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人文主义在科技世代的价值意蕴

黄 侃

自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工程上的进步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经济活动和政治制度深受影响。关于“进步悖论”的思考自成一股潮流，其中人文主义是该潮流中重要的一支。持人文主义教条的研究者带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看待科技进步。因为，与科技进步带来的正收益相比，更明显的是人类的理智生活被科技提供的知识所束缚，社会生活被科技提供的人工物所控制。在持否定观点的人士眼中，科技进步的结果并没有使这两个方面变得更好，反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此乃所谓的科技悖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关于科技与人文之间爱恨纠缠的争论延续至今。人文主义的一般见解认为，既然科技为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如此不堪的结果，倒不如返回到过去没有科技悖论的世代。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很多，形成了不能正视科技进步和科技悖论之间关系的歪曲意识形态。不过，在所有争论声中，马克思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稳健且具有重要价值指引的理论，身处科技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世代，他一生的理论研究都在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追问人类（尤其是劳动者）的处境。按照人文主义的一般见解，返回前工业世代是一种主流选择。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这条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审视资本主义，而是以新人文主义姿态正视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产生的悖论。本文围绕马克思新人文主义是什么，以及新在何处，展开对超越性内涵和批判性特征的讨论，说明这两点是他批判同时代盛行的歪曲意识形态之立足点。同时，论证马克思新人文主义的前瞻性为人类社会进入科技世代的价值取向提供重要参照系，也为批判科技资本主义给出重要的价值指引。

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个年岁较老的概念，关注人性，探讨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类命运等，是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学风，来自于希腊传统和经院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分析公众缺少对现代科学正确的理解和认可，皆因旧人文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通病，“由于他们只有一种被歪曲了的科学知识，并且只会从最坏的角度，把它只看作是一种单纯实用的和物质的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它，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抹杀科学的进步并揭露科学的害处”。萨顿将旧人文主义视为对科学探索真理之益处认识不足的见解，同时主张科学研究需要人文主义介入，因而提倡一种新人文主义。较早持打通科学和人文通道的是马克思，近一点的还有斯诺（C. P. Snow）和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等。马克思指出理论家们把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现代科学知识看成是不相关的两个事件，这是歪曲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旧人文主义的表现，由浪漫主义和卢德主义的混合物组成。他们认为现实如此糟糕皆来自机器大工业，因此打碎这一切才是正道；
另一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混合的歪曲意识形态：将机器大工业和现代科学知识放在“精神世界”里，科技进步只是精神进步。对于这两类流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作为工人运动熟练的指挥官，认为人类的解放不能寄希望于卢德运动，所以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去关注第一类观点，同时也不会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说“不”，而是通过正本清源的方式揭示机器大工业给劳动者制造“不适”和“不安”的秘密，笔者将马克思对这种秘密的揭示看成是对一种心理学意义的“糟糕感”的描述。另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超越黑格尔哲学上，并借此勾勒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清晰图景。

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接受自然科学保留下来经实证支持的和对现象解释的自然主义，将自然世界和现实工业社会的真实信息作为历史观的现实素材，进而评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所以，马克思如何超越旧人文主义就无须赘述。以下将指出马克思新人文主义之所以“新”，是因其超越了黑格尔的表现主义而实现，他将黑格尔的表现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文主义视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两方面，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

直到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也称《巴黎手稿》）出版，研究者才了解到马克思是一位新人文主义者，此后的几十年，他的异化理论得到了快速传播和广泛接受，他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和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个同等的工作。黑格尔将异化看作一个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在现实历史中的事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这一错误在于：“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同样，费尔巴哈也没有将异化放在世界中发生和在经济领域中形成来理解。这说明马克思需要通过正视黑格尔的理论缺陷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揭示机器大工业加诸劳动者身上沉重的砝码，但是理论家们都没有把问题放在一个现实世界中来讨论。所以，现实中的人性是什么样，也就不是很清楚，这为新人文主义提出了现实要求。

