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
时间：2022-11-15 08:2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腾飞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82)
“四小龙”的崛起是国内国际，主观客观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断定说只要达成某一个条件就一定可以复制其成功，也难以量化哪一个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只能尽可能分析提炼其成功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发展经验有哪些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1.1 优越的地理条件
从气候上来说，亚洲“四小龙”除了新加坡以外剩下三个经济体都是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种气候年降水量在800mm到1500mm之间，最冷月温度在0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最热月均温在29摄氏度左右。亚热带季风气候属于中纬度的沿海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区，这一地区是被地理学界公认的最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气候区。首先，这一地区年平均气温相比于更高纬度的寒带气候气温更高，无霜期更长，但是和热带气候比起来又较为凉爽，更适合人类工农业生产活动。除了温度适宜以外，中纬度沿海温带亚热带气候区降水条件也极为有利。因为处于沿海，所以相对于内陆的大陆性气候降水更充足，单位面积内可以产出更多农作物，在工业社会也可以满足工业用水的大量需求。这也就导致中纬度沿海的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有更高的人口承载力，在农业社会可以产出更多的农作物繁衍出更多人口，在工业社会借助原有的人口优势再加上充足的水资源和适宜的工作温度，很容易在这些地区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而热带地区虽然降水充足但是温度过高，影响员工工作效率，而且温度调节设备会额外增加工厂投资成本。而远离海洋的大陆性气候区降水缺乏，农业社会就难以供养太多人口，在工业社会条件下，缺少劳动力、水源，市场也较小，经济往往和沿海地区有较大差异。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四小龙”接近世界的经济中心，同时靠近国际航运主航道，给他们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便利的交通。世界上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西欧和北美，这三片地区的GDP总量常年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75%左右。这也导致国际的主要贸易也是围绕在这三个地区间进行的，因此连接西欧和东亚之间的航路成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线之一，再加上原油主要出口区域海湾地区就位于这个航路附近，进一步加强了这条航线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使得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航线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四小龙”全都位于这条国际主航道附近，使得他们参与国际航运和国家贸易的条件得天独厚，降低了航运成本。而且他们还背靠东亚的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大市场，外向型经济的交通和市场的条件本身就比其他区域更为优越。以新加坡为例，它不仅处于国际主航道上而且位于航道重要节点马六甲海峡的出口，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很容易承接航道上需要的修船，转口贸易等行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热带雨林条件下气候不利的缺陷。
1.2 合适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时期，韩国、新加坡主要政体都是与西式民主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无论是韩国朴正熙的军政府还是新加坡李光耀的家族政治，在追赶先进地区的过程中都使用政治权力，集中全国及地区资源，并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向，为国民经济的不断升级换代进行引导。
在经济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虽然也是落后地区，但可以在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自己最具有优势的产业，在缺少资金技术，但是劳动力廉价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纺织等产业，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展附加值更高的重化工业，在技术积累与人才培养达到一定程度时适时发展高附加值的半导体，面板、金融和精密机械制造，彻底站稳产业链的中高端。
以当时的韩国为例，在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军政府以后，韩国发展有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当时的朴正熙政府并没有执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而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自发的就会以经济中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开始发展当时最适合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加上作为西方阵营的优势，可以充分利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发展外向型的经济。但是如果单纯遵从市场经济逻辑让企业自发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按照发展经济学观点很容易导致不合理分工的固化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而韩国具有巨大权力的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经济的弊端。韩国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韩国在国际产业结构分工的地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国家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以后，韩国政府开始有意识的通过扶持一些大企业实现资本集中，来发展附加值更高的重化工业。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五年计划为国家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有计划的引导，减少市场经济短视与盲目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圈定的一些民间大企业提高国际贷款的担保以韩国的信用来为私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最终使得韩国成功地将劳动密集型的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为主的结构。也有效地防止了静态比较优势可能带来的依附性发展与贸易条件恶化，防止了过度贸易保护与国有企业垄断导致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债务危机。
韩国也在财阀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利用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其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实现了第二次的产业升级，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半导体市场，发展了科技密集型企业，最终站稳了发达国家的位置。
总而言之，“四小龙”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模式，让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竞争，提高微观资源配置效率，利用政府的力量弥补后发国家及地区企业资本与技术的短板，通过对产业和出口的强干预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兼顾动态的和静态的比较优势。最终在高端产业站稳脚跟，成为经济发达地区。
1.3 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亚洲“四小龙”一直是资本主义阵营在东亚的堡垒，这些地区不仅在军事上可以起到封锁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苏联的作用，而且扶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抵御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潮也有重要的意义。正如1957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斯·F·米利肯和沃尔特·W·罗斯托共同主笔的《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中所说：美国参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提升不发达地区对美国的认知，让他们了解美国的目标、愿景、价值取向与他们并无二致；
