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战争“两个必然”的穿透性思考
时间：2022-12-07 20:4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益华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进程，成为强迫中国变成西方大国附庸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反抗的伟大开端[1]。这场由英国发起的非正义战争，他们以很少力量、很少的伤亡，把中国近90万之兵，打得无还手之力，无招架之功，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据研究，“清朝方面死亡的将牟兵勇约在两万人上下，阵亡的大员中有钦差大臣一名，副都统二名，提督三名，总兵六名。”[2]为什么一场旨在维护本国正当利益的禁烟斗争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竟然惨败在一个远涉重洋、孤军深入、兵源和给养的补充都很困难的英国侵略者”[3]？这些一直都是国人追问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4]。中国人民难以接受鸦片战争带来的苦痛，无论阶级立场、政治观点、阶层背景如何不同，都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笔者以学界前人丰硕研究成果为依据，超越历史悲伤与仇恨，理性汲取历史营养，获得历史自信，承担历史责任，穿透性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得出鸦片战争必然爆发、满清王朝必然失败的“两个必然”的结论。
追根溯源，鸦片战争在此之前的200年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鸦片战争前200年，东西方各自发生了一场革命，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1644年中国改朝换代。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按资产阶级的标准重构社会模式”[5]。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对获利的追逐，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一个人毕生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背负大量金钱和财物钻进坟墓。”[6]只要是为了赚钱，当资本主义不能以和平方式获取利润时，一定会用暴力手段达到其目的。而中国以清代明的改朝换代，依然承袭封建旧制：在理念上依然是天朝政治；
在思想上依然是程朱理学作为显学；
在经济上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社会治理上依然遵循祖宗之法，以不变应万变。“被法典化了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改变。被锁闭的东西不能去打开。可能谁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僵滞不变、更封闭的社会。”[7]清代的政治制度“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8](P144)。这种私心政治“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8](P166)。资产阶级革命符合时代潮流，调整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彻底打破了教权与君权迷思，破除蒙昧，推崇理性，建立了欧洲新秩序。并且，各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催生了科技发明，开始科学革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最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起到了启蒙作用，使欧洲进入“革命时代”，“这一波革命浪潮包括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西班牙革命、德国革命、葡萄牙革命和意大利革命”[9]。到19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在封建制度上的改朝换代，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巩固了封建的“强制密集型”政权[10](P108)，建政后以用兵为主治理内患与边患问题。在1644年至1804年间，清政府有四次大规模的用兵，其财政资金大部分用于军事，据不完全统计，期间的“160年直接军事总费用达5.1亿元”[10](P92)。然而，英国重在稳定国际国内环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清朝为了稳定，把财力精力更多用在军事上，结果是，社会不安宁，国库不充盈，经济不活跃。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伴随而来的还有欧洲列强的军事威胁。不幸的是，清朝国家对此毫无准备”[10](P126)。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纷纷实现了从工场制向工厂制、商业化城市的转变，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中国，尽管GDP总量依然位居全球第一，但止步于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严重“阻止了中国独立的手工业与手工业工厂的发展，阻止了商业高利贷资本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也就是阻止了中国社会的向前进步”[11](P147)。笔者借用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话：“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12]同样可以说，鸦片战争爆发与失败之必然，在开战前200年就已经注定了。
鸦片作为商品带着原罪来到中国，资本是始作俑者。资本在流动中增殖是经济学的一般定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产品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没有商品交换就没有获利机会。在资本的推动下，“商品交易冲破了国界的限制，资产阶级为了开辟国外市场走遍全世界”[13](P14)。在贸易推动下，“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的内部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4]。贸易改写了近现代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进程，欧洲对华贸易“早在16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来到了中国”[15]，但资本初来中国并不顺利。当时的中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绝大部分物品是自己制造，一方面，这种经济形式不需要英国的工业品；
