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空间：场景互联、认同与沟通——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传片与场馆为分析对象

杨效宏 包佳灵

1.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64

远距离空间中的人们通过文字与影像融合的社交媒介记录生活、传播信息、分享内容、沟通情感，并在通过传播与分享行为所构筑的圈层平台中进行即时的交流。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进行交流与沟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社会活动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沟通与协商，如针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会议等。这种现实空间与数字虚拟空间平行交互的社会运行方式已经日趋成为人类行为的常态化模式，形成了事实上的空间转换。空间转换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数字智能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空间转换的场景越来越频繁，进而形成了一种“信息空间”。

“信息空间”的概念在英国人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isot)提出时，还处于全球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期。马克斯注意到因特网把不同网址连接起来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和电子信息传送，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信息处理过程，具有语义性和空间性二个特征。据此，马克斯推断信息组织的动态过程通过编码、抽象和扩散三个维度建构了一个三维立体空间，这个信息空间是人们进行交流、活动的一个新的场所[1]，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马克斯所谓的信息空间，是一个相对封闭于具体的信息传播范围的动态空间。而移动网络带动了网络热点扩散效应的产生，特别是数字应用平台的便利性促进了数据处理与电子信息传送的终端形式的多样化，对网络信息用户的位置管理、数据库管理、信息切换控制等功能的扩散效应更加明显。而马克斯基于固定网络所设想的信息空间，是一个基于网址的通过编码、抽象和扩散三个维度所构成的信息空间，此信息空间是相对静态而闭环的空间结构。由于移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一闭环性的空间结构已经扩展为多维度互联的，较为宽泛的信息空间结构，并通过具体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形成了一种新的信息空间—从马克斯的微观空间（如图1）[1]向社会信息的空间结构转变，形成了较为宏观的信息空间，如图2 所示。

图 1 社会信息的空间分布

图 2 社会信息的空间结构

当然，信息空间结构的转变并不是从微观到宏观的简单扩展，更重要的在于其技术因素的增强而促进了信息传播形式的改变。因此，信息传播不仅仅是由编码、扩散等因素所支配的，具象的、语义组成的动态形态，而是现实的沟通需求与虚拟的意义指向所构成的更为复杂的信息交流过程，这个过程因技术平台所形成的互联空间联通作用而产生互通的效果。如詹姆斯·柯兰在分析社交媒体时所认可的：“社交媒体常常是取代面对面互动的另一种选择，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可能是网内的、跨网的、本地的、全国的或全球的，这种交流已经和一代人的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显然，传播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播行为，传播的欲望和信息的需求常常交叠。”[2]所以，信息传播因为移动技术因素从单一固定的传播通道改变为多向的、移动的互联空间，数字技术不断的发展正在促成信息空间的形成。

很明显，智能移动技术对媒介信息传播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不仅使媒介固有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有的固态媒体与移动媒体、空间媒体与介质媒体、组织媒体与个人媒体的界线处于消解与融合的状态之中，并促使媒介信息的传播方式形成多元、循环、散射且不确定的特点。研究者在之前分析智能传播对动态新闻的影响时认为：“舆论信息资源扩展为更加宽泛的多样化形态，‘新闻’不仅仅是事件本身及其事件过程的简单再现，而是要体现围绕着事件而产生的社会环境各要素综合的社会行为过程。”[3]信息空间的形成，使媒介传播行为中的介入与应用一直以来不只是发生媒介形式上的改变，而且在传播理念与传播内容方面受到更大的影响。信息空间通过互联空间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通，在消除媒介传播在传播路径中的“地域、空间、时间等”物理性因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现实社会中“诸如民族、风俗、文化”等社会性因素渗透于信息的传播内容当中。也就是说，信息空间在提高媒介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将比较复杂的社会因素带入并渗透到快速传播的媒介信息之中。快捷且更为复杂化的信息传播，在信息空间的方式上带给受众的既是快速而便捷的信息，但同时在信息空间的类型上增加了受众对于复杂信息内容的接受与认知的难度。特别是基于地域、民族、文化、身份等差异性群体时，迅捷且复杂的媒介信息增加了这一差异性群体对“非一致性信息内容”的识别与认同。