第二，在这些地区建设具有民主活力自信的政体。美国应该通过对外经济援助建立对美国友好的外部环境。学者毫不掩饰计划的政治动机，直言经济援助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经济，最终使不发达地区不再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是终极目标。因此最初是出于政治考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四小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外部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控制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四小龙”进行开放。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上是两极格局，但是苏联主导的经互会较为封闭而且市场远不如包括了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规模大。而“四小龙”的产品首先在“政治”上合格，美国不会对其产品像现在中国产品那样进行抵制与抹黑，使得“四小龙”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与竞争获得了先天的优势。
第二，西方阵营不仅为“四小龙”提供了市场，而且产业转移上，尤其是高端技术的转移方面不设置壁垒。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领域激烈竞争，为了打败物美价廉的日本产品，美国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进行扶持，进行一定条件的技术转移，最终在半导体的制造领域实现了台湾地区台积电、韩国三星和美国英特尔三分天下的格局。半导体制造需要上下游多个地区大量产业的配套，包括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光刻机制造等，而“四小龙”引进或者研发类似的技术并不会受到刻意的封锁或抵制，反之美国资本出于资源禀赋的考虑会对其进行支持。
1.4 较小的地区体量
体量较小，也是“四小龙”能够成为发达地区的重要原因，“四小龙”人口最多的韩国只有5000万出头，而人口规模最小的新加坡则只有500多万。这种人口规模只需要两三项高附加值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占据优势，就可以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从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步入高收入水平。比如中国香港金融行业的GDP近几年占总GDP的比重为18%左右，而贸易与物流占21%左右，其他大部分的GDP都是围绕着这些行业以及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创造，高收入的金融行业从业者为香港的餐饮酒店交通等服务业贡献了大量消费，从而带动整个香港地区人均GDP的提高。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与亚洲“四小龙”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当前也正处于“四小龙”经历过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阶段，因此将“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当下的情况做比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从地理条件上来看，中国的气候条件与“四小龙”相似，而且拥有更大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区，面积超过350万平方公里，人口承载力更大，经济发展潜力更大。在区位条件上中国东部沿海有超过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良港众多，并且中国自身就是国际主要航道的目的地之一，经济腹地广阔，目前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七个，发展外向型经济拥有便利的海运条件。
其次，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四小龙”类似，但也存在差异。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比崛起时期的韩国、新加坡拥有更高的权威，而且可以对经济施加更有力的干预与调控，同时节制资本，避免像韩国那种私人大财阀绑架国家的现象出现。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外，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也发展迅速。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积极执行外向型经济政策，依靠更加完善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规模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比亚洲“四小龙”规模更大的后发地区工业化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类似于“四小龙”崛起时执行的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优势，兼顾了动态和静态两种比较优势。
最后，从国际环境上来看，中国相对于“四小龙”却存在一定的劣势。从市场角度来看，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2001年才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中国在2001年入世以后实现了迅速发展，但是还是在走相当于“四小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中国发展壮大以后，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其潜在的挑战者，认为中国在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全球化贸易体系”中发展壮大却威胁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使得美国有心阻挠中国从美国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中获利，近年来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就是美国这一政策的体现。另外，在国际技术转移上，西方阵营在一开始就为中国设置了极高的壁垒。无论是冷战时期设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还是1996年签署的瓦森纳协定都把中国作为西方先进技术转移的主要限制对象。虽然中国近年来也通过引入一些国外技术实现了某些领域的技术跨越乃至赶超，比如高铁技术，但是大部分高端技术，尤其是信息时代必备的半导体产业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尤为严厉。这使得中国在进一步产业升级上缺少西方先进国家的支持，甚至还遇到遏制，这是中国大陆相对于“四小龙”一个重要的劣势，而且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开展，短期来看，未来这种局面会更加严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向高端的产业升级就一定会失败，因为中国拥有亚洲“四小龙”不具备的另一个巨大优势，也就是巨大的国家体量。诚然是较小的体量使得“四小龙”可以依靠少数几个优势产业就可以使得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地区水平，但是也使得“四小龙”的不可能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容易受到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中国大陆想要让全中国14亿人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乃至更高的收入水平，就必然要在更多的产业乃至全产业上都占据优势地位。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全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也不过12亿，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挤压已有的通过技术垄断从全世界获得超额利润的发达国家的利益，这也是我们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
巨大的体量一方面使得中国想要让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达到亚洲“四小龙”的水平需要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巨大的规模使得国家有能力通过资金的不断投资来支撑独立自主的产业升级。对于高附加值的产业比如盾构机，面板行业等我国都已经通过几百亿上千亿的投资逐步在产业内获得了优势，打破了发达国家垄断，而半导体制造，大飞机制造等我国也开始通过巨量的资金投入进行扶持。这种规模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需要拥有富裕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做到。而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中能做到的也只有中国，2021年中国17.7万亿美元的GDP超过了整个非洲GDP的6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相信国际经济领域的关键产业与核心技术终将被我们攻克，中国也必将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亦步亦趋地完全模仿，但是我们也要自信，中国拥有相似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以及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可能会遇到外部不利条件的干扰，但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一步步地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相信只要坚定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四个自信，中国的发展必将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然会在我们的手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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