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王万松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市空间;资本主义;工人阶级

摘要：恩格斯对工业城市的产生、阶级矛盾的探究和城乡关系的分析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从城市的视角入手，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阶级意识的形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路径与马克思共同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通过揭示工人阶级在城市的遭遇，他将城市的诸多问题整合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批判之中，以便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政治能动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问题的康庄大道。

毫无疑问，就理论的热度来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唯物史观的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及阶级斗争等学说相比，学术界对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的阐释和把握还远远不够，它甚至被长时间地忽视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难以找到明显的以城市为主题的系统理论，有关城市的思想总体上仍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另一种是尽管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化运动在全球的侵蚀和扩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挖掘和梳理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和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卡斯特尔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城市空间”“灵活积累体制”“网络社会”等新概念的介入使得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考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过程中，恩格斯对工业城市的产生、阶级矛盾的探究和城乡关系的分析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重新挖掘和考察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来反观当代城市发展的实践和趋势。

一、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谈起

众所周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根据当时在英国（1842—1844年）的亲身观察、亲历走访、亲自研究大量可靠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经典著作，其中蕴含大量的丰富的城市化思想。对此，马克思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确实，恩格斯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城市的兴起、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诸多灾难的发生结合起来，详细论述了工人阶级在为大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牺牲的同时又面临着极端悲苦的生活境况，揭露了英国自发的城市化运动的巨大矛盾。我们知道，英国的城市化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历史紧密相关，它肇始于18世纪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新技术和新工具的运用引起了产业革命和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机器生产迅速取代了简单的手工劳动，大量农村人口从分散走向集中，小城镇逐渐变成了大城市。

然而，“在19世纪以前，城镇上的各种活动大致是平衡的。虽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动，但是，城镇居民同样也费许多经历从事宗教、艺术、戏剧等活动”[2]461。以纺纱业为例，以前的纺纱织布家庭大都散布在靠近小城镇的农村，他们几乎很少进城，即使织好的布也是交给买办商拿到当地的市场上卖。由于本地市场的需求有限，加之竞争又不激烈，他们不仅能攒下一定的积蓄，而且闲时还能在租赁的土地上耕种。不仅如此，他们无需过度劳动，也没有强制的工作时间，更没有酒馆和赌场引诱他们去过一种不道德的生活，空闲时常常与邻居一起锻炼身体、聊聊家常。可以说，早期的织工们与城镇长期保持一种隔离状态，“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3]283。然而，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第一台珍妮纺纱机，之后经过不断的改良又陆续出现了经线织机、梳棉机、动力织机等机器，这些发明迅速引起了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在生产方式上，机器的发明和改进对手工劳动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胜利。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导致生产费用降低，棉纱产量迅速增多，产品的单位价格降低，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大;另一方面，需要的织工数量快速增加，工资进一步提高，以前的居家工人逐渐离开农村，来到城镇开始了更专业化的织布劳动，他们单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额外的财产，逐渐形成了早期的新兴织工阶级。在市民社会方面，资本主义城市中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像伦敦这样的商业帝都繁华热闹，车来人往，络绎不绝;另一方面，在这繁华的背后不仅暗藏着“貧民窟”，还暴露出人性的丑恶。即使生活在喧闹的城市，街头巷尾和来来往往的人们却形同陌路，谁也不看谁一眼，彼此之间界限明显，这种孤僻冷淡、目中无人的利己主义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还是不同的城市，这种露骨和冷漠的特点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伦敦，而且也能形容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因此，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城市和乡村看法的截然不同，前者代表了利己主义、物质主义、匿名性，后者表现出家庭美德、传统习俗、亲缘性。

