若再“聚集拢来”，“便要定罪”。[29]波兰亡国的事迹里反映出中央集权和专制政体是灭国的原因，知识分子以此启发童子们应有参与国家事务的决心。亡国故事传达了国家的关键要素：主权、人民和土地三样，被外国占夺去了就算是亡国。[30]

讲故事的方式往往是贴合儿童心理的，讲故事的人将国家的危难具化为个人感受，启蒙儿童，使他们认识到自身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波兰国亡国故事中，有一个抓小孩的情节。波兰国亡了，波兰的小孩子就被送到了西伯利亚，那里不仅寒冷，而且“连饭也没得吃，无非靠着那粗而且冷的馒头”充饥度日，[29]有不少小孩都饿死在那里了，来不及吃的食物就放在尸体旁边。触目惊心的故事启发儿童要承担起国民的责任，行使国民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保护本国利益。

周边国家为中国知识分子教育儿童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他们以此规训童子的行为。《启蒙画报》就擅长描述亡国民的行为以反向启蒙童子。印度人风俗最多，率先成为众矢之的。印度人吃饭讲究“吉凶”，在参加英皇的加冕典礼时，他们只吃自己带去的食物，不吃别人的东西。不仅如此，只要有人影落在饭中，他们就不吃这碗饭。印度人“严守这个规矩，可谓荒谬极了，如何再能有为，所以把国也亡了”。[31]印度还有拜牛的风俗，富贵人家要拜一种脊骨上长一小峰的牛，故事里顺便连带抨击中国“拜驼拜狐”的风俗，并且称“印度乃一大国，今竟不振，都为此等人所误”，警示“中国人赶紧醒悟了罢，要笑话印度人，先想想自己”。[32]亡国故事里，风俗行为被等同于亡国行为。除此之外，《启蒙画报》还抨击了缅甸、安南的虚文，选取官员“专尚文词”，举国之人，“皆喜吟咏”，而缅甸的“文人陋习”[33]更甚于安南。知识分子在对安南的借鉴中，倡议改中国的旧八股积习。不仅如此，参与国事也成为评价英童的标准，十三四岁的童子在戏台上宣讲中国贫弱、抵制外货、不做亡国奴，得到的评价即“这个小孩子倒这样热心国事”。[34]

《鱼丽水冒险记》(吴忆琴)连载于《童子世界》1903年第24至32期；
《瓜分惨祸预言记》托名“日本女士中江笃济”，实为南社文人郑权作，1903年于广智书局出版。两本同年创作的小说，一本将成人愿望诉诸儿童故事，另一本以儿童视角写亡国灭种危机，双向展现了“儿童政治小说”中的两大主题：“去冒险吧！”“去救国吧！”而创作政治性的儿童文学也成为知识分子缓解救亡焦虑的途径。

《鱼丽水冒险记》开篇即言地理之重要，“大凡要晓得古今的事迹，一定要晓得古今的历史”，而要知晓历史，必须要“晓得些地理”，并且说“这部小说，没有地理，是万万不能讲的”。[35]引子部分以五大洲的地理概述开篇，内容方面虽非讲述亚细亚洲的故事，却以文明古国为连带，存在着“欧洲之希腊”与“亚洲之中国”的潜在定位。小说先言巴比伦国王刘毅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等知名英雄，绘声绘色地叙述他们以一己之力开创一个帝国的拓殖故事。历史故事是小说展开的前序，主人公并非这些知名历史人物，而是一非知名英雄“鱼丽水”，小说也正是讲鱼丽水的故事。察主要情节：一为“木马计”，一为“海洋冒险”，可知“鱼丽水”实际上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小说虚拟一“鱼丽水”，将其塑造为特洛伊战争中“木马计”的献策者、海洋冒险的主导人，可见清末知识分子对无名英雄的呼唤。小说改塑了“奥德修斯”，去姓名、去背景、去神话色彩，将其塑造为平民、普通人，其中寄寓着清末精英知识分子对后辈的期待，并非渴求“英童”是一二能力气运出众者，而是渴望“英童”皆为无名英雄。一方面，有名之英雄自无名之英雄出；
另一方面，一二人之力不足以救国，国事也非“一二人之事”，而是“千万人之事”。[36]《鱼丽水冒险记》以儿童化的名字、儿童化的叙事，传达成人诉求，鼓舞英童“坚忍耐苦、百折不挠”，去冒险，即便“辛苦艰难”，也要在“山穷水尽的地位开辟一条新路起来”。[37]

