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发展：绿色农业成功运行的地方实践——基于皖中W村的案例对比研究
时间：2022-12-07 13:0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吴金芳
发展绿色农业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2017 年中央1 号文件明确提出“质量兴农”，强调农业现代化要突出“绿”字，多措施、全方位推进绿色农业发展。2017 年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就绿色农业发展做整体部署与推进。2018—2021 年的中央1 号文件都对绿色农业发展专门做出强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从“绿色革命”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质性迈进的起步期(1)金书秦、牛坤玉、韩冬梅：《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及其“十四五”取向》，《改革》2020 年第2 期。。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加快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各地都在积极发展绿色农业，但一些地区却出现了的绿色农业“水土不服”的现象。众所周知，绿色农业在缓解农业环境压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改善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发展绿色农业不能一蹴而就，也无固定模式可以照搬套用。因此，急需厘清绿色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路径，积极探索能够契合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反映农民需求的绿色农业发展之道。本论文试图回答绿色农业发展的四个基本问题：绿色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发展绿色农业各主体的角色与职责是什么？绿色农业发展如何实现各种力量间的协作？如何处理绿色农业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农业政治经济学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主流的农业发展助推力量：商品化浪潮背后的市场，农政背后的国家及其权力结构(2)Hart G,Agrarian Transformation：Local Proces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在市场主导的绿色农业发展实践中，农民常被理解为“理性经济人”，认为绿色商品的高收益是刺激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内在动力，强调商品化、市场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3)李明月、陈凯：《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实证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但是绿色技术常常难以扎根乡村社会，特别是农业技术供给系统与分散农户对接困难，降低了农户对绿色技术的信任与应用意愿。因此，降低绿色技术应用风险，有助于提升农户接纳和采用意愿(4)潘睿：《生态技术社会选择的困境及克服》，《贵州社会科学》2010 年第6 期。。但实际上，农民也并非完全的“理性经济人”，除了风险考量，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还受地方传统文化观念、生计结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需要从本地人视角看待新技术与农业发展(5)强舸：《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开放时代》2013 年第2 期。。另外，从农业生产活动特性以及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角度考虑，单纯依靠市场化力量发展绿色农业还可能引发“市场失灵”与“粮食危机”(6)张孝德：《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5 期。。因此，依靠市场力量主导绿色农业发展，并非最优选择。
国家主导发展绿色农业常常隐含这样的预设：国家是农民的利益代理人。国家力量多采取项目的形式自上而下地推广绿色农业，国家力量或致力于技术进步和农业商品化，推动绿色农业创新发展，或通过宏观管理、产业政策、组织与技术体制创新等措施发展绿色农业(7)赵大伟：《中国绿色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制度变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2 年第11 期。。但国家力量主导的绿色农业发展存在两个悖论：首先，国家主导的绿色农业发展具体落实依赖地方基层政府，但是基层政府部门并非总是忠实的代理者。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往往是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8)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 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5 期。。这种双重角色给地方绿色农业发展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基层政府或迫于上级压力，运动式推广绿色农业，或从自身政绩、利益出发，有选择地、变相地发展绿色农业(9)邱福林：《政府在发展农村产业中的角色与职能——对江西Y 村个案的反思》，《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3 期。；
