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影响盈余管理吗——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李小青 王聪枞 叶晓丹

1.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3.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

上市公司的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拟从顶层设计层面系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的问题较突出，最直接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美化财务报表，满足自身利益需求。如乐视网为维持经营业绩通过无形资产摊销、坏账准备计提、复杂关联方交易等手段操纵盈余信息，进行盈余管理；
诸多ST公司在面临退市风险警告时，通过操纵资产减值损失、非正常损益等方式篡改盈余信息，以实现脱星摘帽、避免强制退市的目的。如何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董事会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财务会计和公司治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盈余管理研究大多假设董事会成员地位是同质的，但是此种假设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基于董事个体间权威的不平衡性，产生低位成员对高位成员的尊敬与服从，而高位成员为维护其声誉资本会加强对低位成员的领导，从而在董事会中形成一种隐形的层级秩序，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近年来，因社会资本差异而引致的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陈仕华和张瑞彬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董事异议的影响，Jeeran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张耀伟等则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谢永珍等分析了董事会决策行为强度在董事地位层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绩效、资本结构、董事异议、风险承担、股价崩盘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是研究公司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有盈余管理研究多从董事会正式结构出发，研究董事会规模、会议频率、独立董事比例、CEO二元性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董事会正式结构要素通常通过影响一人一票的正式决策制度影响盈余管理行为，而传统的一人一票决策程序不利于协调冲突并达成一致意见，忽视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难以准确刻画董事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然而，在本文的文献检索范围内，鲜有学者针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视角，运用关系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马壮等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会抑制经理人盈余管理行为，而于忠泊等、Gao等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会加剧经理人盈余管理行为。为此，本文进一步选取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调节作用。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其专业性程度可分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本文进一步选择审计师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不同审计师身份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创新之处：一是在董事会成员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关系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并发现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丰富了关系文化背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相关研究成果，为考察盈余管理的前置因素提供了新视角。二是系统考察了董事会这一内部治理要素与媒体关注度、审计师身份两个外部治理因素对盈余管理的联合作用，有助于全面认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对已有董事会治理和盈余管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一）相关理论分析

关系契约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在长期交往中会逐渐基于信任而形成一种社会关系，该关系不需要法律或社会规范的约束与制衡，强调个体的主动服从。董事会正式决策制度存在一定缺陷，不能有效缓解成员之间的决策冲突，此时需要依赖非正式层级的协调。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高位成员会加大与低位成员的双向互动，社会资本较强的董事其领导力明显优于社会资本较弱的董事，同时其专业知识、社会经验、履职强度以及社会责任明显优于社会资本较弱的董事，因此这种隐形领导能力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有效发挥董事会内部监督职能，及时发现经理人的财务信息舞弊，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利于公司所有者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督。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以及管理层绩效与企业业绩直接挂钩，使管理层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盈余管理。当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出现冲突时，多数管理层会倾向于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为一种隐形秩序，因其高位成员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社会经验等综合能力，有助于董事会监督和战略参与职能的有效发挥，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管理层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二）研究假设提出