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形象呢？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威廉斯认为，“这种形象所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将必然的唯物主义从必然的人性中分离出来，而这种分离不仅体现在工作和休闲、周中和周末、社会和个体的二分法中，也体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4]94。由于人们对这种持久的冲突和分裂在短时期内又束手无策，只好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来解释周围所发生的变革，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好受一点。但是，“在古代，城市从来没有成为新生产方式的摇篮。罗马和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完全是政治的;城市无非就是隶农制生产方式之上的一个行政中心。其内部的斗争可能会破坏这一政治结构，但在旧的废墟之中，并不存在孕育全新生产方式的基础”[4]9。因为古代的城市并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使存在内部的斗争也被内部消耗了，根本无法开启一个新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出现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5]520。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它由众多获得自由的农奴建立起来，大量自由农奴的出现使得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促使早期的商业城市随之兴起，同时也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城乡分离。近代产业革命不仅促进人口频繁流动，而且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机器生产“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5]566。最初，大工业城市只是经济生产的重要腹地，随着不断的发展，其逐渐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时，现实的城乡差异导致在人们的意识中也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城乡分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城乡的分化塑造了人类社会从古代迈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4]9。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克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事实上，它每天都在加强这种对立，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对立的消解是有条件的，“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6]。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补充道：“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7]然而，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和富裕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仍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创建平等的社会制度，改善城乡关系”[8]。

二、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与城市住宅的空间隔离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城市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牺牲是成正比的。恩格斯从伦敦著名的“乌鸦窝”圣詹尔士开始，考察了包括都柏林、爱丁堡、利物浦、诺定昂、格拉斯哥、利兹、曼彻斯特等城市。但是，“不论在哪里，如果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中产阶级区与穷人区之间，在低密度区和高密度区之间，两相做一个比较，发病率与死亡率高的，常常在后者”[2]480 ，这足以揭露出工人阶级在这些城市里所遭受的诸多苦难。一方面，工人们常常衣着破烂、体弱多病，住在紧挨着富人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排水沟，到处是垃圾和污水，天热起来臭气弥漫。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住在同一个“房间”，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因为他们交钱的多寡与住的条件紧密相关。“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是幸运的。”[3]331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下难免道德败坏，即使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也十分常见。另一方面，越靠近资产阶级住宅的地方，不仅店面繁华，而且街道整洁，从他们住宅的高雅环境可以看出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所属的阶级。例如，美丽如画的都柏林和具有雅典之称的爱丁堡，生活在那里的贵族区和贫民区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即使是在海港城市利物浦和工业城市诺定昂，繁华富足的背后仍无法掩盖野蛮和阴暗，工人们大多住在狭窄、潮湿、发霉的地方，常常伴有乞丐、流浪汉、小偷和妓女出没。例如，根据政府派来调查織工状况的官员描述，“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间房屋里面有10个、12个、乃至20个人，有各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在地板上”[3]318-319。

类似的城市还有利兹、布莱德弗德以及靠近曼彻斯特的地方。

曼彻斯特是恩格斯最为熟悉的城市，它属于4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尽管曼彻斯特分为新城和旧城两个部分，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空间的新型隔离和区分，以及阶级之间的隔离感和冷漠感”[9]143。在住的方面，工人区和富人区被严格地分开，即使生活在富人区很多年的人也有可能碰不到工人，更不会走进工人区，因为他们住所的好坏和城市的繁华区域在空间上有密切的关系。从店铺所在的位置就能轻易看出老板的富有程度，最富有的人离工人区最远，他们住在空气新鲜、交通方便、视野开阔的郊外别墅;中等富有的人的住所离工人区也有一定的距离，周围的街道也较为整洁。然而，紧挨着工人区的城市建筑十分随意，既不符合警察的规定，也没有什么规划，房子乱七八糟地挤成一堆。一方面，工人的房东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修建时就精打细算，许多房屋即使成了危楼也不会修缮;另一方面，房客频繁更换，加之大肆破坏，工人们常年生活在脏、乱、差的地方，只有受到流行病的威胁了，卫生警察才来突击检查一下。“不难想象，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3]349在穿的方面，工人们几乎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粗布成了工人服装的典型象征。然而，粗布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又少，工人们的衣服常常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许多爱尔兰的妇女和小孩甚至养成了赤脚走路的习惯。而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大多穿着法兰绒的内衣、护胸、紧身衣和肚兜等高端产品。在吃的方面，尽管英国的大城市里什么都能买到，什么都能吃到，但是这对工人来说却是个例外，他们得到的都是资产阶级丢弃不要的，不仅没钱买好一点的东西，而且工资也是等到所有好东西几乎都被卖光了才发放。此外，由于市场监管不力，惩罚力度不够，甚至很少惩罚，这导致很多小商贩肆无忌惮地将发臭的病死的牲畜卖给贫穷的工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工人们都受着双重的压榨和欺骗，众多商人和厂主毫无良心，大肆掺假欺骗众多的贫苦工人。毫无疑问，工人们只有持续工作才能勉强生存下去，但是没人能保证他们每天都能工作，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继续劳动，社会的残酷和无情立刻向他们暴露出来。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仅十分恶劣，而且时常变动，即使那些过去和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工人，也时常担心明天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深知这个道理，但也无能为力，因为“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3]358。