其次，国家力量主导发展绿色农业，容易忽视乡村内部发展力量，导致农户参与不足，农户与农村社会的真实需求难以有效表达(10)魏琦、金书秦：《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关注四个问题》，《农村工作通讯》2018 年第3 期。。由于以上悖论的存在，国家力量主导发展绿色农业常常出现“虎头蛇尾”“好心办坏事”的状况。
实际上，可将国家和市场这类乡村外部力量主导的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归类为外源型农业发展模式。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重视乡村自身资源优势与村民自主参与的内生型农业发展模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内生型农业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重视村庄自身资源禀赋、村庄治理结构、精英人物和村庄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作用，将产业嵌入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中(11)李耀锋、张余慧：《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个案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因此能较好地克服外源型农业发展模式的缺陷与不足(12)耿言虎：《村庄内生型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以云南省芒田村茶产业发展为例》，《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 期。。
绿色农业发展是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农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各主体承担的功能不一，不能相互取代(13)于法稳：《实现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思考》，《生态经济》2016 年第4 期。。要克服政府在绿色农业发展中的越位、错位，就要尊重市场规律，更要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要想转变传统农业，必须重视与尊重农业生产主体。同理，绿色农业与农民发展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命题，发展绿色农业离不开发挥农民及农村社区的主体性作用(14)石磊：《生态农业与农民发展》，《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2 期。。
与石油农业相比较，可将绿色农业看作是一种农业发展模式的“范式转换”。绿色农业则预示着建构一种更理性的现代农业范式，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理念，追求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15)张庆伟：《“否定之否定”——生态农业的中国式进路之思》，《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范式，绿色农业与传统农业、石油农业既有本质区别，但也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发展绿色农业不是彻底抛弃传统农业，也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农业，而是对传统农业中蕴含的生态智慧进行再认识与创新，寻找绿色农业技术与传统生态智慧的耦合(16)罗亚娟：《传统池塘养鱼的方法、环境效应及其当代启示——太湖流域菱湖案例研究》，《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发展绿色农业也不是完全抛弃石油农业，石油农业引发的环境污染，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是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诱导力量和市场契机(17)陈阿江：《共生农业：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12 月15 日，第6 版。。
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明确了政府、市场在绿色农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但不可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农民是理解农业生态转型的重要视角。农户的主体地位如何保证，如何协调好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与乡村内部力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另外，已有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商品化、农户风险意识等要素对发展绿色农业的影响，但对绿色农业产生、发展的微观社会运作机理的揭示仍不够充分。已有研究表明农业发展具有历史性与系统性，发展绿色农业不是对已有农业传统的简单否定，应在尊重地方农业传统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但如何处理好新的绿色农业发展与农户既有生计传统的衔接、转换与创新，需结合实地案例挖掘多样化的符合农村经济社会、自然特点的绿色农业发展之道。