马克思新人文主义需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中找到丢失的人之真实本性。“马克思描绘了一幅科学‘实然’和‘应然’之间区别的画面。人性是当前在资本主义表达和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共产主义生产模式下能够表达和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不会简单强调，资本主义强化了人性失败的图景。他希望揭示人性自身由阶级、历史和环境塑造：由它被锻造的世界所塑造。”所以，资本主义有自己的人文主义，否则就无法通过这种说教令劳动者参与到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相应，共产主义也有自己的人文主义，它与前者是对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需要基于工业条件下找到异化的人性，“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但是，在他眼中，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人文主义需要超越，因为这是一种不算成功的人性解释和建立在神秘化基础之上不可靠的科学知识。毕竟，经验无法检验绝对精神面目下的知识，更不用说科学知识了。另外，如果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历史不会回到过去，但是追问当前为什么是如此这般时就哑口无言了。马克思自然看到了这一观点暴露出的问题，并尝试寻找新的路子来解释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人性，此乃新人文主义的理论任务。

要问黑格尔的理论缺陷在何处，主要在于表现主义在科技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过程中已无法对经验科学作出说明。泰勒（Charles Taylor）在《黑格尔》一书中是这样评价黑格尔时代的工作：“19世纪后半个世纪的科学观掺杂着许多表现主义见解和浪漫主义思想，尽管它们起初在其中才得以滋长起来的哲学范畴已经被人们抛弃。”而黑格尔的缺陷是，他制造了一系列无法满足自然科学发展的概念，例如他把经验科学放在绝对知识中，“黑格尔所处时代的科学已经打破了他的诠释强加于它们之上的综合的界限，……但是科学的发展已经使自然哲学的整个筹划显得无用和让人误入歧途。在科学知识日益扩张和多样化的领域里，对某个根本意义之结果的探索必定显得独断。”深受黑格尔表现主义影响，马克思一开始也带有这种理论色彩，但是通过将启蒙运动和表现主义相结合，超越了前者。

马克思的表现主义大致可以表达为，人对自然改造的同时，也是自我改造。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其实，表现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与黑格尔式的表现主义的区别之处在于“马克思的伟大的理论力量来自把启蒙运动同表现主义相结合”。启蒙主义的基本表现是强调工业社会对自然的征服为前提，“工业文明借着效率和高产的名义强制实施着不断地重新组合社会和人的生活方式”。按此理解，黑格尔的表现主义虽然接受主体通过客体得以承认，但是并没有接受对象化物质世界的过程中的自我改造，所以反对征服的对象化，反对把自然看作人类加工的材料。这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反对自然加工的意识形态，往往会升格为一种浪漫主义式的自然保护主义，强调自然的原始意义。下一部分笔者将论证在马克思的笔下，人性不再是原始和自然意义上，这是旧人文主义热衷强调的，而新人文主义所强调的当下人性形成的现实。

要言之，表现主义没有把人性放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中看待，这与启蒙主义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需要对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改造，这个任务可以被概述为：人类借助工业改造了自然，同时改造了自己，从而将对象化容纳进自己的理论中，对象化通过劳动实现。劳动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同时“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所以，尽管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糟糕感”，马克思首先不会否认或反对工业文明。