显然，信息空间的传播生态环境中，媒介信息看似更加便利于受众接触到媒介，但“非一致性信息内容”实际上影响了受众对信息内容辨识与认同，产生了“时差性辨识”的难度和“肯定性认同”的困境。由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速，很容易造成信息的传播在较短时间内聚集于一个有着“身份、观念或习俗”等差别的受众场域。受众要在短时间内接受并辨识这些信息，需要克服时间上所造成的，或者意识中所形成的认知的差异性因素。因此，时间快速移动所造成的“时差性辨识”的困境，需要通过空间场域的可融性来消解。也就是通过在特定空间的聚集所产生的直接沟通与接近性交流的过程，比较方便地达到认知上的沟通与理解。实际上，这种通过信息空间中的互联融合和转换，使信息传播能够在现实的空间场域与虚拟空间场域中交互融通。在谈到媒体信息类型与时空转型之间的联系时，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媒介在体积程度上能对时空关系产生影响，并非主要取决于其自身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取决于其形式以及可再生产性”[4]。显然，媒介信息与交流空间的，有机的互通与融合，有助于促进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被识别与被认知。所以，信息空间创造交流与沟通的融通作用，能够促进并达到在信息传播的效果与交流认知的目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是中国在倡导“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秉持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和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理念下举办的贸易交流活动。与其他博览会有着显著区别的是，“进博会”是立足于全球视域下建构以“进口”为主题的、以“共享未来”为理念的博览会。2019 年发布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传播影响力报告》中指出：“首届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3 600 多家企业参展，40 多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成交额达到578 亿美元……博览会吸引了来自75 个国家和地区的695 家媒体、共计4 100 余名中外媒体记者参会报道，其中国外媒体中有90.8%是国外主流新闻媒体。‘经济全球化’‘开放’‘合作共赢’‘便利化’‘一带一路’‘消费升级’等成为媒体热词。”[5]第二届“进博会”则有181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主宾国数量从12 个增至15 个，国家展馆中的新面孔超过1/3，实地展览面积增加到36 万平方米。从权威数据可以看出，这一开放合作的“大合唱”不仅为中国与全球贸易延展了贸易空间的边界，还为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外溢效应。同时，参展商与采购商的多轮洽谈、观展者与参展者的直接面谈与感官交流，也在事实上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信息交流与人文沟通搭建了一次“面对面互动”的交际空间。第二届“进博会”的境外采购商数量比首届增长了35%左右，其累计意向成交额比首届增长了23%，并有230 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下一届博览会[5]，这些数据反映了“进博会”正不断被肯定与认可。“进博会”所形成的“空间性交际”促进了展览、人文、外交与贸易等空间边界的延伸与融合，使其空间交融的形式更具丰富性，其展示与交流的内容更具有可识别性。因此，“贸易空间”与“交际空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场域中形成了具有即时性互动特征的共在时空，事实上形成了信息空间的有机转换。也使得原本较为“虚在而非具象”的信息能够通过交流的空间进行具体而实际化的认知与沟通，同时也促使原本较为“实在而非形象化”的物品通过信息的空间转化为可以广为扩散的信息内容，因而“进博会”本身建构了一个“形而实，再实而象”的虚实相间的“信息空间”。