三、工厂制度的矛盾与城市生活的其他问题

各种机器的突飞猛进使得资本雄厚的厂主们纷纷采用机器生产，并且建立起了极其严格的工厂制度，这极大增加了商品的数量和利润。“慷慨”的老板偶尔也会给工人们多发一些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厂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事实上，机器改进得越好，给工人带来的后果也就越严重。因为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这些发明反倒使得极少数人占有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失业加剧，生活贫困。机器生产不仅带来了产品数量的迅速增加，而且也导致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因为手工劳动不断被机器代替，原先的工人要是没有更多的价值就不得不被解雇掉，除那些经过长期训练的精纺工能拿到较高的工资外，普通纺工的工资普遍很低，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老板解雇。被解雇的这部分工人不但很难继续就业，而且还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更残酷的是，要是哪个老板舍不得改进机器，但又不得不与采用新机器的工厂竞争，那么那个老板的工人就会得到更低的工资，这种情况在棉纺织业最为常见，因为手工织业是一切失业者的最后避难所。一方面，他们人数众多，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差，工资又最少;另一方面，他们住在又脏又破的地方，生活必需品常常是土豆和少量的燕麦粥，几乎没有肉，因此，手织工的生活算得上是最坏的生活。尽管如此，资产阶级还是谎话连篇，他们告诉工人，产品单价降低会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消费量的增加又会促使失业的工人在新的工厂里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决不会告诉工人，这个过程之间还隔着很长的时间。此外，资产阶级将痛苦的织工生活与工厂工人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试图进一步为工厂制度和机器的改进开脱。

其二，道德堕落，犯罪率升高。工厂将男女老少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工人们的相互接触及其性格的扭曲导致许多违背道德的事情频频出现。由于厂主大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加之他们对社会伪善习俗的藐视，厂主往往成了女工身体和美貌的主人，因此，大量年轻的女工常常很早就失去了童贞，城市的大多数妓女也是这样产生的。事实上，在普遍实行机器生产的工业部门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3]425。

其三，身体衰弱，智力下降。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资产者实行残酷的夜班制，白天和夜晚的轮班工作常常使工人的休息时间处于混乱、颠倒、被剥夺的状态。这种可怕的劳动不仅对小孩甚至对成年工人的神经系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而导致身体的迅速衰弱。如果遇到了更加残忍的厂主，由于没有更多可供替换的工人，以便使之前的工人休息一两个小时，他们经常被迫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这样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大批工人身体畸形，其中脊柱和两腿的弯曲最为常见，同时扁平足和骨盆畸形普遍增多，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站着工作。“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身体，比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3]440-441尤其是在纺麻厂和棉纺厂的工人，他们每日工作13个小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上述病症，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得到了利兹城的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弗兰西斯·沙普和具有18年医学工作经历的海依博士的证实[3]438-441。同时，布莱德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法普、德林瓦特、鲍尔、劳顿博士等委员，以及塔夫耐尔爵士、戴维·巴莱博士也曾描述过这种严重的后果[3]439。

此外，恩格斯特别考察了工厂制度给妇女和儿童的生活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例如，像纺织这样的部门，机器生产不再需要大力气的男性工人，手巧灵活的妇女和孩子反倒更能胜任，大量婦女和儿童不断挤占了成年男工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大量男工的失业，同时也加剧了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男工们要么失业，要么就得从头学习其他的技能，导致从事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年青化。例如，“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使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了业的老纺工”[3]427。然而，即使在统计到的大量童工和妇女的数字面前，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仍然试图歪曲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事实上，这种颠倒的秩序至少给妇女和儿童带来了以下几点致命的后果。

