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在网络媒体中的知识传播与角色定位——以L老师为例
时间：2022-12-03 18:4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姜冠群，张莉莉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何为知识分子？中西方学者依据专业性与公共性这条主线，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论争。其中，古德纳认为专业性可以拓展公共性的空间，但也会挤占公共性；
鲍曼也认为专业性会超越公共性。在中国，学者倾向于从两种角度回应专业性与公共性的问题，如郑也夫更多地回应了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许倬云对知识分子的解释侧重于回应公众的期待(见表1、表2)。
表1 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演变[1]
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既具有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批判精神及关怀意识，也具有教师教书育人、传播知识的作用，承担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重任务。缩小高校教师的范围，以走出讲台、走向屏幕的高校教师为例，他们具备两方面的特点：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有良好的专业素养；
在网络中提供相对自由讨论的空间，传播知识和真、善、美，具备独立批判的能力和对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长远利益的公共关切。本研究选取符合上述知识分子特点的L老师，他既在高校任职，也在视频平台上发布普及专业知识的视频，研究资料全部来源于互联网公开的文本、视频等。
表2 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演变
高校教师是“时代的镜子”，是大家认可并以此寻找精神寄托和自我归属的“镜子”[5]。网络媒体是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岔路口，如果选择走向网络媒体，他们会受到多种资本的控制。媒体资本的力量、大众声音的指向，使他们在网络上的话语和文字，并不是作为个体身份自由观点的公开呈现。在资本转变为知识权力的过程中，高校教师知识传播的途径也随之改变，“镜子”有可能因此破裂或祛魅。选择走向网络媒体的知识分子，大多回应了以下三种需要。
(一)技术推动的需要：网络媒体支持、商业资本介入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互联网成为高校教师公开言说的阵地。按照互动的强度，大致可以将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单向的媒体，如电视、报刊等；
另一类是现代的、互动的媒体，如及时互动的直播、社交平台等。横向的网络扩张加速了传递，纵向的网络扩张加强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连接。
2001年7月，《百家讲坛》开播，于丹、易中天掀起国学热潮，他们是在电视媒体上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一些高校教师走入公众视线，在各类视频平台发布与本学科方向相关的视频。本文关注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中国政法大学的L老师。2020年3月，L老师在哔哩哔哩平台开设了与刑法相关的频道，两天内收获两百万粉丝，截至2022年1月，已有2106万粉丝，发布316条视频，播放量累计4.8亿。从《百家讲坛》到L老师在哔哩哔哩开设的知识频道，知识分子从电视大荧幕走向软件小屏幕，从央视到自媒体，从官方话语向民间粉丝推动转变；
从互动方式看，及时、双向的互动成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主要交往方式，打破了以往较为狂热的“偶像崇拜”，重构了有时差的交流，知识分子或以自嘲的口吻，或以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
从知识内容看，从注重传统文化向传统与法律、性别视角等多元文化并存，更关注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下的个体情感与个体的能动性。
(二)话语提升的需要：学术场域支持、回应终身学习理念
在学术场域内，作为高校教师、法考机构的L老师，不仅要在职称晋升制度中积累声望和学术资源，还要在公共场域内提升机构影响力，回应公众期望。两个场域是互通的，在一个场域内受认可的荣誉，在另一个场域依然可以流通。学术场对知识产品起着守门人和检查者的角色，通过选择和加冕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有高校的科研量化文件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一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相当于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一个专题节目相当于5分。当职称考核与其公众影响力挂钩，按媒体级别进行量化定级，鼓励高校教师步入媒体、关心公共事务的同时，也会演变成知识分子、媒体与高校学术场域之间“隐秘的合谋”。
L老师在视频平台发布的知识学习内容，向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学习者开放，回应了终身学习理念。课堂和学校不再是唯一的教育阵地，学习既可以在线上进行，也可以在线下开展；
年龄也不再是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限制因素，视频平台创造了开放的知识型社区，满足了大众不断学习的需求。
(三)自我表达的需要：发挥批判精神、彰显社会价值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挥自己价值的，强调知识分子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在当前传媒社会中，网络允许虚拟的身份和现实的个人特点叠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6]。高校教师的媒介参与和表达，是高校教师作用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和表达批判精神的重要渠道。
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面对商业领域的流量增加需求和专业领域的规制，他们往往会遭到批判与被批判的矛盾。一方面，学术职业的特性要求高校教师必须始终保持对未知领域的敏感性，具有理性审视、创新批判的眼光；
另一方面，学术发表无法满足自己的思想表达需求时，他们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脑之思、心之想。
L老师在哔哩哔哩开通了“视频激励”计划，计划的所有收入均捐给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当然他也曾遭到怀疑，但他仍然坚持互联网声音的多元化，认清真正有意义的声音。在一次公开访谈中，他提到自己并不反对“网红”这种词汇，如果这个词汇能让人们聚焦于什么是法律、法治，来提升民众的法律水平，这是他莫大的荣耀。
(一)专业场域与大众媒体场域的转换
专业场，是高校教师在其专业领域内生存的场所，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竞争机制，高校教师需要遵循该场域的规章制度，发挥其专家型知识分子角色的同时，也需要为学术、学院、学生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