我们观察从2008 年北京第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2016 年中国G20 杭州峰会到2018 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社会集体活动往往围绕社会共识与期待来建构广泛的群体认同，从而使参与到集体活动中的人们彼此拥有共同的意义与经验。这类群体活动、集体仪式以及媒介方式，将信息交流通过信息空间的互联机制融合于特定的时间节点，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时空场域，无形中拉近了人们之间的交流距离，搭建了亲近关系的情感纽带。如“展能”就是这样一种时空交融的媒介空间生产与互动性的新的业态方式，所谓展能，实际上是信息空间的互联表现方式，是基于现实场景的展示空间因多元化媒介方式介入而扩展了其固有的展示功能，并延伸了其传播的效能，也是首届“进博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信息空间将信息传播与人际交流融通为全球展览业创新的一条路径。通过场馆的规模，展览与参展企业的质量和专业程度，以及专业、精品、尖端、特色的展品扩张了展示空间的结构与内涵。新华社报道在观察这一展能形式时认为，“中国搭台、世界唱戏”的“进博会”正在全面突破展览的固有含义和边界，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强了展览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而且大大提升了展览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同样也是现代博览业在技术网络支持下的业态升级的一种表现[6]。所以，数字技术在推进媒介信息传播的功能时，也在扩展着信息空间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通过互联空间方式进行的融合与贯通。“数字化网络的信息不再是静态、不可逆的单向度的时间状态，由于数字化结构了一个多元的、动态的可循环的空间，使得基于数字网络的社会传播结构从线性的意向传播向立体的多向度空间扩散的特征转向”[7]，因此在技术的应用与推进下，媒介逐步从单一的有限度的方式向互动的时空融合的媒介生态转向，使媒介形式与社会空间在即时状态中的信息空间中形成有机的时空互置状态。有研究表明，“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活动能够给予个体一定的社会支持，是因为社交网络不仅仅可以为个体提供给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人际互动的机会，并且它还能够构建一种坦诚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不受性别、地域以及外貌等一系列因素影响。”[8]

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环境下，“进博会”通过展博会的形式在“贸易空间”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同时具有具体观察、感知与体验互动的信息“交流空间”，带入不同文化与身份的群体进入到信息传播过程中可“感知体验”的现实场景，能够具体观察所看到的相关信息，增强其了解与认知信息相关的具体内容。很明显，在信息泛化的过程中更需要能够达到受众对信息理解与确认的信息空间，这一空间既是受众在物理环境中实际体验与认知的现实空间，也是传播媒介在拟态环境下能够感知与互动的虚拟空间。首届“进博会”通过宣传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传播内容创造了某种通过信息话语而形成的虚拟空间，同时具体场馆的物品展示与人际交流的展开又能够搭建实际体验与认知的现实空间，并达到通过信息空间实现信息传播与贸易沟通有效融合的认同效果。

(一)认同空间是群体在信息空间的结果状态

基于这一认知，学者们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在媒介领域种，某种共同性群体中存在的认同现象。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媒介制造某种仪式活动亦是一场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9]3。石义彬等认为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媒介仪式，最终都会影响到个体或群体文化认同的建构与维系[10]。薛亚利在庆典、群体记忆与社会认同之间看到了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即作为一种现代形式的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它的受众是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庆典的作用，就是在异质性高的社会群体中创造出共识程度最高的记忆和认同[11]。

随着群体文化及认同问题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与消费社会中空间作为群体认知场域现象的重新出现，促使人们来认识和理解大众集聚的空间场域对人类认知行为的影响。乔恩·斯托巴克(Jon Stobart)和安德鲁·汉(Andrew Hann)等通过考察1680 年至1830 年英国城镇空间设施是如何将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的，提出空间不再作为一个空洞的用来容纳物体的原始容器，而应被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认知与理解的融合过程，而且空间场域还作为一种资源可被无限地生产和复制[12]。由此，空间就具备了社会生产的属性，处于一个流动、界限模糊并相互碰撞交融的状态中。而现代媒介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这种空间的社会生产性的延伸。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具有生产性特征的媒介资源，空间场域是可以构造出能够承载更为丰富信息内容的多样态形式的“空间形态”。事实上，居于具体区域的人们可能会陷入“传统与现代、异域与本土、虚拟与真实、技术与人文、他者与自我”的差别性认同迷雾，人们要通过在不同形式的媒介信息的传播中，把信息空间融合于具有明显辨识性的交流空间来体味与认知那些抽象的概念化呈现的信息内容。包亚明等以上海酒吧为例认为酒吧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入侵上海日常社会生活一种典型的微空间，同时它也为地方性的重构提供了想象的基础[13]。谢晓茹等通过对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的研究，认为以方所文化书店为代表的实体书店通过对文化身份的展演、再标签化的文化表征能在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揭示了消费者对这种新式的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新认同[14]。

