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九十年代的“飞翔”

樊宇婷 周瓒

1998年创刊的民间诗刊《翼》是一本女性诗歌刊物。它从内核上延续了19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对性别意识的坚守;在诗学上则以“好诗”为唯一的标准。创刊至今的20多年间，《翼》给人一种在沉默中缓慢勇进的印象。说它缓慢，是因为它并不追求轰动效应，也无意于逐热跟风;说她勇进，一是它在性别话题被关注、被压抑，甚至被污名化的各种情境中都一直坚守写作中的性别意识;二是它对于诗歌始终抱有严肃和实验的态度，在对诗歌走向剧场等综合艺术探索中彰显了先锋性。《翼》诗群自觉探索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在写作中践行了九十年代以来对及物性、词语诗学等命题的关注。同时，她们重视诗歌翻译，专设译诗栏目，不仅带来题材的新鲜感、语言的陌生化，更在声音上引领诗人译者在自身的写作中与原诗共振。可以说，《翼》的创作实绩代表了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面向与特色。感谢《翼》创刊人之一、诗人、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周瓒研究员接受采访，并对本访谈录进行了审阅和订正。

女性主义·女性诗歌·女性写作

樊宇婷：诗人翟永明在《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一书“自序”中曾谈及在要表达自己的女性意识，或者透过性别差异的事实，言说某些观点时，会“冒着被扣上‘女权主义’这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已近乎被妖魔化了的帽子（哪怕现在已正本清源被叫作‘女性主义’）”，与通过自己的认识去看清一部分被遮蔽的女性历史相比，她选择不去避讳这种称呼。您致力于女性诗歌的写作、译介，可能也会面临这种称呼，您会有什么反应？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与如今听到会有不同反应吗？如果有变化，这中间的心理演变是如何发生的？

周瓒：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大约是在大学时代，接触1980年代兴起的女性诗歌时，不过，当时应该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影响源，即现代西方文化思想理论的概念来理解的，并未有更多切身的感触。但当我1993年在北大求学，研究生期间第一堂课上，听了戴锦华老师（她当时给研究生开设“女性文学专题”课）对“女性主义”的讲解，她讲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或被塑造而成的）”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于是，我开始大量、系统地阅读波伏娃、伍尔夫等女作家的作品，也开始读女性主义理论家、学者们的著作，同时反思自己的成长，并试图理解其他女性被塑造的过程。我折服于她们的思想，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

当然，“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一直遭遇到被曲解和妖魔化的情况。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或许谈不上概念的“正本清源”，因为它们只是对同一个英文单词的不同翻译而已，译者的取义各有侧重，不是谁对谁错的差别和选择其一的问题，或许，这两个汉语概念可以并存。假如“女权主义”强调女性权益、权利，那么，一旦已经拥有的权利丧失，女性有必要继续为再次获得而努力;如果在《翼》创办的时期，我已明确认同了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想主张，因此当然不会避讳这个称呼。也或者，在1990年代，女性主义还多少是能够获得较为包容的态度，及被理解程度较高的思想资源。然而，进入21世纪，头十年间，大众消费文化开始斩获市场份额，女性主义开始遭遇到两种不同方向的曲解和误读。一种是来自男权文化的望文生义的反感;一种来自消费主义式的女性急功近利的拥抱。二者之间的共同性是都对女性主义采取简单、功利的态度，他们不去考辩女性主义思想资源的来龙去脉并比照当下性别状况，而是“去政治化”地把女性主义理解为一种激进话语态度。

樊宇婷：女性写作除了身份认同外，依据您的写作经验及对女性诗歌的阅读，您认为若从诗歌自身出发，女性书写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关联？

周瓒：当然存在着联系。女性书写者中的优异者形成了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学习的。如果举中国女性诗歌的例子，“翼”群体直接受益于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热，这是《翼》的编者的共识。另外，你也知道的，一个名叫“女子诗报”的女诗人群体，她们早先也延续着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传承，只是如今她们的理论立场似乎不再清晰明确而已，虽然她们作为一个群体也还存在着。

