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

张 磊，黄世玉

（1.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湘潭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202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财富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各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愈发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大循环动能有所弱化。在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客观条件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党中央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谋划，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打开多元化开放新局面，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整体统筹发展与安全，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项系统性的市场建设工程任务。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三统一、一联通”要求，实现供给与需求互促匹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的一种良好市场运行状态。其核心是“三统一、一联通”，即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市场竞争和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打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居民收入增长通道，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供需互促匹配，更好地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见》从制度体系层面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规则、设施、体制机制要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方向和基本遵循。

学术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思路要点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但迄今未见文献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出发来进行系统化审视。

（一）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及着力点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畅通无阻，这是大多数研究已经形成的共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1]，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循环，是微观经济循环与宏观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有机统一[2][3][4]。另有研究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实质是在实现国内经济繁荣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5]；
其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强自立[6]；
关键条件是实现制度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打破联通内外循环的制度性壁垒，打造开放度更高、规范性更强的国际化营商环境[7]，不同国家形成适应本国国情的规则，并且全世界不同规则空间实现有效衔接[8]。总体来看，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其“新”涉及或体现为新供需格局、新分配格局、新生产格局、新流通（贸易）格局，深刻反映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调整过程[9]。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思路或着力点，既有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并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说。随着外部环境由量变转向质变，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非局限于经济视角、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其核心要义着眼于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关战略部署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体制层面，需从系统性、全局性视角出发找准着力点[5][10]。二是经济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说。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模式和战略[11]，要系统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和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推进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12][13][14][15]。三是供给与需求协调说。持此论者主张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同时发力推进国民经济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以创新为导向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16]；
重点修复社会再生产失衡，加快提高生产部门对于中高端消费品供给增速和质量[17]；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实现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畅通[18][19]。四是科技创新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关键维度是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新型科技体系与企业家创新活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素[4]，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集中力量突破和实现“卡脖子”技术领域的自立自强，以内循环为主建立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自我循环[20][21][22]。五是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模效应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要打破区域分割，促进市场一体化，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大国经济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形成全球创新要素资源的强大向心力，培育内需主导型的全球价值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市场动能[23][24][25]。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功能和作用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功能和作用，学者们的相关论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助推区域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大循环有助于增强全国经济联系的平衡性，推动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强化高质量、系统性的经济联系[26]。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内外协同开放、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整体要求，它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二是有助于主导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塑造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重组国内价值链的过程，最终结果将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持续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16][24]。三是有利于更好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在世界不确定性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交叠影响下，国家之间的科技、产业竞争不断加剧，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我国产业链在全球循环中面临地位不高及断链风险的双重压力[24]。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韧性、增强应对各类挑战和风险能力的必然路径。

新发展格局不但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韧性，而且关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世界经济层面的稳定。新发展格局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形势的特殊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国内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性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27]；
同时体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深刻理解和运用[28]；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世界市场理论[29]。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推进思路及着力点、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关于基本内涵的提法涉及内涵实质、本质特征、关键条件等，对推进思路和着力点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差异，牵涉面较广，这反映出作为一场深刻变革的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复杂性、系统性。已有研究认识到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模优势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但迄今未见文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逻辑起点对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方向和现实堵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分析原点，系统探究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和主要方向，进而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框架，以期为更好地疏通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堵点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逻辑起点，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性解析，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更好地明确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方向。

（一）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的建构逻辑

1.循环：市场经济的本质

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都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循环本质上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过程，它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高度融合统一。尽管新发展格局在空间维度上包括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两个方面，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经济循环归根结底不是取决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环节中的某一节，而是依赖于市场经济运行整个过程的耦合协调度。例如，以创新为导向的生产结构能够引领新消费，与时俱进的流通体制可以扩大消费量，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
反之，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又能促进生产结构优化、收入分配公平、流通体制革新。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4个环节更多地依托国内大市场进行，但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对内循环的有益补充，它丰富了内循环中生产与消费的内容、扩大了流通范围、拓展了分配来源。

一方面，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挑战，我国需要立足国内大市场，提升供给创新能力、夯实经济基础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能力、防范化解外部风险，这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兴国家市场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演变趋势，经济循环需要进一步充分利用国际要素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高质量结合，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韧劲，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应有之义。

2.畅通：循环的内在要求

畅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而市场是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空间载体。任何区域壁垒的存在都可能阻碍经济循环畅通，因此市场畅通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序衔接和循环的核心前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前提，论证了区际间要素自由流动会促进区域经济差距收敛[30]。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扩大市场规模能够吸引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落地本国，推动价值链攀升[31]。上述分析表明，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循环应是在全国“这一整盘棋”上形成循环，即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而非仅仅局限于区域内、省内甚至市县内搞封闭低效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经济循环畅通要求进一步破除妨碍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建立健全公平统一的市场制度体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全国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畅通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进而推动双循环。畅通内循环要求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进而达致要素和商品市场的动态均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供给与需求两者是畅通经济循环的两个基本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供需之间的动态综合作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但需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还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实现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