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

关系契约理论认为董事会中基于较强社会资本形成的高位成员为强化其资源优势和维护其声誉资本，会加强对低位成员领导，而低位成员也会基于对高位成员能力与资源的信任和仰慕而服从高位成员的领导，从而在董事会中形成相对“和谐”的氛围。在此种相对“和谐”的氛围下有利于建设性对话的产生，提高了董事主动合作意愿，缓解决策过程中矛盾冲突，提高了董事会成员履职强度。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较低时会因缺乏高位成员的领导而使成员之间的互动变得盲从、低效，增加决策“过程损失”，降低决策质量。董事的监督活动大多取决于他们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理解，而社会资本较强的董事通常具有丰富的会计、金融知识，更容易对公司财务信息实行有效监督。当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时，董事会决策效率越高，高位成员基于较强的专业优势更容易发现财务舞弊，缓解董事与经理人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2.媒体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媒体作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扮演政府与公众互动平台的角色，其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能够快速将企业经营状况置于“聚光灯”下，便于政府、投资人以及利益相关者审视公司财务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媒体基于商业利益和市场需求，倾向于报道负面新闻以博取社会公众关注。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一方面会降低投资者投资信心，增加股价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引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而公司经理人的薪酬、声誉与经营业绩直接相关，为维护其经济利益，外部媒体报道会加剧经理人篡改公司财务信息，加剧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会吸引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介入，引致公司董事对经理人的问责，加剧经理人与董事之间的矛盾，经理人为减少与公司所有权人之间的矛盾，会加剧盈余管理行为，以降低外部媒体的不利报道，减少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介入。综上论述，基于市场压力假说，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公司和个人声誉受损，经理人可能会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段加剧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为一种隐性非制度化层级秩序，主要通过高低位成员间的双向互动等情感因素加强董事会监督作用的发挥，但此种监督作用远小于外部媒体关注度对经理人的激化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当媒体关注度较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以上论证，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媒体关注度较高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会减弱。

3.审计师身份的调节作用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为降低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公司通常会选用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审计师就其身份来源不同，可分为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丰富的审计资源，其同行评审能力和信息技术投资都高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已有研究表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公司之间存在较弱的经济依赖关系，并且其审计人员专业能力、综合素质总体高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因其自身的高素质与事务所的高要求使得审计质量明显高于非四大事务所审计师。因此，当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其外部规范化的监督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明显大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作用，此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被明显弱化甚至不再显著；
而当审计师来自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其专业资源优势和审计独立性被明显削弱，严重影响其审计职能的发挥。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主要通过高位成员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加强与低位成员之间的互动，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自非四大的审计师作为与企业具有密切经济依赖关系的外部监督机构，并不会显著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的发挥。基于以上论证，提出以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减弱。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ST和*ST公司，以及盈余管理和其他变量缺失的公司。

计算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所需的董事兼任信息来源于CSMAR数据库，通过手工整理、公式计算得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数据。媒体关注度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的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CFND）。其他董事层面、公司层面的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周军等的方法，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对盈余管理（DA）进行测度，具体见模型（1）—（4）：

首先，计算总应计利润（TA）。

其中TA为i公司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NI为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为i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所有变量都除以t-1年末的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公司规模差异造成的影响。

其次，计算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NDA）。

最后，用总应计利润减去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得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

参照He等的方法，用基尼系数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Gini）进行刻画，具体见模型（5）所示：

模型（5）中y表示个体董事在其他上市公司兼职数量总和，r代表董事兼职数在该公司董事会中的非正式层级排序，n表示董事会规模。基尼系数越大，代表高位成员和低位成员之间的异质性程度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

3.调节变量

媒体关注度（Media）：借鉴周开国等的衡量方法，选择报刊媒体报道数量加一后取自然对数对媒体关注度进行度量。

审计师身份（Big4）：用审计师是否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测度，当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赋值为1，否则为0。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频率、公司规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法治环境、公司成长性。各变量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DA代表企业盈余管理水平，Control代表所有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α为自变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回归系数，α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j为控制变量个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为检验媒体关注度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模型（7）：

为检验审计师是否来自国际四大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作为分组变量，对模型（6）进行分组回归。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均值为0.3180，标准差为0.0431，其均值高于He和Huang研究中的0.2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相对较高。盈余管理DA的均值为0.0608，标准差为0.0877，对比Lo等研究中的DA均值0.009，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较为严重，并且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盈余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表2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所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25，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媒体关注度与盈余管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审计师是否来自国际四大与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媒体关注度可能会加剧盈余管理，而审计师是否来自国际四大可能会抑制盈余管理。此外，VIF在1.41～3.22之间，低于经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主效应回归分析

