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内地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时间：2022-12-09 16:1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尹亚红， 黄 展
(1.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与投资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2.杜伦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英国 杜伦 DH1 3LE)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海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根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海外并购完成并购项目467起，较2018年增加34起，实际交易金额342.8亿美元，是2004年的11.28倍；
并购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18个行业大类，技术密集型行业已经成为海外并购的热点，计算机与电子、医药、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多年位居前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自2010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二。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GDP增速下降，尤其是2020年受疫情冲击，GDP增速为2.3%。因而，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则亦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利用海外并购获取外部资源实现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已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那么，随着中国海外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何影响？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业结构优化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省域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就海外并购、技术创新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从而为更好地推动海外并购进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实现“十四五”规划中“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目前，现有文献就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三者关系的研究不多，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以下相关方面的研究。
1.1 海外并购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Cantwell and Tolentino认为企业可以从海外并购中加强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进而优化产业结构[1]。Lancheros通过对印度企业海外投资进行研究后发现，海外投资增强了国内的技术研发投入和成效以及技术升级换代的速度，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2]。Padilla-Perez and Nogueira对哥斯达黎加的跨国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后，能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从而对国内产业结构起到促进作用[3]。赵伟等认为海外并购通过产业转移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作用机理，以此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4]。赵文成基于生产要素转移、资源配置、市场拓展、产业链优化等视角分析后认为，海外并购可以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5]。李宏等基于地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后认为，海外并购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6]。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如Jose et al.提出不是所有的海外投资都能提升并购企业的业绩[7]。王英等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短期内并未提升企业生产率，长期内亦很弱，对国内技术进步亦有抑制作用，并没有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8，9]。
1.2 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研究
海外并购是企业利用外部资源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海外并购可以获得多元化资源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水平与产品质量[10]。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将吸收的外部知识与获取的先进技术加以整合，进而实现技术创新，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并购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11]。Po-Hsuan Hsu等认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动因是为了创新，因而创新水平较低国家的企业更有可能并购创新水平较高国家的企业，以此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12]。陈珧认为，海外并购是企业获得创新性技术的重要途径，不同的并购整合策略影响着并购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13]。刘先敏等通过多案例对比分析后认为，海外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但取决于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与整合模式[14]。冼国明等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就海外并购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5，16]。
1.3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技术创新是创造产品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17]。Pavitt以英国相关部门的创新数据为样本，就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产业异质性[18]。Greunz认为，企业创新行为显著影响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这种影响受制于企业性质与产业集聚的变化[19]。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推手，是经济持久增长的源动力[20，21]。张晖明等认为，跨越式技术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22]。孙军基于需求因素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就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进进行详细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但关键取决于需求空间的扩展[23]。黄茂兴等运用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后认为，恰当的技术选择和资本深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24]。赵玉涵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就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路径的不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而技术引进不显著[25]。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彼此关系颇为关注、成果丰富。然而，现有文献就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三者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相对不多，且海外并购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究竟有无促进作用，尚存异议，如果有，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之间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省域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就海外并购、技术创新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
海外并购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海外并购将国内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境外，就此释放出此类产业在国内的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可进入国内新兴产业或发展势头强劲的产业。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营销体系与市场份额，利用海外市场绕开贸易壁垒，降低了进入海外市场的阻力，从而增加企业利润空间、缓解产能过剩。企业通过并购获取财务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无形资源后，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以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
第二，海外并购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与竞争效应。当处于下游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后，由于开拓了海外市场，从而刺激上游产业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以满足下游产业对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更大需求与更高质量要求，并推动上游产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来更新迭代产品；
当处于上游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后，将优质产品引入国内，促使其下游产业提高研发能力，加快产品更新换代，以便能够与上游产业进行产业衔接，从而带动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向高端化延伸。并购企业获得先进经验与核心技术后，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给相关企业带来压力，会促使他们在技术、资本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争夺市场份额，由点到面，整体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三，海外并购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提升创新能力，进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首先，通过并购，中国企业可与被并购企业合建研发中心，这不仅可以使中国企业减少研发成本投入即可在研发上拥有良好的硬件设施，还能通过被并购企业所在国便利的信息渠道与成熟的信息共享网络快速了解并掌握业内高新技术动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价值，提高研发效率，推动国内企业技术发展与创新；
其次，企业并购后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可以提高研发效率，激励并购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增强研发实力，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再次，并购后，企业能够获取被并购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专利、品牌等专有知识与特有资源，通过消化吸收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研发出较为领先的核心技术，提升产业效率与技术水平；
最后，通过逆向溢出效应刺激国内产业发展，海外新技术的应用“倒逼”国内企业吸收先进技术。这都为国内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技术创新动力，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推动国内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同时传统产业得到改造与升级、落后产业逐步淘汰，从而实现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优化。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海外并购通过获取各种外部资源以及产业关联效应、竞争效应，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H2：海外并购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中，技术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3.1 模型设置
海外并购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通过海外并购可以提高并购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促进技术创新、增强资源有效配置。因此，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中可能起到了中介作用。一般来说，如果存在中介效应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加入中介变量之前，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
第二，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
第三，加入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减弱或不显著，且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为了考察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ISOit=Φ0+Φ1LOMAit+Φ2Controlit+εit
(1)
LTIit=γ0+γ1LOMAit+γ2Controlit+εit
(2)
ISOit=β0+β1LOMAit+β2LTIit+β3Controlit+εit
(3)
上式中，i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t表示时间；
ISO表示产业结构优化；
LOMA表示海外并购，是核心变量；
LTI表示技术创新，是中介变量；
Control表示各控制变量；
Φ0、Φ1等是未知系数；
εit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
3.2.1 因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分别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作为其代理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现有技术与相应资源条件下，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各产业之间能协调发展，并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会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进而助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
产业结构合理化(ISR)，通过产业结构的偏离度与产值加权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26]，测算公式如下所示：
(4)
式(4)中，n为产业部门总数，Y表示产值，L表示产业劳动力数量，i表示第i产业。如果ISR数值越大，说明经济越不均衡，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反之，ISR数值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
