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逻辑

程又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命题，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2页。。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做出了一系列新探索。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随着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推进，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由于“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代提出的概念，因而学术界对于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时代“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命题的生成逻辑3郑吉峰：《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缘起、维度与路径》，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
唐皇凤：《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依据与战略路径》，载于《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以及新时代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4唐皇凤、肖融知：《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进展》，载于《东南学术》2022年第1期。的分析，也有少数学者从使命型政党的视角1唐皇凤：《使命型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基础》，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政治韧性的视角2马晓星：《政治韧性：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视角》，载于《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分析了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机理。现有的研究一方面对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凸显了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在新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于推动新时代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性，容易使人产生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仅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的误解，进而混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命题的生成逻辑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内在逻辑之间的区别，使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可能面临逻辑上无法自洽，实践中难以深入的困境。破除这一困境，需要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概念入手，阐释清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需要”“何以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何以形成”“何以加强”等基本问题。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基本的逻辑遵循。

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执政从本质上来说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互动的一种政治行为。执政在理论体系上分属于领导权的概念范畴，“广义上说，党的领导可以包括党的执政”3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执政概念的理论范畴意味着从理论上探讨党的执政需要以党的领导为起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需要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有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会结成反革命的联盟。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是十分必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中形成，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变革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社会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和人全面自由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表明：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确保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确保了社会发展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当无产阶级政党未取得政权时，执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目标，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达致这一目标的条件；
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也即“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领导和有效运作国家政权来展开的，即通过执政展开的”5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也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取得执政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作为外生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有别于西方通过社会革命引发政治革命，进而推动社会革命的发展路径，而是依靠政治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发展历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发展模式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发动和推进政治革命，政党由于其组织性和政治性成为整合社会力量、发动政治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列宁式的政党，其科学的理论指导、严密的组织体系、有效的政治动员，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其充当中国现代化发展领导核心的重要原因。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发展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导向的，因而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本质特征。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这一特殊性是由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参见王怀超：《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其二，与其他模式的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领导者和推动者。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不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表征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任何一个政党都追求长期执政的目标，但是由于执政风险和挑战的存在，并非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够长期执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的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2000多万名党员、执政近70年的大党，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就已经否认了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实践失败的事实，都表明了政党长期执政绝非易事，在执政的过程中会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针对执政中的风险挑战，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一些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执政党通过多党竞争的方式逃避政党责任，规避执政风险；
而在一些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中的执政党团虽然能够共担执政风险，但是由于各政党之间的利益分歧，各个政党各谋其利，对政党责任推诿，对执政风险漠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即将掌握全国政权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就意识到了长期执政的风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要意识到“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也指出执政的地位很容易使党员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进而使党面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了：“生与死的考验已不是主要的了，但干部面临的其他考验多得很，有艰苦环境和风险的考验，有执政的考验，有改革开放的考验，有市场经济的考验，有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5《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胡锦涛在分析党面临的执政考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我们党还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6《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7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四大考验”，指出了“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执政的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执政风险和挑战不同，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执政主体来看，可能面临着执政主体先进性和纯洁性衰退的风险。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先天具有内在的先进性。但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310页。，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着衰退的风险。二是从执政的基础来看，可能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不稳固的风险。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执政基础稳固的保障。随着执政地位的确定，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金钱、权力等物质诱惑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脱离人民群众，使党的执政基础遭到侵蚀。三是从执政的本领来看，可能面临着执政本领不足的风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最终要落实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会越来越向着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会存在着党的执政本领不足，落后于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