“方今中国民人，尚在醉梦之中。瓜分之事，已迫近矣。中国亡，日本亦必不保。吾不忍见全洲黄种尽为白人奴隶。”[38]455这是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的开篇，故事伊始便设立在亡国灭种、保国保亚洲黄种的语境之中，小说出版的1903年也正是中日“同文同种联合，共保亚洲黄种”言辞高昂的时刻。主人公黄勃为一十四岁的儿童，他幼时就富有思考能力和批判意识，“专好摘出书中古人言语，恣意批驳”。[38]448与《鱼丽水冒险记》中肯定鱼丽水的“普通”身份不同，《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儿童天资聪颖，是成人理想的反映，即希望儿童均能天生聪慧、无教自通，自发明白事理、自发救国。童子军也是作品中反侵略的中坚队伍。小说介绍了这支自发组成的童子军，这些孩童年纪不一，组成了一个120人的童子军，其中，84人在13岁以上，36个是小孩子。小说表现出孩童自发的救国意识和牺牲精神。王爱中是爱国学生群体里的一分子，在听闻亡国消息后，持剪子自杀，“免待那洋人来辱我，我是不愿作亡国的人”，儿童人设尽显成人心理。小说增加了家长劝说童子的情节，王爱中的旧式官僚派父亲王本心阻拦女儿并劝说：“中国的人多着呢，难道只是我们的事？”[38]473代际冲突的情节设置，为儿童行为选择指明了方向。《瓜分惨祸预言记》是“预言记”，它的核心在“预言”，预言是故事发生的契机、谋篇布局的关键。“预言”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预言者讲话的腔调”。[39]腔调是态度、观念，牵连着我们所关切的要旨。小说源于《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这一虚拟的预言文本，当中的核心话语：“漫著预言篇，书成涕泫然；
民心如有意，人事可回天。”[38]454言辞模糊而又玄妙，悲凉凄切中又渗透着希望的微光。故事的结局非喜非悲，汉种排满成功，抗俄却失败了，居于一隅建立起“兴华邦”独立国，为汉种仅存一片土地延续黄帝的血脉。小说结尾仍然保留着预言的腔调，蕴藏着对未来中国和国民的期望。

儿童在知识分子的期待里，被塑造和想象为英童。在英童“救国”的故事里，“拓殖”与“反殖”相互交织，“文明”与“野蛮”也边界模糊。小说常常出现灭蛮邦是文明国的使命这类救亡情节。《鱼丽水冒险记》以希腊为中心进行海外拓殖，海洋冒险的情节蕴含着哥伦布开拓新大陆的精神。鱼丽水海外漂流时，遇到荒岛上的民众，往往将他们捉到船上，粗暴对待。《瓜分惨祸预言记》中有两处烧杀抢掠的情节，一次是外兵侵华，一次是满族兵败于华，他们一边谴责殖民者的酷刑，另一面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着相同的行径。小说最后建立的“兴华邦”，收回了曾经土地的治理之权，“作为殖民地”，并且派遣郑成勋等人“出洋垦辟新地”。[38]553小说徘徊于“拓殖”与“反殖”之间，想象英童，是这一时期的弊病。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未认识到“尚武”“冒险”背后的侵略形态，而是将其作为救亡教育的组成部分。