另外，女性写作者之间的关联也是我们需要去发现和建构的一个过程，一项事业，通过写作和批评实践。我自认为这也是“翼”的责任之一。

樊宇婷：有人描述中国女性诗歌经过了一个从普拉斯到毕肖普的过程？您怎么看？

周瓒：挺有意思的描述。有一些道理，不失为一种直觉性的理解。但仅止于修辭表述，如果细细辨析，恐怕就不那么靠谱了。

樊宇婷：您在《翼》创刊号《回答穆青的六个问题》中阐述了对“性别”与“写作”的认识，“忠实于自我经验的女性作家会把性别意识带到写作之中”，但“迷惑于身份确定而进入性别话题的写作，可能恰恰是最不清醒的性别写作”。随后，在第三期《女性诗歌：可能的飞翔 关于〈翼〉的对话》中重申“性别意义也必须通过写作而获得”。我是否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写作”大于“性别”的理念？

周瓒：比较“写作”与“性别”孰重孰轻，并不是我在以上表述里想要实现的目的，而且，这两个概念也隶属不同的批评范畴。“写作”联系着诗人和作家的社会行为以及文学的功能，在当代少数优秀的先锋诗人那里，写作与使命感、现实感和文学的可能性等因素紧密关联。“性别”则在另一个维度上内蕴于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无论他/她写作与否。对于写作着的诗人和作家来说，注意，我这里没有单指女诗人和女作家，对性别问题（广义而言是身份认同）的思考，决定了他/她在思想上能走多远。

樊宇婷：您在探讨女性写作的问题上一直有着很强的辨析与警惕意识。当我读到“已经享受着女性解放带来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机会有条件写作的女性作者们，尤其要反思自己说话的立场和位置，去历史化的讨论只能使讨论者沦为新的女性压迫的帮凶”（周瓒《女性诗歌：进入讨论的几个前提说明》），除了为这种表述中包含的的关怀意识动容，也被一种清醒和文字中内蕴的纠正力量所震撼。今天性别意识在女性写作中似乎有淡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解放完成了它的使命，作为女性写作者反倒要更警惕一种声音被引导或被淹没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否同意在女性写作中女性意识是一种持久甚至说是永恒的坚守？

周瓒：完全同意。

樊宇婷：您曾经反思过“作为性别群体的女诗人通过写作究竟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做些什么的问题”并认为“女性诗歌写作需要的是主体意识强烈的‘激浪’，而非奢侈、悠闲的‘畅游’”，就此，您能展开谈谈吗？

周瓒：21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盛行，诗歌中也出现了很多“小女人写作”及相关主张，有的甚至打着女性主义的招牌。概而言之，这是一种非女性主义或反女性主義性质的写作，认同传统的性别观念，自觉扮演小女人的角色，臣服或以一种媚俗的姿态取悦于父权制的方式。有时候，甚至在一些经济和个人生活看似独立的女性身上也有这样的心态和立场。

女性·母亲·自身的历史

樊宇婷：我在《翼》刊中读到一种女性的孤独感，她们对“母亲”有一种依恋，又与她们的历史有一种警惕和拉开距离的意识。当她们从生理上脱离母腹，从空间上离开母亲独居于大城市，或者从心理上产生隔膜乃至最终从时间上永别之后，她们陷入一种孤独（沈木槿《桐乡》、《孤独是经常的事》），您怎么看待这种女性与母亲（历史）的关系？她们会选择横向的“姐妹”情，相互陪伴（《一间屋子——给疏影》温丽姿），这种选择是不是有一种抵抗传统母亲身份和角色的努力？您怎么看女性之间的关系？

周瓒：我还没有从总体上研究过“翼”诗群中的女性意识，是否含有你所说的“女性的孤独感”。或许，你所列举的两位诗人书写了这方面的体验，但也许她们具有某种普遍性。我个人也很重视“女性与母亲（历史）”的关系，即不把母亲当成一种抽象的爱的化身或美的渊源或家国话语的喻体，我倾向于将母亲和女性的历史感相对接。这是女性主体对生命确定性和延续性维度的理解。母亲是具体的，也是需要去加以反思的自我的一部分。“姐妹情谊”也是一个重要话题，“翼”本身是一种认同“姐妹情谊”的诗歌群体，这么理解并不为过。不过，姐妹情谊是否能成为抵抗传统母亲身份和角色的努力，我不会这么直接地理解，大概因诗人和诗作而异吧。