本文的实证材料来自笔者2018 至2020 年间共计30 多天在皖中农村围绕绿色农业发展所做的田野调查。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主要观察村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村庄社会结构、绿色农业发展情况等，选取乡镇干部、乡镇技术员、村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乡村精英、普通村民等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田野调查兼顾宏观情势把握与微观实践运行。宏观上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村庄社会生活、绿色农业发展模式等方面情况进行总体把握，微观方面重点关注了W 村的两次绿色农业发展实践。下文将聚焦W村的两次绿色农业发展实践，从农民视角考察绿色农业如何进入乡村，如何被农户选择、认识、接纳与发展以及绿色农业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形塑。
W 村位于皖中，种养结合是当地农户生计结构的主要特点。2018 年底，W 村共有土地71 平方公里，农户207 户，789 人。由于村庄地处皖中丘陵地带，梯田和低山是主要地貌特点，历史上W 村所在地区主要种植水稻、红薯，兼养鸡、猪、牛等家禽家畜。2012 年，为推进当地农业生态转型，政府在W 村推广种植双孢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推广失败。2016 年W 村开始了第二次农业生态转型尝试，这次转型由返乡农民发起，以家庭小规模种养结合为特色，发展绿色农业产业，经过6年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发展势头良好。
近年来，在建设生态文明理念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发展绿色农业的积极性很高。2012 年，C 市为应对巢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题，启动“绿色农业”品牌建设项目，探寻绿色农业发展经验。因双孢菇种植污染小，效益好，W 村被地方政府选为双孢菇种植示范村之一。政府计划在W 村先行试点，树立绿色农业发展典型，积累经验，再向周边农村推广。
为保障W 村双孢菇种植成功，地方政府从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供给等方面开展工作。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通过行政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保障项目实施效率。实行“市—镇—村”的推进模式，市、镇两级分别成立“绿色农业品牌项目建设小组”，组长都由分管农业的一把手担任，村一级工作由行政村书记负责。借助“市—镇—村”三级组织体系，保障W 村双孢菇种植项目推进。资金支持方面，利用财政补贴、免息贷款吸引农户积极参与。村民种植双孢菇的投入主要有三块：菇棚、辅料、菌种，以种植一亩双孢菇计算，种植成本在3.4 万元～4.6 万元。其中菇棚是大头，成本约在2.5 万元～3 万元，地面菌床成本在0.7万元～1.2 万元，菌种成本在0.2 万元～0.4 万元。政府对种植户的财政支持分为：直接财政补贴和免息贷款，每亩大棚政府直接补贴2000 元，农户还可以申请1 万～10 万元的免息贷款。为做好绿色农业技术知识宣传与培训，市、镇农技部门牵头开展了三轮宣传推广工作。前期集中发放宣传手册，帮助村民知晓双孢菇种植的基本知识、生态环境影响等；
从高校聘请专家为村民免费提供绿色技术培训；
最后，安排政府农技人员与种植示范户结对帮扶，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政府强大的外力迅速将W 村双孢菇种植项目“扶上马”，但该项目忽视了村民的自主发展需求，项目内在发展动力不足。村民内心对项目不认同，加上技术掌握不到位，导致村民参与积极性低。技术嵌入困境是导致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政府书面化和运动化的技术宣传与培训难以被村民接收和消化。村民难以掌握“pH值”“菌群”等技术话语，特别是把专家讲授的书面知识转换为具体操作方法时，村民普遍遇到困难，“专家讲的都是理论，用的时候心理没谱”。另外，政府技术供给与农户技术需求二者之间存在时空错位。政府的技术支持主要集中在项目宣传期，农户技术需求则贯穿于种植实践全过程。早期政府农技人员多次进村宣传，如发放小册子、开展专家讲座等，但村民没有实际经验，对技术知识输入不敏感。后期，农户种植过程中有了真实的技术需求，但获得技术支持反而减少。尽管政府规定市镇农技人员与农户结对子，但是实际上住在市镇的农技专家很少有时间进村，加上市、镇农技人员数量较少，无法为分散的农户提供长期有效的技术支持。农户技术掌握不到位，导致双孢菇产量低，品质差，种植收益不理想。
对市场力量的忽视，导致项目后期发展困难重重。当地居民没有食用双孢菇的习惯，居民称双孢菇为“洋菇”，并认为“洋菇”味不美，价格贵，本地市场销量仅占一成。为解决销售难题，政府将W 村双孢菇的销售定位于城市居民高端消费，政府搭桥与外地大企业对接，但是这又导致农户在销售市场中缺乏话语权，价格制定、品质把控都受制于外地经销商。本地市场又无法对项目形成基础性支撑，外地市场销售遇阻的情况下，销售困境严重挫伤农户种植信心，加速了项目失败。
凭借政府强大的外力可以迅速将绿色农业项目植入乡村，但忽视村民的主体性以及缺乏市场力量的协同配合，绿色农业项目只能悬浮于乡村社会，最终走向失败。2012 年，W 村有23 户农户参与双孢菇种植，共种植27.3 亩，23 户农户中的4户盈利良好，每亩收入1 万元，10 户微有盈利，9 户亏损。过半种植户失去信心，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农户则变得更为谨慎。2013 年，尽管政府一再鼓励农户坚持种植，但是实际仅有8 户种植了6.5 亩。2012 至2013 年间，双孢菇销售困难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户的种植意愿不断降低，2014 年，仅5 户种植4.3 亩，其中3 户都是村干部，迫于头带示范的压力坚持种植。2015 年以后，村里就没人种植双孢菇了。
