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初探与对策建议——基于因子分析的部分省市数字经济竞争力评估

王艺琳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为加快发展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就应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这既是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出的新战略方向，也是保证实体经济市场稳定、推动经济国际交流的重要途径。发展数字经济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作为新经济形态、新资源配置方式，数字经济集中体现了创新的内在要求，其特点是基于数字资源和互联网基础，在同等的成本投入下改善就业形势，推动供给侧改革，开辟实施数字农业等农业发展新模式；
数字经济亦能推荐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小微企业和个体从业者创新创业。信息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全新变革，数字经济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将对各国经济形势变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数字化程度、信息建设与共享能力、互联网和服务基站建设水平将反映出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已建立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初期政策框架，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应用广泛且推进较快，但与实体经济生产领域深度融合情况仍有待提升。数字经济化可加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异。基于此背景，使用政策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政策实施情况、与实体经济融合情况进行分析，据此对数字经济政策工具未来方向提出建议。

目前，研究我国数字经济政策及发展的文献非常丰富，但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切实发展情况看，建立数字经济评分框架评判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否能改善实验地区的数字经济化亦应是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所选试点省市、对照省市建立得分体系，将数字经济指标得分服务于评判地区经济发展的总框架。

依据国家相关数字经济政策构建政策融合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三维框架：根据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对政策条款进行一维编码分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作用面进行二维编码分类、数字经济政策目标进行三维编码分类。编码分类和频数统计的对象为筛选所得文件中数字经济政策分解所得的独立分析单元。通过频数统计、分类对比，得出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特征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情况。

对于数字经济这种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兴经济形态，政府层面会通过构建长时效、多维度、结构性公共科技政策工具系统高效迅捷地巩固此类发展初期的社会现象，通过此类多领域覆盖的指令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模式的发展振兴，从而达到引导参与主体行为、规避市场失灵、推动新模式运营的效果。因此将国家层面发布的政策文件作为研究对象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情况进行探究的方法可行且有效。

在国家层面按内容相关度排序筛选得出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共129 篇（截止2021 年4 月）：国务院文件和国务院部门文件41 篇，政策解读88 条，以此为基础建立不同维度政策分析框架。2016 年12 月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中初次出现：“数字经济合作成为多边、双边合作新亮点”，意味着采用政策工具干预数字经济形态正式开始。

已有学者采用Rothwell 和 Zegveld 的政策工具分类法建立了政策工具—政策目的二维框架，采用传统编码方式，从供给面、需求面、环境面对国内现行的数字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对现有数字经济政策进行总结并提出展望。在此基础上，旨在探究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情况，基于探究融合情况的目标，考虑到数字经济政策与实体经济政策融合的作用面与独立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产生影响的作用面不同，故将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框架修正为政策工具—融合目标二维框架，作用面设立为宣示面、措施面、规划面，使用内容分析法，利用基本公共科技政策工具进行分析。

X 维度用以分析数字经济政策工具。早在1985 年，Rothwell 和Zegveld 两位学者已经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复合公共政策工具体系通过供给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对技术形式革新产生推动作用。参考此分类并结合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特点，作详细分类如下。

（一）供给面政策工具

供给面政策工具是指国家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中从决策层发出不同性质的指令，对重大的经济决策作直接投入与支持，通常通过对公共服务、教育培训、科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支持共享等方式扩大供给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二）需求面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从支持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出发，为消费者提供便利、提供最直接的补贴政策。一般通过政府采购、试点改革、外包合作、消费端补贴等方式引导市场需求。

（三）环境面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一系列有利于新经济形势发展的政策环境，通过政策支持、安全保障、法规管制、金融支持、鼓励创新、目标规划、权益保护的方式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优质的软环境。

X 维度分类结果中，环境面政策工具占据比例最高（56.94%），供给面政策工具次之（31.25%），最后是需求面政策工具(11.81%)。环境面次级政策工具“目标规划”和“法规管制”是出现频数最高的政策工具。供给面、需求面政策工具次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科技设施建设”使用最为频繁；
其次是“信息资源支持共享”、“教育培训”；
排名最后的“公共服务”仅占8.89%。在需求面政策工具中，“试点改革”使用最为频繁，“政府采购”出现的频率最少。结果如下：

表1 X 维度分类结果①

Y 维度着重分析三类政策工具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面的促进情况。促进数字经济政策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政策工具可分为宣示面、措施面、规划面。宣示面政策工具强调对数字经济现象实现具有观念上促进作用的政策，促使民众接纳新政策形式；
措施面政策工具要求接受对象能够提出具体变革措施，包括通过实施制定具体的举措、规定、监管政策等实现最终目的；
规划面政策工具指仅刻画规划最终目的而不指出详尽措施的政策工具，分类结果为：宣示面政策工具45 条，措施面政策工具18 条，规划面政策工具82 条。

《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发展数字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全球化。Z 维度着重分析数字经济政策致力实现的目标，当今我国实行数字经济政策目标可归纳总结如下：