另一方面，中国人根本就没有钱来买这些消费品，而中国的丝绸、土布、茶叶、瓷器、大黄等却是英国需要的，中国输出的商品价值超过了英国输入的商品价值，英国每年用白银来弥补，有时还出现贸易亏损。18世纪中叶以后，中英贸易差额每年总在200万元左右，而这个差额由英国用白银来支付[13](P30)。从1786年至1829年的43年间，英国商人曾经先后八次来中国推销棉纺织产品，但是这种棉纺织产品，销路不佳，多次亏本[16](P3)。资本家要达到从中国套取白银的目的，在18世纪末，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叫鸦片的毒品并大量输入中国[17](P5)。为了加大鸦片的输入力度，“1787年，英印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给予其制造鸦片的特权，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越来越多，中国遭受鸦片的毒害越来越大。”[18]在得知中国政府决定禁烟后，英国资本家和鸦片贩子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鸦片贩子查顿、莫克·维卡等召集曼彻斯特的资本家开会，讨论“怎样挑起侵华战争的问题”[16](P28)，他们“发出狂热的战争喧嚣，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完全被这种喧嚣声所淹没”[17](P20)。有了英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鸦片贩子和资本家更加有恃无恐，“一方面积极策划发动战争；
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南沿海，继续进行走私鸦片的猖狂活动。”[19](P135)在鸦片贸易上，英国资本家、英印政府、英国政府是利益共同体，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相当于切断了三方的财路，在不义之财的诱惑下，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发动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作战’”[20](P287)。以国家名义按照资本家与鸦片贩子的意图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民主的精灵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战争的破坏性。”[21]尽管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上是国家机器听资本指挥。
就技术进步能否成为推动力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其实，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22]鸦片战争就是这里所指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胆敢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就在于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可以说，自18世纪后英国科技甚至引领全球。自1712年以来的100多年里，英国先后发明蒸汽机、带轮子的蒸汽机车、铁路蒸汽机车以及飞梭纺织机、珍妮纺织机、水利织布机、分离式冷凝器等，并且开通铁路，建立丝绸工厂。以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为起始，蒸汽动力广泛使用，以机器操作代替了手工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综合国力堪称世界最强，其发明创造大多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也是英国在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毕竟“当时只有英国能够为此类发明成果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因为蒸汽机只可能诞生在英国，而绝不可能诞生在法国、德国、中国”[23]。19世纪中叶，“当时英国是唯一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基本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已经取代了手工操作，工厂制度也已形成显著优势。工业产品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20](P222)在英国科技引领全球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在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冶铁业、浙江杭州的丝织业、江苏松江的棉织业等行业中”[19](P92)，可以说，这已达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但整体来说，我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生产，与英国工厂制、机械化生产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鸦片战争前夕，一位操纵动力织机的英国工人，其产量20倍于一位进行手工操作的中国同行，而一台英制蒸汽动力的‘骡’式纺纱机，其产量相当于 200 台东方手纺车。”[24]
在军事上的差距就更大了，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英国海军战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英国带头完成从帆船舰队向蒸汽铁甲舰队的过渡，以蒸汽机和螺旋桨为标志的新动力系统代替了传统的风帆动力，以爆破弹和线膛炮为标志的新火炮系统应用于海军舰船，钢铁替代木材成为新的造船材料。”[25]海军的作战能力与远航能力也大大提高，“1830年，英国制成第一艘铁质明轮蒸汽船。蒸汽战船可以随时起锚，随时迎战，同时它吃水浅、动力足、航速快、机动性强，可以直线航行，不必根据风向和水流曲折航行，也可以根据战事快速进退。”[26]据研究，“至1840年，英国战列舰总吨位达到25.7万吨，比当时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六国战列舰的总吨位数之和，还要多出8.8万吨。”[27]而建立政权近200年的清朝根本谈不上海军力量，因为“满清立国后，延续了明代的水师制度，由于长期的禁锢，清朝水师无论是数量、编制、装备、训练还是实战经验，几乎完全在原地徘徊，没有什么长进”[28]，其主要目的“是打击海盗和缉查出海商人和渔民的违例行为，反抗外来侵略反而成了次要任务”[29]。由于冶炼技术的不同，中英两国的火炮质量、性能差距较大。清军的铁炮在炮身材质、铸造工艺、弹药质量、有效射程等方面存在着技术较落后、工艺不成熟、加工效率低等问题[30]。根据刘鸿亮等学者对中英铁炮进行的研究发现，英军铁炮质量远强于清军，而“铁炮质量高低与铸造、加工技术直接相关, 而铸造、加工技术又与材质有关”[31]。