（1）孩子无人照管，安全难以保障。由于父母在外工作，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便无人照管，这就难免发生诸如烫伤、淹死、摔死等事件。

（2）母爱缺失，亲情冷淡。为了不被雇主解雇，即使是刚分娩不久的母亲，也不得不扔下还在吃奶的孩子继续到工厂里劳作。因此，孩子们常常营养不良，缺少关爱，致使亲情逐渐冷淡，即使孩子长大了也可能表现出对父母的不满意。

（3）夫妻长期分隔异地，导致家庭破裂。由于夫妻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很长时间不在一起，即使遇到了问题也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矛盾的不断增加，常常导致家庭解体、道德败坏等问题的出现。即使那些勉强保住家庭的人，男子们常常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女人早出晚归，疲惫不堪，正常的家庭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3]432事实上，家庭的解体不过是揭开了那些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谋求大部分甚至全部家产的私人利益的“温情面纱”，自私自利早就战胜了作为家庭纽带的爱。

（4）生活能力下降，未婚女并不比已婚女好。工厂制度下的未婚女从小就在厂里生活劳动，除厂里的特定工作外，什么也不会。女孩们不仅很草率就结了婚，而且常常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即使像日常的洗衣、做饭、看小孩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面对如此颠倒的世界，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逐渐增强，斗争运动也迅速增多;另一方面，工厂法的颁布使得工厂制度的恶果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各地区并没有严格遵照执行，工人们仍然会患各种严重的疾病，义务教育的法令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许多厂主无视法律，继续雇佣童工长时间工作。1839年，10小时法案在工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工人们的呼声更加强烈，同时，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就工厂制度、济贫法、工厂法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不断推动着新的工厂法和其他相关措施的施行。总之，大城市给工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原因在于大城市人口集中，充满各种诱惑，而坏榜样又具有强的传染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酗酒、纵欲、犯罪在大城市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0]。

四、结语

综上所述，恩格斯从城市的视角着手，“将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和工人阶级的意识与政治可能性的到来之间的关键调节器”[9]141，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大量的工人辛勤劳作，但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饱受苦难;另一方面，少数的资产者游手好闲，但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均充裕富足。因此，列宁认为，“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11]。马克思恩格斯试图以实证理论的方式去激发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动性，他们深信大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地方，同时也是反抗和斗争条件最为成熟的地方，因为“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人团体、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12]。确实，当时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爆发了工人运动，他们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浴血奋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当然，“统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13]。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都期待，城市无产阶级有朝一日会自觉地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城市里所表现出的“颠倒镜像”似乎也反映出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城市把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只有在城市中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因为“资本集中、阶级分化加剧的趋势都出现在城市里，所以城市无产者的聚集和普遍贫困更容易促进阶级自觉并催生革命的组织”[4]14。类似这样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得到了重申和强调。可以看到，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的确开辟了一条例外的研究城市空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形成的康庄大道”[9]147-148，为德国尽可能避免发生类似的灾难发出了警告，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3]279。

既然如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是否意味着直接摧毁工厂制度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随着研究的继续，恩格斯对于城市问题的看法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坚决批判”[4]12 。他意识到，工厂制度之所以是罪恶的，是因为支撑它的基础是罪恶的，这个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工厂制度只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鲜活的表象，工人和厂主之间的矛盾只是资本主义总矛盾的一个外在表现，因为这种制度上的矛盾造就了颠倒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人自危。尽管资产阶级想尽办法来麻醉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但是他们的无聊说辞都会被具体的行动所驳斥，因为“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3]274。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予以揭露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或哪种人的控诉，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人类的本性已然扭曲，社会逐渐出现一种畸形的怪象：劳动的人越来越多，却越来越贫穷;不劳动的人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富有;劳动的人越来越慷慨、诚实，不劳动的人越来越自私、虚伪;社会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從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无产阶级必将意识到自己的普遍利益与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冲突，而与全人类相一致，全世界无产者必将联合起来，以解放全人类的利益为己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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