正是这个原因，后来的美国技术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马克思不加批判接受工业文明的倾向是有问题的。芒福德或许误解了马克思的真实用意，需要指出，接受工业文明并不代表就无视资本主义的异化和给工人带来的“糟糕感”。换言之，接受的代价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类对象性”。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表现出对这种异化的不安，并察觉到反映在工人心理上的“糟糕感”，直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才正式在《资本论》中对这种因异化造成的“糟糕感”进行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借助表现主义解释了人的自我改造，再借助启蒙主义说明了人的对象化自然的实际结局就是异化。对黑格尔表现主义的超越任务完成，是走向新人文主义的必要环节。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制造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糟糕感”，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或压抑。经历上万年的演化，人类能够承受自然施加的压力，但是能否顶得住资本主义新科技在机器大工业中带来的压力呢？换一种表达方式，机器大工业给劳动者制造的砝码，令人产生“糟糕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要对此进行破解，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方案。他声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巴黎手稿》出版后，令新人文主义受到学术界重视，强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理论的批判价值。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科学知识的分析工作却常被研究者忽视，因为他们会相信一旦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科学知识的批判，就必须把新人文主义搁置在一旁。这种见解显然是成长于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意识形态中。所以，马克思第二步需要摈斥这种歪曲的意识形态，重拾人性的讨论。“《巴黎手稿》提供了一个特别富有成效的地方去研究马克思对人性的反思和他的批判科学的互惠性。这些手稿的人文主义在近几十年前出版以来，已经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对马克思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研究唤醒了人们的热情。《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人文主义的细节补充了他对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去实践一种人文科学的批判。”需要强调，马克思所使用的“科学”一词来自于黑格尔，但是马克思需要批判割裂科学和人文的意识形 态。

虽然，我们这里认为马克思会分两步走，但是可以将他的批判工作视为将资本主义科学与人文统一起来解答时代之人性问题，超越将两者视为敌对关系的意识形态。“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描述自然世界，包括人性。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新的竞争方式，看谁能给出人性明确的定义。”接下来，笔者的任务是论证马克思如何将科学和人文统一起来看待，以便更好地寻回人性，从而表现出新人文主义的批判价值。

19世纪的科学观倡导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混合的意识形态，呼吁封建和古典时代的农业劳动模式，“他们会迷惑住任何不专注于机器、劳动和自然的改变，以及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意识。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种意识中联合起来，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这里大致可以判断，马克思会将以19世纪的表现主义为代表的科学观作为批判对象，这一工作在上一部分已经做了说明。尚留另一项工作需要处理，即对资本主义人文的浪漫主义作为对立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那么，马克思的新人文主义会以什么方式取代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呢？

马克思将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做等同处理，在他看来，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是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的真理，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在《神圣家族》序言一开篇，就把新人文主义放在脱离德国哲学的桎梏，回到现实的个人的位置上。如前所述，马克思有对现实人性揭示的强烈需求，这预示他的新人文主义会考察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机器，机器是一个科技产物，所以将视野落实在现实的生产环节，并视这些行为就是科学技术知识之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首先，批判的第一要务是批判地吸收工业社会中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指的“人”是一个扩大的“人”，他的本性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天然的、原始的，而是现实的从事生产劳动的人。马克思接着指出，费尔巴哈“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不仅扩大了“人”的概念，还扩大了“自然”的概念，通过这种方式告知费尔巴哈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反，人与自然界的和谐需要从现实的感性活动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入手，进而解释道：“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而不断改变。”由此推断，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揭示会以不断变化的工业进程为准绳，工业是人类对象化的结果，也是人类自我改造的产物，这种带有表现主义韵味的思想和工业融贯地结合起来。最后马克思说：“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也可以理解了；
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这样就清楚了，不仅新人文主义超越了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还借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指出人性就是工业中的是自然结局，这个扩大的自然，将人类的科技行为装入其中理解人性，包括劳动和生产。

其次，通过批判机械论的科技观寻回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自笛卡尔以来，机械论的科技观表现在人、动物和机器三个主题，马克思需要在这三方面调制出新人文主义。

第一，可以肯定，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本性，虽说黑格尔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他所谓的人性是不从事生产的“自我意识”。所以，“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借助劳动说明了历史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人性。因为，人类的“第一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第二，笛卡尔将人和动物以“理性”为标志进行划分，并将动物等同于机器，他说：“如果有那么一些机器，其部件的外形跟猴子或无理性动物一模一样，我们是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本性与这些动物有什么不同的。”马克思对此表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但是，“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尽管意志或意识和笛卡尔的理性有相近之处，但是将这种活动理解为劳动更妥。在马克思著名的蜘蛛和蜂房论断中指出，劳动是在头脑中意识活动后的一种行动，“在劳动过程开始时，观念地，存在于劳动者的表象中了。”这就是说，人一旦脱离有目的的行动就谈不上改造世界，更谈不上改造自己。