长期执政的能力为中国共产党克服长期执政中的风险和挑战实现长期执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长期执政能力本质上是对执政能力的深化和加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相较于执政能力，长期执政能力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长期执政能力的内涵更丰富。执政能力更多的是从执政行为本身出发，更加注重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有效互动。长期执政能力不仅着眼于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还强调党与人民之间，党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其二，长期执政能力的目标更长远。执政能力指向的目标是政党通过对国家政权的掌握，有效应用和实现国家政权，强调的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有效性。长期执政能力在注重执政有效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党执掌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长期执政能力内涵的丰富性和目标的长远性要求了中国共产党既要树立风险意识，关注党执政的稳定性，又要立足全局和整体，关注党的自身发展、党的执政基础以及党的执政本领。这些要求既提供了克服长期执政风险的思路，也提供了克服长期执政的方法，为长期执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长期执政并不一定形成长期执政的能力，但是长期执政的能力只能在政党长期执政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形成和得以显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由“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的转变，党的地位也经历了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到成为一个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表面上是转型，本质上是发展：政党自身的发展，党领导社会发展的结果。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因此，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形成的角度来看，区分“革命”与“执政”、“局部执政”和“长期执政”两大历史阶段并无任何意义，革命只是执政的起始阶段，局部执政也只是全面执政的探索时期，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形成并非仅仅局限于党执政之后的历史阶段，而是根源于党的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
另一方面是在民主独立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利用国家政权，积极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三是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四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正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伟大目标阔步前进。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领导革命、组织建设和创造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组织建设和创造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能力：一是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不断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建党之初的以思想建党为核心，不断加强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以作风建设为重点，确保党在执政之后始终保持优良作风，时刻铭记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抓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水平，再到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二是积极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能力。从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到完成”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群众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到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的，都是以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与为基础的。一个一个的胜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越来越高的奋斗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信心。三是有效执掌国家政权，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历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从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有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到2021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5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增加，从建国初的679亿元，到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1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建国初数据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张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2021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这些成就充分说明了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有效性，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能力。在这三大能力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是根本能力，决定了其他两种能力能否有效发挥；
积极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能力、有效执掌国家政权，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是基本能力，三者有机统一，形成了党长期执政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百年党史中形成长期执政能力，根本上是由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属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其执政行为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使命性。虽说任何政党的执政行为都具有目标指向，都肩负着一定的责任，但是目标有高低远近之分，责任有轻重缓急之别，宏大的目标和重大的责任通常被称为使命。与西方选举型政党简单充当沟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不同，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国人民幸福、推动中华民族复兴、谋求世界发展大同视为自己的使命，肩负着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责任，其执政行为具有明显的使命性。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延续性。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集体虽然经历了历史的更迭，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从未发生变化，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几代党的领导集体为了实现党的使命接续奋斗，党的执政行为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使命性，赋予了党自我反思和主动构建的能力，确保了党执政能力的内生性增长；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延续性，规定着党的执政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确保了党执政能力的稳定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执政所具有的两大特点，确保了党的执政在各种风险考验的外在刺激下，能够有效进行内部的合理调适，进而才能形成长期执政的能力。

百年党史中形成的长期执政能力揭示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历史性的特征，也意味着，长期执政能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面临退化和削弱的风险。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积极探索“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并且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正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新时代要不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为应对执政风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第一，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领强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依靠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来维持。长期执政能力中的首要能力就是党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坚持的科学理论和承担的历史使命而具有了独特性。其独特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不是以政党之间相互竞争为途径，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把党自身既视为革命的主体又视为革命的对象，以此来达到革除弊病、实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且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基础、以作风建设为切口，以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个过程中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全面提升。“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1页。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更需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打造一个具有强大执政本领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确保党长期执政提供强有力的主体力量。

第二，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坚持为民执政的执政理念，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稳固。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同样也是人民选择，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之所以能够取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由此可见，党执政能力的强弱根本上取决于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要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上下足功夫。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其一，执政目标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放在首位，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其二，执政理念上，在坚持执政为了人民群众，执政依靠人民群众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不断发展赋予新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党倡导树立治理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韩强：《论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载于《理论学刊》2020年第1期。，这就需要党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中去。其三，执政方式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不断健全为人民群众执政和依靠人民群众执政的各项制度体系，确保党为人民执政有理可循、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党的执政基础稳固，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凸显，党的长期执政才能实现，才能为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凝聚强大的群众共识，聚集强大的群众力量。

第三，坚持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确保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社会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一次次的社会革命中向前推进的。现阶段，坚持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的社会革命。“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5页。由此可见，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目的、要求，同样也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效的标准。换言之，党的执政是否有效，执政能力是否强大，是以中国共产党能否推动社会革命为标准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虽然重点关注的是党执政的长期性和延续性，但是并不忽视党执政的有效性，而是强调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执政效能逐步提升。因此，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需要落脚于党通过国家政权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以党的长期执政为起始点，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为关键点，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落脚点，从起始点到关键点再到落脚点三者环环相扣，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要遵循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起始点，抓好增强长期执政能力的关键点，突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落脚点，答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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