铁炮的性能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主导型红夷炮炮身庞大，膛壁较厚，火绳以点放为主。英军主导型加农炮的炮身小，膛壁薄，显得规整和光滑。打火装置有火绳和燧石击发器两种。第二，清朝泥模铸造的铁炮有不按固定比例的造炮现象，而英军铁炮各部分固定比例吻合度好。第三，清朝红夷炮的瞄准装置一般前设准星，利用炮身铸的范线的配合，按三点一线的原理发射炮弹。英军的加农炮、接近筒形的榴弹炮和卡龙舰炮，已遗弃传统的准星装置，主要靠炮口或炮腰正上方立表的方式，按三点一线的原理发射炮弹[32]。从火药加工工艺来看更是天壤之别。英国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碎和混合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放在碾磨上，压成坚固而均匀的火药粒，当时的英国真正成为世界海军技术的“领头羊”。清朝在火器、火药研制上，大抵只能用“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佐使”学说，“来解释火药成份搭配和燃烧过程，对火药缺乏深刻认识，这种朴素神秘的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无助于火药质量的提高，中国火器、火药的发展受到根本性的制约”[26]。由于技术相距甚远，中国毫无疑问就成了英国的手下败将，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有些学者认为，“公司源于强盗。”[33]但是，公司基于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有着神奇的魔力，总是“把自私自利与合作互利精巧结合起来”[34](P27)。现代社会的这个维系机制，永不停息地推动财富的快速积累。据统计，“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近250年里创造的，也就是在人类诞生以来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34](P29)中国认识到公司的力量，是鸦片战争惨败50年后的事了。1890年，薛福成出使欧洲后，认为公司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因而“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35]。公司机制的重要性在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第一，促使马嘎尔尼与阿美士德两个使团出使中国，并负责全部出使经费。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东方的贸易，垄断能满足英国剩余产品的销售，因此英国政府决定直接派出使节与中国政府商谈贸易问题。东印度公司希望“使团可能从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都保留给公司的时候，敦达斯直截了当地予以驳回，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公司勉强同意遣使，并负担使团的全部费用”[36]。马嘎尔尼出使没有效果，中英贸易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件，东印度公司促请再派使团到北京，阿美士德勋爵受命出使。
第二，贩卖鸦片得不义财。1833年，东印度公司取消垄断权后，纷纷设立洋行，据研究，当年“英国设立的行号就达66家，1837年则发展到156家”[37]。较大的洋行分别是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旗昌洋行等，除旗昌洋行是美国公司，其他均为英国公司。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洋行进行合法贸易却总是亏损，为了弥补亏损，洋行大规模开展走私。怡和洋行是当时在中国偷运鸦片最大的公司。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开设的这个洋行在1825年和1827年先后接受另外两个鸦片贩子查顿和孖地信加入进来[19](P56)。鸦片贸易是明令禁止的，但由于巨额利润的诱惑，各大洋行往往采取非法手段进行鸦片贸易。怡和洋行采取贿赂手段，“使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使鸦片对华输出量大为增加”[38]。据统计，183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21 885箱，到1839年就达到35 500箱[39]，其中，从1836年到1839年间，平均每年进口高达30 000箱[38]，如此庞大的数量和惊人的利润率表明，非法贩卖鸦片已经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39]。
第三，搜集情报为战争做准备。东印度公司等邀请郭实腊这位集传教士、鸦片走私犯、间谍、侵略者于一身的“人物”[40]，深入中国沿海和内地进行了三次长时间、大范围、多角度的情报侦察活动。1831年第一次航行，他“从暹罗出发，沿中国航海线一路北上，途经上海，山东等地，到达天津”[41]，在天津逗留了一个多月，通过这次航行，他“证明了打开中国之门的可能性”[42]；
1832年第二次航行，其目的“是考察中国各地港口开放贸易的可能性”[43]；
1833年第三次航行，其目的“是侦查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42]。郭实腊的这些情报资料，成为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他考察过的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除天津外都是战后的通商口岸。他提供的情报，诸如“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41]，以及“中国的防御是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40]等，造成了极具破坏力的影响。
第四，积极策划与推动战争。英国政府、英印政府、资本集团在鸦片贸易中都大为获利，他们采用“三角贸易”手法，即以“英国棉毛纺织品，换取北美殖民地的小麦和印度的棉花；
又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与纹银，作为棉毛纺织品的代价”[44]。在三角贸易关系中九家核心资本集团因共同的利益走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推动力量。“以怡和洋行老板查顿为首的英国对华主要鸦片贸易商人，协助当时英国外相巴麦尊措置军备、规划战略，把船只以及领航员和翻译都提供给英国舰队，并以自己继续不断贩卖鸦片积累的白银作为英国远征和在中国的开支。”[45]据历史资料显示，在鸦片资本的策划下，中国政府与鸦片贩子之间的禁烟冲突，升级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冲突。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勾结鸦片贩子使出阴谋毒计，把中国在自己领土主权范围内禁止毒品这个纯属内政的问题，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为中国与英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了[46]。