(二)认同是信息空间中群体的动态互动

认同是一个人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过模仿、内化，而使本人与其他人或群体趋于一致的心理过程[15]，认同首要的是强调个体在人际或群际中通过观看与沟通等行为而拥有更多相同的或相似的社会认知的心理过程。社会心理学者沙莲香在论证个体人格统一性的形成与维护社会和文化互动相关时认为：认同是维护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也是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16]，它代表着个体在群体与社会中获得其作为群体成员的一致性与归属感，这包含着共有的精神特质和同一的情感。社会学者强调认同是个体通过彰显身份的形式或者扮演社会角色的方式来影响自身与群体或社会的难以触摸的关系。认同还是一种强调个体的社会互动，是一个凭借具有内部高度一致的精神特质从而稳固其“内群”的相似性和突显“外群”的差异性的过程。所以，认同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社会心理过程，向内转化为在不同群体和活动中对自我主观和客观的共识性的意义、信仰与经验的追寻与归属，对外则形成趋向一致的行为形式和态度表达。

因此，认同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首先，认同是具有独特的个体在心理上找寻外在依托的一种情绪归因的过程，特别在文化与社会的环境有所差异时，个体需要通过找寻与所在群体的某种一致性而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其次，认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互动行为，个体与群体成员间通过互相的沟通与交流来获得观念、情绪以及认知行为上的一致性；
再次，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同由于受到外在条件如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群体间聚合方式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个体与群体之间沟通与交流的强度，造成认同方式的波动。

媒介形态的变化也促进了空间认同的融合加速，提升了信息空间与交换空间的互动与转换，使资源被复制与再造的可能性得以广泛地延伸，也提升了信息空间对社会空间的拓展与融合，增强了媒介空间的社会化容量与群体在媒介空间的生产与互动性。

曼纽尔·卡斯特强调认同是人们意义和经验的来源[9]2，是个体辨识其身份、并确认与群体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信息的传递与意识的识辨，也需要实际的交流与切实的感悟，其核心价值在于辨识与感悟之间能够增进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认同，以及群体间的沟通与了解。观察首届“进博会”的实地场馆与宣传片的联动，可以发现两者所创造的交流空间与传播空间，在一定时间内以“热搜”“话题”等方式将关于首届“进博会”及相关的信息推至大众社交空间中最具流量价值的前沿位置，促使大众在观看、点赞、评论、转发中不断积淀对“进博会是什么”的认知，从而卷入“进博会”的信息空间中。同时，场馆空间融汇多维多样的对话方式与感知途径也进一步拓展“进博会”的交流空间，同时也通过“展品”询唤人们相关的历史记忆与情感积淀，在发挥展能效应的基础上带动人们亲历“进博会”的传播理念，形成了“形而实，再实而象”资源方式的融合，构筑交流与认同的可行性路径。

(一)信息空间的聚像与询唤的互联作用

首届“进博会”通过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媒体、自媒体等媒介形态的联结与实地场馆等现实空间勾连，从而打造标有“CIIE”的信息传播空间。央视新闻制作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宣传片”）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系列宣传片中最具代表性与典范性的信息传播案例。与纯文字图片形式的报道相比，宣传片丰富了人们对场景的理解和语境的认知，同时通过信息的引导所产生的观看与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也是受众通过想象来接触宣传片中呈现的展品、人物、异域风光的过程。这个信息传播有效提高了异域受众对“进博会”空间所关联的产品、价值理念、社会生活与行为模式的了解与认知，降低了文化折扣与传播隔阂。

大众媒介为人们提供了发挥主体性的文本，构建了群体成员间，以及与其他群体对话互动的接触空间。基于话语和技术等资源再造意义，媒介方式通过信息传播形成有效沟通的话语文本，话语聚像将某些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符号作为后续发展过程中的介质投射在人际交互中，而宣传片中的指向性画面、特殊性瞬间、代表性人物或独特标志形象为“进博会”展开后续报道提供了具有聚集作用的文本。宣传片使用了88%的时长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于展品的瞬间、首届“进博会”的吉祥物(名为“进宝”的大熊猫)与标志（四叶草）、实地展馆（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的历史画面等，构成了宣传片信息内容上总体的空间景象、具体的实物展示、具象的记忆形象以及具有明显识别性的活动场景的话语。这些文本话语不仅向受众传播了“进博会”实体空间所容纳的具体信息，使受众对“进博会”总体空间与具体展出内容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宣传片以文本的方式构成了话语的对话模式，通过具有“邀请函”性质的对话方式与受众建立“邀约关系”，促进受众进入以“进博会”为交流空间的询唤机制，实现信息传播与现实交流的转换。