樊宇婷：波伏娃曾讲到伟大的女性作家稀少的原因，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认同母亲角色（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位传统的女性，一个相对的、附属的存在），缺乏抱负、更加顺从现实，而“创造力的源泉就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斗争之中”（西蒙·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波伏娃纵然在批评对母亲不友好的社会权力分工和文化环境等因素，更在提醒女性主观上对传统母亲角色的自觉认同而造成失去与现实抗争的勇气和能力。您怎么看待传统母亲的角色？

周瓒：大概跟在法国或欧洲还不尽相同，传统的母亲角色在中国就是在家庭中主内、相夫教子、无私奉献这样一类对女性的要求与身份限定。显然，进入现代，这已经是被超越了的。在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均受法律保护，女性的才能不仅在家庭里发挥着，也一样服务于社会各领域。今天，我们不仅有女诗人女作家，也有女宇航员了。不仅所谓“诗与远方”属于女性，浩瀚苍穹里也必须有当然也有了女性的身影，难道今天还有人敢要求女性回归传统母亲的角色吗？！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的中国由于生育率的降低，政府已经开始鼓励女性生育，二胎、三胎政策也陆续出台，这种情势下，社会公众势必强化女性养育孩子的责任，传统母亲的角色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鼓励。但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女性要从家庭里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樊宇婷：您怎么看“个人写作”？ 您觉得《翼》诗群是一种群体形式的个人化写作吗（不知可否这么讲）？您的写作有没有一种“承担者”的伦理成分？

周瓒：秉持着独立思考，忠实于个人经验，从个我立场出发，努力揭示普遍的生命体验和存在感的写作，大约可以说是我理解的个人写作。《翼》诗群应该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承担”在我的感觉中，是带有宗教感的体验，一种移情法。我觉得这应该是写作的某种境界，我不会把它预设为写作伦理元素。

樊宇婷：您认为《翼》从1998年创刊至今，这中间有没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和演变的东西？您选诗的标准是什么？

周瓒：持续始终的，有两个方面的标准：性别思考和文学实验态度。选诗的标准：必须是好诗，有意思的诗。

樊宇婷：您在编选刊物时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翼》创刊十年时，出版了《大翼如此·诗丛》第1辑三册：《徒步者的腹语》（伊索尔）、《没有爹》（阿芒）、《假如我呼喊》（旋覆）。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这十年，中国大陆诗歌民刊的生态环境及性质悄然发生了变化。诗歌民刊逐渐自与之构成张力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中滑脱，而挂上商业社会中边缘文化的机车车头，诗歌民刊更倾向于同仁交流性质。”如今您对民刊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对《翼》有什么样的期望？

周瓒：之前主要的困难是没有稳定的资助。“民刊”的存在因为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显示了不一样的价值功能。也许民刊会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诗歌相对而言是一个边缘文体，它也更具激进性，不那么容易很快获得主流文化的接纳。我期待《翼》能够坚持独立的、实验性的文学立场，成为始终保有活跃的性别意识和文化思考的女性写作阵地。

樊宇婷：从创刊至今，几乎每期都有大量翻译，翻译一定对《翼》有很重要的意义，您能谈谈吗？

周瓒：翻译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第一，必须了解国外同行们的写作，她/他们的诗歌观念，关注的问题以及形式的实验等等，都是我们关注的。第二，翻译能够锻炼译者的语言感觉，特别是诗。只有在音乐性这一点上，不同语言的诗人们共同尝试着、实践着。

樊宇婷：您是更倾向于保持《翼》这样一个小圈子的流传现状还是有将它推向正式出版的意愿？

周瓒：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还是保持它这样一个小圈子的流传方式。

樊宇婷：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您和《翼》的其他编辑者是怎么发现和选择翻译对象的，这种识别和选择有什么样的机缘或者途径？

