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序跋文的独特价值
时间：2022-11-18 13:2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潘浩正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序跋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的。序跋的依附对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以纸本形式为主的古籍、书画，又可以是金石器铭等，总之一切可书之文字的物品，都可以作为序跋文的载体。按照序跋文与载体的位置关系，一般认为，置于载体之前的称为序，置于载体末尾的称为跋。
序跋文一开始作为载体的附庸，主要目的在于介绍载体所承载的内容、载体（主要为作品集）的编撰体例、作者其人与作品价值等基本内容，为载体与载体作者而服务。然而，序跋文的写作多是从序跋文作者的视角出发的，这一特性使序跋文不可避免地带上序跋文作者的主观色彩，因此，后代学者不仅能够通过序跋文研究载体作者的生平，还可透过序跋文研究序跋文作者的文艺观念、审美情趣等。在这个意义上，序跋文的意义不容小觑。
序跋文作为序与跋的合称，已成为一个通称。当今学术界常出现将“序跋”与另一相近词语“题跋”的混用。在这里需要廓清二者的界限。有些学者混淆了“序跋”与“题跋”，依据“题”的“位于书之前”义，望文生义地认为题跋等同于后世所言的序跋。题跋在宋代以前多为写于书画碑帖末尾之作，题材和篇幅都很有限。明代徐师曾分言序与题跋，其《文体明辨》卷四十五“题跋”条云：“题跋者，简编者之后语也……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可见，“题跋”和“序引”“后序”有一定差别。另外，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欧阳修《居士外集》篇目编次将“序”“杂题跋”分为两类，可见当时“序”“题跋”分野尚明。南宋吕祖谦《皇朝文鉴》，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二为“序”，卷一百三十则为“题跋”。总之，“题跋”之“题”或非“序”义，应为题写之义，“题跋”义多落于“跋”上。因此，“序跋”其实是包含了“序”和“跋”两个要素的，“序跋”应包括“题跋”。
欧阳修一生中作了大量序跋文。本文所论的欧公序跋，根据序跋文所写载体的物理属性，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序跋文载体为书籍，主要包括“序”“记后”等；
二是以金石书画为书写载体，主要表现为“跋尾”“跋后”等。本文所论的序跋范围，以中华书局《欧阳修全集》的编目为界，具体如下：《居士集》卷四十一至卷四十四的编目为“序”的文本（21首序），《居士外集》卷十五的编目为“序”的文本（8首序），《居士外集》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的编目为“杂题跋”的文本（27首题跋），《集古录跋尾》的跋（412篇），《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补佚》卷二编目为“序跋”的文本（12篇），共480篇序跋文。同样需要廓清的是，赠序虽也名“序”，但因其逐渐脱离了对文本的依附，成为士大夫之间联络情感之文，“序”被置于书籍首段的初始意义已经消失，故不将赠序列入序跋文研究范围。另外，《居士外集》之所以将“书……后”“跋……”“记……后”这些以写书籍为中心的跋文归为“杂题跋”一类，大体上是由于从内容上看，这些跋文与杂文相差无几，而且，题跋文最初是记于书画金石之尾的，故加以“杂”字。
欧阳修作为一代宗师，其文学成就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据专家统计，欧阳修散文 2416篇，现存诗歌 860多首，词 240首左右，数量之大，在宋代诸大家中独树一帜。而据上文，欧阳修的序跋文有400多篇，占据其散文总数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可见欧阳修的序跋文在他散文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研究欧公序跋文的必要性。
序跋文由于其与载体紧密的依附性，内容多是围绕载体展开的。载体形式的丰富多样，决定了序跋文题材的广泛性。序跋文题材固然较“杂”，但总体还是围绕载体本身展开的，它首先是为介绍或评价载体而产生，直接服务于载体对象的阅读者。所以，序跋文的应用性又比较强，这就要求序跋文作者要以高屋建瓴的视角、简明扼要的语言描述所写对象。欧阳修的序跋文的开拓意义在于，他将自己多领域的学识应用于序跋，使序跋文不再简单地承担为读者介绍载体的功能性意义，而成为彰显自己文艺观念、政教观点、学术思想的传声筒。在一定程度上，序跋文兼备政论文、记叙文、书信等文体的内容。
孟子云“知人论世”，考察欧阳修序跋文的独特价值，首先需把握作者的生平履历及综合素养。欧公序跋文的卓越成就，是他作为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多重素质的综合展现。