表4列（1）为主效应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列（2）—（5）为主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的回归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多，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p＜0.01意味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具有显著影响，支持了H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回归系数为-0.1420个，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减少0.1420单位的盈余管理行为，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一个被现有文献忽视了的，但对盈余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通过上述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主效应回归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致。

表4 主效应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2.主效应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PSM）

样本自身特征存在的差异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水平。为减少由于样本自选择而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借鉴Chakravarty的研究，将大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50%分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实验组，小于50%分位数的样本定义为控制组，分别赋值为1和0。选择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10）、企业性质（Soe）、管理层持股比例（Dh）、监事持股比例（Mh）、董事会会议次数（Bmeeting）、企业年龄（Firmage）作为协变量计算倾向得分值，基于相同的倾向得分值进行1：1近邻匹配。

本文进一步用匹配后的样本采用原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列（2）所示。可以看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回归系数为-0.0061，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在控制了样本自选择问题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H1仍然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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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通过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数图对比可以看出，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匹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差异明显缩小，说明选取的匹配变量效果较好，控制组与实验组核密度分布偏离程度显著减小。

图1 核密度函数图

（2）2SLS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H1进行重新检验。儒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男尊女卑”“长幼有别”等思想早已根植于国人思想深处。本文认为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和年龄会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产生影响，因此选择董事会成员性别和董事会成员年龄作为工具变量。2SLS的回归结果见表4中列（3）所示。可以看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的显著性水平p＜0.05，说明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仍然成立。

（3）变更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模型拟合程度在不同情况下的一致性，本文采取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对主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在原有样本的基础上，通过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出1 000子样本，对主效应再次回归，结果见表4列（4）所示。可以看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仍负相关，并且显著性水平p＜0.01，再次支持了H1。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运用修正标准差后的稳健性标准误模型对H1进行检验。表4列（5）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异方差问题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系数为-0.2040，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主效应的回归结果非常稳健。

3.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表5列（1）为将媒体关注度（Media）加入基础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媒体关注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媒体关注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盈余管理现象。列（2）同时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媒体关注度的交互项（Gini×Media）引入回归模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042，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媒体关注度会显著调节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Gini和Gini×Media的回归系数来看，在加入交互项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回归系数由-0.1340变为-0.0042，说明外部媒体关注度会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即媒体关注度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抑制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弱，支持前文H2。

为了检验模型拟合程度在不同情况下的一致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Bootstrap重复抽样1 000次），以及怀特稳健标准误方法对媒体关注度的调节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见表5列（3）—（6）），表明媒体关注度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非常稳健。

表5 媒体关注度调节效应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鉴于审计师是否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对H3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

表6中列（1）、列（2）汇报了对H3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审计师来自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0）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Gini的回归系数为-0.1580，显著性水平p＜0.01；
当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1）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Gini的回归系数为-0.1670，显著性水平p＞0.1。说明当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H3得到支持。本文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Bootstrap技术）重复随机抽样1 000次，对审计师身份的调节效应进行再次检验，结果见列（3）、列（4）列所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6 审计师身份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结论：（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越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2）媒体关注度与盈余管理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媒体关注度较高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会减弱。（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减弱，同时媒体关注度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的替代作用也会减弱。

基于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1）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一人一票的董事会正式决策制度在面对专业性较强的复杂问题决策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基于成员地位差异形成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有助于缓解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发挥高位成员专业和资源优势，提高决策质量与效率，因此上市公司应重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作用，有效发挥董事会内部监督职能。（2）新闻媒体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会加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媒体报道行为，净化企业外部发展环境，创造有助于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外部环境。（3）外部审计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这一内部治理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企业应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内外监督机制发挥最大作用，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具有以下局限有待拓展：和已有研究类似，本文主要针对上市公司更倾向采用的应计盈余管理进行研究，而未对盈余管理的另一种手段真实盈余管理进行考察，未来可以结合真实盈余管理综合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哪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以明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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