政府主导推动的绿色农业项目虽然失败了，但它将绿色农业的理念引入乡村，激发了乡村精英群体转变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2016 年，乡村精英Y 发起了W村第二次绿色农业发展尝试。
以乡村精英为首的村民们发起并主导了W 村的第二次绿色农业发展实践。地方精英Y 是绿色农业项目的引领者。2015 年，因孩子教育问题村民Y 从城市返乡定居。回乡生活后，Y 发现不少收入较高的农户已不满足于从市场上购买普通养殖家禽，这类肉口感差，安全性也无法保证。村民Y 曾是兽医，早年在江苏的养猪场养过猪，并且还当过村干部，这些经历使得村民Y“懂技术，有眼光”，他准确判断出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分化，认为发展种养结合的绿色农业应该有利可图。2016 年，Y 开始尝试搞绿色种养，种红薯，收获的红薯加工成粉丝出售，薯渣饲养黑猪与山鸡，猪粪则作为有机肥料回地，结果产品供不应求，第一年就盈利3 万多。2017 年，Y 承包了村里20 亩田山地种植红薯，饲养黑猪与山鸡。Y 家的农产品品质好，口感佳，生态安全，不少人慕名上门来购买，特别是春节前后，返乡的农民争相购置。2017 年底Y 净获利约6 万元。2018 年，Y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年底净获利9 万元。Y 创业成功的例子很快成为周边乡村学习的榜样，并且养猪、养鸡和种红薯是当地的传统生计方式，对普通农户而言，技术门槛低，且对劳动力要求不高，有经验的老人、留守的妇女纷纷参与进来，搞小规模家庭绿色种养。2018 年，W村有6 户加入家庭绿色种养行列。2019 年，共有11 户参与，其中有4 户是外地返乡农民，他们正是看到Y 的绿色农业收益稳定、丰厚，才敢于返乡创业，他们的加入又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
地方政府及时介入，实现对分散农户的组织与管理，助推绿色农业良性发展。新农户的不断加入引发了不少新问题。农户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导致农户获利空间不断压缩，一些无力应对价格战的农户从养殖场购买饲料喂养的猪和鸡，改用薯渣、稻糠饲养一个月，再打着“绿色”的幌子销售。甚至有少数农户直接从养猪场购进黑猪，冒充自家饲养的黑猪对外出售。价格战导致产品品质下降，消费者不认可，W 村的绿色农业发展遇阻。
2019 年12 月，镇政府推动成立绿色种养合作社，化解分散农户的组织困境。选任Y 为社长，重点抓生产，帮助分散农户实现养殖过程中技术操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社长Y 免费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制定农户技术指导手册，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生产过程管理协议，确保农户家庭养殖必须按照合作社技术规定进行，严控农产品品质。村民Y 集社长、技术员、监督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对上承接政府技术支持，对下与普通农户实现技术对接，并且Y 居住在村里，亲自示范种养，可随时为村民提供技术示范与讲解，还能督促农户自觉遵守合作社技术规范。在销售方面，分管农业的副镇长李先生和村支部书记刘先生担任副社长，确立了统一的销售体系。普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农户按照合作社的要求开展种养，最终的商品由合作社统一定价并销售。政府及时介入，理顺了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组织关系，W 村绿色农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巧用市场力量，诱导绿色农业有序发展。农村精英群体发起的绿色农业项目适应了乡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新需求。实际上经历40 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食品消费趋势变化而引致农业结构调整的“隐性农业革命”(18)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第127-131 页。。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中国人的食物消费需求已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变为重视食物品质、食物安全及食物消费的美好体验。在市场销售方面，一方面主打“绿色牌”，注册申请“惠农”商标，提升合作社品牌价值，另一方面重视重点消费人群的销售推广。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网络拓展本地消费市场，对春节前后返乡的农户、回乡治疗休养人群等重点消费对象展开销售。同时合作社也在积极拓展互联网销售，特别是在2020 年初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通过微信、抖音等App 积极开展线上销售接单，线下无接触配送，借助互联网、熟人圈等实现农产品的短链供应，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对接，有效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
村民的主体性参与，政府的适当干预，市场力量的有效引导，基于多方力量的有效协作，W 村第二次绿色农业实践成功嵌入地方社会。2019 年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W 村绿色农业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获得政府的积极支持，2020 年W 村的绿色种养项目被地方政府列为“绿色农业品牌”重点建设项目，宣传与推介W 村的绿色农业发展经验。截至2021 年3 月，已有25 户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养殖品种也从原来的黑猪、山鸡拓展到羊、鸭、鹅等。