第三，新人文主义接受机器在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如果反对机器就成了复古派，因此需要接受机器带来的社会结局。在《资本论》的一处脚注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机器的态度，他说：“把动物定义为机械的笛卡尔，在这场合，是从制造业时期的观点来看，是针对中世纪而言的。中世纪是把动物视为人的助手。”此时的马克思注意到的是机器在价值转移大小上的贡献，在经济学意义上，人可以支配动物和机器。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后来机器反过来支配人，这个悖论表明既然能够接受这一社会结局，新人文主义就不是反动的资本主义，而是批判的资本主义。所以，即使异化劳动是自然和社会的结局，面对机器的崛起就不会采取反其道而行，而是顺势而行的办法。

最后，马克思通过新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批判科技资本主义在工业生产中的异化。可以这样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界，每个个体都是从它的对象化的过程中与客体发生联系，除了物质生产是对象化的产物外，人类的心理活动，如感受，意识是人通过劳动与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因此，如果把异化视为一种人在生产中感受到或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并且无法被消除，那么至少可以说马克思已经揭示了科技世代造成了心理上的“糟糕感”。将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真正要义恐怕是在衡量科技是否向善时，需要消除这种“糟糕感”，如果无法实现，至少要保证身处其中的人对它是“可接受的”。科技世代马克思新人文主义除了具有超越性和批判性，还因其具有前瞻性而成为新科技的重要价值指引。

新科技的形态变化是在科学、技术和工程密切融合和规模巨大的意义上而言的，与过去较为独立的这三个门类相比，今天三者加速融合汇聚的趋势愈演愈烈，并且突变式地介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所谓的科技世代主要是新科技的颠覆性影响越来越强，人类对其依赖越来越大，科技活动不仅在地质年代上对居住的星球影响加剧，还对自己产生影响。数字智能科技（简称“数智科技”）是新科技的代表之一，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计算机科学为引擎，以算法的可视化为目标建立，包括计算机科学、移动通讯技术、智能科学、数据技术、虚拟视听技术，实现人人联网、人物联网和物物联网，这些新科技制造了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虚拟数智物；
另一个新科技代表是生物医学科技，以生物学为基础，以化学和医学为引擎，以生命现象工程化为目标建立，包括神经科学、脑科学、病毒研究、基因编辑技术、胚胎干细胞科技等在内的人工生命的新形态。这两类新科技呈现相互融合，彼此贯通的趋势，构成了一种以人类心灵和肉体与虚拟数智物和人工生命相互搅和的形态，这种搅和产生了有益和无益的影响。

目下，新科技出现的新形态，令人类理智和社会生活面临新的困局，单个新科技部门内部和多个新科技门类融合之间皆存在伦理治理的灰色地带，打开科技黑箱需要通过价值指引、伦理治理原则和治理框架共同发力。科技伦理治理是一项严谨的学术探讨，本质上事关人性，学术界对人性的价值讨论除了新人文主义之外还有后人文主义。笔者将论证，后人文主义在解答人类心灵和肉体与新科技的搅和中容易让人性迷失方向，经对比后指出马克思新人文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参照作用。

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主张以解构的方式看待人类与数智机器的结合，其学风主要来源于上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被誉为后人类之父的哈桑（Ihab Hassan）指出，推动我们接近后人文主义的恰好是，“某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文主义者和大多数科学家目前都在推动对人类的重新审视。”后人类的目标是打破自笛卡尔以来形成的“自我”，换言之，秉承后现代主义的学风，后人文主义认为，人性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人类总是在环境中与异质的事物共生和共存。建立在现代主体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遭到后人文主义挑战。哈桑认为这是无奈之举，而这一情形的出现，实际上来自科技进步以来对人类生活和生产施加影响的结果。“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人类的形式——包括人类的欲望及其所有外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们需要认识到，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可能即将终结，它将自己转变成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 东西。”