周瓒：既有朋友推荐，也有公开约稿。

樊宇婷：您曾经在采访翟永明时问及她诗歌中的动物，我注意到《翼》诗群好多诗人也喜欢写动物，您的诗中经常写到猫，毕肖普的诗中也有迷人而令人费解的动物意象，您怎么看待女性诗歌中的动物书写？

周瓒：这个或许要放到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或女性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来看。我虽然并非本质主义者，但也倾向于认为女性更亲近自然，我们对大自然、动物都具有着有别于男性的思维态度。男性的那种与自然的对抗性、征服欲或許在女性身上也有，但女性还有其他选择，即视自我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动物建立亲密关系，尤其是那些不具攻击性，温和、弱小的动物。或许，女性在潜意识里认同这些弱小者。所以，动物经常成为她们的书写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樊宇婷：您曾经对诗人身份的演变轨迹做过一个描述，大致是“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这种描述是否包含了女性诗人，如果包含，她们是否完全吻合这个轨迹？对于《翼》诗群，您有怎样的身份定位？它更倾向于一种独立性还是同时兼具对抗（庞大的男性书写）的气质？

周瓒：应该包含了女性诗人，但是她们不完全吻合这个轨迹。或许，她们并没有过成为文化精英的例子，在中国。我期待中的“女性诗歌”应该是独立的，可以对抗强大的、带有男权色彩的男性书写，但在对抗中又有与之对话的能力。简单而言，我并非性别分离主义者，女性诗歌不可能自外于诗歌传统和诗歌现场，她对抗的是父权制中对女性的各种压迫和宰制话语。她也呼吁真正关注女性命运，反思乃至批判父权制的男性诗人和思想家。

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

樊宇婷：您怎么看待《翼》诗群中的“身体”元素书写？您怎么评价“下半身”写作？您对这种类型的诗歌选入时会有底线吗？

周瓒：“身体”元素的书写，在《翼》的诗群中其实挺多样的。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阿芒是一种，唐丹鸿是另一种。关于“下半身”写作，之前有个讨论，收在《挣脱沉默之后》一书中，可参看。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写下半身是个道德问题，我的底线是诗到底好不好。

樊宇婷：您在访谈中多次讨论到诗歌和身体的关系，提出一种身体写作的“文体”，我认为这个观念与一直以来纠结在将身体作为写作题材上的争论不同，很有先锋性。您认为身体在写作中的位置或功能分两种，一种是写身体，即将身体作为题材，一种是“写作可能像身体般直接、自然、灵敏，也会像身体般做作、迟钝和衰弱”（《诗坛热点问答录》）。后来您又更明晰地引入“身体写作的文体”的概念，“身体写作的文体，指的是那种流动的、无拘束的、片断式的文体，像罗兰·巴特、西苏、伊利格瑞的随笔，这种文体被不少法国文学家实践过，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汉语文学中，这类文字还很少，几乎没有。下半身根本算不上这一意义上的身体写作”（《访谈：“我想象有一位双面缪斯……”》）。尽管这些论述已经过去十多年，但我觉得仍然是我读到的国内现有对身体写作的讨论中最为前沿的思考。今天，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已成为历史话题，但身体作为一种文体的提法充满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对此，您是否有新的补充？

周瓒：你的感觉很敏锐，确实，作为一种文体的身体写作是更贴近身体本质的写作，假如我们想象身体有一种本质的话。这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观念，至于它有没有在汉语文学中成为现实，还得拭目以待。

樊宇婷：我第一次接触到您的诗歌是阅读西渡、郭骅编的《先锋诗歌档案》，里面收了《灵魂和她的伴侣》《翼》等，并附有音频，当时听到这种冷静的陈述性的朗读感觉非常不一样，不管是语速还是声音中的情绪。后来读到您对自己诗歌声音的描述是“一种有节制的谈话声”，觉得十分对应。您是怎样寻找到自己的诗歌的声音特点的？

周瓒：这很是写作者的秘密。我相信，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在写作生涯的早期就会遭遇他/她自己的声音特点，这意味着他/她的成熟，因为它使他/她区别于其他的人，包括同行。