内循环畅通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之上依托禀赋、制度等优势统筹配置国内外资源，能够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破除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攀升全球价值链，畅通良性双循环。

3.开放：内外循环畅通的关键

内外双循环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发展。开放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型升级、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前提，更是在国内大循环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互动的起点。在开放经济中，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得以在更大市场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国际分工推动各国生产专业化，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国际经济竞争对国内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现代化形成“牵引”与“倒逼”双重机制，有助于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同时，要素所有者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公平的要素报酬，品类丰富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畅通国内国际循环。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建设绝不局限于空间开放、区域开放，更重要的是规则、政策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追求封闭性的内循环，它要求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外循环来避免“低水平畅通”的内循环。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以提升经济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出发点，意味着分工更加精细、市场更加开放、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有关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证明，地区开放程度与产业集聚程度呈正相关，而产业集聚程度则与国际竞争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32]，这表明开放对于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过去我国普遍依靠投资驱动实现“斯密式增长”，现阶段则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分工深化进一步提升区域性的专业化程度，通过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自贸区、构建城市群等途径发展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型经济，吸引全球先进要素落地，作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丰富资金和技术供给，降低生产成本和优化供给结构，最大程度地发挥要素集聚效应、专业分工效应和超大市场规模效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要素需求扩大及结构调整，会引致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实现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购买能力增强，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提高，这有助于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4.互促：新发展格局的核心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并不是孤立的，二者相互促进的关键联结点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国内国际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的公平竞争提供广阔的舞台，从而有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33]。要素和产品的进出口双向流动从来都不矛盾，国民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也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为基础，反过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又是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正如我们身边的太平洋，汇聚千流、连通四海，铸就了浩瀚宽广的胸怀，孕育了波涛澎湃的活力”。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可以减少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竞争摩擦，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内外循环联动效应的发挥。一个国家或地区若充分利用经济体自身的比较优势，通常可以成功地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并进一步培育先发优势[34]。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家间经济关系上的生动体现，有助于实现不同国家的互利共赢。新发展格局在内外互促的过程中实现内循环能力的提高、双循环动能的强化以及内外循环的动态平衡。

（二）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的建构方向

1.市场需求战略：从以出口市场导向为主转向国内市场需求为主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出口市场导向特征，实施“以外为主，以外促内”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现如今，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等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驱动力趋于下降，国内可持续稳健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比如，2018年受美国执意挑起的新一轮贸易争端影响，我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2017年的4.7%降为2018年的-7.2%，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则由0.3%变为-0.5%，呈现负向贡献①。再者，由储蓄和出口“双盈余”所积累的大量外汇资本的回报率低于国内资本的回报率，无异于一种无形的资本浪费。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负反馈机制，若一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表现为相对于其他国家发生增长，就会造成本币升值，进而影响出口，这一结果会随着中国实现后发赶超的事实而避无可避。

净出口需求应当是可贸易品基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获得的产品竞争优势和国际市场份额，它只是总需求的一小部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外贸依存度呈下降趋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显著提升[35]，2009-2020年间平均水平达到102%，同期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平均水平超过了50%。2000-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标准差分别为10.08、15.41、12.19，消费部分波动幅度最小，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器”作用。这意味着国内市场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部分，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为突出。需求战略由外需驱动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已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外需走低以及世界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的有力应对。

2.市场竞争优势：从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尽管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过去三四十年中，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环境等要素低成本优势。劳动人口规模攀升叠加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对中国城市经济部门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这一“人口双转型”的红利不断减少。同时，南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为低廉，逐渐挤占了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部分地区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也有悖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一般地，若长期依靠低要素成本或资源禀赋优势维系经济增长，可能陷入“资源诅咒”和比较优势陷阱。

转向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是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市场规模是影响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36]。所谓新发展格局下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是指重组国内价值链以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后发优势或先发优势，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从供给端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具有丰富的资本存量，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这为我国塑造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了重要支撑。从需求端看，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根据WTO提供的数据，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2万亿美元，占据了11.5%的世界市场份额，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3775亿美元，贡献了全世界8.2%的市场份额②，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我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FDI市场，中国市场对国外资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外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管理技术的流入，也有助于拓展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这一系列条件充分表明，我国具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的强大能力。

3.市场价值增值：从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向科技创新自立为主

市场需求可以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实现“引致创新”和价值增值。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是连接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国内产业链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发展方式，加工制造曾是我国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重要产业形态。现阶段这一方式难以为继，一方面，低附加值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进入壁垒低，众多新兴国家加入竞争，易诱发利益争端，不利于国内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家间的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中的国内产业链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形势下高端产业回流以及低端产业转移至新兴国家的叠加影响，存在着断链的压力。