W 村的两次绿色农业实践结果迥异，其根源在于两次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实践与乡村社区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关系。外源型绿色农业始终悬浮于乡村社会表层，与乡村社会之间是脱钩的，内生型绿色农业则成功嵌入乡村社会并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下文将结合W 村的两次绿色农业发展实践，从组织、技术、市场、生计文化等方面，梳理绿色农业进入乡村并成功运行的社会条件，为引导与帮助小农发展绿色农业提供教训与经验。
（一）组织整合机制
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关键。在外源型绿色农业实践中，仅在政府层面实现组织动员，小农户没有被真正组织动员起来。政府是W 村绿色农业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借助“市—镇—村”三级准科层化的组织体系短期内为乡村绿色农业发展注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实施“运动式推广”。不可否认科层治理具有精确性、效率高、统一性等优点，但科层化的治理手段也兼具诸多内生缺陷：实施手段的刚性与不灵活、排斥公众参与等(19)郁建兴、刘大志：《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2 期。。政府主导的运动式推广模式运行成本高，导致项目后续发展乏力，无法持续。村民反映“一开始搞双孢菇种植时，干部跑断腿，有些人心里不想干。但碍于面子只能硬着头皮上。后来，真干了，反而没人来，一些好不容易鼓起劲的农户业都散了（村民魏先生访谈，2018-4-23）。”政府运动式推广导致农户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法保证，没有农户的自觉参与，政府运动式推广与普通农户参与之间存在明显断裂。
内生型绿色农业实践中形成了“农户参与—精英示范—政府帮扶”的组织整合机制，乡村的内力与政府的外力实现融合。首先，W 村第二次绿色农业实践的动力源于农村社会内生的强烈发展需求。在内生型绿色农业实践中，普通农户自觉参与，从绿色农业项目选择到技术掌控等方面，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保证，绿色农业发展有良好的乡村社会基础。其次，乡村精英位于组织链中间，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容易促成村民与政府力量的糅合。生态精英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并且亲身实践与示范，调动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另外，乡村精英也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关注与支持，更易与地方政府部门建立持续性互动关系，使得政府资源能够更快、更多、更准地进入村落。最后，地方政府及的时介入，对W 村农业发展起到了良好外力助推作用。地方政府针对绿色农业发展面临的农户合作、市场对接等关键难题，主动引导和服务，为乡村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外力支持。政府的支持又进一步肯定和支持了乡村精英的行动积极性，也激发了农户的参与热情。乡村绿色农业实现了组织层面的软性嵌入，形成了农户致富、精英创业、政府引导的合力，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
（二）绿色技术嵌入链条
良好有效的农技扩散体系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基础。新技术要扎根乡村，要经得住两个环节的考验，一是进得去，即解决技术“入场”问题；
二是要落脚、扎根，即技术融入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W 村的外源型绿色农业发展实践中，新农业技术供给仅实现“入场”，随后遭遇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中最常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即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与分散的小农社会之间存在断层(20)陈辉、赵晓峰、张正新：《农业技术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 期。。这种断层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供给主体与客体的话语断层。村民缺乏双孢菇种植技术的亲身体验与感知，完全依赖政府技术体系供给。但是，受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已有知识结构的限制，普通村民常常难以接受与消化政府引入的技术专家知识，技术专家的话语具有科学化、标准化、专业化的特点，而普通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日常化、形象化、本土化的技术话语体系；
二是技术供给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时空错位。政府技术供给主要在绿色农业推广初期，而农户的真实技术需求则贯穿于整个绿色农业实践环节；