（一）其序跋文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气息
欧阳修的政治家身份、忧国忧民的儒者身份与经学家身份，使他的序跋文总体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气息。
其一，其序跋文是对特定社会历史的反映。其序跋文虽以品评书籍、金石为主，但也有很多表现北宋政治、科举制度的内容，还直接表现了北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审美情趣。欧公的序跋文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从士大夫个人到北宋的整个政治文化状态，都可见一斑。如欧公《外制集序（庆历五年）》一文在回顾自己为官生涯的同时，对当时朝廷的用人情况、军事与民变的局面都有表现。《礼部唱和诗序（嘉祐二年）》讲述自己与梅尧臣等五人主持礼部科举，在五十日期间作诗百余篇，反映了当时的士子科举的具体情形。
其二，其序跋文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欧公序跋文虽然不比直达天子的奏议文、政论文来得尖锐、激烈，但作为其与友人交往的纪实，依然是他积极参与政事、批判当时士风文风的曲折反映，部分篇章还提出了纠弊观点，现实干预性较强。如对朝廷用人不当的不满，《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为好友梅尧臣打抱不平，直斥朝廷埋没人才；
《宋史·列传·欧阳修》提及欧阳修对士子“因陋守旧，论卑气弱”、缺乏文体创新精神、文气萎靡不振的现状予以摒弃和批判。《王文秉紫阳石磬铭》一文，批评北宋士子对书画艺术毫无兴味的现状，大声疾呼需重振日渐衰落的书法艺术：“五代干戈之际，士之艺有至于斯者，太平之世，学者可补勉哉！《唐韦维善政论》反对学者标新立异、语求怪奇以求声名：“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唐司刑寺大脚迹敕》一文，力辟佛老，甚至以唐太宗、唐玄宗之例抨击尊佛之祸，认为尊佛对于文学艺术也有害处：“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心系家国、心念文艺的忧患意识可谓至真至诚。
（二）其序跋文的学术性色彩特别浓厚
如果说政治家的身份使欧公将目光聚焦于国计民生，那么修撰《新唐书》纪、志、表与自撰《新五代史》的史学家身份又使他对待古代文献、金石书画，并非将其看为消遣娱乐的玩物，而是将目光聚焦于这些载体之上的文字，挖掘其史料价值，因此我们发现，欧公序跋文学术性色彩特别浓厚。一方面，欧公的书序文，具有保存前代古籍、金石、书画的文献学意义。欧阳修为许多珍贵的古籍金石作了序，而原书、原物今已佚散，虽然后人只能通过他的序跋文对原书、原物窥其大概，但这依然是难能可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欧公的题跋文、部分书序文，因非常重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辨、辑佚，又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欧公所作的考辨工作，以纠正史籍、金石碑文的错误为主，将这些出土文物与有据可查的传世文献相对照，内容涉及文字字形、人物姓名、官职、礼仪、习俗、年号等，可谓无所不包。这不仅使这些金石器铭的文化价值得以彰显，还在一定程度上以纠谬补缺的方式完善了传世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隋陈茂碑》以碑文为考辨依据，一是纠正了《隋书》中有关碑主官爵之讹，二是增添了《隋书》未载的碑主之字。再如《石鼓文》大胆怀疑韦应物、韩愈视该刻石为周文王、宣王之鼓的观点，列举四条证据予以反驳，发前人所未发。另外，这些序跋文又成为我们了解北宋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的媒介，因此可以说，序跋文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后汉鲁相晨孔子庙碑》在记载了其中一段碑文后，认为可据此管窥汉代臣子上书的措辞礼仪：“于此见汉制天子之尊，其辞称‘顿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书以致达而已。余家《集录》汉碑颇多，亦有奏章，患其摩灭，独斯碑首尾完备，可见当时之制也。”约作于同一时期的《后汉无极山神庙碑》中，却无“臣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之类用语，两相对照，欧公认为，应对碑文的真伪持保留态度，此又可见欧公敏锐的洞察力与触类旁通的学术能力。