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资产阶级集团就开始了一系列行动，叫嚣要用武力解决“平权贸易”问题。自1839年8月到1840年6月，英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全体出动，推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动武。他们组成九人小组分头开展游说行动，发动商家和商人对政府施压，纷纷“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利用机会，为对华贸易获致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47]。在资本集团的策划、怂恿、威吓、支持下，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派兵，1840年6月，英国侵华军司令懿律、副司令义律率40余艘船舰、4 000多名士兵到达南中国海面[48]。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略者远征军在海军上将懿律统率之下宣布封锁珠江，鸦片战争正式开始[47]。
第五，主导签订《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条约，共有十三条，掐头去尾还有十一条，除第八条和第九条是双方释放有关人员，以及第十一条的所谓“平权”外，其余八条全部都是维护资本集团的利益，八条中有四条是有关赔款内容的。四条合成赔款一条，八条就变成五条，即五口通商、关税协定与关税主权丧失、赔款、设立领事、司法独立。这五项内容是资本集团梦寐以求的，1792年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表明“其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市场”[49]。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在 1830 年就“联合在广州的商人上书英国国会，要求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38]。他在1833年又提出与中国的通商条约已经不是一个广东的问题。应对其开放沿海的所有口岸。为此应在宁波或舟山附近岛上获得海军基地[46]。1835年6月，格拉斯哥印度协会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去函希望直接在“沿海取得几个岛屿，作为进行贸易的基地”[50](P37-38)。1837年，在伦敦成立的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第一次报告书，开列了六条有关贸易权力的请求。其中一条是：在“必要时占领或交涉占有或收买北部海岸的某一岛屿，在那上面和平维持一个英商商馆，受英国本国法律统治”[50](P43)。鸦片贩子渣甸于1839 年10 月 26 日和 27 日两次致函巴麦尊，提出实施“渣甸计划”，该计划“详细记述了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作战所需军队和战舰补给以及战后英方应提出五口通商、战后赔款、订立条约等要求，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关键的信息”[51]。同时，“他还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52]，以至于当巴麦尊在听到《南京条约》签订后，写信给有关当事人时说：“关于我国在华的海陆军以及外交事务，我们之所以能发出详细训令，导致如此圆满的结果，主要是由于你和查顿先生惠予协助和供应情报。这势必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情，必会给英国商界带来最重大的利益。”[53]
人类社会一切制度的底层逻辑，都是因为规范经济利益而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利关系，既是建立秩序稳定的宏观性机制，也是保持秩序稳定的微观性机制。中英两国的制度差异对鸦片战争这个历史事件影响是相当大的，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财富资源的机制性安排。资本主义制度以暴力为手段，以贸易为载体，以官商一体为制度安排；
而封建制度则是以剥削为手段，以土地为载体，以官商勾结为制度安排。同时，资本主义社会靠暴力获得财富，中国封建社会靠读书谋取功名进而积累财富。封建制度落后，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就贸易制度而言，市场制度比管制制度要先进与有效，市场经济中“无形的手”能够发挥作用。英国推行自由贸易制度，而中国允许“贡舶贸易”，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极不协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与冲突，致使英国的自由贸易者不能忍受中国的闭关主义，不能忍受中国的行商垄断市场，更不能忍受中国对通商的种种束缚。英国想用“和平外交”政策来发展对华贸易的企图彻底失败了，于是不得不以“炮舰政策”来打破中国的“万里长城”，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54]。就国家治理制度而言，西方君主立宪的制衡式国家治理模式，比满清的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要先进，两种治理模式的优劣在鸦片战争中体现得比较突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通过议会讨论决定的，成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所谓“正义战争”。而清朝的君主集权政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专制政体，“整个国家都被看作皇帝个人的私产”[11](P13)，有其独特的建构机理，以“家国同构”的血缘宗法作为社会秩序根基，辅之以“三从四德”的忠孝政治文化，导之以“礼义廉耻”的官僚政治机制，行之以“爱民如子”的虚假政治理想。对于专制制度在鸦片战争中的破坏性作用，一些学者进行过无情揭示，晚清的魏源、夏燮、梁廷相等，对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战和不定、翻云覆雨、左右摇摆进行了批评。民国的学者武堉干、蒋廷黻、刘彦等，也为此感到痛心并在著述中提出批评。武堉干在《鸦片战争史》一书中分析英军“每战必克，连陷名城，势如破竹”[55](P127)的重要原因，一是“数千年闭关自守的国家，其传统思想深入人心，一般人不独不谙近代欧洲新式战术，即对于外国一般风土人情亦茫然，是以事变之来，竟致筹措乏述”[55](P127)；
二是封闭国家制度下的“封疆大吏统兵将帅之懦弱不能”[55](P129)；
三是专制制度造就了“汉奸”，“由此以观，汉奸之所由起，又不能不归咎于英国之鸦片密卖政策所造成也”[55](P130-131)。新中国学者鲍正鹄、牟安世、茅海建、萧致治等，对致命的专制制度批评得更彻底、更深刻、更有时代性。鲍正鹄在《鸦片战争》一书中指出，“不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看不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自然不会有反抗的意识和决心，满清政府的腐败性是中国失败的基本原因。”[13](P130)牟安世在《鸦片战争》一书中指出，“中国失败的决定因素，不能说成是由于中国的武器落后；