且政府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专家多高高在上，住在城镇，既无法为村民提供鲜活的技术示范，又不能随时满足村民的技术需求。政府技术供给体系与小农乡村社会无法有效对接，绿色技术脱嵌于乡村社会，成为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夭折的重要原因。三是新绿色农业技术对劳动力要求与乡村现有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断裂。双孢菇作为一种外来绿色技术对劳动力要求较高，种植户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且时间投入有保证。而W 村目前留守村民多是文化程度不高，且学习能力较弱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群体新技术学习能力弱，且劳动时间投入有限，这也限制了他们对新技术的选择和接受。
内生型绿色农业实践形成了政府农技专家—精英“土专家”—普通农户的技术扩散链条。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农民是理性的，绿色技术投入越少，失败风险越低，就越容易进入农村(21)蒋剑勇、钱文荣、郭红东：《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决策》，《农业技术经济》2014 年第2 期。。内生型绿色农业能较好地结合农户已有的技术经验积累，老人、妇女可以参与进来，农户对绿色技术认可高，风险控制体验良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新技术“入场”障碍。而乡村精英作为技术嵌入链条的中间环节，实现了政府集中技术供给体系与分散小农的对接。乡村精英向上承接了政府农技系统的知识输入，向下看，精英“土专家”扎根乡村，且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农户与精英“土专家”的熟识程度有助于提升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信任，农户获取技术的路径简单、易行。凭借精英“土专家”的在地状态，政府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扩散、转化。
（三）嵌入地方社会的市场连续体
绿色农业的成功运行最终还要经受住市场考验。W 村外源型绿色农业以外地大城市为目标销售市场，无形中放大了小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在外地市场销售遇阻的情况下，政府被迫尝试开拓本地市场，但是本地市场对其产品接受程度很低，导致绿色农业最终无法获得市场认可。终端没有良好的市场销售，前端生产难以持续。外源型的绿色农业忽视了市场销售体系与地方社会的连续性，导致市场销售与农村社会脱节。
内生型绿色农业实践形成了以本地熟人市场为依托，外地市场、网络销售为方向的市场连续体。在销售对象定位上，迎合本地市场消费升级的新需求，定位于注重食品健康与美味的新农民群体。本地市场是销售主体，一开始，近70% 产品在本地熟人市场消化掉，为绿色农业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借助农村熟人社会网络，拓展销售市场，绿色农产品市场销售圈与乡村熟人关系圈是重叠的，随着熟人关系圈的扩大，市场销售市场自然拓展。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群体不断把W 村的绿色农产品推介到城市，以农村熟人网络为基础的销售网络，也随之延伸到城市。内生型绿色农业得益于本地市场的托底，使得小农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也为小农在市场拓展中争取到更为主动的地位，不会被动受制于市场。
（四）传统生计文化传承
农业生产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文化现象。一个地区生计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地方经济社会、自然系统中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内在合理性与稳定性，并且特定生计模式还会衍生相应的农业生计文化传统，以维持该生计模式的延续与发展(22)罗康隆：《乡民社会中的风险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侗族社会传统生计方式与生存保障的文化解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6 期。。在外源型绿色农业实践中，政府绿色农业项目的选择忽视了地方传统生计文化的惯性。W 村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历史上农户主要种植水稻和红薯，饲养鸡、猪、牛，种养结合，政府强行推广农户种植双孢菇，造成绿色农业发展与地方传统农业生计文化之间的断裂，绿色农业脱嵌于地方既有的生计文化。政府看好的“致富菇”，到村民眼里就变成“洋菇”“外来菇”，农户对种植双孢菇认同度低是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失败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
“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但是那个洋菇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不喜欢。我们这里原来主要种水稻、红薯什么的，大家都习惯了，突然种这个，不少人搞不好。还有就是种出来的“洋菇”我们自己不吃，又不好卖，那东西是鲜货，又不能存放，卖不掉就看着它烂掉了，喂牲口都不行，哪有种粮食实在？”（村民王先生访谈，2020-8-5）
内生型绿色农业更重视地方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受本地传统生计结构及其背后的自然环境制约，这种制约主要通过生计文化表现出来。W 村地处皖中丘陵地带，种粮、饲养家禽家畜是当地农业生计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家庭内部实现种植与养殖的结合，实现物质资源充分利用。正如一位老农所说：“栏中无猪，田中无谷。”种养结合的生计结构是传统时期的小农遵循自然农业法则，降低生计成本与风险的最优选择，对农户生计世代延续十分关键，人们积累了大量种养结合的地方性知识，这一传统深深植根于当地农户的文化认知中。种养结合的生计文化认知系统必然影响与制约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内生型绿色农业正是遵循了当地传统生计安排，在文化认知层面顺利嵌入本地生计文化系统，实现了传统农业生计文化的活化与传承。