由“技术追随者”转变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跑者”，实现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是促进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高质量匹配、抢占国际大市场的根本途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突破当前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支撑，是供给结构优化、价值链攀升、大国经济竞争的必然走向和核心所在。增长理论表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实践同样证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长期回报是一段时期内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受限于过高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营利者转而研发纺织机，以资本要素取代劳动力，能源的低价格使得蒸汽机等先进机器得以大范围推广应用，使得英国在17-18世纪近百年内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37]。需要明确的是，“以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理念在工业化中后期难以再发挥效用。关键核心技术既买不来，更要不来、讨不来。2018年以来美国限制与中国在芯片等关键原材料领域的贸易往来，直接导致中国相关上下游产业产出大幅下降，其中仅汽车产量就减少了10%。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早已表明，产业部门在国家竞争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着力强化产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立起能够替代存在断链风险的外循环环节的产业群，进而提高国内价值链在全球循环中的附加值和自立性。

4.市场开放策略：从以对外开放为主转向对内和对外开放协同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内外协同开放。对外开放是国民经济更好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开放发展战略的一方面，若只注重对外开放则是本末倒置；
对内开放既是新发展格局下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首要要求。在对外开放策略下，我国沿海地区依赖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内外开放不协同导致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内大循环畅通。在一个国家内部，虽然能够通过牺牲部分地区、部门和群体的利益快速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嵌入全球价值链，但能否达到世界先进制造水平、跨入高收入行列和实现国民经济由大到强，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劳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那部分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水平。只有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开放交流更加频繁、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国内大循环的整体能力才能得到提高，在国际循环中才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者协同，是开放发展的重要考量维度。

内外协同开放不仅是破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有力手段，也是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必要举措。李克强总理曾强调：“随着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产业竞争力开始有所削弱。……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必须转移出来，而转移的方向就是中西部地区”。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基础、生态环境承载力、自身特色等实际情况，只有推动制造业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梯度转移，重构国内产业空间格局，强化现代产业体系的协同能力并放大其配套优势，方能打造合理分工、协调联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以有机融合的区域价值链循环为“桥梁”重组联通国内价值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发展，这一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同样也是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

构建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与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但目前在多个方面都存在一些堵点，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不相适应。

（一）根基：市场与政府治理边界模糊及政府职能偏位

目前国内市场分割严重的深层次问题是市场和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导致政府职能错位，过多干预市场行为。在政府官员的“锦标赛”晋升模式下，地方经济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本地思维”和短期行为，形成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市场的条块分割，导致“行政区市场经济”。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周期短、投资收益大的产业项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地区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
在企业兼并扩张方面，为防止企业向外地发展或保护当地企业，存在“拉郎配”或“劫富济贫”式兼并。具体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行政干预过度的现象同样较为普遍，不利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平竞争，且间接强化了优势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行为，根本上源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区域倾斜和不规范优惠政策、对外贸易替代国内贸易偏好、政府间合作机制虚化等[38]。

（二）主体：高标准的统一市场制度和设施建设滞后

市场制度体系和设施建设直接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发育。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竞争规则、市场信用等制度规则以及流通体系、信息和交易平台等市场设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信息和产权交易市场平台不健全，产权保护的司法执行不到位、执法标准不一；
在与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对接方面不够灵活；
各地区市场之间的行政壁垒及不合理限制阻碍市场公平竞争；
企业失信和违法成本不高，社会公共信用信息难以获取、信用体系不健全等。由制度不规范和制度漏洞导致的寻租、行贿、贪污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降低了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不过山海关”更是生动反映了东北地区偏低的营商环境质量。在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方面，城乡、区域之间交通、物流、通信、能源等设施网络的健全程度差异较大，“最后一公里”“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等问题突出，均不利于经济循环畅通。

（三）支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地位不高

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可以为匹配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循环提供强有力支撑。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循环在产业和科技支撑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在产业链方面，产业空间格局存在地区异质性突出而产业同质性明显的症结，导致多元化的地区优势未被充分利用，产业链整合资源的能力弱、协同效率低、产业配套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出现了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产业结构脱离实际需求的倾向。外资品牌形象及品牌文化渗透到国内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中，对本土企业赢取市场份额造成一定挤出效应。在价值链方面，我国产业价值链长期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环节，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低，产业“大而不强”的发展矛盾较为突出。在创新链方面，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比如我国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5%。这一方面源于基础研发投入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为6%左右，远低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也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偏低。企业研发更多侧重于应用，但严重依赖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激励，这导致企业研发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提高企业研发的内在积极性，是强化经济循环科技支撑、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当务之急。