樊宇婷：我发现您的诗歌中有一些钟爱的词语“飞翔”（滑行、飞行）、“节拍”、“轻逸”、“隐秘”（隐蔽）、“对称”（平衡），您是怎么看待诗歌写作中的“词语”的？

周瓒：词语就是诗歌中的翅膀、引擎、加速器，或者所有能够展现飞翔感的元素。诗歌中，词语是有分量、重量的，也是有色彩的，更是有神秘指向性的谶一样的事物。

樊宇婷：您怎么看待诗歌“音节”与“声律”和“音乐性”？在您的写作中怎样处理？您评价阿芒带有即兴感、游戏色彩的在线写作有“利用汉语同音词制造张力”的效果（如《打打打打打》），您喜欢这种借助电脑创作中因输入词语预期与结果的非对应而产生的“诗味”吗？

周瓒：这个问题有点大。一时不可能答得很全面。前一个问题我暂时不答吧。就说第二个。我自己也会借助电脑词语联想功能而产生的意外效果进行写作。因为诗歌说到底是语言游戏的一种高级方式，很多即兴产生的效果都能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成为诗人随手拿来的元素。这样产生的“诗味”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诗味，它可以引人莞尔，有时候也会带出意外的妙句、奇思。

樊宇婷：释读诗歌是一门艺术，是对解读者综合能力的考验，包括想象力、语言的敏感度、经验的丰富性等。您自己的诗歌有被解读的（如张桃州《黑暗中的舞者——周瓒诗印象》），您也有作为读者解读诗歌的作品（如解读翟永明《在古代》、西渡《蛇》等）。作为诗人，您期待的理想的解读文本是怎样的？您觉得读者在理解一首诗的时候应该怎样看待诗人的自我解说？譬如，缺少写诗经验的我，在理解您的一些诗歌时，您的文章和访谈等呈现的主张和态度就对我帮助不少。

周瓒：我理想的诗歌解读文本也许是诗人解诗的文本，比如艾略特、布罗茨基、希尼、帕斯写的一些批评文字和散文，不过，优秀学者写的读诗文章也很不错，比如海伦·文德勒，想必你也读过她的书，最近几年译介了好几种。我理解你的困惑，即便是有写诗经验的我，解诗的时候也需要借助广泛阅读。

樊宇婷：您还有一个相对于诗人、批评家、学者之外的身份，作为戏剧工作者的周瓒，翻看您的豆瓣小站，有7张演出剧照，您演过赌徒、老年痴呆症患者、刑天等角色，您还改编过多种剧本（《吃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参与剧本创作与表演对您的诗歌写作来讲意味着什么？

周瓒：冲破各种边界，打开认知视野，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经验领域，这些对于写作者来讲，永远是令人着迷的。这也是写作动力源之一。

诗歌史视野·诗人批评

樊宇婷：上世纪20年代穆木天提出“诗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王独清也宣称“不但诗是最忌说明的，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求人了解的诗人，……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新诗的“晦涩”问题可谓发端已久，您怎么看待诗歌中的“晦涩”？您觉得“晦涩”与词语的音乐性有什么样的关系？“女性诗歌”里的“晦涩”是否有一些特点？

周瓒：诗的晦涩也是由诗的性质决定的。诗的语言不是我们日常用于交往功能的实用语言，而是致力于呈现美和独特感受性的非实用性质的语言。瓦雷里曾经要求我们看到“诗歌具有一种改变语言功能的决心”。“晦涩”和词语的音乐性既相关也不相关。“晦涩”本是就诗的意义而言的，为了考虑诗歌的声音之优美而进行的词语联想进而造成的意义晦涩，是有可能的，但不尽然。女性诗歌的晦涩特点，我没有专门研究过。

樊宇婷：“诗歌如何介入当代现实？”是一个老问题，您曾在文章（《“诗歌如何介入当代现实？”——以〈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为例，从新诗的剧场实践谈起》）中提到，您有点反感那种混淆历史和现实的“见证”的诗歌，而认同墨西哥诗人帕斯对现实的理解“现实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始终期待着我们去发明的存在”，您认为“现实，正如我们所能领会的，是在永恒的流动性支配下，人有意识的捕捉与创造”。这样来看，现实成为一个敞开的概念，多样而偶然，这样的现实似乎因人而异，充满个人化和创造性特点，而与所谓的客观现实有所区别？