与专业场相比，大众媒体场域具有较强的自由性、生活性、公开性，但也有一套礼仪规范影响着高校教师的言行。走进大众媒体场域的L老师，也需要遵守平台的规范、了解大众的喜好，才能将自己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媒体场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名利，他们成为名气暂时的保管者，他们需要比在学术场域保持更多的谨慎和节制，利用自己的名气发挥知识分子本身的价值。
随着场域的转换，语言的受众群体发生变化，受众群体可接受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不同。L老师的视频受众，绝大多数为非法学专业的年轻人，对刑法的关注和了解更是无法与专业场域的人相比。高校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专业权威角色弱化，专业话语逐渐消解；
消解权威、远离高深晦涩的知识逐渐成为网络主流，由此引发了下一场转换。
(二)专业话语与通俗表达间的转换
通过互联网，高校教师进行着知识转换、语言转换，他们逐渐摆脱了课堂和书本的局限，延伸到自然、社会、文化等更为广阔的领域，把自己和学生定位为社会中的“人”，从而打破传统课程中的师生关系模式，建构了新的知识普及上的供求关系。L老师发布的视频大多选取社会热点，趣味性强，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普及刑法知识，启蒙大众。“法外狂徒张三”是案件解析里犯案者的代名词，他列举的法考案例，不仅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表达出来，还关照人性、社会持续平等的发展，如分析“买一个妇女和买一只熊猫谁判更重”时，直指买卖妇女的判处年限不如买卖鹦鹉、熊猫的年限多，虽然量刑依据具体情节而定，但判处年限实在太低；
分析代孕事件时，他不仅给出法理层面的分析，也强调这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可见，这些内容暗合了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并非以专业的刑罚学习为核心目标。
话语即权力，但如何把握权力的限度是知识分子、大众共同面对的问题。媒体的权力带来了符号价值，知识分子扩大了话语权，获得被主流评价体系认可的象征资本；
同时，大众也可以利用群体话语，像一把利剑一样指向知识分子，掀起网络暴力。这使得专业话语和通俗表达间形成拉扯，受众的情绪容易被调动起来，甚至引发观点上的对立。从巅峰跌落的风险始终如影随形，这既是现实对知识分子的挑战，也暴露了网络对话的局限性。
(三)权威身份与民间立场的转换
知识分子作为“普遍性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后现代社会遭遇瓦解，鲍曼将这描述为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立法者是国家权力和知识分子结合的表现，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塑造并展现权威形象；
而阐释者更强调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不再把控主流话语权。面对多元共存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权威身份遭到挑战，转向民间立场。
“阐释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最佳描述。阐释者形成解释性话语，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相关群体的共同参与。L老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二道贩子”，是一个法学殿堂的门童，现在只不过是从线下转为线上的门童。理解、传承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思想，平衡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生产者和政治身份，尽可能传递价值无涉的知识是他的主要任务。他发布视频批判“配阴婚”“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网络赌博”“韩国N号房事件的罪与罚”等案件，站在民间大众的立场，分析每个案件中侵犯的是人的利益还是社会利益，探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收集公众的声音并持续传递下去。
(一)知识分子的基本底色
面对技术、资本的冲击，如何形塑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如何坚守知识分子的“底色”变得更加重要。由此，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形象重塑和持续发展。
知识分子如何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他们是恪守学术真理的先生、学术明星，还是市场的服务生、为公众利益振臂疾呼的发言者？知识分子在代表公共利益和追求商业目标之间出现矛盾时，深度的思想表达受限，如L老师在分析“配阴婚”这一事件时，只给出法理分析，没有指出这一社会陋习的落后性，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批判。在受众群体方面，L老师的粉丝画像显示，粉丝关注焦点在于“搞笑日常”(23.79%)，高于“知识科普”(15.53%)[7]。哔哩哔哩终究不是一个学习型平台，受众群体的主要兴趣点，某种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内容创作的风向标。
知识分子的形象如何重塑？商业的推动、大众的喧嚣、网络的暴力都对知识分子的形象造成影响。媒体和商业的资本是强大的，从选题开始，讲什么、怎么讲、如何将广告融合到视频中，什么时间发布视频能吸引更多观众，都是各方资本力量不断博弈的过程。知识分子也仿佛进入了全景敞视监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大众“监视”甚至过度解读，个体走入群体带来的不理智行为，对知识分子也是一种伤害。
知识分子到哪里去？大众把他们推上“圣坛”，还会把他们踩在脚下。个体在“网红浪潮”之下，他们拥有着有限的自由。个体无法阻止技术进步，但不能让技术成为奴役、垄断自己的统治力量。2021年3月，L老师在新浪微博上将自己发布的内容设置为六个月可见，也不再更新其他内容。至于原因，他解释道，“声誉，最重要的是所爱之人的评价，是那些愿意和你建立真实的关系之人的评价，亲友们觉得我在虚拟的世界中投入了太多的时间。”[8]对知识分子而言，当网络的喧嚣褪去，他们如何弥合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知识的非连续性，仍然需要个体的内省，审视自己是否有“定海神针”来弥补内心的虚无。
(二)集体的再出发
归根结底，高校教师还是立足于高校、科研所等单位，这个场域的评价体系是单一的。人们朝着一个目标走，无形之中产生了很多压力；
如何打破“内卷”的压力，就需要高校教师走出去，发现其他的出口，为自己松绑。与此同时，高校、社会也需要改变。
在学术职业里，有一种“行会心态”。行会忠于生产者主权而不是消费者主权，坚守行会规章而不是迅速适应大众要求[9]。高校可以支持知识分子在“行会”之外寻找归属感，积极进行社会参与，但也要有相关的制度约束他们完成其作为高校教师应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只有这样，他们才敢于发声，真正为大众传递真实、有效的声音，带领大众反思当下、展望未来。
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体系的逐渐建立，促使高校开放相关知识内容，打破学科壁垒，为社会提供更多学习资源；
这也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学习者素质提出了要求，大众需吸取多方知识、审慎话语霸权，自觉形成多元并包的学习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