（四）动力：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不够协同

开放可以增添市场活力和循环动力。改革开放初期，为快速积累物质资本，我国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内、对外开放的协同作用。政策性开放下的资源倾斜造成了“先富”未能较好带动“后富”的局面，东部沿海地区外向性明显、经济发达，但未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内陆地区快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党中央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内开放跨上了新台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战略使得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上的空间扭曲有所缓解。但东部以外地区的外向度偏低、区域之间联通力弱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虽有所缩小但并不显著。内外开放不协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005-2020年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GDP之比由3.28缩小到2.46，与中部地区之间由2.95缩小到2.37，但与东北地区之间则由6.41扩大到10.28；
2020年人均GDP最高值为北京的16.4万元，是最低地区甘肃3.6万元的4.6倍。当前亟需推进国内市场对内、对外协同开放，否则在“累积循环”作用下区域发展失衡会更加严峻，进一步弱化国内大循环动力。

（五）牵引：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市场消费需求释放不够

劳动力等要素自由参与市场经济生产并凭借市场贡献获取公平的要素报酬，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牵引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一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失衡问题总体呈现结构性恶化，过高的收入差距和较小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利于释放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最高2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家庭的10.2倍，两者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8167元扩大到2020年的72425元。我国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降至2019年的38.8%，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的64.8%、南非的60.2%和印度的60.5%，居民消费需求提升仍有较大空间。由于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从城乡差距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支出比依然较大。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动摇了“需求牵引供给”和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内在基础。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一个发展方式和增长路径的转变过程，更是一个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结合前文分析，构建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需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促进市场与政府治理转型以强化法治和监管服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上要求找准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定位的最佳结合点，关键在于推动政府治理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政府作用发挥并不矛盾，相反，它离不开政府提供的相关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不能抹掉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只是其行为方式应当由直接干预、管制经济活动转变为重点强化市场监管，建设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行为，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彻底打破市场分割和不正当竞争局面。比如，将国内统一市场规划、市场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人才及创新要素引进与共享、企业跨地区交流合作与重组等内容，统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行动激励计划，真正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职能有效发挥结合起来，强化地方政府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生动力。

（二）健全高标准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和设施以优化资源配置

高标准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和高质量的市场基础设施，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塑竞争新优势的根本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全局性制度安排。基本思路应是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区域市场壁垒，推动市场发展更加包容、平等、开放，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竞争活力。首先，企业是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应强化竞争规则的基础地位，为保持微观主体活力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行业垄断以及地方保护，完善产权制度和公平竞争机制，切实做到依《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各种所有制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引导。其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基础上推动全国经济一体化发展。要破除各种妨碍商品、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物流系统和交易平台，畅通地区、城乡之间的商品及要素循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建立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制度性开放市场，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国内市场环境，提高国内循环效率，吸引和留住更多国内外优质要素资源。

（三）推进创新驱动的产业链现代化以提高市场供给能力

坚持创新驱动、健全现代产业体系，是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的根本路径，也是推动供给与需求平衡、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举措。这要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提升供给体系的关联度，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动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品牌，并且推动创新技术在相应产业领域广泛应用，积极融入全球创新链。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禀赋和特色优势打造产业集群，结合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推进产业配套效应最大化，做优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国层面重点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产业链在全球循环中的韧性以及竞争力，提高产业链国内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打造以创新为导向的更高质量的供应链、产业链。另外，创新来源于人才，要注重对各类高质量人才资源的培育和配置，健全科技人才创新激励、评价体系和保障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创新环境，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四）构建内外协同的开放体制以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联动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自贸试验区、贸易港建设及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为开放窗口，打造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国际合作新局面，直面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有效应对国内国际循环的复杂多变局势。其中，在对内开放上，以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城市群等建设重大发展战略为依托，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的优化配置，推进产业转移示范区与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打造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功能明确、协调联动的区域经济格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促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就对外开放而言，规则和信用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石，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是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要促进国内经贸法律法规、质量标准、认证认可等接轨国际标准，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推进多双边合作，不断健全政策保障和服务体系，在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欧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性平台及条约框架中积极作为，夯实国内国际循环的市场基础。

（五）配套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以提升市场需求满足能力

经济循环是财富生产与分配过程的统一，一方面要体现效率，通过生产和提供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形成高质量供给；
另一方面也应促进公平，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市场购买力和居民消费需求满足能力。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配套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国内市场购买力，具体可从三次分配方面综合施策。首先，提高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获取收入的能力。重点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农地流转制度，促进更高质量就业，拓宽劳动致富途径，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等群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通过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切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其次，要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加速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并通过公共服务消费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等手段，加大对高收入、不合理收入的调节力度和规范强度。最后，鼓励社会优势力量“分利于民”，营造全社会相互帮扶的良好氛围，引导各类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三次分配。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来看，以合理的收入分配实现消费需求满足，是经济循环的重要牵引。

注：

①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下文数据若无特别说明，来源与此相同。

②数据源于世界银行（https://stats.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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