中国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极端反动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19](P356)在《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绪论当中，茅海建开门见山地指出：就是专制制度的腐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萧致治在《鸦片战争史》一书中认为，“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比起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大大落后，成为束缚中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和文化科学进步的桎梏。”[20](P592)在封建专制国家治理制度下的清朝政府，政治更加腐败，官吏更加庸劣，经济更加衰落，国门更加封闭，武备更加废弛，军队更加涣散，思想更受钳制，矛盾更加激化，是不可能抗衡正在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西方学者同样认为文化因素是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与笔者所指的文化因素有天壤之别。一是神本文化与人本文化的矛盾性。西方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神本文化下,人们“向生而死”，这意味着人生是痛苦等待再生的过程。这种等待的底层逻辑，对人来说是残酷的、痛苦的、无助的，在漫长等待中始终处在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神性与人性的煎熬之中。东方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本文化”，人们“向死而生”，乐观面对死亡的过程，面向死亡思考的是“我怎样度过有限的一生，怎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生追求之中”，不惧怕死亡，生命便成为一种自我不断修炼的过程。二是契约文化与亲情文化的矛盾性。西方重契约，这种契约文化，只重契约的形式，而不考虑契约的本质，为契约而契约，用武力征服而达成契约，就成了西方世界通用的“丛林法则”。东方的亲情文化承认是父母造人，从而与西方认可的上帝造人不同。人由“父精母血”所造，在亲情文化下的生存方式就是要遵循“仁义法则”，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皇帝与大臣总想用仁义道德去劝说西方的掠夺者。面对血腥暴力的弱肉强食，他们居然去问强盗“天良安在”！这样的迂腐行为，绝不可能化解遵从“丛林法则”带来的血腥暴力。三是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的矛盾性。西方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受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约束，没有适合农业的空间，贸易和海上运输是其主业。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被称为“地锁国家”，有大量的土地，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农业，尽管也有海洋及海岸线，但是不重视筹划与开发海洋。海洋文化有流动性、商业性、逐利性、开放性、开拓性、进攻性、冒险性等特点，海洋领域的“贸易和抢劫之间就没有明显的界限”[56]。而陆地文化有定居性、农耕性、义利性、内敛性、封闭性等特点，陆地商人“在儒学传统中，经济活动从来被认为是经世致用的一部分，即理财和经商必须以不损害儒家伦理为准绳”[57]。英国挟海洋文明的历史成就，出大西洋、过印度洋、到太平洋西岸，与陆地文明之中国发生巨大的冲突，陆地文化自然会暂时处于下风。
人类共处一个地球，东西方交往互动应该成为常态。从东西方位来看，东方必须向西，西方必须向东，是亚欧大陆无法改变的宿命与交往范式。西方人把东方分为远东、中东与近东，对东方有极大的向往，我们熟知的“十字军东征”“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鸦片战争”等是西方世界近一千年向东“开拓”的重要事件。东方自古也是向西方拓展，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58]。因此，“老子西行”“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等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向西求进的真实历史与浪漫行动。东西方交流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从中国历史来看，西学东渐的过程就是带来强盛时代的过程。就西方而言，如果没有东学西渐，西方世界不学习东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就走不出“中世纪”，也不会有“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更不会形成五百年来“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而东方的“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59]。
穿透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与清朝政府失败的必然性，对当下尤为重要。促成“两个必然”的因素很多，应势变革、资本和技术、公司机制、制度差异、文化影响、地理方位等是根本性的因素。尤其是变革，它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为人类谱写音符，人类按照变革的节奏改变自己的轨迹，与变革节奏合拍的会被历史留下，不合拍的就会被清理出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60]东西方国家同处一个地球，不可能“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但今天的中国要在保持民族独立基础之上，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就不能拒绝西方。承认和挖掘资本的力量，一是使其成为创造社会财富与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
二是使其成为降低社会成本，提高资源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三是使其成为知识转换为价值的重要手段。只有反思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穿透分析鸦片战争“两个必然”的形成机理，才能把握引发“芯片战争”的成因及预测“芯片战争”可能的结局，这对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拥护“两个确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