“儿童群起而救国”是两本小说的共同理念，一本塑造榜样规训儿童，一本直观呈现英童形象。刊载《鱼丽水冒险记》的《童子世界》由上海爱国学社附设的蒙学班自治组织童子会主编。刊物所属的“爱国学社”，办于1902年，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为主要负责人，其主旨为反帝和民主革命，是宣扬爱国思想的自治团体，后因《苏报》案解散。《童子世界》作为爱国学社的刊物，不免与爱国学社具有同样的理想。《瓜分惨祸预言记》虽与爱国学社无关，但是内容却与童子军相连，是“爱国学社”童子军理想的延续，也是“尚武精神”在小说中的畅想与实践。儿童如何救国这一主题在清末以“牺牲”为主，《瓜分惨祸预言记》里童子的牺牲触目惊心，120人的少年军仅剩几人，小说还附录名单作为荣誉的象征。如此匪夷所思的行为却被大力颂扬，可见彼时儿童文学的畸形发展。知识分子迫切地将国家的矛盾与危难一股脑地加之于童子。这种倾向在日俄战争前最为明显，《浙江潮》连载的小说《少年军》中，以美国学生在战争中英勇对敌为蓝本，奉劝同胞以此短篇为脚本，当“战云不久即布于亚细亚大陆”时，建立“支那少年军”，“以一十四龄少年，为祖国出死力”。[40]不过，在中国识破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后，这一倾向便不复存在。在1920年《时报》的一则故事《儿童救国》中，对儿童如何救国的思考就与清末完全不同，故事虽然设置了儿童集体请命保卫城中人的救亡情节，但是却以主将诺言的兑现结束，既不会伤害儿童的生命，又给儿童们提供了甜美的樱桃，救国故事里尽是温情的色彩。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从俄占东三省到日据东三省，及至1931年，与清末组建童子军、鼓励牺牲的做法不同，此时的知识分子对小学教育与救国有了规范性的指导。儿童文学作品《小学生的救国责任》中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小学生清晰地认识到，救国的要素是求学，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小学生现在能做的不是气而是记，铭记国耻日后图强。

总的来说，亚洲亡国图景为塑造和想象“英童”提供了反向参照、叙事资源。塑造“英童”寄寓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富强心愿，“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小学校为尤重”；
想象“英童”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心理境遇，缓解了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救亡焦虑。而富强救亡中不免过多含有政治教化的色彩，以儿童视角抒发成人理想。清末借鉴日本，把儿童文学的叙事政治化、殖民化的倾向并不适宜孩童的成长。这种倾向在近代教育的发展中渐渐被改正，民国以后的识字课本里，亚洲和亚洲国家不再具有政治含义，教科书也不会蕴含明显的煽动意味，而是转向花鸟虫鱼的自然界，兔子与熊、大象与蚂蚁的动物界，开始真正意味上的英童养成。

“亚洲”在清末具有包含种族、文化、地理、文明在内的多重含义，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话语体系，不同于以往中—西对立的单一视点，形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彼此参照的多元视角。而比起西方对中国的冲击，邻近国家日本的崛起，同为文明古国印度的沦亡，曾为中华属国的朝鲜、越南、缅甸相继被侵吞，才引发中华大国真正的危机意识。在亚洲整体式微的亡国图景中，精英知识分子们率先走上启蒙救亡之路，寻找亚洲积弊的因由，以此内省改良、变革国家。儿童因其年龄幼小、知识结构质朴，易于成为新知识的载体、权力锻造的对象，因此，启蒙英童寄托着知识分子们的强国梦，想象英童群起而救国也成为缓解精英们救亡焦虑的途径。也正如此，亚洲亡国故事在英童的养成与想象中意味深刻，成为亚洲视角中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注释：

①参见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
孙建国：《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
谈凤霞：《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②参见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n Anagnost, “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dence in China”, Construcring Chine: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加]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徐文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吴其南：《后殖民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陆勇：《“亡国灭种”的想象与近代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李帆：《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④目前所能找到的版本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新定版，并非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所编初版，这一点夏晓虹在《〈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中考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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