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对人类中心论提出过挑战，他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提议，考虑到科学知识生产规模的扩大，以一种对称性视角来看，人类和非人类在科学知识生产中，不应将人类放在一个优先地位。后人文主义力主在人类心灵和肉体与数智机器或其他人工物之间的搅和中打开重新理解“人性”的窗口，但是在其笔下的“人性”是重拾还是丢失还有待观察。

倘若人类与数智机器进行搅和，是后人文主义希望呼吁的以异质性来回击现代主体哲学同一性之表现。那么，与此类似，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来自超人文主义（Trans-humanism），“是一场理智和社会政治运动，涉及一系列生命伦理的议题，通常该议题包括使用技术对人类有机体做出激进地转化。超人类主义的要核是鼓励使用生命转化技术去‘增强’人类有机体，最终的目的是以这种激进的方式克服人类原有的有限性。”“相信技术能将人类转化为所谓的后人类，一种未来被技术增强的理想的存在。”超人文主义宣告借助新科技中的增强性来扩展人性，例如通过生物医学科技提高人类寿命、修饰人类基因、辅助生殖等，借助增强科技帮助人类脱离自身的自然条件，获得人工制造的更大的功能。世界超人文主义协会（WTA）倡导人之一的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超人文主义根植于理性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的遗产。他指出，基因技术的全面发展，会增强生物潜力，超过超级智能最初级的水平，“沉默的进化过程也极大地放大了人类世系的智力发展；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智人的认知能力已达到在生物系统中能获得顶点。”后人文主义和超人文主义对于科技世代人性的认识和发展的理解是一种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其愿景美好，但并不现实。至少当前多数正常人不会接受在自己脑内装上一枚硅芯片，帮助提高记忆水平。

正是鉴于超人文主义主张尚有不明了的风险后果，以及在保守和激进之争仍存在不确定的分歧，笔者不打算将其视为科技世代人类的价值参照系，因为拥抱后人文主义或超人文主义可能为时过早，我们所关注到的更多是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的悖论，以及如何更好地为其疏解和排险。因为，“人与技术之间具有悖论性存在，这也是人的本体论的困境：人是生存之中创造性的存在”。

关于旧人文主义，前述已说明马克思未对其做过多表态。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文主义仍会把自己放在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潮头，较为忧虑地对科技缺失人文主义感到遗憾。肖峰在讨论高技术时代的人文忧患时，提议对科技做出人文评价，但是回探人文主义的力度还不足。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生物技术发展做出评估后认为人类和后人类的分界线一旦被跨越，人类就会失去人性。米勒（Daniel Miller）和霍斯特（Heather Horst）看到，在数码时代，人性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数码技术正威胁着人性。诸多疑虑皆指向新科技中复归人性思索的一面，但是对人文主义疏解科技悖论却没有太大的信心，具体论述还不够明确。

马克思新人文主义在科技世代的远见卓识表现在，正视新科技的发展对于理解人性的重要性，但是新科技给人类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作用仍需警惕。如前所述，新科技导致的异化是无法消除的，表现在心理学意义上则是一种“糟糕感”伴随着人性，但是这种“糟糕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承受的呢？