以史学眼光审视文献、器铭，其实包含着欧公“以古鉴今”“以古鉴后世”的良苦用心。欧公认为，考辨工作意义重大，故需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文献。在遇到一些难以下定论的问题的时候，欧公持以“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如《帝王世次图序》言：“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缺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欧公并以孔子著书为例，反对“不量力而务胜”的以争奇求异为旨趣的史学观，批评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妄加揣测和判断的行为，对于研究者因年代久远而不得闻其实、因对该领域涉猎尚浅而蒙昧无知等情形，主张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审慎态度，这也是欧公求实、求真精神的表现。
（三）其序跋文的文学价值颇值得探讨
宋代文学发达，欧公作为一代文学宗师，其序跋文的文学性也是值得探讨的。其文学性表现在：一是着眼于文学形式的表达，在篇章结构和语言上做到另辟蹊径，使读者获得审美体验；
二是着眼于其独特的文风，以敦厚朴质为主，时见幽默、趣味之作。如《归田录序（治平四年）》是欧阳修晚年自陈心迹，借此以表退隐决心之作。这篇序与《秋声赋》在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借他人讥诮、责备之语顺水推舟，述说自己为政多年、进退处境之艰难，颇有借鉴汉大赋虚设的主客问答叙事模式来曲折抒情的意味：“既不能因时奋身……又不能依阿取容……”既夸赞了皇帝的贤明盛德，又委婉地表达了归隐避祸颐养天年的决心，在叙事艺术上尤可称道。杂题跋、《集古录》的题跋的体式则灵活多变，序作为书籍的开篇而严肃性、规范性较强，而跋文更能体现欧公个体的思想观念，表现他对文艺、宗教、历史、时代风气的感受和反思。如《题苏舜钦书后》：“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
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跋文仅一句话，前后句式仅差二字，看似为辍笔，而其悔恨之情在重复之下更显其真。当时苏舜钦被王拱辰等人以“监守自盗”的罪名革职，欧公见朋友被诬而自己无能为力，心中的无奈与对党争激烈、小人得志的愤懑，都从这短短一句话中流露出来。
欧公提倡文以载道，而其“道”重实切事。欧公之文不同于前代道学家之文的艰涩难懂，他笔下的序跋文，真正实现了文与道的完美结合，呈现了其朴质自然、文意流畅、含蓄深厚的文风。《晋王献之法帖（一）》介绍何为法帖后，言：“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欧公出以三言两语，士大夫挥洒自如的神态、法帖的艺术魅力便如在目前，文末还借此揶揄了时人不得其神而一味浸淫于文字形式的迂态，深意可见。
（四）其序跋文常常将具体事件生发到哲理性的层面
欧阳修的序跋文，不停留于简单地就事论事，常常将具体事件生发到哲理性的层面，融叙事、说理、议论、抒情于一炉。在考辨史实、批判浅薄世风的同时，欧公没有摆出道学家式咄咄逼人的口吻，而是以平易简练的语言，表达他对世道人心的感慨，进而上升到一般性的哲理高度，学术性与哲理性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界。如《后汉郎中王君碑》记载仅知碑主姓氏、生活年代与官位，其他皆莫可考的情形，于此，欧公感叹道：“盖夫有形之物，必有时而弊……久而无弊者道，隐而终显诚，此君子之所贵也。”欧公认为，像碑主这类求名于一碑，是求于有形之物，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与之相对，颜回“高卧于陋巷，而名与舜、禹同荣，而岂有托于物而后传邪？”不需要外物的证明，颜回正是以其无形的精神之“道”而传之后世，所以有“道”才是最可贵的。欧公由碑文生发议论，由具体事例阐发一般哲理，这就使其序跋并不是停留在作品表层，而是具有探讨社会历史人生的思想深度。再如《书荔枝谱后（嘉祐八年）》以“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
荔枝果之绝，而非名花”来说明物无完物，是由天性使然的道理。这种由物见理的旨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理学之所以如此发达的社会文化原因。
宋代以前，序跋文的主要内容为，介绍载体作者、成书体例、作品数量等，文章篇幅有限。自欧阳修开始，序跋文数量蔚为大观，篇幅也变得有长有短。研究序跋文，无论是对研究其所写载体，还是对研究序跋文作者的文艺、史哲观念，都很有价值。欧公在文学、经学、史学等学科上的贯通，使得他的序跋文负载丰富，批判现实、辨章学术、文艺展示、哲理思考等内容均有所呈现。欧公能取得如此成就，自然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浸淫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欧公享有“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之美誉，他常常以文学话语的形式呈现他的君子人格，而其超然独鹜的序跋文正是这样的话语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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