（一）缓解就业压力，改善人力资源市场配置，加快促进就业形势改革

数字经济政策最重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就业。一是拓宽就业空间，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当前就业缺口进行准确分析，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响应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二是加快就业形式改革升级，促进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体系，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创造多种多样的就业机遇，例如：为劳动者提供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化行业的职业，为起步阶段的中小微数字产业提供可共享的信息资源，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的就业空缺为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职业的存在又能够进一步推进劳动者技能数字化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改善就业形势、促进就业形势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

（二）促进国民生活数字化，包括但不限于居住环境、工作方式、医疗建设等领域进行数字化革新

在居住环境方面,丰富以家庭为单位优化消费服务供给,提升国民居住幸福感,加快建设以数字家庭为代表的现代国民生活体系,力争每个家庭具备一定数量的智能家居产品、住宅和社区应用智能化服务系统,并争取部分省市在2022 年前完成家庭数字化的试点改革;工作方式方面,推进办公方式的数字化革新，使异地办公、居家办公、远程会议办公成为更加主流的办公形式；
推动远程办公系统的研发与运用；
医疗领域方面，加快建设互联网医疗的治疗形式，将数字医疗运用到会诊治疗、药物取送、支付手段、家庭医疗等多方面，推动研究和试点数字医疗建设。

（三）引导教育行业与农牧渔行业数字化改革，从根本上提升国民数字素养

改革农林畜牧业数字化生产环境与销售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的线上教育模式、改革职业教育的招生模式、培养方式，探索新形态的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安全有保障的投资活动，引导工商资本、金融资本投入数字农业农村建设。

（四）实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数字资源挖掘与共享，加快构建新形态、高效率、多角度的各行业发展形态

例如引领构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生态环境，推动基础软件与算法支持在产业集群、园区等建立公共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强化平台、服务商、专家、人才、金融等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
如支持企业建立开放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行业内中小微企业提供需求撮合、转型咨询、解决方案等服务；
如支持创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支持构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生态，推动基础软件、通用软件、算法开源，加强专业知识经验、数字技术产品、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整合封装，推动形成公共、开放、中立的开源创新生态，提升传统行业对新技术、工具的获取能力。

（五）促进国内经济市场稳定发展、国际市场合作繁荣，早日实现经济全球化变革与数字资源全球化

为了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繁荣，为国内市场劳动者权益，建立稳定安全的环境，新型的市场形势，通常会采取立法建立管控及时推动修订不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加快破除制约平台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措施。

按照上述目标对文本进行第三次分类，得到的Z 维度分类结果为：就业类27 条，生活数字化类14 条，教育与农牧渔类26 条，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共享类27条，国内外市场稳定繁荣类51 条。

2018 年6 月，《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对国内部分省市先行试点数字经济政策，涵盖全国各省及直辖市十余个。综合考虑城市特点且尽可能排除其余政策工具对数字经济政策评分制度的影响，从试点省市政策中选取北京市、天津市的政策影响指标得分变化情况作为实验组评分对象，命名为实验一、实验二；
从未实施试点政策的省市中选取河南省、湖南省的政策影响指标得分变化情况作为对照组评分对象，命名为对照一、对照二。通过观察实验组、对照组的政策影响指标得分增幅，从而判断2018-2019 年数字经济试点政策的有效程度。

对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研究，已有可靠成果的是张伯超和沈开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定量评估与特征分析》中提出的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量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三维框架中的Z 维度设立特点，综合选取7 个指标进行实验组、对照组经济数字化程度打分，分别为：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个）、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比（%）、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信息安全收入(万元)。

运用IBM SPSS Statistics 因子分析法对所选取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步骤如下：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因子分析法将7 项指标归类，形成若干主成分；
为各个主成分赋予相应的权重，计算各成分得分、各地区得分。

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2019 年所选省市的发展指标。由于各个变量的度量尺度不统一，故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数据视图中导入指标数据，将其作为分析变量加入variables 列表框。对相关矩阵、统计量选择等窗口依次进行设置。结果显示各指标数据通过了KMO 与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指标变量表现出较强相关性，说明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进行归类赋权。采取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采用回归方法计算分析后各主成分的得分。

表2 2019 年主成分贡献表

表3 2019 年四省市方差解释表

以2019 年结果为例。结果显示，前两个主成分的方差累计贡献率94.16%＞85%，因此这两个主成分可以代表7 项指标的信息。

接下来分析因子载荷。因子载荷是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变量载荷绝对值越大，说明此因子与原变量的关系更紧密，且原变量更能被此因子代替。

仍以2019 年数据为例，对比因子载荷矩阵和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选择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载荷分配情况更分散、清晰，也更容易解释各个因子的实际意义。

表4 2019 年旋转成分矩阵

2019 年成分矩阵

2019 年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旋转成份矩阵选取两个主成分代表原7 项指标的信息。主成分一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比重、信息安全收入。可以发现主成分一涵盖了某地区的就业情况、实施数字化交易的企业比重、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因此将其命名为数字化就业与安全保障系数，分别对应X 维度环境面政策工具、Y 维度的规划面、Z 维度的就业面和市场稳定发展面。主成分二包括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比、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因其涵盖教育情况、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民生水平，故命名为数字化建设与教育水平系数。