总之，科技世代马克思新人文主义的前瞻性表现在：一方面，工业社会是理解人性的基础，其进程的变化敦促人们对人性持动态的观点来理解。如若按此思路，工业的不同阶段，人性就有不同表现。这是正确理解科技在工业社会应用的现实性，是理解现实人性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理解现实的人性，还需要看到劳动的自然结局和社会结局：异化。综合这两方面来看，异化在不同的工业进程中表现有所不同，形态有所变化，人们对它的感受和体验也存在时代上的区别，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例如，在工业大机器面前劳动者感觉力不从心，如今，异化的形态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制造的“糟糕感”减轻了，人类在数智机器面前倍感时间不够用，仍然可以理解为自然结局和社会结局给心理施加的影响。换言之，新科技经工业产品生产过程转移到劳动者身上，令其体验到一种“糟糕感”，不过研究者不大会将此看成是马克思新人文主义需要分析的地方，但是笔者不这么认为。之所以强调马克思新人文主义的前瞻性，是因为随工业进程，新科技的发展一直在重塑人性，其中异化带来的“糟糕感”不会消除，对异化带来歪曲意识形态的担心，以及对新科技产生的不适感持续产生学术兴趣，需要进一步扩大到社会治理层面上去疏解这种“糟糕感”，皆因异化的新形态和人性产生了不协调的共振。

在《消失的真实》一书中，金观涛指出：“现代性本是建立在真实心灵之上，但随着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之发展，人类真实心灵丧失了。”真实心灵的丧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然和社会结局，它呈现的是一种心理学意义的“糟糕感”，但是很少有研究者会把马克思的批判当作一种心理学的诊断来看待。所谓的新科技悖论令人成为机器统治的对象，或在劳动中被边缘化，实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适。如前所述，从演化的角度看人类的心理之所以产生“糟糕感”，是因为人类的心灵无法适应快速运转的工业流程，毕竟这个阶段对于人类的演化史而言还相当短暂。正如流行于演化心理学界的一句话：我们的头脑从石器时代演化而来，却生活在科技世代。因此，从人性的角度说，诸种因机器带来的“糟糕感”是不可回避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新人文主义的前瞻性可以用来透视科技世代人类心灵和肉体与新科技产品搅和后产生的“糟糕感”，笔者提议将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评价落实在心理是否舒适这个角度。

我们先看看数智科技如何令心理的“糟糕感”变得明显。20世纪来自语言符号的语言学革命，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真实世界被符号和逻辑为工具的机器所模拟和复制，数智机器通过编码和算法制造了由一个个数智虚拟物组建的数智世界。在社会生产中人的要素变得越来越少，虚拟数据的要素占比增大，真实世界被数智世界所取代，人被边缘化。例如，人脸识别的第一案，一位游客入园被勒令必须通过人脸识别验证身份。后来游客将园方告上法庭，正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举动令人产生了“糟糕”的心理。为什么这样的体验是衡量新科技和人文的落差之标准呢？想想我们自己要证明自己是谁，必须通过数智机器的捆绑才能辨识时，我们还能说，我的存在是因为我自己吗？尽管今天对“我思，故我在”，“人为自然立法”等哲学命题的批判仍存在，但是想想人性中理性的那部分，强调的正是自我识别的能力。

新科技悖论表现为你觉得越“糟糕”，越不得不去做。新科技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加速了生产和生育的速度。被算法围困的快递员，在算法黑箱的控制下不得不跑得越来越快，走路、跑步或骑自行车无法胜任这个职业，逆行和闯红灯成为该职业的标配。劳动和休闲之间漫长的距离仿佛并没有因新科技的时间加速而缩短。如果生活和生产可以通过数智编码经算法编写，那么人就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同理，生命和生育可以通过修饰和编写，缩短生命生长的自然周期和自然形态，表明资本带有的歧视和偏见，加剧了人们对遗传中携带的不良遗传信息的鄙视，并在这种意识形态上大力发展利润可观和风险并存的商业帝国。甚至身体也可以被新科技介入实现脑机相联，美国商业公司Neuralink则是致力于实现人脑与数智机器搅和的典型。诸如此类的案例清晰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批判的影子，新科技与资本形影不离。