宣传片中的指向性画面、代表性人物与标志形象等在使首届“进博会”的传播主旨具象化，将自身与其他博览会相区分的同时，还推动受众结合自身相关经历参与到个性化解读与创造中去，从而将受众从观看的客体角色询唤成作为实践的、参与者的主体。在此过程中，受众并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亦不只是意见反馈者，而是参与创造意义的积极参与者，意味着受众聚合在互联空间中进行场景观察与信息传播角色的自由转换。这种主客体身份的询唤过程改变了受众对首届“进博会”的观摩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个体与群体的行为方式与态度表达趋向一致。

信息传播所形成的询唤作用引导受众与信息之间形成特殊关系，所以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询唤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同关系：一方面，电视节目要将“某种中心价值”传递给观众；
另一方面，观众在接受过程中对自己在仪式中的身份有了明确的认识[17]。比如，新浪微博发布的多个关于“进博会”的热门话题标签的阅读量均在1 亿以上，微信平台则累计了超过2 500万的阅读量，而在快手与抖音等平台的相关话题参与量与视频播放量均超过1 000 万。从以上数据可看出，受众在社交平台的促动作用下积极参与首届“进博会”的相关话题，并通过在线分享与讨论来印证彼此的发现，而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则更促进了受众与首届“进博会”建立更持久的联系，并由此带动了首届“进博会”的信息空间的扩容与拓展。再者，这个过程还推动了受众与他人基于更多相同的或相似的认知心理的形成，以此促进了与认同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情感、共同的精神特质和集体记忆。

(二)信息空间的多维情境体验促发情感关联

首届“进博会”通过信息空间的互联空间而形成一定形式的媒介情境，以多维度的场景体验使其抽象信息互联的作用与现实空间中具体的场馆景象相关联，推进信息传播被不同文化与身份的受众认知。在讨论如何使不同文化身份的人认知抽象的内容时，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认为人们在互动中所使用的情感语言越相似，就越可能成功实现角色扮演、角色采择和角色证明[18]，由此，认同空间亦是通过一定形式的媒介情境来消解在信息传播中因社会性阻隔因素带来的传播隔阂，在情境中搭建社会交互与情感沟通的通路。同时，多元体验方式还扩充了信息空间的范围，并在具体观察、触摸与互动等线上线下交流行为中直接与现实空间对接勾连，显然这种跨时空交流与强烈的主观体验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信息空间与交流空间的有机叠加与勾连。

信息技术与媒介融合触发了互联空间的同在效应，让置身于不同地点的受众能共享同时同质的信息资源，受众之间的凝聚力由此得以强化。更重要的是，即时共享也消解了印刷时代社会情境的区隔，使得信息空间中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在交互中形成虚实相生的情境体验，以交叠的方式丰富了受众体验的层次与维度，促使受众在广泛参与中获得一定形式的情感倾注与归属感，以此凝聚成具备屏蔽多元文化交流噪音作用的情感资源。“进博会”的“展品”以可触摸的实物与非具象的信息资源同时存在于社交媒体中，正因如此，社交媒体成为现实与虚拟的接合点而重塑了信息空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展品成为私人、群体、真实与虚拟等情境体验的转换锚点，调动进入进博会场景的人们潜藏的情感因子。一方面，展品以图像、文字、视频等非具象形态被受众所感知与认识，以此提供了首届“进博会”具体展示内容的相关信息，也成为人们想象异域风光与接触他者的方式；
另一方面，受众又能在具体的展区场景中面对面感知与体验这活跃在信息空间的展品，一定程度上将受众业已形成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有效转化为对“进博会”的积极情感，从而紧密并强化受众与“进博会”的情感关联。

而从具体展区场景来看，国家馆提供了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等风貌的多样化观察方式，企业馆以多感官的体验途径构想了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虹桥经贸论坛以知识与权威拔高了“进博会”自身的社会价值，集合了展览、人文、外交与贸易等社会资源使得展区空间的边界更为开放。而开放的空间能吸纳更多积极的受众，并在广泛交流与强烈的主观体验中将受众转化成与之相关的利益者，从而促进受众能更有效地认识与理解首届“进博会”传播的理念，实现受众在空间交融中形成对“进博会”的共同期待。