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出2019 年的双因子得分公式如下，代入2019 年四组指标数据，即可计算出当年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得分情况。

通过同样方式得到2018 年的双因子得分。

表5 2018-2019 年实验组、对照组双因子得分

以2019 年为例，实验一在第一因子和第二因子均有较高得分，说明政策试点前后的数字化就业、安全保障、数字化建设与教育指标均表现较好。

为判断各地区需要考虑各地区的综合实力，对三个公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权重采取方差贡献率。2 个旋转后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依次为52.976%、41.185%，得出地区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用同样的方法处理2018 年数据。观察结果发现，试点省市一北京市在各类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具备特殊优势，因此在2018 年、2019 年的评分结果中，北京的评分遥遥领先。对排名和分数综合考虑，将北京的得分设置为对照分100 分，进而计算出其余三省市的标准化得分。最终得出2018 年与2019 年四省市得分情况。

表6 2018-2019 年数字经济指标得分表

（一）政策工具—融合作用—政策目的分析结论

从X 维度分析可知，环境面政策工具通过规划进而巩固宣示作用，通过制定法规、规避风险的方式为个体与平台提供法律保护，通过政策支持、鼓励创新为科研需求者创造良性竞争环境。此外，供给面政策工具中大量出现的“科技设施建设”与“信息资源支持共享”措施表明我国当前依旧处于各行业领域数字平台的长期规划建设状态。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基础设施建设，只有保证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持和信息技术能力，才能为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建设主要形式为构建利于数字经济模式发展与形成的环境，次要形式是供给侧改革，最后是需求端改革。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意味着我国极为重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建适宜环境，数字经济模式的实现与大多科技政策不同，无法通过短期内规定或立法从而迅速形成约束体系，因此优先使用环境面政策工具，辅以供给面政策工具和需求面政策工具。此外，配套资金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弱，这是新阶段需要注意的。

Y 维度共得出宣示面政策工具45 条，措施面政策工具18 条，规划面政策工具82 条。

X—Y 维度分析得出，最优先使用的融合类政策工具是环境面—措施面政策工具，即通过发布具体指令和详细措施来营造适宜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从而鼓励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和法律保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吸引力的环境，促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次之是环境面—规划面政策工具，即通过规划经济变革且塑造环境走向的形式实现数字经济发展；
第三位是供给面—措施面政策工具，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导向型优惠政策、鼓励信息资源建设与共享、加强教育模式的线上形式。宣示面政策工具作用较弱。例如以移动支付、平台经济等表现形式出现的数字支付形式是先占据支付市场、后在实践中开拓出约束方式，这与数字经济在国内发展形势相符。

X—Y—Z 维度分析分析可得：数字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偏向性和间接性，优先采用基础建设的政策工具来建设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体系，优先致力实现全国市场稳定和推动实现经济全球化、促进就业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资源开发共享。我国数字经济的最主要目标是实现就业形式的改革和最大化推动促进就业，因此，经济市场稳定、合理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类政策工具被大量使用，归根结底是推动建设稳定有保障的就业环境。

（二）政策有效性分析

在因子分析框架下，试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呈现较显著变化，实验一以极高分数和分差领先，试点城市二标准化得分由最初的4.42 分（排名第四）升至44.50 分（排名第二），同比增长906.49%

其次，供给面—措施面—民生、信息建设共享面政策工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照省市与试点省市的主成分一得分差距并不大，但对照省市2019 年主成分二（数字化建设与教育水平系数）评分差距明显，即教育情况、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民生水平差距明显，这意味着X 维度供给面政策工具、Y 维度措施面政策工具和Z 维度的教育、民生、信息建设共享政策工具仍需依照地市政策改进。数字经济的试点政策在试点省市表现出了较强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未实行新政策试点的省市全国数字化大环境的推动下亦存在邻近效应，证明我国现有的数字经济政策工具具备一定成效。

（一）相关数据少，指标选取受限。新冠疫情期间，数字经济模式催生了地摊经济、零起步网络平台经济、微小企业互通互助等自发性小微经济行为，在具体分析省市数字经济评分时，还应设立相应指标评价此类新经济行为作用，此外，也不能够排除疫情带来的影响。

（二）选取的年限跨度较小，分析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从政府对数字经济政策展望的目的中选取了七个指标用以刻画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数字化程度，选取参评年份和参评城市均受限，也未能准确分析得出该模式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预见性。

（三）三维分析框架的选取和结果展示仍需优化。三维评分框架虽是创新点，但对于结果的联立解答和展示稍显生硬，仍需改进优化。

［注释］

①XYZ 三维框架中所用到的分析数据均来源于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中筛选出的文件。具体方式是对筛选出的政策中涉及数字经济的政策工具文本按照“政策编号—具体条款/章节”进行编码，共得出145 个分析单元。其中，每条文本内容不能再次拆分，且拆分后的政策文本并集包含所筛选政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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