周瓒：“客观现实”作为一种提法，“客观”修饰的“现实”预设了现实的既定性，就好像有一种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现实那样。当然，在哲学层面，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对于写作者而言，现实如我所理解的，带有更强烈的建构特征，即便一個认定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作者，他/她写下的一切也都是建构出来的，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的。换言之，始终需要发问的是：存在一种客观现实吗？

樊宇婷：新诗诞生加之印刷术的发展，诗歌告别传统的“诵读”，转向纸面的孤独个体的“默读”，如今您在诗歌走向剧场方面的努力似乎又为诗歌打开了一个阅读向度，您觉得对于当代诗歌，怎样的阅读是有效的？

周瓒：不是为了娱情乐兴和消愁谴恨的阅读，不是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个诗歌公号文章就万事大吉的阅读，不是读了一首诗而不去关心这个诗人的其他诗或其他诗人的诗的偶然阅读，不是为了装文艺而买轻浅化了的诗歌读本的阅读，以上都不是有效的诗歌阅读。反之，仍然读诗，一直找不同类型的诗歌读，读诗成为一种精神需要的阅读，这是有效的阅读。

樊宇婷：诗人与批评家身份重叠，对于外部（缺乏写诗经验的评论者）评论来讲，存在一个寻找通道与诗人写作讳莫如深的核心部分对接的有效性问题，如果这种对接失效或偏差会造成批评的无力感，而诗人之间的访谈或批评更加敏锐、入扣，但诗人批评的优质扩张可能更会对外界进入诗歌批评造成压力和畏怯，最终是否会形成诗人互相阐释的局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周瓒：你考虑到的是最坏的情况。我不认为会造成那种“诗人互相阐释的局面”。事实上，现在也出现了不少并非诗人的批评家、学院中的学者型批评家、媒体批评家（书评人等），我觉得今后也会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批评家。

樊宇婷：您曾在《翻译与性别视域里的自白诗》一文中谈及普拉斯的自白诗在译作很少的情况下如何影响了中国诗人和批评家的叙述，您在这两种吸收中敏锐地发现了作为诗人的读者和作为批评家的读者创造性的差异。您作为读者在阅读诗歌和您作为批评家写作关于一首诗的批评文字时，是否也存在某种视点的转化？

周瓒：用“转化”描述可能不那么准确，因为作为读者和作为批评家的我也没有给自己的大脑布置两个频道，或分裂出两个自我，一个叫诗歌读者，一个叫批评家，来回切换，采用着迥异的视点。不过，我理解你的疑虑，因为正如凭着几首有限的译诗，普拉斯影响了一代中国女性写作那样，这个现象本身就让人产生好奇与探究的冲动。设想一下，一个批评家读了同样那几首普拉斯，肯定较难产生写诗的念头，顶多唤来心中那个批评审视的自我，掂量一下普拉斯的重要性，诗的特征吧。所以，读诗时的我，也即诗人般的阅读，是迎接着诗的激发的、感受性敞开的，想要去应和这首诗和诗人的我。确实，这让我想起中国诗歌中的酬唱传统，也许，潜在地，在阅读诗歌时，诗人就是一个潜在的酬唱者、应和者，他/她预备着要写一首诗，与他/她正阅读的这首诗和诗人进行比赛和礼答。但，批评家肯定就没有这种心思。

（作者单位：樊宇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周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菱

猜你喜欢 女性主义飞翔诗人 飞翔（上）雪豆月读·低年级(2021年9期)2021-09-13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书屋(2020年9期)2020-09-23Feminism in The Princess Focused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ess and Her Father校园英语·下旬(2019年8期)2019-10-07“诗人”老爸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9年8期)2019-08-27愤怒西部(2018年6期)2018-12-27飞翔的鸽子小朋友·快乐手工(2015年5期)2015-06-06好梦飞翔艺海(2014年5期)2014-07-05想当诗人的小老鼠红领巾·萌芽(2009年10期)2009-12-03Ｎｏ．３　最佳小诗人小学生时代·大嘴英语(2006年6期)2006-07-01女性主义的东方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5期)2004-04-20

推荐访问: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