绿色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及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探究绿色农业进入并扎根于农村社会的社会机制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多由政府等外部力量发起，迅速将政策、资金等资源引入乡村，但扎根乡村难。外源型绿色农业发展与农村社会、地方农业市场体系及传统生计文化之间存在诸多断裂，绿色农业发展悬浮于地方社会，是其失败的总体性原因。相较于外源型绿色农业，内生型绿色农业发生于地方社会内部。乡村精英是引领者，农民是主要参与者，政府则是外在的扶持者，借助“农户参与—精英示范—政府扶持”的组织整合机制、“政府—精英—农户”的绿色技术扩散机制、依托熟人社会构建稳定的市场销售机制和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机制，内生型绿色农业能够更好地嵌入地方社会，实现绿色农业在乡村扎根成长。另一方面，内生型绿色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助推乡村社区的再组织及乡村传统社会文化的延续与加强。
综合来看，内生型绿色农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核心在于绿色产业能成功嵌入乡村社会并进一步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绿色农业发展道路。对于有特色资源，有良好社会组织基础，有较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基础的农村社区，可以优先考虑内生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充分发掘农村社会内部优势，将绿色农业发展嵌入乡村社会，给农户、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切实利益，这样更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实际，也更易获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同。借助绿色农业发展帮助乡村走上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社会协同发展的道路。
考虑到我国中西部农村，相当大一部乡村社区面临着劳动力外流、精英缺失、传统生计文化资源同质性强等现状，这类乡村社区既无特色资源，又无法依靠社区内部力量解决居民参与合作问题，走内生型绿色农业发展的道路往往行不通。但对这类乡村社区而言，村民的发展需求更强，发展绿色农业的意义也更显著，绿色农业在实现产业振兴，村民致富，吸引农村人口回流，缓解乡村空心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借助政府等外力介入与支持，帮助这类社区发展绿色农业十分必要。这类社区在发展外源型绿色农业时，关键是要借鉴内生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的核心经验，克服外源型绿色农业模式“水土不服”的缺陷。要重视乡村内力挖掘与政府等外力介入的融合，尽快实现“外”“内”耦合。首先，政府要克服简单化的“强制”逻辑介入模式，外力的介入应是以撬动农民群体积极性与有效参与为前提，应在尊重农民及农村社会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农村精英及乡村干部群体为中介，将政府发展压力与农村内生发展需求融合起来，形成乡村社会多元力量的整合，为绿色农业发展构建合理的制度环境。其次，还应重视寻找绿色技术与地方传统技术之间的链接与耦合点，实现“新”“旧”融合。充分考虑新技术与农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文化的适应，重视培育乡村技术精英，依托本土技术精英实施新技术本土化改造，降低绿色技术进入门槛，增进老人、妇女等乡村留守群体的认同与参与，完成绿色技术的乡村扩散。最后，发挥熟人社会关系与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特质等要素对绿色农业发展的正向支撑作用。熟人社会关系有助于在绿色技术扩散中形成一种隐性的协商协作机制，增进农户对绿色技术认同和接受，另外熟人社会对绿色产品市场的维护与拓展也有裨益。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则是绿色农业成功运行的深层乡土文化基础。应重视传统地方生计文化的惯性，尊重已有的农业文化观念、地方生计结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对绿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对传统生计文化中的智慧再认识与再发展，可以为绿色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则是乡村振兴的宗旨。发展绿色农业是推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绿色农业发展可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人才回流，增强乡村社会活力；
同时，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再组织能力增强，社会关系的融合，这些又为绿色农业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软环境支撑。只有绿色产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相互建构、相互支撑，绿色产业才算真正嵌入乡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