笔者并不是说，人类社会越发展，人性就必须按照原始的、天然的尺度来刻画，马克思已经表达过人类改造着自然世界，同时自己也在被改造。倘若在17世纪前，人类借改造自然界为一面镜子来认识自己。不同的是，新科技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人工世界，作为一面镜子我们还能借它认识自己吗？不妨问问自己，我能借一个虚拟世界的ID或数智复制的虚拟人来指认自己吗？笔者曾在《数码人格刍议》一文中指出，数智世界复制了一个不完整的数码人格，与真实世界的人格之间丧失同一性，不能被作为指认自己的数码物。言下之意，如果新科技制造的人工物是识别人性的镜子，前提是必须保证这面镜子符合新人文主义价值，毕竟我们不能用哈哈镜来认识自己，必须避免走向一个本末倒置，以假乱真的世界。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整个逻辑是建立在资本赋予的虚假信念之上，并创造了有史以来惊人且巨大的财富，但是繁荣的景象构造出一幅虚幻的图景，通过各种拜物教掩盖了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真相。科技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受益的并非是绝大多数参与产业生产的劳动者。资本主义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是物—物的背后“真的”遮盖住了人—人的关系，新科技“真的”使人性边缘化，丧失真实性。已故的著名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指出：“人类纪的时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计算战胜了一切而成为决策准则的时代，在这里，算法的和机械的东西被具体化、物质化为逻辑的自动化和自动主义，进而催生了虚无主义的降临。”斯蒂格勒表达的内容和我们理解的新科技资本主义是一致的。

借数智机器虚拟的世界为生活世界，以数智虚拟世界为生活准绳，把时兴的元宇宙视为未来。通过生物医学科技令永生成为虚假的生活信条，以人工生命为人类突破自然限制。实现人类心灵和肉体与新科技的搅和一旦发生不可控的情形，会令人性处于危险的境地，假面舞会是生活中的一道风景，但是人类总不能整日整夜生活在假面舞会上吧？在此，笔者想用声音碎片乐队的那首《电子荒野》的歌词结束讨论：“你的孩子迷在电子荒野之城，他以为世界从来如此，人们虚拟现实，混同游戏和梦，真实的一切反而简陋。嘿，陷阱一步一步。……嘿，不止你一个人，有迷路的表情，荒芜的心。”

今日重提马克思新人文主义是因为在新科技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无法预料的风险，单个科技部门和各个科技部门之间融合产生了形态复杂的变体，所需的价值指引、伦理治理原则和治理框架的缺口变大，对人性的影响正在发生剧变。找准价值指引已然是当务之急，选择后人文主义或超人文主义作为价值参照系虽然迎合了新科技与资本结合的口味，但是会面临弱化人性的结局。通过马克思新人文主义对科技世代工业与人性的探讨，揭示工业发展的自然结局和社会结局，正视新科技制造的“糟糕感”，合理按照人性的实际需求提出伦理治理原则。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互联智能时代。生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快速发展。科技创新精度显著加强，对生物大分子和基因的研究进入精准调控阶段，从认识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设计生命，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伦理的挑战。”如今，科技强国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家战略意义凸显，同时科技伦理治理力度大增，一手抓科技强国，一手抓科技伦理治理是中国迈入科技世代的两大重要任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倡导马克思新人文主义能够为科技世代提供重要的价值参照系。

猜你喜欢 人文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 马克思的异化观及现代西方学者对它的拓展天中学刊(2022年5期)2022-11-08马克思像宝藏(2022年1期)2022-08-01《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上海人大月刊(2018年6期)2018-07-07人格权位置之合理性分析商(2016年33期)2016-11-24人文主义视野下的高职教育研究职业(2016年10期)2016-10-20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青春岁月(2016年4期)2016-08-04也谈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读书(1997年1期)1997-07-15不要给资本主义过多的“荣誉”中国青年(1986年7期)1986-08-20重要更正中国青年(1956年6期)1956-08-16

推荐访问:马克思 人文主义 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