产业结构高度化(ISA)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来衡量，计算出的数值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呈正比，数值越大，则产业结构越高级。
3.2.2 核心变量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年海外并购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本研究参考尹亚红[27]通过间接套算获取海外并购数据的方法，算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年海外并购余额作为海外并购(OMA)指标。
3.2.3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能力越强，高技术产业发展越快，产业结构水平就越高。鉴于最终成果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以及专利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择各省历年专利授权数来衡量技术创新(TI)的指标。
3.2.4 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民众改变消费偏好与需求结构，增加对高技术产品以及住房、文教卫生、娱乐、金融服务等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因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产业结构正相关，本研究以各省历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2)金融发展(FD)。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通过优化资金配置，提高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本供应水平与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本研究以各省历年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
(3)市场化程度(MAR)。本研究以各省历年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指数越高，表明市场化进程越快，生产要素配置越合理，产业结构水平越高。
(4)人力资本(HM)。人才是产业结构优化最重要的驱动力，高素质人才利于创新加速与产业战略转型，是将技术进步、消化吸收逆向技术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因而人力资本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本研究以各省历年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5)财政分权(FIN)。财政分权能使地方政府竞争加剧，通过财税政策等影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研究以各省历年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各地区GDP之比来衡量财政分权。
分析的样本为2008—2019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的相关数据，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
为了消除异方差，海外并购、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均取自然对数。表1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图1和图2是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散点图。从中可知，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呈负相关关系，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呈正相关关系。可见，海外并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图1 海外并购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散点图
图2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散点图
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可知，VIF非常小，介于1.494～6.492 9，没有超过10，因而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相关性较低，具体详见表2。再通过F统计量与Hausman检验后可知，F统计量为1.397，P值为0.022 14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混合回归模型，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同时经过Hausman检验，χ2为22.792，P值为0.001 853，拒绝原假设——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因而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4.1 基本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的第一步是检验海外并购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而本研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8—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回归结果
表3中(1)(2)列是检验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2)列在(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各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海外并购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着显著影响，其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海外并购与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性，海外并购规模的扩大，会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相应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相应提高。(3)(4)列是考察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4)列在(3)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各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海外并购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海外并购规模的扩大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通过海外并购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亦符合研究假设H1。
对于各控制变量，(1)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促进作用而对合理化有抑制作用，意味着金融支持产业发展存在差异性，支持力度在各产业间不均衡，高端产业得到较多的金融支持，因而产业间发展不同步、协调性较差。(2)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以及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且符号与预期一致，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确实会促使居民改变消费偏好与需求结构，增加对高技术产品与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因而会激发企业提供相应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并就此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越开放，要素配置越合理，越有利于各产业的良性发展；
高素质人才具备快速吸收消化之学习能力，能为产业发展带来活力，有助于产业间协调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层次的提升；
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方政府竞争，进而能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其中，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影响最大。
4.2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的第二步是检验海外并购是否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表4中的(1)(2)列可知，海外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为0.183，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并购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品牌、市场等生产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后可以提高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研发效率，由此促进企业研发体系的完善，进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各控制变量对企业技术创新亦有显著的影响。
表4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中介效应的第三步是检验加入技术创新之后海外并购、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表4中(3)(4)列可知，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直接影响但不显著，不管是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抑或高度化，而技术创新在1%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与预期一致，意味着通过海外并购确实可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生了中介效应，即通过海外并购所获各项外部资源经过消化吸收及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提高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则进一步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而言，较之产业结构合理化，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更大，其回归系数约为前者的1.41倍，表明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尤其是技术寻求型海外并购，可以掌握被并购企业的核心技术，快速提高产品研发能力与生产水平，促进低附加值的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这亦印证了研究假设H2。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选取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产业结构层次系数[28]计算公式为：
ISLit=Y1it×1+Y2it×2+Y3it×3
(5)
式(5)中，ISLit表示i省份t年份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其中，Y1it、Y2it、Y3it分别表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而1、2和3是分别赋予三次产业的权重。ISL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层次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水平高；
而ISL值越小，表示当前产业结构层次越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水平低。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作用存在但不显著，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影响显著且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中确实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亦没有明显改变，与前研究的实证结果基本相同，说明本研究的实证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5 基于ISL的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运用2008—2019年中国内地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海外并购、技术创新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海外并购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但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以及财政分权等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亦有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最大。
为更好地推动企业“走出去”以利用内外部资源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制定合理的海外并购规划，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海外并购；
加强海外并购监管，完善企业海外并购服务体系，优化海外投资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及时促进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和政策互通，以此提高企业海外并购效率。
其次，引导企业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实施不同海外并购策略并提高并购整合能力，以增强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效和质量，尤其应鼓励并支持技术寻求型海外并购，如高端制造、医疗健康、工业4.0等行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逆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在相关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助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再次，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在海外并购与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中介作用。企业应不断加大研发资金与科技创新人才的投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能力，不断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以及加快建立与优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由此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可更好地消化吸收各种外部资源以及海外并购逆向溢出技术，以此驱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进而实现海外并购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优化。
最后，还需重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财政分权等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内需潜力，通过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为提供高技术产品与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倒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并以此助推产业结构优化；
加强金融支持力度，优化融资结构，拓展融资渠道，形成多层次的社会融资方式，从而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
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提高企业研发能力进而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重要驱动力；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推动资源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突出财税政策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