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作品出发探讨基层干部的维稳艺术及对现实的启发
时间：2021-06-08 16:03: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较多采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和方法，鲜有运用文学视角，但并不代表没有或不能作此尝试。本文依据德怀特·沃尔多的观点，运用文学视角，从贾平凹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带灯》出发，探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基层干部的维稳艺术，同时揭露和反映现实中基层维稳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用以指导实践。
关键词：《带灯》 基层干部 保障民权 目标管理 源头预防
一、从文学作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著名的公共管理专家德怀特·沃尔多在1956年出版的《公共行政的视野》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行政学是比较晚近的学说，从其他学科和视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相应的，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模式来研究和认识行政学，其中便包括文学的视角。沃尔多总结了从文学的视角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的诸多好处：“首先，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对理性的知识有感性的体会，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其次，从文学中可以学到一些独特的东西，通过文学我们可以扩大个人的经验，有关行政方面的文学可以扩展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第三，通过文学，我们知道普通人是怎样看待行政和管理者的，而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或者实践者，我们往往会忽视普通人的视角。第四，从文学中可以得到情绪的宣泄，使专业研究增加趣味性。第五，可以获得职业上的谦虚。第六，从文学中可以对决策的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因素有所了解。最后，从文学中也许可以获得从专业著作中无法获得的智慧。”[1] 尽管文学与公共管理两个学科差异较大，但是德怀特·沃尔多的这一观点不仅肯定了文学的作用，也给予我们从文学作品出发研究公共管理问题的信心。
（二）文学作品的现实叙事
贾平凹，生在农村，长在農村，经常到农村走访，对农村的生存状态非常熟悉，作品也以农村题材居多，《带灯》是其中的典型。在《带灯·后记》中，贾平凹这样说“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先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2]贾平凹运用写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讲述了“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一位在秦岭地区的樱镇政府综治办工作的女大学生带灯的工作和生活，并围绕其负责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综治办”）的维稳工作，展开一系列故事……主人公带灯是依据一名在综治办工作的经常给作者写信和发短信倾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乡镇女干部为原型塑造的文学形象。小说现实感极强，从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视角，反映和演绎了乡镇干部在信访维稳工作上的艺术。
二、文学作品中基层干部的维稳艺术
（一）釜底抽薪——保障民生
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维护稳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是坚决不可动摇的。安全稳定工作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是重中之重，从根本上说，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因此只有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地解决上访问题，保障人民权益，稳定的局面才会随之而来。
在《带灯》中，综治办主任带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为上访户和老百姓维权和谋利。西川村村长将低保名额给亲戚，导致真正困难的家庭无法获得保障，带灯拒不受理，直至村长把名额更换。东岔沟村的十几个壮丁到大矿区打工侯患上矽肺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生活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带灯发现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帮助他们反映问题，带领他们办理各种维权手续，最终帮他们索求到一定赔偿。下乡走访，遇到生活困难的老百姓，带灯经常自掏腰包、合理利用救济款缓解其压力，领大夫给村民看病，带领妇女们摘苹果挣钱、在集市上支持困难伙计的小生意。
保障民权，是每一位基层干部的责任和使命，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但并不是每一个基层干部都能做到把民生、民权放在第一位。樱镇书记要政绩、要发展，一直致力于以大工厂项目为梁桥打通仕途，他的信条是“民主不是我能做到的，但我必须要稳定。法治也不是我能做到的，但我可以尽力亲民。清廉我不敢说怎样怎样，但我绝对强调效率。公平我也不该说怎样怎样，但我努力在改善。”[2] 这种在改革的道路上一味追求发展不能兼顾公平的做法，尽管会带来GDP的增长和政绩的突出，也将伴生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拆迁、养老、财务纠纷等问题，同时，伴随着群众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各地上访人员也有所增加，维稳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也消解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二）有的放矢——目标管理
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目标管理法”。他指出： “要使服务机构把工作做好，并不需要‘伟大的人物’，而需要的倒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与一个企业机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3] 目标管理是从目标确定、实施到实现的管理过程。目标管理运用于政府部门日常工作同样具有可行性、操作性和指向性，通过制定目标，可以明确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通过细化目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难度。
《带灯》中，乡镇政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适时制定和调整本年度的责任目标，认真梳理本年度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本年度的责任目标是：一、认真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确保本镇公众安全指数达到95%以上。二、全年不发生进京、赴省、到市的集体访，非正常访和重访事件。不发生在全县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刑事治安事件、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案件，有重大影响的邪教组织活动、党员干部和基层执法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事故。三、认真按照规定进行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率达百分之百。信访案件按期办结率达百分之百，省市县交办的案件息率诉率达百分之百。四、加大防范、打击、整治力度，治安、乱点整治合格率达百分之百。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两抢一盗犯罪案件较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二十。破案数高于上年。不发生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五、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六、深化和巩固平安、和谐、小康的‘三村’、‘三产’成果，树立典型、以点带面，确保稳定和谐。”[2] 抛开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不谈，单就责任目标制定来说，综治办的目标制定必要而紧迫。要实现综治办的责任目标，完成绩效考核，就要将大目标细化，将其分解为一个个看得见的、可操作的小目标。在此基础上，综治办又将全镇的矛盾和纠纷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筛查，共计38项。其中：土地纠纷8起，社会治安事件2起，政策补偿款、救济款问题5项，赔偿问题6项，干部作风问题8项，邻里矛盾问题9项。这些矛盾看似杂乱无章、纷繁复杂，只要将每一个矛盾梳理清楚，就能找到妥善处理的途径，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工作进展，维稳工作扎实推进，效果显著。