信息空间为受众形成对信息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戴维·莫利（David Morely）认为：全球化打破了认同的连续性、一致性、同一性与一体化之间的闭合链条[19]。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son）更强调这种变化同样蕴含着创造和培养文化认同的强大力量[20]，首届“进博会”以宣传片与实地场馆等媒介形态将当下与过去、未来紧密联系起来，并经由多元的媒介记录与展示被保存于信息空间。首届“进博会”宣传片将其理念“共享未来”与以往的外事活动、跨境贸易等历史记忆相联结，而“进博会”结束的时间点又与下一个贸易时间节点（“天猫双十一”）承接。因此，在时间层面，“十一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全球购物与经济贸易的记忆节点，而从空间来讲，因“进博会”占据着一定体量的时长而将全球注意力汇聚于“中国”“上海”与“国家会展中心”。比如，被中国进口博览会官网所记录与传播的，参加两届“进博会”的专业观众的体验心得：“展区展馆的丰富度、体验感以及现场的展销一体的演示都精进了!牙买加的矿石、尼泊尔的装饰及宗教展示、阿根廷的足球三人赛、马来西亚的蓝山咖啡、加拿大的美妆和燕窝、土特产，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银饰以及独特的珠宝展……”[21]

数字移动技术推进了信息空间结构的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是简单地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从闭环到开放的扩展，更重要的在于信息结构的维度，由单纯的编码、扩散等因素所支配的具象结构形态，向虚实互动的、在场与“虚在”相间的动态的互联空间形态转换，因此而形成现实的沟通需求与虚拟的意义指向的双维度信息交流的可能性。

信息空间的互联空间的形成，将特定空间的聚集所产生的直接沟通与接近性交流的过程，与线上的通过数字虚拟方式所形成的间接沟通相对接，形成线上交互与线下互动的动态平行的信息流通与认知沟通。实际上，这种通过信息空间中的互联空间的融合转换，既是数字技术促成的信息传播能够在现实的空间场域与虚拟的空间场域中交互融通的结果，同时也是人际交流中的具体要求所引发的结果。因此，信息的互联空间的同在效应，使距离空间中的人们能在可能性的共时空间中进行信息资源的共享。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通过宣传片的信息传播与实地场馆产品交流，在其场域中所形成的共在时空的有效互联，事实上形成了信息传播与现实交流的共在融通的信息空间。在这个信息空间内，将虚拟状态的信息传播与现实的、具体的信息交流通过互联过程进行融通，有助于消解存在于受众之间的社会性阻隔因素而导致的信息误解及刻板印象。在信息空间中，与“进博会”相关的实物对象则转换成信息符码，并转录成与“进博会”相关的集体记忆，促使受众与“进博会”建立持久的参与关系与情感关联。就其效果来讲，“进博会”集展览、人文、外交与贸易等资源为一体，但依然是以展览的空间形式来表达现代社会对社会共享的需求。所以，经由“进博会”而形塑的信息空间对信息资源所形成的设置与调配，达到了有效互联的认同效果。

猜你喜欢 博会媒介受众 聚焦“丝博会”金桥(2022年9期)2022-09-20第九届“博博会”将在郑州举办客家文博(2022年1期)2022-08-22虚拟社会化与批判缺失：代际媒介观演进与媒介素养研究出版广角(2022年8期)2022-05-24浅析新媒体时代下受众观的演变客联(2021年7期)2021-09-27受众需求视野下对电台编辑工作的优化措施探究记者观察(2020年15期)2020-06-30阅读之美 摄于第29届书博会当代陕西(2019年15期)2019-09-02辨析与判断:跨媒介阅读的关键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5期)2019-05-28高中语文跨媒介阅读内容的确定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1期)2019-05-28书，最优雅的媒介好日子(2018年9期)2018-10-122016CFB餐博会精彩瞬间餐饮世界(2016年7期)2016-08-04

推荐访问:互联 中国国际 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